张斌：面对间歇性疫情冲击，如何打好经济持久战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间歇性的疫情冲击和由此带来的负反馈机制都会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尤其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难以承受之重。我国需要采取积极干预措施，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持久战。
持久战需要完善制度建设，通过更合理的制度把工作落实在四个方面：精准防控、受损补偿、稳住需求、开放市场。
防止疫情大面积传播的落脚点是精准防控，这有赖于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管理。需要总结先进经验，制定行之有效的疫情管控制度和方法，还需要尽可能地排除各种情绪的影响。
针对在疫情中损失惨重的企业和个体户，要有制度性的受损补偿办法，以事前告知的补偿方式稳定企业预期。每个地方的疫情防控事关全国大局，由此带来的财政支出也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纳入中央财政支出。
内需不足成为疫情冲击过后经济恢复最突出的难题。在稳定需求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合理的政策工具配合是近期积极使用货币政策工具，降低利率，保持总需求增长处于合理水平；明后年美联储加息预期强化以后，更多倚重财政政策工具。此外，稳住需求还需要确保金融市场稳定。
开放市场是为了创造新的投资和就业机会。比较而言，我国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这些服务业当中有些由政府主导，有些可以交给市场，有些可以政府和市场两条腿走路。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
”对应新冠疫情的经济持久战
文 | 张斌图 / 摄图网
无论是中高风险地区还是低风险地区，全国很多地方的经济运行还在不同程度地承受着疫情防控压力。其中，受损尤其严重的是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体育文娱这些服务业。这些是个体户和小微企业最多的行业，是中低收入人群就业最集中的行业，是大量农民工就业的行业。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收入损失惨重，直到2021年中期也没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7-8月份新一波的疫情冲击下，新一轮的损失有多大还不确定。
上面这些行业是经济上受损的最前线，后面还有受损的二线和三线。全社会的消费、投资都受到影响，财政收入和支出也会跟着受到影响。
关于疫情伤痕效应的研究当中，有研究认为疫情会让人更厌恶风险，让人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消费，这对整体经济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还有研究认为疫情让很多企业关上了门，即便疫情走了，很多企业也不会再开门了——可能是因为担心疫情再次爆发，可能是没本钱再开门，也可能是心灰意懒就此撒手不干。
经济短期内受点伤害不可怕，拉长时间总能补回来。可怕的是疫情和大范围防控措施隔三岔五光顾，挥之不去。新冠病毒不断变种，在全球的传播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又不可能走向全面封闭，中国将不得不面对持续时间较长的间歇性疫情冲击。
间歇性的疫情冲击下，经济受到的伤害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在相加过程中放大。大部分的个体户和小微企业们经得起一轮折腾，经不起几轮折腾。消费热情会变，投资信心会变，这些变化之间又会形成负反馈机制，放大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间歇性的疫情冲击和由此带来的负反馈机制都会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尤其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难以承受之重。需要采取积极干预措施，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持久战。持久战需要完善制度建设，通过更合理的制度把工作落实在四个方面：精准防控、受损补偿、稳住需求、开放市场。
落脚点是精准防控。
精准防控有赖于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管理。经历了一年多的疫情防控实践，需要总结经验，特别是精准防控做得比较好的地区的先进经验，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疫情管控制度和方法。全国各地参照这套制度和方法制定疫情管控措施，可以在疫情防控专家专业意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新冠疫情带来的不仅是病毒，也点燃了各种焦虑情绪和其他各种极端情绪。防控疫情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尽可能地排除各种情绪的影响。相信专家意见，相信科学，用专业知识主导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进程，才能做到精准防控。
补偿方式需要包括多个维度，包括但不限于针对特定期间的企业员工就业补贴、企业房租补贴、企业税费减免、企业无息贷款和延期还款政策等。
政府会因为补贴承担一定的财政支出，换来的是企业破产和失业数量的下降，换来的是GDP损失的下降，换来的是稳定的预期和社会安定。这是政府最需要花钱也最应该花钱的地方。每个地方的疫情防控事关全国大局，由此带来的财政支出也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纳入中央财政支出。
不必担心由此带来的财政支出增加会让公共财政不堪重负。抗击疫情相关的财政支出留住了能创造收入的企业和就业，留住了GDP和税源。如果没有这些支出，GDP和税源损失惨重，公共财政负担也许更重。
疫情防控期间，财政收支缺口放大和政府增发债券再自然不过，中国政府债券受到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高度欢迎，是市场上无可争议的无风险资产，足以说明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公共财政的信心。
就中国过去一年多的情况来看，疫情防控紧张的时候，经济活动受到限制，供给和需求都陷入停滞。随着疫情慢慢消退，供给的恢复相对顺利，需求的恢复更加困难，特别是消费恢复很吃力，内需不足成为疫情冲击过后经济恢复最突出的难题。
保持需求合理增长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有力的政策手段。判断总需求是否在合理水平上，关键要看两类指标，一是反映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总体价格水平，比较而言，核心CPI比CPI和PPI更合适，核心CPI与企业经营业绩、经济景气指数和就业都有更高的相关性。CPI和PPI容易受到个别商品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反映总需求状况时，有时候会失真。二是就业情况，不仅要看失业率，也要看劳动参与率与工资增速。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宏观经济管理当局设定明确的核心CPI目标和就业目标，更有助于引导市场判断未来正常的调整方向，引导市场预期，让政策和市场朝着一个方向使劲，而不是相互博弈。
保持总需求增长的政策手段包括了货币政策、预算内的财政政策，以及未纳入预算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种举债和支出活动。需求低迷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和预算内的财政支出都应该保持积极态度，形成政策合力。
今年1-6月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增长4.5%，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正处于风险化解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增量得到严格控制，地方国有企业融资的信用利差也显著增加。从总需求政策管理的政策组合角度看，政府主导的支出增长处于低位，对内需增长难有贡献，即便下半年加快财政预算支出的执行力度和专项债发行，也不足以稳住需求。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降低利率，保持总需求增长处于合理水平。
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处于有利的窗口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前仍处于极端宽松时期，未来将逐步收紧。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之前，国内采取积极货币政策不会面临大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反而有利于熨平短期资本过度流入中国和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一旦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我国再采取积极货币政策将遇到较大的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力，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受到限制。
在稳定需求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合理的政策工具配合是近期积极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明后年美联储加息预期强化以后更多倚重财政政策工具。
稳住需求还需要确保金融市场稳定。疫情给很多企业带来了现金流损失，新伤旧疾加在一起，会让很多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坏账率和债券风险溢价随之上升。个别企业和金融机构出问题无伤大局，但要及时防止流动性危机的扩散，阻断风险的蔓延。
我国在制造业领域较好地实现了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这几十年实现的成果有目共睹，中国正在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比较而言，我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需要改善的余地，特别是教育、医疗、科研、金融服务、社会保障、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等。
这些服务业当中有些由政府主导，有些可以交给市场，有些可以政府和市场两条腿走路。交给政府需要有完善的问责机制，需要让消费者评价服务有没有做好；交给市场需要有公平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政府需要尽可能充分挖掘市场在改善供给方面的巨大潜力，多给市场留些机会。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