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深度前瞻中国下一个十年，蔡昉领衔《双循环论纲》解读新发展格局
回顾这几年的国民经济，从地产、金融、互联网到教育行业等涉及民生的各行各业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成为民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这些行业的变革遵循什么样的发展逻辑？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宏观政策指导？这些行业未来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近日，由蔡昉领衔，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农业发展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十三位专家联袂撰写的《双循环论纲》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社科院原创研究成果，为读者解读当前国民经济领域重要趋势的同时，也深刻分析了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发展逻辑。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年9月
本书重点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总需求带来的重要影响。在比较国际经验后，作者指出，葡萄牙、日本、希腊和意大利按照人口转变趋势自然进入负增长阶段，并且一直实行市场经济，而这四个国家分别都产生了过度储蓄的倾向。过度储蓄会导致需求不足，在这方面，日本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
本书指出，在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可以未雨绸缪，做出准确判断，从改革开放诸方面予以有效应对：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推动人口生育率向更均衡、可持续的水平靠近，减缓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趋势；从设计养老金支付方式和加强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提高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出台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建立健全尊老敬老事业、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扶助体系，调动全社会资源和积极性，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应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和加深的因素，做到供给的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给付的可持续。
以下为本书内容节选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社会总需求？
根据人口预测数据，从2010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到2025—2030年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是中国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所以，总人口到达峰值，意味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从供给侧产生一个新的、叠加的冲击，并进而扩展为需求侧冲击。
首先，潜在增长能力进一步减弱从而经济增长减速，降低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降低企业通过投资扩大产出能力的意愿，进而降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其次，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推动劳动力丰富的传统比较优势加速丧失，使国际市场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加快转向其他国家的生产者，降低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再次，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减速，也会使劳动者收入提高速度减慢，相应弱化居民消费需求。
关于总量效应和分配效应，或许可以从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获取一些有益的镜鉴。如果我们不考虑人口很少（如低于100万）的国家，迄今为止，处于人口负增长的主权国家有20个。其中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占多数，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转型时期大多遭遇到经济和人口冲击，因此，后来出现早熟型人口负增长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在这类国家之外，比较接近于按照人口转变趋势自然进入负增长阶段，并且一直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是葡萄牙、日本、希腊和意大利。撇开这四个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和政府负债率等方面众所周知的不佳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口转入负增长阶段后，这四个国家分别都产生了过度储蓄的倾向。
从人口增长率成为负数的年份来看，葡萄牙和日本都是2010年，希腊是2011年，而意大利是2012年。这些国家在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与转折点之前的大约十年相比，都显现出储蓄率（国民总储蓄占GDP比重）大于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即过度储蓄的趋势。
我们用储蓄率与投资率的比率，反映投资需求与储蓄水平的关系，并称之为过度储蓄指数，可以粗略地反映投资需求疲软和储蓄过度的走势。如图5-1所示，在四个国家先后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之后，这个指数都显著地攀升。
如果一个国家的总需求长期处于不充足的状态，不能支撑经济按照潜在能力增长，便会形成负增长率。在这方面，日本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日本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两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的峰值。在人口红利消失因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过程中，日本朝野各界都认为是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实施了力度很大的刺激政策，到80年代后期，在一度把实际增长率推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且疯狂的股市泡沫及房地产泡沫。
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的GDP实际增长率从大幅度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一路下行。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总人口增长减慢，需求不足的现象日益显现出来，反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即形成负增长缺口的情形。根据日本银行的计算，从1993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缺口开始，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在109个季度的数据中，有69个季度录得负增长缺口，频率高达63%。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第一，按照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推动人口生育率向更均衡、可持续的水平靠近，减缓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按照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再回到2.1的更替水平，但是，尽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如回升到更接近1.8的水平，仍可产生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效果。因此，应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与此同时，也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
第二，从设计养老金支付方式和加强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提高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出台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养老金支付方式的设计重在增强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积极性和延迟退休的有利性，加强在职培训着眼于提高老年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在从这两个方面提高实际劳动参与率的前提下，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更加人性化，最大限度达到政策意图和个人意愿的激励相容。
第三，建立健全尊老敬老事业、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扶助体系，调动全社会资源和积极性，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特定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是以往所实施相关政策和发展路径的结果，因此，很多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的事业和产业，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需要政府提供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此外，既然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趋势，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应该立足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和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因此，相关涉老产业的发展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成为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持领域。
第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应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和加深的因素，做到供给的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给付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应在缴费的基础上，开辟更广泛的资金筹措来源，包括保持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资产划拨充实社保基金的制度化和机制化水平，确保在抚养比进一步提高情况下养老金可持续支付。尽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护。加强执法力度消除就业市场上的年龄歧视，提高有能力、有意愿工作的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
2019年，中国有9.7亿人口获得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其中55.0%的人口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要是农村居民和农民工，以及城镇居民中非就业人员或者灵活就业人员；其他45.0%系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覆盖，其中也分为两种类型：大约87.2%系企业职工，其余部分系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目前，不同类型的基本养老保险之间存在着待遇上的差别，特别表现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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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全球化浪潮落幕，世界经济长期停滞，全球价值链重塑的窗口期来临，中国经济如何抓住新机遇，实现逆势增长？国内经济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现深刻变化，如何提升“潜在增长率”，实现国民经济双循环？
双循环长期战略下，未来十年中国将形成全新的发展格局，其中既有高水平对外开放、产业链重塑、金融改革、区域均衡、老龄化挑战等宏观命题，也涉及养老、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消费等关系你我日常生活的关键领域。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领衔，社科院各领域资深专家联袂“诊断”中国发展新局面，深入人口、农业、投资、金融等国民经济领域，为中国经济即将面临的十个关键性问题，提供了权威的答案。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