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数字经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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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之中，会使经济的运行特征发生“三升三降”的改变，“三升”包括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用户体验，“三降”包括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直接接触。由此来看，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有着很多可能性。
➤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要有效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机制至关重要，政府的作用则表现在维持市场秩序、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原创性的发现等方面。
➤ 对于企业而言，自动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而应取决于规模效益。不同企业要依据自身经营的痛点问题，找到最适合自身的数字化方式并把它做好。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及CF40立场。”
数字经济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构性机会
数字技术与经济复苏的关系并非那么直接，数字技术的直接作用更多表现在疫情期间，它促成了无接触交易，引导经济活动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如电商、外卖、远程科研教学等活动，数字技术对疫情期间正常经济活动的维持发挥了很大作用。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数字经济的作用更加直接，其帮助民众延续疫情期间形成的数字化习惯，比如参加各种线上研讨、进行外卖与网购等。
但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结构性机会”，本质上涉及长期增长的问题，而不是考虑周期性因素，比如：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形态以及产业转型升级能否跟上？数字经济如何发挥作用？
第二，人口老龄化使得将来劳动力供给减少，与之相应的社会医疗护理需求增加，类似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否解决或者缓解劳动力供给的压力？
中国正处在一个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门槛的阶段，我们人均GDP大概是13000美元左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研究显示：通常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就会出现停顿，大概停顿在15000-16000美元的水平。中国已经很接近这个水平了。
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当我们人均收入再提高2000-3000美元后，就会面临这个问题：经济将持续发展还是可能停顿在那个水平？
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机会”，对于经济的贡献，其结构性意义要大于周期性意义。
我们都能感受到数字经济的突出表现和国家的特别重视。这可以从几方面看：
从宏观指标看，我国数字经济在全世界排名前列。比如，在数字经济的规模、市场的渗透率、独角兽公司的数量等方面，以及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创新方面，中国比较稳定地排在全世界第二，这非常了不起；
从决策视角看，数字经济给民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治理方式带来了全方位的改变，在很多方面活跃了经济；
从政府角度看，当前的问题更多在于如何实现长期增长，即如何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主要差别是什么？差别在于：第一，随着现在收入水平和成本均提高了之后，创新变得很重要。过去是粗放式增长，现在要靠创新驱动；第二，过去我们有人口红利，现在变成人口老龄化，要妥善化解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第三，过去全球化的环境非常开放，现在国际环境已经不同。
基于这些改变，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动力。如果说过去是靠出口、靠投资、靠房地产，下一步中国经济靠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
数字经济提供了下一步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比如，“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这种提法是具有开拓性的。数据要素如果利用得好，整个生产过程的效率都将提高。在同样的资本、劳动、土地、技术投入下，数据利用得当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增加产出，这就是数据作为第五要素的最根本作用。
虽然当前我们面临着数据量比较大、数据利用程度比较低等问题，但数字经济确实给中国持续赶超提供了机会。过去我们靠市场化改革，靠学习，靠模仿创新，现在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本身有可能提供一个新的加速器，成为效率的助推器，使中国一开始就站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
短期主要看两个问题：
第一，从现象看，短期经济复苏较为疲软，市场参与者、企业家等大多不是特别乐观；
第二，从原因看，经过三年疫情，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所以即便疫情期间的一些限制因素不再存在，复苏仍然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数字经济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可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有待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几年对数字经济包括平台企业的专项整治，对行业信心打击较大。尽管现在政府提出要支持平台企业，对平台企业发展转向非常正面，但最大的问题是“信心”。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需要让企业看到更多政策的可持续性，看到经济基本面的改变，企业才会增加投入。
第二，短期内想要加速经济复苏，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以增加投资为例，虽然对投资的多与少有着各种议论，但在经济疲软时间，政府增加支出就能够在短期内稳住需求。稳住了需求，企业就有了订单，就可以雇人或者投资，老百姓就有了工作、有了收入，消费也会跟着起来。生产也起来、投资也起来，慢慢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对于当前的政府投资，可以考虑更多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一些数字技术创新项目，甚至一些民生的数字创新项目。这会对短期经济复苏产生帮助，但不是那么直接。
数据变成生产要素的过程，涉及数据的积累、收集、加工处理、交易、共享、使用。数据要素能否发挥作用、能否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推动力，最主要在于如何助力提升效率，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数字产业化对长期增长至关重要，但它表现出一些新的形态。例如，生产过去没有的储存器、芯片、计算机或互联网工具，这些都属于数字产业化。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实是为产业数字化提供解决方案，提供支持系统，这是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部分。
对于产业数字化的理解更为直观，即如何让原来的产业做得更好。比如，电商就是产业数字化最明显的表现。把原来线下的农贸市场、百货商店放到线上，就提高了效率。
把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之中，会使经济的运行特征发生改变，我将其总结为“三升三降”，三升包括：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用户体验；三降包括：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直接接触。
比如，金融方面，现在一个平台就可以给几亿个用户提供支付服务、信贷服务，这在传统金融机构是很难想象的，而且相较传统金融，数字金融大大缩小了人员规模。这种规模效益，我们也称长尾效应，就是一个平台把本来不值得做和很难做的业务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巨大的业务。
在数字金融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原来的余额宝，它把每个人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资金集中在一起，变成了全国最大的投资基金。就是因为数字技术，许多过去做不了的事现在都可以做。所以，从“三升三降”来看，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有着很多可能性。
好的经济肯定是市场和政府相互配合，完全靠一个不太可能。问题的争论点在于，到底政府要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市场有多大空间。
直观地看，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企业是哪些？都是民营企业，都是白手起家从市场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些企业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也不是政府用政策直接支持出来的。
当然，不排除这些企业受到了政府支持的可能，但更多还是靠市场机制，一批年轻企业家把他们的想法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
政府当然也很重要，这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维持市场秩序离不开政府；
第二，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政府是有很多贡献的。比如，我国互联网渗透率很高，很多网络基础设施投资都由国企建设。我国曾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发展数字技术、数字产业以及数字经济，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没有互联网，是无法成功的；
第三，对于政府而言，除了支持一些大的投资外，还要支持原创性的发现。虽然中国70%以上的创新都跟民营企业有关，但在此之外还有许多创新需要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发挥作用。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技术创新越来越逼近前沿，未来对原创性技术创新的要求会越来越多。
观察银行业的数字化过程，可以看到所谓的“马太效应”——规模比较大的、投入了很多资源、人力、物力去做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发展效果相对好一些；一些规模比较小的银行，也试图进行数字化转型，但客观来说效果一般，真正对效率的改进不明显，回报也很少。
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每个人都离不开，但是真正走向数字化，对每个企业家来说，还是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做法。自动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而是应取决于规模效益，得有规模才行，没有规模硬要实现自动化或难有好的回报。
所谓规模，简单来说包括大的市场、多的客户、多的数据。如果企业没有规模就追求自动化系统，恐怕是要赔钱的。但这不意味着小企业就没有办法发展数字化。
企业家要从根本上厘清最核心的问题：企业当前面对的最大痛点是什么？要尽量去解决痛点问题。
解决问题不是否认战略眼光，其好处在于，不管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数字技术，只要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改变经营效率，就能产生回报。这样的数字化经营，才是长期可持续的。
否则，都去追求非常宏大的系统而没有一定规模的客户积累，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数字化方向不可逆转，大家都要参与其中，但要找到最适合企业自身的事情并把它做好。
监制：李俊虎 潘潘
来源：北大国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