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商业银行在新阶段的“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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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经过几年的探索，中国银行业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经营水平仍然不高。按照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结合价值创造理论，国内银行业在价值创造路径和价值创造支持维度等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路径来看，一是规模驱动特征依旧明显，持续性面临挑战。二是对公贷款投向有所优化，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较多暴露于地方债风险。三是存款竞争日趋白热化，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高成本化趋势明显。四是息差已经接近极限，银行获利空间不足，同时2024年银行业净息差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五是中间业务价值创造有待挖掘，资管规模和能力并没有太大提升。
从我国银行业的价值创造支持维度来看，风险管理强度有所提升，但资本缺口较大，业务发展将受直接约束。数字化转型提速，夯实银行高质量发展基础，但与国际领先银行仍有明显差距。
文章表示，从现实条件看，降本增效将是大型银行未来几年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降本增效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关键是“增效”。在此方面，一要发力商投一体化，逐步让投资成为大型银行的利润增长支点。二要拓展与企业链接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业务竞争力。三要坚持金融走出去，在国际大循环中发挥传统信贷优势。
降本增效的“降本”可以从压缩费用入手，但一些其他方式可能更加长期有效，包括大力提升客户安全感，降低资金吸收成本；向风险管理要效益，降低业务发展的风险成本；纵深推进管理数字化，降低机构营运管理成本等。
* 本文刊发于《银行家》杂志2024年第2期，原文标题《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打造强大商业银行》，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研修中心（研究院）同业研究团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国银行业的表现概述
过去几十年，中国金融的发展汲取了许多国际先进经验，但金融的过度逐利也让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异化。2017年，中央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银行业也开始反思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传统银行的价值主张开始由自身利润最大化向价值共同体价值最大化转变，进而形成了银行与客户共生共荣的关系，银行更加重视客户生命周期式陪伴，并从客户的成长价值中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分享。这就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国有大行更是胸怀“国之大者”，以创新性行动来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经过几年的探索，中国银行业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经营水平仍然不高。例如，在2023年行业关键词分析中，被罚、被查仍然是高频词汇；年中高盛等国际机构的一份报告就大幅影响到我国大型银行的股价走势。按照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结合价值创造理论，国内银行业在价值创造路径和价值创造支持维度等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规模驱动特征依旧明显，持续性面临挑战。2018年以来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并未减缓，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增速持续位居高位。2023年三季度末，银行业总资产达到409.76万亿元，是2015年的2倍。2023年，六大行资产增速更是持续高于10%（见图1），基本与2013年持平，而当时还处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前夕。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向头部聚集。2023年三季度末，六大行的资产占比达到44.4%，比2021年提升了2.2个百分点，也扭转了2021年以前大型银行资产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见表1）。
图1 六大行资产规模增速趋势注：2023年银行业和六大行总资产以2023年三季度末数据替代。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六大行年度、季报，中国建设银行研修中心（研究院）扩大规模是银行落实货币当局逆周期投放以支持实体经济复苏的责任，也是银行自身保持利润增长的现实选择。尤其在低利率环境中，资产扩张势头迅猛也持续拉升规模因素在收入增长中的贡献。
例如，中国建设银行最近几年规模因素对利息收入的贡献都超过了100%。但规模扩张不可能长期持续，银行业总资产与GDP比重在2023年达到325.06%的新高点（见图2）， 显著高于日德两个以主办银行为特征的发达经济体。按可比时间节点，2022年中、日、德三国银行业总资产占GDP比重分别为314.91%、241.63%和272.94%。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用明显偏低。
过去以基建、房地产为主要驱动的发展模式与银行信贷较为匹配，银行资产规模扩张无可厚非，但未来创造的新的产业资本可能需要效率更高的股权融资，银行必须理性面对这一本质性的转变。
图2 银行业总资产占GDP比重
对公贷款投向有所优化，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商业银行资产端业务主要为贷款和债券投资。在贷款业务中，对公贷款发展是银行发挥基础功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而个人贷款大量集中于住房贷款，面临重构。债券投资方面，银行债券投资主要集中于国债、地方债，企业债占比极少[1]。伴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逐步显化，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系统反而过度暴露于财政风险之中。分析来看，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贷款投向比贷款总量更能体现银行的积极态度。
表2 2018年至2023年上半年六大行新增贷款占比（%）
在行业结构方面，2018年至2023年上半年六大行新增贷款普遍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四大行业）以及制造业（见表2），其中制造业新增贷款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计算机、通信、电子等新兴领域。
从细分行业来看，六大行支持实体经济也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工行和邮储更侧重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行和中行侧重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农行和交行侧重于制造业。其中，工行基建新增贷款占比高达64.68%，“因建而生”的建行基建贷款业务优势相对不足，批发和零售业增量占比反而高达15.08%。
同时，为支持国家“双碳”战略，绿色信贷投放力度加大。2018年以来，六大行（除交行未披露外）绿色信贷规模年化增速超过20%，远超一般信贷增速（见表3）。
在客户结构方面，最近几年普惠型小微企业成为国有大行对公信贷业务发展的重点，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2018年建行先人一步确立普惠金融战略，后续其他银行逐步发力。
2018年至2023年上半年，国有六大行新增贷款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占比都达到了20%以上，邮储更是超过一半（见表4）。截至2023年上半年，六大行新发放贷款利率相较2022年进一步大幅下降，平均降幅达20个基点左右（见表5）。
表4 2018年至2023年上半年六大行普惠型小微企业新增 贷款占对公贷款比重（%）
表5 六大行普惠型小微企业客户数量、利率比较
存款竞争日趋白热化，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高成本化趋势明显。存款是立行之本，也是我国居民长期的习惯。从良性经济循环的角度，我们更希望企业资金用于生产、投资，因而个人存款是银行吸纳的重点。
过去几年，六大行零售业务发展力度较大，个人存款增长明显。叠加新冠疫情的疤痕效应居民储蓄意愿持续提升，2023年居民储蓄存款增加17万亿元，存款总量比2018年多91.32%。在此背景下，六大行个人存款比重持续升高，个人存款业务爆发（见图3）。
图3 六大行个人存款占比变化趋势
在城市金融服务过度竞争的情况下，县域、乡村对个人存款增长的支撑作用逐步显现。农行长期深耕县域农村经济，其获得尾部资金的零售禀赋独一无二， 个人存款业务长期处于行业首位。
近年来，建行通过代发工资将对公贷款优势转化为带动其个人存款发展的重要抓手。工行依靠其雄厚的工商客户优势，复制代发工资业务模式，个人存款规模得到迅速拉升，2022年、2023年上半年存款增量持续居于行业首位。
当然，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深化，银行各类平台对存款的存留和聚焦能力逐步拉升，开拓个人存款增长新模式。例如， “建行生活”2023年末激活的零资产客户存款总量累计达到640亿元。
从存款结构来看，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高成本化是趋势。2018年以来，四大行存款结构呈现长期化特点，各行3个月以下存款占比下滑均超5个百分点，3 个月—1年期存款占比下滑迅速并在2020年企稳回升， 1年—5年期存款占比仍呈现加速上升趋势。
各行在个人存款上均选择了“收长放短”的定价策略，2018年至今，个人活期存款付息率调降了5—42个基点，而个人定期存款付息率提升了6—35个基点，调节后四大行里个人存款端利率趋于一致（见表6）。“收长放短” 的定价策略一方面向社会释放短期流动性润滑内循环周转，另一方面归集中长期资金投放到实体经济，较好地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下的流动性期限倒挂趋势。
表6 2018年至2023年上半年四大行平均付息率结构
息差已经接近极限，银行获利空间不足。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利率市场化深化叠加货币政策调整、房贷利率政策变化、存款成本刚性等多重因素，导致我国银行业净息差下降趋势加快。2018年一季度至2023年三季度，银行业净息差已从2.18%下降至1.73%，屡次刷新最低点，并且连续三个季度低于《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2023年修订版）》中1.8%的监管合意水平，严重挤压了商业银行的生存空间。
从六大行的横向比较来看，中行和交行净息差低于同期银行业的平均水平，尤其是交行净息差长期表现低迷，2023年三季度净息差更是降至1.3%的低位，生存压力不言而喻（见图4）。房贷利率仍然是息差的支撑，但经济转型、房地产市场调整也将抑制该效用。2023年三季度末，新发放贷款企业部门加权平均利率为3.82%，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4.02%。
图4 六大行及银行业净息差走势
在规模驱动的经营模式下，净息差的大小几乎直接决定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维持一定的净息差以确保有足够的利润可以支撑资本增长。根据研究测算，若考虑到中国银行业7%—8%的资产增速、30%左右的分红比例以及稳定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净息差约为1.6%—1.8%。也就是说，目前包括六大行在内的整个银行业净息差几乎已无进一步收窄空间。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已逼近银行可持续经营的安全性边界。
同时，银行净息差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一方面， 国内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靠，人民银行或继续引导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叠加存量房贷利率调降，银行资产端收益率短期内难有较大改善。在地方经营中，一些国企客户贷款业务也开始进行招标，局部利率已经降到2.6%以下，几乎是赔本维系客户。综合考虑贷款重新定价、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等因素，预计2024年银行业净息差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
中间业务价值创造有待挖掘，资管规模和能力并没有太大提升。银行业发展壮大中间业务、提升非利息收入占比已经被提及多年，而资产管理又是不依赖于传统信贷的核心业务。在资管新规、减费让利、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减弱等因素叠加下，六大行非利息收入规模普遍萎缩，非息收入占比也有所下降。
2018年至2023年上半年，六大行非息收入占比仅邮储因特有的邮政代理业务而有所上升，其他五大行均下滑（见表7）。资产管理是承接居民端和企业端的重要业务，也是我国银行业与国际银行能力差距的焦点。国内银行大资产管理仍在探索中。
表7 2018年至2023年上半年六大行非息收入结构比较
从分项比较来看：在理财业务方面，2018年至2023年上半年四大行理财规模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其中工行规模下降7834.5亿元（-30.42%）（见表8）。
理财能力方面，六大行乃至整个理财行业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尤其是2022年以来理财产品大面积破净导致投资者财富严重缩水。银行为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2023年12月，银行系理财破净率已经降至4%左右，明显低于年初20%的水平。
在基金业务方面，大型银行基金子公司成立相对较早，工银瑞信和建信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在行业中分别位居第12和13位（2023年三季度末），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但在盈利方面，仅工银瑞信处于行业领先位置，建信基金利润不到其50%（2022年和2023上半年），其他银行系基金在整个基金行业中的盈利水平更靠后。
在海外投资机构经营方面，工行国际、建银国际2022年和2023年上半年都出现了亏损。当然，资管行业也在改变依靠手续费获利的经营模式，2023年相关费率也都在不断降低。长期而言，银行发展资管业务的重点不是其本身的盈利贡献，而是整体投资能力的培养以及对客户和其他业务的带动作用。
风险管理强度提升，牢守风险底线。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2023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61%，较年初下降了2个基点。从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来看，2023年三季度94%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较2022年末下降。分机构类别看，2023年三季度末，六大国有行中，仅邮储银行不良率低于1%（见表9）。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的不良率分别为3.18%、1.91%和1.64%，超过1.61%的平均水平。
表9 六大行不良率变化（%）
五年来经过金融科技的应用与顺应高质量发展的资产结构调整，国有大行的信用成本较2018年均有所下降。五年来，六大行不良贷款率压降超过10个基点，最高不良贷款率也处于1.37%的相对低位。
从结构上看，对公信贷质量的提升是不良贷款率压降的主要来源，中行对公信贷不良率缩减达88个基点；个人信贷端各行资产质量变化出现分化，但基本维持在0.7%左右，优于对公信贷的整体水平。但考虑到各行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均加速了信贷投放，可能暂时稀释了不良率水平。各行多选择加快拨备计提速度来保障充足的风险缓冲能力，邮储、建行五年间减值损失准备计提增速超过100%。
过去几年，资产质量是银行面临的持续性考验，主要来自房地产和地方债。
资本缺口较大，业务发展将受直接约束。2023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4.77%，比2022年末下降了0.4个百分点。客观上，最近几年银行业普遍对资本问题较为关注，通过发行资本债等方式进行了资本补充，但与整体规模扩张速度、风险处置消耗和监管要求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2023年三季度末，国有大型银行与2018年相比资本充足率均有所提升（见图5），其中建行、交行、邮储提升幅度相对较小。
图5 六大行资本充足率比较
假定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净利润增速与资本充足率维持当前水平，通过测算可得出，至2024年末，现有上市银行资本缺口将超过1.4万亿元。特别是中小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需求占总资本需求的比例达到38%。在净利润不出现超预期增长的条件下，银行难以通过内源性资金进行资本补充。
潜在的不良资产暴露也会增加资本消耗。假定贷款增速维持当前水平，可以测算出在不良贷款率保持不变、增加50个基点、增加100个基点三种情景下，四大行合计在2024年分别需要多计提7923 亿元、8348亿元、8773亿元的减值损失准备。目前四大行拨备覆盖率均高于120%的监管底线要求，但实际与底线差额的缓释空间只能支持不良贷款率在不变情景下的贷款减值损失规模。
监管要求提升银行损失吸收能力使银行产生了资本缺口。跟随巴塞尔协议Ⅲ与国际系统重要性银行体系的管理规定，我国先后出台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前者要求商业银行自2025年1月1日起逐步提高损失吸收能力，在资本充足率支柱外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要求。后者则要求自2024年1月1日起调整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方式，对加权风险资产的结构和总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合前述资本缺口测算，在全部释放各行储备拨备的前提下，即便不良率维持当前水平，为满足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扩张需求与TLAC监管缺口，2024年四大行或将存在约3.7万亿元的资本缺口，其中建行资本缺口约为1万亿元；若在不良率提升100个基点的情景下， 2024年四大行或将存在超过5.1万亿元的资本缺口。
数字化转型提速，夯实银行高质量发展基础。技术是链接银行生态、连通客户以及渠道、支持业务发展的核心保障。六大行在2018年后陆续启动金融科技战略，金融科技的资金和人员投入连年提升，其中工行金融科技投入和人员数量长期居于六大行首位，尤其是2022年科技人员数量已是第二名建行的两倍有余。
作为检验银行金融科技实力的直接标准，六大行技术专利在金融科技战略的加持下呈现跨越数量级的爆发式增长（见表10），技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强化了对国有大行价值创造能力的支撑。但即使六大行中技术专利表现最为优异的工商银行，其资金和人员投入仍大幅低于国际领先银行。
2023年，摩根大通的科技预算高达153 亿美元，并已建立起一支5.7万人的技术团队，占其员工总数的20%（工行2022年投入262.24亿元，科技人员数量为3.6万人）。工行专利数量与互联网巨头相比仍只有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国际上Capital One、贝莱德等机构从创立开始就带着数字化基因，理念和实践都大幅领先于国内银行。
表10 2018—2023年六大行专利数量对比
银行数字化重点在风险管理、零售业务、普惠业务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例如普惠金融业务，大型银行普遍采用借助大数据开展线上服务的模式来落地，风险定价、业务审批等都进行了系统嵌入和前置，解决了过去服务小微企业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同时，数字化已经在一些事务性工作中展现出人力替代效应。例如，工行搭建了RPA新一代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服务平台，省去了分支行进行大量文件扫描的时间和精力，也提高了工作精准度。
在发展方向上，以金融科技较为领先的工行和建行为例，工行更侧重基础设施关键核心领域技术攻关和安全生产运营，其智慧银行生态建设工程（ECOS）获得全行业唯一的“金融科技发展奖”特等奖。建行更侧重全面云化转型和对内与对外赋能相融并进，同时推广“建行云”品牌，将强大的云计算能力对外输出赋能。
2023年以来，ChatGPT引爆生成式AI热潮，国有大行关注大模型带来的变革，积极加速探索AIGC前沿技术，加紧布局人工智能在相关场景的应用。未来，银行数字化的水平将决定其经营水平以及在数字空间的生存权利。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中国特色金融的发展要求，防范金融风险和做好五篇大文章是所有金融机构都需要完成的工作。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各家机构还需要结合实体经济发展大趋势和金融机构经营可持续性，采取科学的策略安排。从现实条件看，降本增效将是大型银行未来几年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发力商投一体化，逐步让投资成为大型银行的利润增长支点。经济转型阶段，整个社会需要的是更加具有冒险精神的资金。美国在后工业化阶段，科技创新与风投资金形成了良好的融合，从而成为金融资本增长的新动力。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已经遇到瓶颈，在新的产业成长为金融资产池之前，很难再有轻松的盈利环境。因此，发展股权投资既是支持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的必答题，也是传统银行扩大非利息收入占比、摆脱经营同质化的方向之一。
我国商业银行法虽然对商业银行的股权有所限制，但大型银行金融牌照齐全，做股权投资路径是畅通的。前期大型银行也在积极推行商投一体化，但在经营惯性趋势中商投一体化可能仍然会以信贷业务为主，掩盖真正投行的发展。未来，大型银行的股权投资子公司应当发挥客户挖掘、投资支持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在科创金融发展方面，合理的模式应当是股权投资“投早投小”，企业逐步走上正轨再跟进信贷支持，而不是直接让商业银行信贷去做早期风投的事。
美国在一级市场已经创造了数字化的股权管理新物种，解决了非上市股权交易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获得了广泛认可。我国大型银行也可尝试以此为切入点，形成差异化的股权投资通道。
拓展与企业链接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业务竞争力。保持利润增长的另一个方式就是超越同业。资产端的企业客户是关键。商业银行需要重塑与企业之间的链接路径。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一些数字化方式提供了新思路。互联网企业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服务（如云计算）与企业绑定；产业头部企业通过设备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强化产业链接。大型商业银行也要结合自身优势在产业数字化赛道形成特有的竞争力，数据资产管理可以成为发力方向。
数据资产作为一种资产，存在增值、流通、保全等需求，这也是数字时代企业衍生的新需求。大型银行是少数科技能力和社会信任基础兼具的机构，因而开展数据资产管理比其他社会主体更具优势。在数据资产管理过程中为客户提供持续的金融服务也就水到渠成。2023年12月31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大型商业银行要积极躬身入局。
坚持金融走出去，在国际大循环中发挥传统信贷优势。国内金融机构拥有全球化的服务能力是金融强国的题中之义，也是银行挖掘潜在利润空间的可行方向。2014年，在建行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建设能力、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日本银行的经验表明，在面临经济危机和长期低利率政策时，海外经营的策略是有效的。目前国内金融机构中行、工行在国际业务领域走在相对领先位置，能够开展一些相对复杂的融资业务。
金融走出去确实存在一些制度、文化困难，但日本银行也是跟随企业走出去逐步实现国际化的。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如火如荼，2023年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60万家。尤其是一些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走出去项目，既是国内金融机构所擅长的领域，也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需求。大型银行进军海外市场直接扩大了银行传统擅长业务的投放空间。
当然，在开展国际项目金融服务时，要注重合作：一方面是中资银行要形成合力，做好资金配合，减少内部竞争；另一方面是充分与国际大行、当地银行合作，既能积累先进经验和客户资源，又能分散风险。
大力提升客户安全感，降低资金吸收成本。在经济转型升级阶段，安全资产较为稀缺，对于投资者而言资金安全比收益更加紧要。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住房储蓄、养老储蓄等长周期业务更需要安全和信誉的保障。2023年上半年各类基金、理财的投资收益率为负，银行存款的稳健性优势开始显现。因此，大型银行从提升客户的安全感入手，有可能在聚集资金能力方面占得市场先机。
瑞士并没有美国的发达资本市场，银行业主要靠安全保障享誉全球。国内大型银行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信誉优势。在操作上，首先要做好投资安全。财富管理等业务方面考虑重点以债券投资、被动型投资为主，稳健经营、保障本金，这也是银行业理财机构能够有别于市场机构经营的关键。瑞士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财富管理投资标的也是以债券为主，日本在低利率时代长期也以被动型投资为主。
其次要做好隐私保护。客户安全感尤其是高端私人客户的安全感很大部分来自机构对自身信息的守护。数字时代泄密事件频发，大型银行要做好自身的系统建设和用数规则，全力保护客户隐私。
向风险管理要效益，降低业务发展的风险成本。在经济转型升级阶段，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暴露不可避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防范金融风险。大型银行做好自身风险管控，既能减少资产损失、提高自身利润，又能为转型阶段的金融安全作出贡献。
一是要处理好重点风险隐患。除了房地产和地方债，普惠金融的风险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前几年规模增长较快，要防止不良集中爆发和风险传染。为维护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债转股、债务展期等柔和处理方式要提早安排。
二是提升资产处置能力。市场中AMC公司资本缺口已经暴露，不良资产承接能力受限。大型银行不良资产庞大，在AMC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较弱。借鉴国际经验，大型银行可以考虑与AMC开展不良资产联营、超额收益分成的模式或者与信托公司联合开展不良资产投行化重组清收的模式，扩大不良资产处置通道，降低损失。
另外，随着数字化的推进，要与时俱进做好新兴风险防控和传统风险新特征的管理。例如，模型风险、IT系统宕机风险等，这些风险都具有全局性影响；信用风险等可能会从单个企业的风险变为一个产业链的风险。
纵深推进管理数字化，降低机构营运管理成本。管理数字化是银行数字化的深水区。管理数字化意味着对当前的流程、授权、统计等工作进行全面重塑。大型银行多数在业务前端即营销环节的数字化水平较高，而在中后台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从转型来看，推动管理数字化是银行降本增效更具前瞻性的方式。
一是要考虑优化内部的组织架构。互联网企业基本都采用了平台型的组织架构。大型银行有许多平台。传统银行管理数字化需要各层级、各部门的职能要以服务客户、服务一线为导向进行自下而上的调整，按照平台化运营的思路，构建以任务为组织单元的“端到端”管理架构，真正规避部门银行和层级管理问题。
二是强化人工替代幅度。人工智能已经相当发达，数字化的高阶形态也是智能化。虽然一些综合决策、判断方面的工作仍然需要人来完成，但基础信息的输送、执行监督、统计反馈等工作已经可以借助系统平台完成。由此在内部效率提升的同时，可以优化岗位结构，有效控制人力成本。当然，这对银行的科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数字化融合的角度看，管理数字化实际要求重构组织知识体系。未来的员工要能够熟练使用各类数字化工具，复合型人才的稀缺性将更加凸显。
国内银行业体量和影响力都非常大，既要支持好实体经济又要保持自身的稳健经营，最终要在经济金融大循环中寻找突破。银行要有更加开放、创新的思维，要与风险资本、财政资金协同在产业端发力，在实体经济壮大、居民收入增长过程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夯实风险防控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让自身真正成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排头兵，带动整个金融业迈上建设金融强国的新征程。
附注：[1] 中债登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银行债占比为27.68%、48.03%和18.8%，而企业债占比仅为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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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银行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