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弹性看何种金融混业模式更适合中国？
文／鲁政委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原创声明：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1月23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第151期双周内部研讨会“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上的发言，由CF40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现象上看，金融危机和监管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我发现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与金融混业的模式之间，似乎有密切的关系；而不同的政治制度弹性与不同的金融混业模式之间的兼容性，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目前在全球，大致存在着两种金融混业模式：
一种是美国式的
各类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百花齐放，各类创新融资方式层出不穷，但由此也导致几乎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但出了危机没关系，美国有着良好的政治弹性，可以爬起来接着走。
比如，2008年占领华尔街之后，美国并没有发生打砸抢事件，也没有要求清算格林斯潘时代的政策，即便是限薪也相当有弹性：要求高管定期召开职工大会，把高管薪酬和员工薪酬中值、企业业绩进行公开对比，如果合理多少都可以拿。
第二种模式是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模式
主要特征是银行金控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而美国则频繁的发生，而且导火索均为投行、对冲基金等，进而波及银行。
其原因可能是银行的风险文化比投行更为保守，也可能是银行体量较大，更能够兜得住风险。无论是哪种原因，其实本质上都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虽然美国是直接融资主导的模式，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则是间接融资主导的模式，但无论何种模式都无碍于他们同时跻身于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反观我国，目前的利率市场化所遵循的“成熟的市场模式”似乎基本上是美国模式，但显然我国能够容纳危机的政治弹性是与美国存在很大差异的，如果在政治弹性差别较大的情况下采用相同的模式，是否会存在问题？
相反，如果从政治弹性的角度，我觉得似乎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模式与我国更为契合。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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