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的“幼稚病”，与大陆青年的“皈依者狂热”

（一）

上周写了一篇关于香港的文章，把香港青年的“幼稚病”批判了一番，发现有很多人不服气。很有趣的是，这些不服气的人中真正的香港人只是少数，更多的是大陆这边“精神上的香港人”：他们进了酒馆，排出七八个观点，翻来覆去无非说什么“公民”“权利”“自由”，空谈无物，惹人发笑，反而更加印证了我“幼稚病”的论断。

香港问题的根源我翻来覆去说过好几遍了。早在三年前，《生而贫穷》中我就写过：“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住在红磡，离李嘉诚的黄埔码头就几步路，我刚到那几天就看见有一群职工在抗议，打出的口号是‘十年未涨工资’。要知道，这十年，正是大陆开放自由行，香港资本家们赚的盆满钵满的十年。香港为什么闹，为什么那么排外——十年间巨大的收益都被四大家族瓜分、都被房地产毫无节制地吸血，底层人民没有感到生活任何提升，反而看到的都是内地游客大量涌入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看不了那么远，看不到背后的吸血体系，只好把因果用简单的逻辑联系起来，在最表面的问题上发泄不满。”

这背后的两重逻辑就是我上一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首先最顶层的地产资本、金融资本榨取了香港经济发展绝大部分成果，普通民众的生活没有本质性改善（参考澳门，虽然赌博产业也没有多光彩，但是从不吝啬给市民发福利，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同时，香港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产生了鸿沟，香港的青年连最基本的政治训练、历史训练、常识训练都达不到，再加上长期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共同造就了香港当今的困局。

我在《当你在凝视朋友圈时，朋友圈也在凝视着你》这篇文章中讲解了一个“景观”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景观既可以表现为一种客观的景色，也可以指代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通俗点理解，景观就是一种脱离本质的虚假，一种被资本构筑的表象。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切事物都可以表现为“被展现的图景”。景观运用“形象的修辞”“视觉性意指”和“充满诱惑与挑逗的言说方式”，在“真实”和“本质”之上制造众多的“伪真实”和“伪本质”，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就是“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生胜过本质”。

居伊·德波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工业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了物与物的关系——在后工业时代中进一步异化为了虚拟的视觉图景，景观成为了“人们自始至终相互联系的主导模式”。景观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自我分离：本质已经并不主要，“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变成了表征”“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聚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当今香港年轻人的抗议，就是一种标准的“景观式抗议”——不涉及到问题本质，仅仅是为了自我表达，觉得自己反一下对，示一下威，就多么光荣，就多么正义，就觉得自己棒棒哒，要亲亲抱抱举高高了。本质是什么，我说前一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讲的就是本质，但是香港年轻人从来只追随于浮于表面的形式，绝大部分人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仅仅是看见了什么就反对什么，完全是一场“自我表达的景观狂欢”。也有少部分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比如让英国重新殖民……更加一言难尽。

我发明了一个词，把香港青年这类抗议活动成为“返祖式运动”——就是能让抗议的本身脱离诉求、目标与理想，仅仅为抗议而生，单纯发泄和表达不满，除了让自己爽一发屁作用都没有。

这两天网上愤愤不满反驳我的文章有很多，但我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能够谈一谈香港青年反对派们的政治理念、政治立场、政治目标、斗争策略是什么，这些都谈不了那还说什么呢？通篇都是喊了“就应该这样”，你这样“就是不对”的行文思路。

还有人说我态度不好，没有共情心，不博爱。这个反驳的逻辑就好像“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啦”“你那么凶干什么啦”……那你到底是参与政治呢，还是谈恋爱吵架呢？这不是幼稚病是什么呢？你看下面这群人你能有共情心了？那你是真滴博爱。

毛主席说过，政治就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而这群搞“返祖式运动”的香港青年们，除了自我感动和感动了少部分大陆脑残之外，能争取到哪一点同情和支持呢？随便放一篇新闻报道：

陈女士卖烤鱿鱼和麦芽糖饼已有38年，她说：“我不同意（骚乱）。我们小贩不惹事，我们只是想谋生。我的孩子们叫我今天不要回来摆摊。但如果我不摆，就会损失七八千块（港币）。”今年春节，陈女士只摆了3天摊，赚了大约4000港元。骚乱发生当晚，她大约10点就收摊离开了，但第二天，她又回到砵兰街旁边的一条小巷，继续做生意。

另一个当事小贩曾启新亦表示：“我去到便开档，一直忙着做肠粉赚钱，招呼眼前的客人，根本没空去看对面街的骚乱。”曾启新带点怒气地说︰“我觉得有人以支持我们小贩之名，借题发挥去搞事。”

在年初的旺角骚乱中，香港公立医院接受130多名伤者，其中包括90名警员。而最终警方只抓捕了30多人（多数为港独组织成员），并且全数保释，暴徒只是受到“禁足旺角”这样无足轻重的惩处。

（来源：http://news.ifeng.com/

hongkong/special/qdgd/chapter1.shtml）

香港这个地方的环境比较特殊，没有像我们大陆经历深刻而广泛的革命历程，没有向西方发达国家有着长期的工团运动和工会斗争经验，作为一个殖民地和自由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环境迅速发展了起来。说白了就是蜜罐里长大的、被宠坏了的孩子，我说“幼稚病”还有很多人不服气，拿我举点例子让你们服气一下，来看一看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在面对房地产吸血时他们的对策。

（二）

以当代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所提出的“生活场景抗争”和“空间解放”为理论基石，针对于大城市中高房价吸血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年轻人、穷人居无定所的现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开始了有针对性的实践运动。例如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墨西哥的伊斯塔帕拉帕里，遥隔重洋的东西半球人民不约而同地开展了“房屋占领运动”。

荷兰（贫穷）的年轻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每天都有人骑自行车去搜集各社区的住房信息：有哪些房屋闲置，有哪些主人已经去世且没有继承人，有哪些老旧社区接近废弃，有哪些地点政府不会很快兴建新的社区……他们在网上分享这些信息，并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社区：

在占屋的一开始，一切总是“百废待兴”：被占的空间通常没有热水、暖气和电。所以占屋者要用瓦斯炉做饭、用蜡烛取暖、铺设暖通管道等。不过，在Binnerpret社区，人们学会了资源共享：大家把捡来的、买来的、剩下的材料放在“免费商店”里，供需要装修的人家免费使用。

社区建成后，Binnerpret逐渐变得活力四射：人们每天在院子里开会，并和市政府和周围社区居民保持联系，把社区资源共享给更多的人。社区里曾有育儿所和小电影院，供大家定期举行社区聚会。早期居住在Binnerpret社区的社会活动家们还会举办活动。社区內的政治宣讲、儿童剧场、地下乐队排练室，几乎都免费对公众开放。（来源：http://www.sohu.com/ 

a/256282728_550943）

看看人荷兰年轻人，知道与社区共享资源，知道如何回馈邻里与市民。看看香港年轻人怎么做的，连人小贩生意都不让人做了，高下立判。

来自条件更为艰苦的墨西哥的占屋运动则更为激进，墨西哥左翼组织Los Panchos直接带领人民进军了一块荒地，并建造起了上千栋房屋，这是真真正正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把伊斯塔帕拉帕里建成了南泥湾。这一组织的负责人恩里克在一次演讲中说到：“在墨西哥，你可以买卖任何东西，但是当住房成为一种商品以后，穷人负担不起这个基本要素。在这个城市，土地被开发人员建筑楼房，致使在这居住和工作的人都无法承担住房的价格。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我们意识到，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们组织在一起。”

在房屋建成后，当地居民还建立起了菜园、养殖场、医院、育儿场所等一系列配套设施，更厉害的是还建立起了安全委员会，用来维护本地治安、抵御防暴警察的驱逐和黑帮骚扰。

这一模式迅速在墨西哥生根发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墨西哥各城市先后建立起了十个类似的自建社区，让9000余人有了自己的住所，更顺带解决了底层贫民的工作、教育、医疗等基本需求。正所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三）

针对于香港问题的吐槽到此为止，下面想说一说我们的大陆青年自己。我上一篇文章的核心论点已经很清楚了——“秦人不暇自哀”，说白了还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香港怎么样跟我关系不大，但是我不希望我们走了香港的老路。

但上一篇文章发出来之后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港的local还没说什么，一些大陆人忍不住跳脚了。

我一个同学就对我表达了不满，说我那篇文章“太不尊重人”了，认为激化了陆港两地矛盾，并要求我公开对被冒犯道德香港青年道歉。

讲道理嘛，是我激化了陆港矛盾，还是这群人激化了矛盾啊，咱债要算清楚啊。

但是，我没有接着他的话题说，直接问他：兄弟咱毕业也五年了，你在香港混的怎么样，有没有租到一个大点的房子？

他很不满，说你说这个干什么，这有什么关系。

我说这没关系啊，但是我关心你啊，咱老同学叙叙旧。

其实我这种人就特别坏，知道有什么直至灵魂的话题能把人噎死。果然他沉默了一会，然后我们在聊天中慢慢打开了话匣子，很明显他在香港混的并不能算差，但是房子问题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大山。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住了一个5平米的房子，4000一个月（都是个港币衡量，下同）。我这位同学租的房子跟我差不多，毕业了之后12000一个月的工资，交完了税差不多一半的钱用在了房租上，关键是房子太小了，幸福指数太差了，读书的时候可以忍一忍，也没更多地享受需求，工作几年之后年年憋在小房子里，本来上班压力就大，回家休息之后翻个身都能撞墙，换谁谁也压抑。

他工作第一年之后涨了工资，大概14000左右，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又跳了个槽，拿到手的收入差不多有18000；但是他在大围换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公寓，为的不用跟人合租了，一个月房租12000，他现在工作第五年，经常还要靠家里补贴过日子。

最关键的问题是他跟我讲，工作越久就越容易碰到天花板，感觉再干晋升的机会也不多了。主要有这个问题：同样的晋升机会，公司肯定优先考虑香港本地人——特别大的跨国公司还好，约是中小公司越明显。他觉悟还挺高，还很会香港老板的立场思考，他说：“你说我们大陆人毕竟不是这里的，说不定干上几年就回去了，那你是老板，你把一个基层领导职位给了大陆人，结果他想家了拍拍屁股走了，你也不愿意吧？要我我也愿意用香港人啊，没办法的事。”

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有道理。他这种思维模式和立场出发点，就反应了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皈依者狂热”。为什么这次攻击我的人中有很多港漂、香港留学生，因为他们觉得我现在在香港，我自然跟香港“荣辱与共”绑定在一起了，你说香港教育不好，你说香港没救了，那岂不是代表我的学历、我的工作、我的港漂经历贬值了？岂不是代表我那五六平米的出租屋白住了？所以必须要驳倒他，维护香港的金灿灿的面皮，这种想法的人有相当多数。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zeal of the convert”——皈依者狂热。西方心理学者在研究宗教新信徒的相关案例时发现，通常认为并不完全虔诚的新信徒（毕竟受到之前生活经历影响），相反却往往比“根正苗红”的老信徒更加虔诚、更加狂热——The zeal of the convert is a phrase describing the typically fiercedevotion of someone whose belief system has changed because of personalexperience or argument, especially as compared to someone who has held theirbeliefs since childhood. In addition to some empirical support of thephenomenon, the occasionally excessive fervency of converts has long beenproverbial.（Pew Research Forum.）

通俗点讲就是：二洋鬼子比洋鬼子更凶。

可以简要的分析一下，第一，这些个“二洋鬼子”在抛弃原有身份获得新身份的过程中，必经会经历很激烈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而在这种不停地心理暗示中，对自己新身份的认可与行为往往会达到一个极端的程度。

第二，“二洋鬼子”们即便在表面上抛弃了自己原有身份，但是在原本的土著族群中还是受歧视、不被认可的。所以他们会加倍的表现自己，希望能获得新“主子”新“族群”的认可、接纳与青睐。

第三，“二洋鬼子”们抛弃了原有的身份，便会千方百计的不希望原有的群体好起来，以显示自己的“正确选择”。近年来大陆飞速发展，不只有多少的“二洋鬼子”酸葡萄啊。至于日本即将败亡前汉奸们的心理动态，可以看看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当真有趣。

当年微博上有一位在香港读书然后辱骂大陆的高考状元唐立培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微博发表长文评价，说的大致是一个意思：

看了看那个用最具羞辱性的语言来辱骂自己的同胞和生养他的故乡的唐立培的微博，我真是只有难过”，“（唐同学）要不顾一切地‘融入’那个圈子，也以那个圈子的是非标准看待一切。一方面要竭尽全力显得更像个‘香港人’，或者比‘香港人’还‘香港人’，自然会更多地接受在那个圈子里的主流的观点。另一方面要尽力表达对自己的过去，对生养自己的国度和那些自己的同胞的轻视。他只有更多地表达对那些人的轻蔑，才会在那个圈子里得到肯定。这其实和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培养的那种“高等”的被殖民者的心态非常接近。

（四）

细细探究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最激进的港独分子，大多都有移民身份在其中，都是狂热的“皈依者”

近年来风生水起的港独组织“本土民主前线”，是旺角骚乱的主力军，组织多次“反蝗虫”“反水客”活动，在沙田冲突中踢打老人的就是他们。同时还在自己的主页上将大陆标识为“支X猪”，扬言“亡中必港”，刻意制造港陆矛盾，丑化大陆人形象。

但是，该组织的领袖梁天琦却带有着他们自己定义的“原罪”——梁天琦是大陆移民。梁天琦的母亲来自湖北武汉，他的父亲是香港本地人，他在大陆出生，后移民至香港。据港媒报道，梁母爱好中国文学，小时候就教他唐诗宋词，介绍他看钱锺书、沈从文的书。而其父在中学教中国历史，从小就给儿子上中国历史课。然而梁天琦却这样对媒体辩解自己与“中国”的纽带：“（妈妈）她很少回内地，来了也是学广东话，一开始都是讲广东话，不识学到识，从小她就不教我普通话，一直都是跟我说广东话。”

三年前，港独分子招显聪被香港大叔怒扇耳光，让所有人着实欢喜了一番：

有趣的是，这一位“港独领袖”，也是一位外来移民。据wiki百科显示招显聪的身世：

招显聪生于香港，为越南人或越南华人其后代，曾经在尖沙咀的酒吧当酒保，因为在一次集会期间涉嫌抢夺警察配枪而被辞退，现时报称无业。

招显聪建立的港独组织“香港人优先”的口号是：“我哋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你说一个越南移民理直气壮地喊出来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是不是感觉奇奇怪怪的？

无独有偶，被认为是港独“教父”、《香港城邦论》的作者——陈云，同样是东南亚移民。陈云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人，其父亲是一位爱国知识青年，被毛泽东的新中国理想所吸引，回到中国。陈云是在大陆出生，童年和小学教育都在内地，后来移民到香港。三重身份交杂的他，最后选择了“港独”作为最终的精神归宿。

另一位港独组织领导人，被招显聪成为“导师”和“政治带路人”的张汉贤，则又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大陆人（咦为什么我要说“又”）。据wiki百科：

張漢賢（英语：Dickson Cheung)，出生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瑞寶鄉[1]，在八十年代跟隨家人移居香港，張漢賢並自稱非中國人[2]，現在為Facebook組織「香港人優先」及「香港人主場」的召集人。

再举一个香港的例子——著名媒体人闾丘露薇女士。她生长在上海，嫁给一位香港人之后获得了香港身份，而她的言论以无原则的抨击中国和吹捧西方而著称，这些吹捧甚至到了双重标准和反智的程度。例如，她曾撰文表示纽约人闯红灯是对规则的灵活利用，有助于提高效率；而“中国式闯红灯”则是无原则的乱闯一气。再比如，闾丘露薇女士批评军方阻止外媒记者偷拍某部队基地，要求军队公开军事禁区以消除美国怀疑；但其在2007年的博客中提到同行在美国采访时踩在警方警戒线上，结果被美警察驱赶，闾丘露薇女士热情地称赞美国警察的行为体现了他们“执勤的专业”，被赶出去是“因为酒店是私人的领地，就要听从这里主人定下的规矩，不能拍就是不能”。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狂热的“皈依者”们，努力地展现自己的虔诚，然而比他们更早、更纯正的“皈依者”，却永远不会真正接纳他们。譬如怒抽港独分子的大叔，据香港媒体报道是一位警署退休警官，年近花甲，是土生土长祖上八代都在香港、最纯正的香港人。随手截两条在Facebook下面该新闻的评论“沉默既市民終於忍無可忍，要出手教訓班亂港漢奸”“阿伯打得好，你係香港人既英雄”。上一张GIF，感受一下大叔的英姿，看了真是神清气爽：

虽然有种说法是蠢就是坏、坏就是蠢，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区分一下这二者，绝大多数的香港年轻人不是坏，而是蠢。区分一下的必要就在于，蠢还有挽救的可能，而坏则不一样了。

毛主席有一句诗“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讲的就是要正确区分“蠢”和“坏”。郭沫若看完了《三打白骨精》之后义愤填膺，觉得唐僧蠢到爆，真该肉体毁灭，遂成一首诗，在人日发表：“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毛泽东看完之后感觉不对，写了一首和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这首诗的每一句都很重要，不过本文我们单拎出来颔联谈一谈。郭沫若不是说要千刀万剐么，毛泽东说不对，唐僧和孙悟空直接只是人民内部闹矛盾——“僧是愚氓犹可训”我们要挽救他、教育他、改造他，把他拉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而我们和白骨精则是敌我矛盾——“妖为鬼蜮必成灾”，要彻底消灭干净。毛的政治智慧在短短一句诗中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以我在香港的经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香港的年轻人当中，愚蠢的唐僧是大多数，而邪恶的白骨精是极少一小撮。当然，唐僧问题也必须要重视，如果不能教育改造好他们，那就会是“精逃白骨累三遭”——依旧造成很负面的后果。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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