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历史的困局：从宏观大背景再谈香港困境

（一）最后的荣光

本文的封面图是香港六十年代的街头，香港人民自发打出了革命标语，而下方是镇压人民反抗的港英当局。

先来看一段历史：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港英政府治下香港物价飞涨、失业率增加、治安恶化、腐败加剧，引发民众强烈不满。1967年5月香港工人开始发动罢工，并逐渐恶化为暴动、警民冲突。彼时香港更多受到的是大陆意识形态的影响，示威者手持《毛语录》，高喊共产主义口号，冲击港英当局。

1967年5月16日，香港的亲中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运动达到高潮。

曾经，香港的左翼立场、爱国立场是普通民众的主流，这并不是在香港的个例，其他许多国家都有所体现。

1966年，早稻田大学中便成立了“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议”（即“全共斗”），诉求小到反对学费涨价、大到治理政治腐败限制大资本，不一而足。随后日本警察介入，逮捕学生领袖，占领大学本部，学生随即设路障进行封锁。很快，运动的风波就传递到日本大学、东京大学。1968年以早大、日大、东大为代表，在全国各大学以“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议”为中心的学生运动从罢课示威发展为了武斗：东京大学的正门上悬挂着“造反有理”“帝国解体”“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标语，学生设置路障、街垒阻碍警察，用石块、木棍作为抵御政府暴力机关进攻的武器。1969年上半年，日本的300余所大学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校因学生运动停课。仅4月9日当天就有82所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政府不得不出动自卫队镇压。

在美国，许多美国年轻学生纷纷穿上了切格瓦拉的衬衫，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在各大高校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68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首先发难，学生们在给哥大校长格雷森·柯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这些年轻人使你心惊胆战。我们说，这个社会垮掉了。你和你们的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根……你要的是社会安定和服从领导，而我们则要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紧接着，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都相继爆发了学生运动，学生们占领广播室、校长办公室，提出了“夺权”的口号，要从腐朽的管理层手中接过学校前进的方向盘。

这一波全球共运的大潮同样波及到了欧洲。196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性学生运动在浪漫之都巴黎上演。3月22日巴黎楠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拉开了法国共运的序幕；5月3日，巴黎学生再次集会，当日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校园，逮捕300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进行抵抗，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最终数百名学生受伤，超过600名学生被捕；随即法国全国学生开始罢课、示威、抗议，声援巴黎学生，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纷纷占领学校，并在卢森堡广场筑起了第一道街垒——这一法国革命中标志性的建筑，巴黎和一些主要城市的学生甚至与警方展开了巷战，多人牺牲。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举行总罢课和罢教；8日，法国学界领袖萨特联合一批学者发表声明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举毛泽东画像、齐唱《国际歌》，走上街头。示威群众与警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上千人受伤，近900人被逮捕。左翼组织号召在重要城市举行起义，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群众纷起响应，每一座城市都建立了大量的街垒，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

但是，正如我在《生而贫穷》最后两章中所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世界共运高潮，是迄今为止无产阶级运动最后一次绝唱，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成规模的左翼运动，自1976年至今的四十年里，全球共运已经完全从世界政治的主流舞台上消失。

香港问题就是一个缩影，曾经香港的左翼无论在文化界还是民众中都是主流，有着大量的爱国人士和共产主义人士，但是现在香港的种种都变成了一场闹剧。那么为什么，曾经的左翼运动、全球共运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似奇奇怪怪不知所谓的抗议与反对呢？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民粹主义泄愤式运动”

根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从2003至2011年，德国实质薪资收入没有超过1995年。而日本在1996年后十年间，薪资也仅增加1%；《金融时报》援引国际劳工组织近年来数据则显示，近十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事实上已陷入停滞。

于是问题的关键就来了：虽然全球共运四十年不不兴，但劳动人民依然过得很悲惨。于是民粹主义趁虚而入。

自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德国反难民潮以来，整个世界的主流就是右翼保守力量。美国大选中川普基本盘的标签，基本是白人、工人、小企业主、低学历者、中老年人。一言以蔽之，川普支持者的特点很明显————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剥夺感最强的人。在美国的发展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使得资本跨国流通变得更加容易，这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导致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本国工薪阶层的利益遭到了损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蛋糕越做越大，中下层人民也能分一杯羹，然而自08年以来经济波动剧烈，有愈发下行的趋势，这时美国内部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无论是美国底层白人还是欧洲底层白人，全球化对于他们来说负面效应要更加明显，钱都被上层精英团体争去了，而我反而要承受全球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比如中国廉价工业产品摧毁本地小作坊、小工厂、小品牌；比如工作机会被工资需求更低的、不需要社保等其他福利的、更肯吃苦加班的第三世界贫民抢走；比如要承受大量移民带来的市容、治安难题。这个逻辑是很好理解的，你把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吹得那么好，但是基本上都是“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我非但没有获利，反而承受了种种损失和不便，那我为什么不反对呢——这就是川普支持者和脱欧支持者的生存土壤。

人民的不满给了右翼保守势力可乘之机，这一次世界大变局被当今学者成为“第三次民粹化大潮”，区别于以往两次反精英主义的民粹运动，这一次大潮被打上了排外主义、反全球化、反建制的鲜明烙印。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荷兰的自由党、希腊的“金色黎明”、瑞士的人民党、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奥地利的“自由党”、比利时的“佛拉芒利益党”、英国“独立党”等等等等，这些极右翼势力选择将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诉诸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为什么我们过得不好，非法移民抢走了我们的工作、穆斯林制造恐慌、中国人摧毁我们的工厂，所以我们要建起高墙、赶走“外来人”、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一股势力的诉求特点就是“先上车的要把后上车的踹下车”，不好意思经济不景气，我们先富的带不动后富了，您自觉点从车上跳下去吧。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泄愤式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与传统的左翼运动、国际共运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了：统一组织、指导思想、政治诉求。更具体地说，多数民粹主义并不反对，也无意改变现行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体制，尤其是经济所有制；他们不会将斗争矛头指向大资本、大地产，更不会诉求公有制乃至于社会主义。虽然确实有少数偏左的民粹主义运动有过反对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口号，但是他们诉求从不触及经济体制尤其是所有制本身，仅仅是渴望一种封闭的、地方性经济（如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中老年工人）。《共产党宣言》把这种诉求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运动通常认为，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是上层在政治上的“背叛”和“出卖”导致的（比如法西斯指责犹太人出卖了祖国），他们把社会问题归结于政治性问题，而非经济性问题。这也导致了民粹主义理念往往会滑向阴谋论。于是，他们会鼠目寸光的把怒气发泄在外来移民、国际廉价劳动力、以及一个试图出卖所有人的利益体上，从而力图维系一个“地方田园牧歌式的封闭资本主义社会”。“反中”、排外的香港人，无疑就是这种理念。

民粹主义缺乏应有的群众基础——这与传统的国际共运以团结并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人阶级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于是他们只能靠阴谋论和打鸡血来维系自己的群众基础，必须要通过某些拔高的意义来让分散的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与目标，于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了民粹运动最喜欢的落脚点。因此绝大多数民粹运动都具有排外特性——是移民/游客/第三世界工人抢了我们的工作、玷污了我们的文化、毁灭了我们的社区、骚扰了我们的生活，一切的错都是他们的。

香港占中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民粹运动所绑架的左翼运动。最初“占中”是港大、港中文几个教授联合发起的，就带着自己的学生们，规模非常小。为什么要“占领中环”，因为中环是香港中心CBD区域，最大的资本和公司都聚集在这里，所以占领中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象征意义：反对大资本、大地产商、大金融公司，对标的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但是在15年左右，占中运动被右翼民粹主义所绑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西方国家借机推波助澜），从这那时候开始演变为波及全港级别的大型运动。而参加运动的群众也早就把“反对大资本”等最初的愿景抛在脑后，演变为了排外、港独、跪舔殖民主义等多种奇葩政治立场的结合体，变成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泄愤式运动。

为什么我把诸如香港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抗议运动定义为“民粹主义泄愤式运动”，首先正如我上文所说“天下苦秦久矣”——全世界人民被资本主义剥削地太惨了；但同时这种运动没有明确地政治立场、没有政治目标、没有斗争对象，只是漫无目的地把一切“建制”作为反对的对象，最后的作用仅仅是“泄愤”而已。

再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法国爆发了“黄背心运动”。运动最初的契机仅仅是抗议燃油税上涨。但作为一次单纯对“涨价”的抗议，法国黄背心运动时间长度、影响广度超乎人们的预料。原因还是在于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西欧老百姓对于资本主义怨气的集中爆发。

45岁的 Chantal 任职公务员，与丈夫及两名子女从东北部的洛林（Lorraine）前来参与示威。她认为“马克龙的沉默”遇上“合法暴力”“我每月透支500欧元。我们已经3年没有放假。”法国政治作家 Jérôme Sainte-Marie 曾出书分析法国人口结构转变，他形容“黄背心运动”的参加者：“他们都是法国的大多数，拼命工作以求糊口，却常在月底入不敷支。”

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评论“黄背心”暴露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富裕的城市精英正寻求将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强加给只能勉力维持生计的多数民众……法国人和我们同样面临错综复杂且互相矛盾的挑战，很难平静地去面对未来：全球变暖、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不稳定的工作收入，社会不公不断突破底线使自由民主丧失了公信力。”

（来源：ANN WONG，http://www.cup.com.hk/2018/12/04/france-yellow-vests-protests-macron/）

历史学家、专栏作家、前工会领袖雅克·朱利雅（Jacques Julliard）在《解放报》6日的专访中，分析“黄背心”的主体是“贫困化的城市中间阶层”。今天的“黄背心”正是“小中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推举代表，不断重复“一个人只能代表他自己”，“政治阶层的衰弱导致如今没有一个有力的、超验的人物能为他们代言”，换言之他们所追求的其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是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治”。朱利雅警告：“城市小中产阶层的反抗是令人生畏的……他们长期被忽视，生活局促受限，在法国还受到知识精英阶层的蔑视。”他提醒马克龙政府除了解决购买力问题，更应该多加关注这个不再处于“社会边缘”的阶层，“他们如今是有正当职业的社会主体，而在三四十年前处于社会核心的贫困工人阶层正在被他们边缘化。”他们选择以香街等高档社区为聚集地，而非传统的共和广场，正是在隐晦地表达‘我们是变穷了的富人’。”（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2343）

这一次法国的学生罢课抗议也来自于学费涨价。巴黎第八大学的社会学家Eric Fassin和哲学家Bertrand Guillarme均表示，大学在吸引最富有的学生的同时也将赶走那些最贫困的学生。其次他们认为，在触及到本国学生之前，学费上涨新政将首先增大外国学生间的不平等。但是，至今有效统一反马克龙力量的多元性，最终可能反成运动的致命伤。Buhler 指出：“现时虽有普遍的共识，但我们缺乏相同的信念。我们合唱《马赛曲》，高呼马克龙辞职，这些都是运动的口号。若当马克龙下台，我们将不再认同彼此。”但他强调：”现时我们手牵手向前迈进，其他的容后再谈。”（来源：

http://tootopia.me/article/12972）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黄背心运动的性质：没有统一领导、没有统一战线、没有同一目标、没有统一的立场和诉求、没有统一策略和斗争方向、没有指导思想、没有理想与愿景。可以说，跟传统的左翼运动一毛钱边都搭不上。

但是呢，民粹运动的表现形式与传统左翼运动差别不大，但也仅限于“表现形式”了，本质上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这次黄背心运动，在法国工人罢工后，学生也开始了罢课运动，自12月中旬起，法国超过450所学校停课——这是自68年五月风暴以来的巅峰值。为驱赶罢课人群，警方甚至动用了催泪瓦斯。学生罢课、工人罢工、首都示威，有木有觉得这个配置很眼熟？这不就是我们五四运动的标准套路吗。但是，五四运动被看做是现代中国的第一道曙光，法国的这个黄背心，别说曙光了，国际共运的黑夜中连颗北斗星都见不着。

借用白学的表达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第一次有了学生运动，又有了工人罢工，这两件事情重合在一起，本该是双份的快乐。得到的，理应是国际共运新的曙光……是我先，明明都是我先的……发动学生也好，领导工人也好，批判资本主义也好，明明是我先啊？为什么，会被右翼民粹接盘呢？那么本文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三）先锋队？

延续上一篇文章的话题，当今时代这一股民粹主义思潮很大程度上是极右翼政客为了选举利益，刻意引导、扭曲真相，误导人民的结果。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知道从资本主义的现有问题中去做文章，因为人民虽然盲目，但也没有那么傻，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谁。比如在2017年夏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的竞选宣言就这样说：

“We do not believe in untrammelled free markets. We reject the cultofselfish individualism. We abhor social division, injustice, unfairnessandinequality. We see rigid dogmas not just as needless but dangerous.”“我们不相信不受制约的自由市场。我们拒绝崇拜自私的个人主义。我们厌恶社会撕裂、不公平和不平等。我们认为僵化的教条不仅不必要，而且很危险。”

就连特朗普在大选时也总是用“工人阶级”来标榜自己：“在5月14日的采访中，川普说：‘从现在开始，五年、十年后，你们将看到一个不同的共和党，一个工人的党。这个党属于十八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的人，那些愤怒的人们。’”（来源：新闻《特朗普：共和党将在我的治理下成为“工人”的党》）

可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发现了现有资本主义体制的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但是对于矛盾的根源，双方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右翼通过煽动民族情绪和排外情绪，把社会的种种问题归结于外来移民和全球化；而真左派的立场则是民族主义都是幌子，阶级压迫才是根本。

我们分析了，近年来诸多民粹运动而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政治立场、没有政治目标、没有斗争对象这些元素，根本在于缺乏先锋队的领导。不要说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政党，就连欧美传统的左翼党派，也都纷纷“变质”了。

美国政治分析家托马斯·弗兰克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堪萨斯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这本书现在的名气比当时大，原因在于他预言了特朗普式政治家的崛起。作者认为，当今的劳工阶级失去了政治代言：“今天的民主党已经脱离“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它代表的社会经济组织已经不再是劳动阶级，而是富有的“职业阶级”（professional class）或曰“职业管理人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class）了——例如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程序设计员、投资银行家等等；而这些“白领职业精英”（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根本不关心收入不平等问题。由此，民主党理解社会问题的方式以及开出的解决方案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放弃了“团结原则”（the principle of solidarity），转而采纳“竞争性个人主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和“能人统治”（meritocracy）。”

托马斯·弗兰克指出：“如果你去考察一下二战以来的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趋势，就会发现，二者在战后数十年间都同步增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但生产率仍然继续增长，工资收入却停滞不前。一方面，新技术不断涌现，工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分享到任何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的红利。这，才是不平等问题的根源。既然曾经的“人民党”现在背叛了人民，被抛弃的人民只好另寻出路。民调显示，川普虽然是共和党候选人，但赢得了很多民主党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大多是白人劳工。而他们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要照顾的那些人，都是“新政”的受益人，现在却被自己的党抛弃了。白人劳工，就是川普的基本盘。（来源：https://dwz.cn/9SsGzyn8）”——这其实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反复讨论的问题。

无独有偶，另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也经历了劳工政党的变质。1900年，来自英国62个工会和一些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们在伦敦开会，最终通过了建立旨在在议会中促进劳工利益的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议案，这被视为英国工党诞生的标志。到任何工党的传统地区，人们都会告诉你，工党曾经是“劳工的党”（party of the workingman）。虽然英国工党不是共产主义政党，但其立场毫无疑问是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直到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

八十年代，撒切尔政府暴力镇压工人运动、打击工会、进行大范围私有化，导致劳工阶级的力量严重受挫。90年代，布莱尔改组工党，新工党废除了党章第四条：工党应致力于社会主义以及工业化的广泛国有化。这就导致了工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工党声称，自身要超越“左”与“右”的政治划分，走一条“第三条道路”。但是古老的中国智慧早就告诉过我们：两头话都说就等于没说；脚踩两只船就会掉水里。在2010年的大选中，新工党获得了1918年以来第二低的票数，新工党计划彻底破产。

共产主义政党的缺失就不用说了，但是现在劳工性质的政党都不代表劳工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底层人民全部倒向了右翼民粹势力。美国大选、荷兰大选、法国大选，人民总是在“右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中选择，这是最让人绝望的，像希拉里和川普，一个华尔街跨国资本，一个本土保守工业资本；再比如勒庞和马克龙，一个是极右法西斯，一个是右翼跨国大资本，你让人民怎么办，他们也很绝望啊。

于是无论在美国大选还是在法国大选中，人民拒绝在“翔味的冰激凌”和“冰激凌味的翔”中做出选择，选举中普遍出现了投票率低的现象。法国大选中弃票率更是达到了四十年来、也就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有史以来的最高。

法国的左翼政党纷纷号召选民，既不要投给勒庞，也不要投给马克龙，以表明自己的态度。法国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France）号召“对过去五年感到担忧的工人和民主主义者们，拒绝马克龙和勒庞的欺骗，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不给他们中任何一个投票。”该党强调说，“第二轮选举的难题在于，人们不是选择资产阶级民主，就是选择法西斯。”

法国共产党人革命党（Revolutionary Party-Communists）号召，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不给这两个候选人中任何一个投票’或给党的非官方候选人安东尼奥·桑切斯（Antonio Sanchez）投票：

 “……由大资产阶级选出的候选人，受到费朗索瓦·奥朗德（即将卸任的法国总统）支持的银行家、资本的掌门人埃马纽埃及尔·马克龙，领先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而位居第一。勒庞代表了当前公共舆论中极端反动的部分，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保守力量及其所动员的群众。”“……与媒体们正在讨论的目标相反，我们考虑了弃权和空白投票的政治特征，这是与大众阶层相联系的。自从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背叛以来，他们感觉到没人代表自己。”（来源：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ress）

那有朋友要问了，这不是还有法国共产党呢？它们在这次历史大潮中为什么没能争取群众呢？原因很简单，法共在五月风暴中扮演了猪队友的角色，倒向了戴高乐政府并对运动做出了诸多破坏之举，一如一战前纷纷倒向帝国主义政府的第二国际主党派。历史是有记忆的，二五仔永远最遭人唾弃，法共抛弃了人民，人民自然也不会拥抱法共。

底层人民的无头苍蝇状态，不仅仅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缺失，更是本国工人政党的抛弃，于是（右翼的、排外的）民粹主义趁虚而入。西方左翼学者萨德斯帕托当今左翼运动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近年来欧洲工人的罢工几乎都是防御性的：是为了反对雇主延长工时、降低工资和使条件变恶劣。他认为当下工人运动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要面对巳经联合起来并已经形成了对付工人阶级的共同战略的雇主们；工会依旧太国家化了；很大一部分的工会和一些为自由市场政策辩护的和或者严重腐败的政党的紧密联系在一起。”

（四）迷失的阶级

无论是偏左翼的的劳工党，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缺位的背后，是阶级基础发生了改变，以及七十年代之后国际左翼运动所陷入的理论困境。这一困境正如我在《生而贫穷》最后几章中阐述的那样：领导人民的先锋队会变质，而领袖试图让人民自下而上来“净化”先锋队，却又陷入了民粹式的动乱——先锋队的腐化和人民群众的盲目性似乎成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死结。革命理论没有突破，是国际共运难以为继的首要原因。

革命全方位的沉寂太过迅速，背后更有着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劳动者分化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不但没有了先进的理论，更没有了先锋队和“可依靠的无产阶级”，甚至连“无产阶级”是什么这个问题都陷入了理论困境。

毛选开篇第一卷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绝对是提纲挈领统领所有问题的“问题”。不要说敌人和朋友了，就连“我们”是谁？谁是“我们”这一个问题，在当今就找不到答案。

革命主体缺失是当今左翼运动面临的首要问题。社科院教授姜辉就在一次线下演讲中指出：一部二战以来的当代左翼历史，就是一部苦苦寻找革命主体而不可得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分人苦苦等待必将出现的“觉悟的工人阶级”但始终没有等到，而另一部分人等不下去了苦苦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也没有找到，于是两边不断撕逼却撕不出个结果的历史。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当今非常普遍的“白领”阶层算不算无产阶级？算不算潜在的革命力量？这个问题双方就争论不断，按照狭义的无产阶级划分，工人阶级限定为生产劳动者或者工厂工人，而白领被定义为“新型小资产阶级”——这个定义我们在《穿Prada的时尚女奴隶》中详细解释过：新型小资产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说白了就是还是穷打工仔），但是生活、消费水平甚至价值观上，处处向真正的资产阶级看齐。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地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但是另一部分理论认为，白领阶层跟体力劳动者并无差别，一样备受剥削，一样穷的一逼，他们出卖的“脑力”同样算劳动力，自然也属于无产阶级。

当今左翼理论对小资产阶级/白领的解释达到了经院神学一般的执迷，但正如前文所说，时代早已变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无论白领阶层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都不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应该算作“无产阶级”的范畴。真要用理论去套，卖煎饼果子大妈都比白领们更像“小资产阶级”，因为大妈还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抗风险能力比那些说加班就加班、说裁员就裁员的白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但是，你说是买煎饼的大妈们和体力劳动者更有阶级认同，还是那些“白领”们和体力劳动者更有阶级认同呢？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相关的争论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了，因为双方都能找到很多证据很多论点，都是言之有理即可。但是在实践的方面就出了大问题了，坚持体力劳动工人为革命主体的先锋队（如希腊共产党），最终发现体力劳动者无论在绝对数量和相对力量上来讲，在当今都愈发弱化，本根无法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在马克思或列宁的时代是都没有遇到过的困境。而那些把白领阶层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英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就这个问题还有过一段论战），再实践中就会发现这群人压根就没有革命性。虽然这些所谓的白领阶层确实很穷、确实受压迫，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特质与小资产阶级并无二样：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虽然丧但拒绝抗争、虽然穷但沉迷消费主义——这就是我们课本里所说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共存。更要命的是，他们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就是歧视体力劳动者、毫无阶级认同感、厌恶革命。

萨特的亲传弟子和亲密战友、五月风暴领导人之一、著名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总结了一下双方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新工人阶级论”。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中间阶层”正在崛起：它由专家、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工程师、高等教育者、新闻记者、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组层。区别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这些群体受过高等教育，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经济实力普遍高于体力劳动者。因此高兹认为，促使这些群体革命的动力不再是传统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绝对贫困，而是异化。他们对于非异化的劳动的最求、对于无剥削的环境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更强的动力。同时高兹也指出，这些“新工人阶级”虽然有个革命性的一面，但其保守型更占主流，因此不能作为革命主体，他们大概率甚至还会成为于革命的阻碍力量。相当于把上面两种理论和了个稀泥，但是结论还是一样的：无解。

于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之后，首要问题中又加了一条：谁是“我们”？

（五）经济基础与原子化，宏观叙事与费拉时代

无产阶级阶级成分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革命阶级基础的变化（这个问题暂时无解），根源在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

区别于现代社会的大工业化生产，后现代的生产方式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原子化”。大卫·哈维就说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服务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美国雇佣劳动力最多的企业是通用、福特和美国钢铁公司。但今天这些企业变成了麦当劳、肯德基和沃尔玛。那时，工厂是工人阶级的中心，今天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据统计，每七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人是自由职业。美国《福布斯》杂志也预测，到2020年，50%的人将至少有一份兼职工作。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称，自1995年以来，英国净增加的就业岗位均为“非标准”就业岗位——通俗点讲就是“临时工”。经济学家认为，未来是经济社会中，“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将越来越大，并最终超过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主流。

曾经，工业化流水线大生产的时代，无产阶级之间有着密切的纽带，很容易就团结起来。那个时候工人们吃穿住行娱乐都是在一起的，因为社会生产力和他们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脱离这个群体，吃就得吃大食堂，住就得住集体宿舍。90后可能还有这样的记忆：国企大厂、前场后院、子弟幼儿园和小学、工人文化宫，邻里之间都非常熟悉，孩子们都是随便串门随便去别人家吃个饭的。但是95后、00后的童年生活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商业化的小区，市场化的教育机构，邻居之间谁也不认识谁，周末就是去购物中心四五层的儿童区玩一玩人造的沙子。

同样，生产工作模式也发生了“隔离劳动者连接”式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足以支撑他们点外卖、租单间，就算合租也基本跟室友没有交流，只有交水电费的时候合租群里才会有人说话；周末抱着个电脑刷一天的剧，基本没有与他人交流的需求和欲望；工作就在一个格子间中，可能连同事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也就知道个微信昵称。这样的原子化工作与生活，自然就消解了“团结起来”的基础。

原子化的背后就是宏观叙事的消解。宏观叙事，又称权威叙事：曾经我们的课本是宏观叙事，CCTV是宏观叙事，人民日报是宏观叙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宏观叙事，“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是宏观叙事，但是很明显现在的年轻人们不信这些了。他们首先信的是自己的表达，其次信的是自己混的亚文化圈子里的判断。

举一个我们都熟知的例子：金庸的创作很好的体现了我们这世界从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从宏观叙事到解构主义、从集体观点到原子化视角的发展脉络。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就有鲜明的集体主义色彩，与《水浒传》中的“英雄聚义”“替天行道”颇有几分相似。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两部中，提纲挈领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最具代表性的事郭靖这段话：“经书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守不住，谈到后来，也总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家国情怀、民族大义，这就是典型的宏观叙事。在射雕中，最离经叛道的角色东邪黄药师，也宛如一个“老粉红”——

黄药师脸上色变，说道：“我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俯身抓土成坑，将那人头埋下，恭恭敬敬的作了三个揖。欧阳锋讨了个没趣，哈哈笑道：“黄老邪徒有虚名，原来也是个为礼法所拘之人。”黄药师凛然道：“忠孝乃大节所在，并非礼法！”

等到金庸晚期创作的《笑傲江湖》中，就已经完全不见这种宏观叙事了。比如《笑傲江湖》的主旨很明确：组织都是坑逼，个人才是王道，远离集体才能“笑傲”。等到了《鹿鼎记》中，就彻彻底底用一个解构主义的形象作为主角了，民族、家国、道义、气节、政治、礼法、皇权等等等等，都被韦小宝解构地底裤都不剩。陈近南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传统英雄形象，在小说中的种种处境让读者都憋屈，这也反映了作者的倾向——宏观叙事已经完全走到尽头了。金庸亲手用一个解构主义的角色解构了自己的武侠世界，可谓大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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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例子，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是一部标准的“宏观叙事”的电影，展现的是集体主义的力量：电影的主视角是CN171-11救援队，他们在杭州陷落后毅然决定驰援苏拉威西——这如果在好莱坞电影里就是单一主角团队的套路了。但是在他们到达前发动机就启动了，因为这是“饱和式救援”，还有其他无数电影没有展示的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用这样的暗线笔法描绘了出来；另一个暗线是刘培强夺取主控室的路上，就交待了一个镜头还有许多其他休眠仓的航天员“起义”了。主角团队一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我们都看到了，还有十多万个类似的救援队，一百五十万个队员，他们同样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冒着巨大的危险，经历了巨大的牺牲，去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宏观叙事的魅力。

刘慈欣的作品往往是一个“地狱绝境”式的设定，所以必须付诸于宏观叙事：都快亡球灭种了，全世界人类再不团结起来，再不讲奉献和牺牲，可能吗？我劝网上的自由主义小清新们先别跳脚，你们再瞧不起集体主义，拿能给个方案去解决这个整个种群灭亡的危机吗？就算在自由主义的哲学体系里，生命权在自然法权中也高于一切吧？网上诸多的差评，不过是自由主义小清新、伪小布尔乔亚、精神上的资产阶级们“无能的愤怒”：他们天然厌恶宏观叙事，厌恶大共同体情怀，而又不肯承认的是，有些严峻问题的解决必须诉诸于宏观叙事、集体主义和大共同体——这是客观规律。但是这就等于要了他们的亲命，于是在这一种不敢承认又必须面对的矛盾之下，给电影刷一星成为了他们“无能的愤怒”中唯一能做的事情。

可以说，关于《流浪地球》电影的一些争议，更深层次的本质就在于：自由主义小清新和精神上的资产阶级们还沉迷于“费拉和平”下的白日梦中，而刘慈欣已经在作品中吹响了战争动员的号角。

“费拉”这一概念源自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不是一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概念，但是在亚文化圈“费拉”一词非常火。“费拉化”的具体含义大家不用理解，就可以理解为“变菜了”。其实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就预言了人类的普遍“圣母化”现象，与“费拉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原子化时代，人类不再有与自身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没有共同体，也就没有共同体所涵育的勇敢和信任——于是一切便都“变菜了”。费拉个体不是生活在历史中或共同体中的个体，而是孤立的个体、无聊的个体、等死的个体。我们现在就处在原子化的时代，而“费拉特性”则是原子化个人的鲜明特征。

《三体》系列不但是一部杰出的科幻作品，更是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著作，是一部政治预言，堪称“文理两开花”。书中许多设定都非常有趣，比如人类在经历了长久的繁荣与和平之后普遍“圣母化”的趋势：首先盲目自大，认为人类舰队实力已经超越三体；之后被水滴教做人还没几十年，就选出来一个温柔可爱的“道德模范”担任关乎人类命运的执剑人；最后否决了光速飞船计划，断绝了全人类最后的希望。大刘表面上在黑程心，其实是在黑全体人类，认为这样的人类注定毁灭；而狠心对同胞发动攻击，完成了人类在太空中“直立行走”的星舰地球，则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希望。在《三体》的结尾中就有明示：归零者的广播里有人类的语言，这其实是星舰地球的文明火种，因为太阳系地球早就被二维化了，死得无声无息。

人类“圣母化”的趋势大刘肯定是参考着欧洲那群白左来的，他们的特点是：放弃斗争，全是幻想，道德高尚，一无是处。我对“白左”群体没有恶意，我在《生而贫穷》里专门有一章就说“圣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他们只是经济繁荣与政治和平下的特定产物，所以在刘慈欣作品普遍的“地狱末世绝境”的设定中就显得一无是处，太年轻太天真。Naive是他们的最大问题——总自以为正义、道德、善良和普世价值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事实上在遇到真正的问题时这些东西都不堪一击。

2017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始末就让我大开眼界，也可以一窥这些“费拉白左”们是如何天真的尝试政治的：17年10月27日，加泰罗尼亚政府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30日，西班牙政府实施宪法第155条，接管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政府，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卡莱斯·普吉德蒙在西班牙政府接管之前逃到比利时。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享年72小时。宣布独立当晚，当地艺术家们在巴塞罗那执政广场举办音乐会，许多重量级大咖纷纷登场，与民同乐。我当时就感慨：现在时代真是变了啊，别往远了说，就几十年前，但凡有个地区想要独立，那还不得高筑墙、广积粮；全城戒严、宵禁；接管警察、部队，必要的时候组织民兵、武装群众；切断道路，火车站、航空港高度戒备；接管银行，收缴黄金；外交上一定要找爸爸，优先抱紧美苏两条大腿，人家不给抱找地缘政治大国也行，实在不行一定要找跟本国敌对的邻国获得支持……结果现在看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独立之后似乎就泉水挂机了，没有任何操作，令人叹为观止。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时代的进步，现在干什么事都不用头剖血流拿命去换了，大家吃着火锅，唱着歌，就独立了————不过，真的独立得了吗？

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同样，你搞个独立运动也不是请客吃饭啊，你说时代进步了，不流血不死人，但是你能独立的成吗？真把政治当儿戏了吗。事实上，费拉年代的政治就是儿戏。比如台湾的“用爱发电”，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是故意黑的吧？结果尼玛真是真的，惊掉下巴。台湾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地区，二十一世纪初的几个夏天，都要经历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了发展核电的计划，但遭到了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个环保组织在反核游行中打出了“用爱发电”的大旗；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更有许多政客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都开始喊这个口号。

在政治的智障程度上，同样发达的香港社会也不遑多让。我在香港读书那时候，一大群香港脑残中学生为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环闹绝食。这个绝食牛逼就牛逼在是“接力绝食”——这是绝对香港脑残中学生们的一大发明：先几个人“绝食”八小时，然后下场吃饭；换另外一拨人再“绝食”八小时，完了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明天接着再来……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这八小时途中，他们还怕营养不良，不断地喝运动饮料……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我表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我完全尊重你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但是你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很难让我不觉得你们是群傻逼。

这就是我在我在《生而贫穷》上篇最后一章里说过的问题：“我们90后，生长在后冷战时代的三十年里，然而如此长时间的、世界范围内的和平，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三十年。长时间的和平容易给我们以错觉，让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的严峻局势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和平与发展从来不是人类社会的主题，三千年以来，只有战争与革命才是人类社会的主题。”

《三体》中就展现了“圣母化”后的整个人类：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如温水煮青蛙一般消磨了人类的技能、反抗精神乃至于智商；他们厌倦“斗争”，厌倦“冲突”，沉迷在娱乐与浮华的景观中，舒适的生活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的认知和处世态度。而在于外星入侵者的对抗中，两百年前冬眠的、经历过“苦日子”的“古代人”，反而成为了中流砥柱。

《三体》中有一个设定叫“黑暗森林法则”，具体大家不用知道，就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方法就行。而刘慈欣创作的“黑暗森林法则”，原型就是脱胎于冷战时代各大国丧心病狂的核讹诈。无论是核威慑还是黑暗森林，要义就在于，一旦动手双方都会同归于尽，所以谁都不敢动手，从而达到一种战略制衡。人类掌握着“同归于尽”能力的人，被称为是“执剑人”。第一位执剑人是悟出“黑暗森林法则”的人，叫做罗辑；接替罗辑成为第二位执剑人的，是人类公投选举出来的、最符合他们内心想象的一位“圣母”程心。在第一执剑人的年代，人类和三体文明维系着繁荣与和平；而在执剑人交接的短短几十秒内，三体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进攻，因为他们料定了“圣母”没有勇气同归于尽。

有没有觉得这个设定有点眼熟？毛泽东曾经说过诸如：中国不怕打核战争，因为中国人多，死了几亿人还有几亿人；还有什么放弃西安以东所有城市、再上山上打游击，也能拖垮美苏之类的话。很多当代的年轻人都觉得老毛疯了吧，并把这个当成一个攻击的角度，来证明领袖的穷兵黩武与丧心病狂。但是看看《三体》就能明白了，作为一个弱者，这种政治博弈和战略制衡的要义就在于证明你“敢”。毛泽东敢不敢打核战争？敢。美苏敢不敢打核战争？敢。于是有了世界和平。罗辑敢不敢同归于尽？敢。于是三体文明怂了。程心敢不敢同归于尽？不敢。于是全人类被赶进了澳大利亚的集中营。

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执剑人。

所以我说现代人很难理解以前那个时代，那是人命如草芥的时代，那是动不动拿原子弹在你头上晃的时代，那是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的时代。用现代人的眼光和道德观与审视那个时代，是彻底地南辕北辙。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他必须要那么说，这是政治的要求，这是血雨腥风时代的要求。就像《三体》里说，执剑人罗辑时时刻刻都像一只眼镜蛇一样保持着攻击性，三体人作为敌人也对他充满敬意。但是：

人类不感谢罗辑。

人类非但不感谢罗辑，人类还要审判罗辑。这可能是三体系列中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是地球文明灭亡的根源。因为罗辑太“斗争”太“反抗”了，不符合“圣母化”的人类平平安安过日子的美好愿望。就像我们第二部分所说，以至于很多人对革命产生了敌意，认为革命过于“激进”，现代社会版的“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其实大有市场。

这是一个文明发展的悖论：革命带来了和平发展繁荣与平等，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人类开始“费拉化”“圣母化”，开始厌恶革命，开始准备审判罗辑。辩证法的精髓讲“否定之否定”。具体到这件事就是革命解放了人民，但处境改善的人民却会拒绝革命。欧洲工人通过频繁的罢工与起义过上了差不多能活下去的日子，随即在一战中倒向帝国主义政府，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这是我之前文章里一直探讨的问题，现在是一个宏观叙事消解的时代，现在是一个注重自我表达的时代，现在是一个没有集体只有个人的时代。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吃饱饭了。你谈什么革命的意义，人们只会质疑你怎么死了那么多人；你谈什么两弹一星的意义，人们只会质疑这么多钱干这个发给国民多好。“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切格瓦拉。

所以说到最后还是一个辩证法：费拉化没有问题，圣母化也没有问题，大家每个人都小清新小确幸也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我们的世界能保持永远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吗？如果不能，那些就是问题。就好比有人说我不买医保，太浪费钱，那你真要一辈子不生病也是你的本事。而一旦战争、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来临，那些拒绝宏观叙事的原子化个人，就会像用爱发电的台湾人、接力绝食的香港人一样沦为笑柄。有些问题有些困境，必须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才能够解决。

（六）未来

本文以香港问题入手，从表征到本质分析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真正的左翼运动在当今世界难以为继了？这是一个包含经济基础、阶级成分、人类发展规律的一个宏大问题。共产主义理论进步处在一个暂时性的停滞期，但还是那句话：我们相信人类在追求进步、追求美好、追求解放的道路上永不停息。

最后分享一段美国著名作家、共产主义者杰克·伦敦的独白《我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矗立在我上面的是巍峨的社会大厦。我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攀登。所以，我自幼就下定决心要向上爬。在上流社会里，男人都穿黑色的外套，里面是硬胸衬衫，妇女们更是羽衣云裳，漂亮非凡。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受用不尽。他们的物质生活丰富，精神方面也充实。我知道上层社会人人都有无私的情操，思想纯洁、高尚，头脑敏锐。这些我都知道，因为我读《海滨丛书》的小说，小说中描写的人物，除了那些坏蛋和女骗子之外，男男女女个个都是思想纯洁、谈吐文雅、行为高尚的人。总而言之，正如我相信早晨太阳一定会升起一样，我深信在上层社会里一切都美好、崇高、优雅，生活体面而富有尊严。这一切使生命有了意义与价值，个人的辛劳与不幸也都得到了酬劳和赔偿。

……到处都是一样：犯罪、出卖朋友，出卖朋友、犯罪。活跃而能干的人既不纯洁也不高尚；高尚而纯洁的人则好像是行尸走肉，没有一点活人的气味。另外还有一大批废物，他们不但像活死人似的缺乏生气，而且也并不高尚，只是纯洁而已。他们不会故意地为非作歹，但是他们对眼前的坏人坏事不闻不问，还因此分到一点好处，稀里糊涂，被动地犯了罪。假使他们精明能干，思想高尚，就不会糊涂，就会拒绝分享他人通过犯罪和出卖朋友所得的好处。

我感到在大厦正厅这一层里再也住不下去了。这里的人在智力上使我厌烦，精神道德上更叫我作呕。我怀念我从前的那些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的朋友们，那些免了职的教师，潦倒的教授和思想纯洁、觉悟高的工人弟兄。我怀念那阳光明媚、星光灿烂的日日夜夜。那儿有海阔天空任驰骋的生活，那儿，是德高望重、急公好义者的天堂。耶稣基督的圣杯又出现在我眼前，它不断地燃烧发光！

于是我重新回到生我养我的工人阶级中去，这里才是我的归宿，我再也不想往上爬了。我感兴趣的就是这块基石，耸立在基石上的大厦对我已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乐意在这儿劳动。我要手执铁杆和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和先进的工人一起，不时地在大厦基部使劲地撬几下，让整个大厦摇晃起来。等到将来我们的人手增加了，钢钎也多了，我们就会把大厦掀倒，把那腐烂的生活、那些行尸走肉、穷凶极恶的自私自利者和臭气熏天的唯物质主义者统统推倒在地。然后，我们将清扫地窖，为人类建造一所新的大厦。那里不分正厅、地窖，每一个房间都是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人们将真正生活在纯洁、高尚、生气勃勃的气氛之中。

这就是我的看法。我盼望着有朝一日，人们不再为填饱肚子而奔波，可以从事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那时候，人们将有崇高的动力，而不像今天这样只是为肚皮而奔波。我坚信善良高尚的人性，我坚信美好的心灵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必然会战胜今天粗俗的饕餮。最后一点，我把希望和信念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有一位法国人说得好：“在历史的阶梯上总不断回荡着木屐往上走和皮靴往下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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