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考编”的背后，还有更多问题值得我们担忧
这个玩笑虽然不厚道但也真实：易烊千玺应该感谢安倍晋三，瞬间帮他分担走了很多热度。不过呢，明星考编这种事的讨论周期，注定还是要更长一些的，也更加重要；相比于一个远在日本的政客，这种事情更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在我上高中那时候，公务员是最炙手可热的行业——我这个“炙手可热”的成语没有用错，就是本意。犹记得那时候复习高考政治需要看很多时事新闻，看到的全是“考公人数”突破历史新高的行业。原因很简单，社会普遍认为公务员行业“炙手可热”、地位高、油水大。
然而风云突变，就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人议论考公的事情了。那时候因为中央反腐雷霆手段，八项规定全面执行。大多数人都觉得公务员没有了“灰色收入”，其本身的职业吸引力并不大。我们毕业的时候，保守一点的同学首选银行、券商，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就奔着互联网公司去了。
不过上述情况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年，有道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现在考公考编又成为了工作的第一选择，被大家戏谑地称为“宇宙尽头是编制”。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某种经济发展的周期律：曾经公务员群体没有了“灰色收入”，导致大家预期降低，市场上同时期还有不错的工作，自然不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然而公务员还是那个公务员，甚至有可能需要扶贫、需要防疫，更忙收入更少了，但是市场上其他靠谱的工作也没什么了——要么对年轻人、应届生挖开了深深的护城河，要么泡沫破碎无法吸收劳动力，要么用你这几年最鲜美的青春、35岁后一脚踢开……
明星考编并不是易烊千玺一个个例，2020年的时候刘昊然就加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关晓彤、张艺兴也作为“高端人才引进”加入了国家话剧院。为啥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激起舆论的热议呢？因为2020年的时候就业形势还没有那么严峻，而关晓彤张艺兴并没有编制，就是合同工（虽然我认为这也是后门的一种）。
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有多快，以及“有没有编制”这个标准是多么的重要。
就在去年这个时候，我被小团体利益蒙蔽，错误地为一位朋友的编制问题发声，也成为了“既得利益团体”的一部分。后来经广大网友批评指正，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知道了学校所谓的“萝卜坑”都有哪些形形色色的潜规则。
易烊千玺和他宿舍三人同时获得国家话剧院的编剧，其中是否有“萝卜坑”现象？为何今年取消演员笔试？三轮面试为何不公布名单、分数？网络上有新疆考生表示考试流程不透明是否属实？为何该新疆考生账号被注销，是她造谣亦或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易烊千玺和粉丝后援会为何能拿到内部截图？种种这些疑问，我们都等着国家话剧院的回应。
正所谓“不患寡患不均”，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公平和正义就尤其被看重。
更进一步地反思：编制，对于一个日入斗金的明星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天价片酬有你，高额代言有你，各种出场费露脸费收入不菲，为什么要跟普通人来抢这点可怜的资源呢？更更进一步的问题更值得思索：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体制内编制”一条出路了吗？
可怕的是明星考编；
更可怕的是明星考编挤占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
更更可怕的是明星带着海量的可以为他洗地的粉丝考上了公职人员；
更更更可怕的是体制内喜欢上了自带控评的流量人员，从此不担心负面新闻；
更更更更可怕的是年轻人除了“进体制”之外，没有别的好出路了；
更更更更更可怕的是有编制和没编制、体制内和体制外，就是两种人生。
我有一位央视的朋友，合同工，他的工牌是绿色的；而央视有编制员工，工牌是白色的。这就在大裤衩内部形成了肉眼可见的阶级分野：有的会议室，只能“白牌”才能刷开；有的食堂，只能“白牌”员工吃；有的健身房，只能“白牌”员工使用。这只是小地方，更不要提补贴、过节费、防暑费、精神文明奖这些巨额的待遇差异了。所以我朋友讲，他们的梦想就是从“绿牌员工”变成“白牌员工”，但这条路是非常狭窄的，而且充满了不可明说的“萝卜坑”。
在华为、腾讯这些大公司中，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外包员工”，他们的身份也是很卑微的，不但待遇有天地般差距，在公司里很多设施就不能使用，各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编制工、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之间的差异，其实是资本主义的糟粕，强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待遇和地位分割人。国外有良心的学者频繁呼吁重视这种现象，重视通过“临时工”来避开劳动法规中对劳动者的保护，“合法合规”地制造封建时代才存在的等级制度。我们不应该助长这种风气。
每年考研、考公时期，社交网络上都会有这种说法：“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说白了就是考研成功、有了编制，觉得自己就高人一等了，就是人上人了，觉得自己的恋人不配自己了。在历史上“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代表是陈世美，是被老百姓唾弃的对象，现在竟然能成为光明正大、被认为合情合理的现象了。
我很担心，【高考+考研+考公/考编】会成为第二个科举制。科举制度的问题可以写几本书，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认为是：第一会钳制人们的思想，社会上的人才全都搞科举了，整个社会活力会大幅下降；第二会造成“士大夫”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
这次对于易烊千玺家族信息的挖掘，又看到了浓浓的封建宗族色彩：
看这种“宗族”现象是不是跟徐州丰县事件非常类似？
就这，还有媒体人骑脸嘲讽“小镇做题家”，《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骑脸嘲讽：
要我说《中国新闻周刊》文化部主任写得好啊！它好就好在跟马福报一样，戳破了“做题家”们幻想的泡沫，让他们直面血淋淋的现实。
我在《做题家们的悲歌》这篇文章里写过：每个做题家都要经历过几次信仰危机——
每个做题家们都要经历几次世界观的崩塌，每个人崩塌的契机有所不同。我随意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近二十年来，拆迁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我在以前文章中分析过很多，普通人六个钱包供养一套房，还要贷款几十年透支未来，背后是土地财政、地产资本、金融资本在大快朵颐。但是普通人的视野看不到背后的土地财政和资本，却能看到一个个拆迁户神话——我十数年的寒窗苦读，最后还要靠透支父母的积蓄与自己的未来去供养房子，而有些人竟然躺着收租就可以了？
而且拆迁造就的财富神话不是小范围的个例，而是普遍全社会的现象。如果有隔壁老王中了彩票，做题家们基本不会心理不平衡，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但是拆迁致富就不一样了，这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鲜明特色，每个人身边都直接接触到或多或少这样财富神话的故事。于是做题家们的信仰就崩塌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楼下墙上画个“拆”？上一次类似的信仰崩塌，还要追溯到“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
但人家卖茶叶蛋怎么说也算是勤劳致富吧，拆迁户的巨额财富仿佛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是因为自己运气好生了一个好地方。当然，这里不是在对拆迁户进行道德批判，房价问题怎么算也算不到他们头上，时代红利人人都可以吃。这里主要是讲做题家们“公正世界假设”的崩塌，说好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呢？我得耕耘多久才买得起房呢？——终于被社会真相教做人了。
有些做题家可能崩塌的比较早一些。比如我，就是在高中学习过程中做高考真题的时候发现——北京卷怎么这么鸡儿简单？我相信每个高考大省的考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老师会劝你平时不要做北京高考真题，因为过于简单会影响自己的判断；最好在高考前三天做一做，可以提升自己的信心。然后我还发现，年级里某几个排名倒数的同学，因为家境关系成为了“高考移民”去北京参加高考，结果在河北上个二本都困难的他们，纷纷考上了985名校。这些话题在同届同学中发酵，让大家震惊和痛苦于自己引以为生命支柱的高考制度，竟然也有这样不公平，所以世界观又一次崩塌了。
再举一个例子，这几天西电毕业生购买毕业设计的事情让大家关注很多，有细心的网友顺藤摸瓜，发现了西电今年的大力宣传的“情侣学霸”双双保研上交新闻。眼尖的网友们指出，这两位情侣的简历中双双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而我们都知道，国家励志奖学金是给家境贫寒、成绩优异的学子们的。
而通过这对情侣自己公开发表的社交网络内容，他们的生活可远远不止“家境贫寒”。比如使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比如一万六一件的奢侈品连衣裙，数千元的衣服更是比比皆是——
迪士尼网红玩偶——
定期在社交网络晒的写真照——
微博所展示的生活与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要求的“家境困难、生活简朴”毫无关系——
这可以说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见过条件比我好很多的“贫困生”。但这其实对于刚刚成年、还没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无异于又又又是一次世界观的崩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骗人的，在评奖、评优、奖学金、保研中，有多少暗箱操作冲击着做题家们脆弱的小心脏。多一点这种明星拿编制的例子也好，可以让做题家们早早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本文的核心思想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上升通道的公平性不容破坏，普通人也必须有通过努力改变人生的方式；第二，改变的人生是自己过得更好，而不是要处处压别人一头，变成了不平等的助力，不是体制内瞧不起体制外、有编制比没编制优越，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而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杜工部有诗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愿体制内、体制外，有编制、没编制，都可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