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我们应该要感到恐惧

现在，也许到了认真思考商业创新的时候了。

一

波动

新冠疫情为全球消费零售市场制造出了一个巨大波动。从历史经验看，波动往往都是商业创新、效率革命的温床。

看看当下成功的商业，很多其实都诞生成长于历史的波动中，比如快时尚的鼻祖zara，比如在全球互联网泡沫戳破后，又迎来非典之下井喷机遇的电商。

当人们从波动的低点走向高点，会收获眼界、资源、以及膨胀。

而当人们从高点滑向低点时，这个过程则能让你找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市场变得务实聚焦，企业会拥有更强的提升意愿，并可能收获更低的创新准入门槛。

《商业观察家》有时甚至认为，波动才是创新的本质。我们其实不太相信企业间所谓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对于商业组织会有帮助，但创新是设计不出来的。

就像小企业的起伏很大，但点子也多，它们中会有成功者，但多数不一定存活。过度维稳的大企业，短期无风险，但若把时间周期拉长，它们中很多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现在，新冠疫情的来临，一大特点是，无论规模的大小，所有企业都将陷入波动中，没有谁是稳定的。

二

恐惧

当我们被迫陷入波动中，或许我们也应该要感到恐惧。

不是恐惧宏观经济环境。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只要努力，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中国会回报你，中国永远都不会缺机会。

而是要恐惧如果商业创新来临，你却无法身处其中的结局。

京东是从中关村电脑城柜台做到电商，结果干掉的就是全国电脑城柜台。

兴盛优选是一批经销商、便利店经营者利用线上工具做效率迭代，结果它们要干的也是经销商和便利店。

拼多多做淘系代运营起家，自立门户后走出的模型是产地直连，这意味着它把很多电商代运营的活干了，代运营在拼多多平台中相对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此，拼多多最后是通过“去电商中间化”来抢淘宝的生意。

马云最早的创业，是为义乌商品市场做翻译，而转型到做B2B平台，把义乌商品市场线上化后，发现没有，不需要翻译了。

商业是残酷的，当某个领域出现效率革命，它最先挤压的也是“邻居”与同行，因为效率化能让一个人把N个同行的活干了。

新冠疫情则可能会将商业的残酷放大，我们应该要对此感到恐惧。而只有感知到恐惧，随后，我们才能战胜恐惧。

三

骗局

恐惧源于未知。

它的天敌是“阳光化”。

当你逐渐熟悉你所恐惧的事物，围绕在身旁的恐惧其实就已经开始消散。因为你已经开始适应，开始形成解决方案，找到自己的优势并获得战胜恐惧的信心。

所以，对于未来，如果恐惧来临，颠覆可能出现之际，我们首先要知道它到底会从那个方向袭来。我们也要知道如何避免陷入“恐惧外衣”下的骗局。

技术改变世界，必然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但技术也是旁氏骗局的重灾区。那么，就需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技术是真实的，或者说背后的需求是真实的？

《商业观察家》认为，距离，人们对时空“延展”的需求是真实的。

人类解决冲突的方式，路径是从刀剑走向弓箭到枪炮到洲际导弹。战争是越打越远，纵深一直被技术引领的远距离攻击能力所重新定义。

人类开始是在丛林中面贴面的互搏，然后是面对面的远距离攻击，再后来，直到你被杀死，你的肉眼范围都看不到一个敌人。

所以讲句题外话，现在拍战争电影也是越来越难了。因为人们都在室内做出决策，发动攻击可能只是按个按钮。你很难找到战争大片所需要的大场面冲突与氛围感染力了。

人类的活动能力也在提升。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从脚力到单车到汽车到飞机。

人类的通讯沟通与交流，是从口传到书信到电话到互联网的多媒体文字图片视频。

人类的消费与日常所需，则是从自给自足到近距交换到买遍全国买遍全球。

等等。

纵观人类发展史，能赋予人们时空层面的强大与便利的技术都是真实的。

《商业观察家》相信，未来商业的重大创新与技术革命，万变不离其宗，真正的革命也将可能从“时空”袭来。归根结底，这都是需求决定的。

比如电动车续航里程将可能会从燃油车的6、700公里提升到1000公里以上，甚至更多。

比如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随意挑选购买1000公里外的N个产地所生产的优质水果与蔬菜。

还比如人们可以获得远程治疗，居家得到一站式健康服务。

最终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商品池与服务体系横跨消费者的所有生活空间。只要你想，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能方便、及时、随时得到你想要的商品与服务。

四

伦理

每当技术创新来临，都会引发新的道德规范与伦理之争。

技术进步后总会让过去所建立的规范规则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但与此同时，技术革命本身也会有很多副作用。可能会带来垄断、贫富差距、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

比如，当一个人突然可以完成100个人的工作量后，社会将如何演变？剩余的99个人怎么办呢？

技术的普惠性又体现在哪？

到最后，如果人们都没有了收入，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技术的持续创新还会有购买力、需求支撑吗？

《商业观察家》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当下需要重新定义好普惠性。

普惠不是施舍。

如果普惠是施舍，就会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技术进步后，还需不需要选票？需不需要政府？市场会否寡头化？进而限制未来的持续创新能力？

普惠应该产生于竞争，它的价值传导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开放公平竞争，而不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每位个体消费者则都应该被赋予更强大的市场地位。包括知情权、市场透明度等等。

但前沿技术由于需要“保密”，又是一个极不透明的领域。这导致“保密”在很多时候都会被滥用与内卷，人为制造出本不应该出现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扭曲了资源配置，被赋予了强势而不公平的市场地位，它们会拉高准入、创新门槛，阻碍竞争。

但如果我们能做到自下而上的价值传递，技术创新的副作用，也就没那么高了。它可能不会让社会脱节，不会以技术的名义抛弃一部分人，制造社会的割裂。

这就需要从制度、开放、透明度、基础架构做起。

这个问题会在未来一直困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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