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红墙之上，百年刻尺——邯郸一隅之布局，百年复旦之变迁
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本图来自网络）
（载于《复旦人周报》371期）
周报记者 | 鲁嘉颖 王雨薇 薄玥 陈兆鹏
走进复旦邯郸校区，第一眼，是刚出邯郸路地道口远远望见的光华楼，是红墙内目光深邃的毛主席像，是老校门里的旧飞机，是隔路对望的李达三楼和叶耀珍楼。红墙之上仿佛有着时光的刻尺，丈量着复旦百年来的变迁与风貌。
民国时期复旦校园地图（校史馆 供）
几度流离几度波折
1922年，在南洋华侨的捐助下，复旦有了自己的第一块土地，建起了奕柱堂。这是复旦大学的第一栋楼房，兼顾办公和藏书，也是复旦数十年变迁的见证者，如今的校史馆。奕柱堂附近的建筑，按照传统的品字形布局。在复旦初生的时期，学生在简公堂里聆听西方世界的声音，在相辉堂里度过青春韶华。
在之后的十四年中，复旦大学依靠民族资本的捐助一点一点扩建，有了子彬院、寒冰馆、景莱堂等建筑，还向私人购买了燕园，发展成千人规模的文理商综合性大学。
然而，居沪不易。复旦在建校百余年的历史中，也曾几度流离。
1936年三·二五事件后，因学生运动与军警正面冲突，复旦几近关停，并计划将除新闻系和经济系等与上海门户地位关系密切的科系外的所有院系，全部迁往太湖畔。不曾预料的是，就在当时复旦土木系勘测校址时，抗战爆发，复旦与大夏大学合并，西迁至重庆。而李登辉校长因兼任复旦中学的校长，留在了上海法租界，与不能离沪的师生以“补习部”的名义坚守。抗战胜利后，章益校长与国民政府交涉，要回邯郸路校址并周围日占遗留财产，校区一度扩张至如今的四平路一带。
自建校始，邯郸校区的复旦沿着最初的方向，应着名字的由来，向日月升起的东方伸展。沿着光华大道，也可以看到一百年来复旦建筑以及校园布局的变化。
校史馆的钱益民老师拿起桌上的校史，轻轻拨开卷首几页，展开一副老地图：“解放前校区就到我们校训墙为止，然后不断地往东扩、往东扩。毛像西侧的化学系楼和理科图书馆等，都是学习五六十年代苏联的，红墙白砖。”
到了文革时期，复旦校舍产权管理混乱，校区向北退缩，宿舍区变为商品房，昔日农学院养殖奶牛的牧场和实践研究的植物园就此消失。抗战时被炸毁的建筑更是被遗忘在历史的风尘里。
红墙碧瓦，春花秋月，复旦六十年来静静匍匐在这大都市的西北方，任凭改朝换代，始终不改其清净而无争的肃穆与温和。或许是灵气淘洗，这样的校园孕育出了相似气质的复旦人。年年岁岁，无数复旦人走入这一方校园，又有无数人走出这一方校园各奔天涯。然而，有一群复旦人，他们怀揣着对校园的眷恋与不舍，选择了驻守，选择了见证复旦的变迁。于是今昔校园，皆在他们眼中，皆在他们心上。
毛像为轴
钱老师强调，校园布局的另一特点是“对称”。解放前，格局基本围绕相辉堂前的大草坪；文革后，以毛像为轴线。令钱老师遗憾的是，解放后将毛像前的河浜填平成了望道路，“现在看来是很可惜的，如今只有燕园曦园几个园林以供观赏，除去这便只有大草坪了，没东西好看”。山水是一地之灵气所在，人文历史气息、文化底蕴所显现之处，没有山水确是一种缺憾，幸而校园中多嘉木华卉，与四处穿行的猫，灵动而富生气。
八十年代的复旦，比起如今，更加安静，更加空旷。“以前复旦里人没有现在这么多。”提到印象中的复旦，80年代就读于复旦的肖巍老师马上想到了这一点，“也没有太高的建筑，当时最高的建筑就是物理楼，很开阔，空地比较多。”回忆起当时的校园，肖老师充满了感慨，“那个年代的校园和现在的感觉肯定不一样了，风气也比较……‘淳朴’？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除却建筑的简洁与校园的空阔，那时候的校园活动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学习氛围却比较浓厚。信息传递不够发达，大家对知识都很热切。如今的复旦，东辅楼门前的空地、本部排球场、学生活动中心，在校园的每一角都活跃着复旦的学子。
谈到复旦与曾经的不同，肖老师还对人际关系颇有感触。“现在的同学关系都原子化了，个体性比较强，社会化主要就通过一些社团体现。那时候的师生关系也比现在密切，没有这么多的辅导员，说明学校的管理也越来越复杂了。”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校园面积进一步扩大，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学校的布局与风貌也发生了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第一次到复旦，第一感觉就是绿，”来自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陈超群老师的复旦记忆里总有一抹不曾淡去的颜色，“校园的绿化非常好，处处可见古老的大树。当年的学生宿舍还是老房子，站队似的排成一排，感觉特别有历史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那时候的复旦肃穆而温和，古树苍翠，砖瓦青白。那时的学生淡定而悠然，抱着一摞书，穿梭在密荫遮蔽下光影斑驳的小路上。
相辉堂（王廓 摄）
日月光华
进入新世纪，复旦在建筑布局上也做出了大胆的创新与改变。自2000年始，光华楼开始规划建设，校园内许多老楼因此而被拆除，校园体育场也不复存在。如今每一个复旦游客所看到的是高耸的光华楼与葱绿的光草，却只有那些驻守于此的老师们知道，被光华楼遮盖的老校园是何模样。
钱老师进入校史馆研究的时候，正值复旦百年校庆，目睹了校区东北角的足球场变成了今天的光华楼，“标志着新世纪，成为复旦的主题建筑”。
新世纪与旧时代因千禧年的到来而更迭变换，可是深夜的楼道上，中文系同学还是会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物理男还是在翻动一页又一页的高数大物。1999年进校的中文系的金理老师想起当年大家对楼道那头的理工男投去的“怜悯”眼神，会心一笑。“当时是和物理系住在一栋楼，晚上还会熄灯，但是走廊里的灯还会亮着，大家就把桌子、椅子、要用的东西都搬出去，坐在楼道里。我们会不解物理系同学为何要如此辛苦，他们恐怕也会想为何我们如此‘自由无用’。”
那时大家的生活自由而随性，因此，宿舍楼真正成为了同学们互相结识、交流与帮助的空间，“后来我们都搬到了北区。当时北区还不是留学生公寓，一开始都是不愿意的，因为相比较太远了。当时北区与本部中间还隔着一条铁路，感觉像是与校区隔离了一样，明显没有在本部的那种学习的氛围了。但是，”金理老师转而一笑，“搬过去以后发现，其实条件真的很好，楼里就有热水供应。因为和铁路离得近，火车经过时还会感觉到震动，而且当时趴在宿舍里看火车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日常。”生活区的分散布局所导致的差异，却使得复旦的生活文化更加多样。
金理老师一开始的宿舍在9号楼，就是现光华楼所在区域，7号楼再向北一排，中文系四个年级的男生都住在那里。大二时，因为光华楼的修建，那一区域的宿舍楼都被拆除，本部学生宿舍被缩减；当年赫赫有名的“绝情谷”，也因光华楼的建设而被拆除，成为了一代复旦学子的记忆。“‘绝情谷’在两幢宿舍楼间的一块绿化带上，是水泥的。是校园里的分手圣地，如果有天你的男\女朋友突然说，去一下绝情谷吧，那八成就是分手的前奏。”
然而，对于光华楼的修建，一些老师却持保留意见。钱老师就认为，光华楼的修建与邯郸校区整体追求的风格不太搭调，看起来总是有些不协调；提起校园二十年来的变化，陈超群老师也这样说道，“对于光华楼，我反而觉得有些气派得和其他建筑有些不协调，破坏了复旦原有的风格。”时光荏苒，复旦的建筑布局一变再变，旧时复旦人对复旦气质的坚守却不曾改变。
曦园—太极（王廓 摄）
无法丈量的情谊与风骨
作为开放式的大学校园，复旦多年来的一大特色便是校园外各式的小饭馆。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阿康、阿猫一条鱼等等，旧时的复旦学子有着属于自己的聚餐圣地，那些大大小小的餐馆零星分布在复旦的东西南北，留下了独属那一代复旦学子的的记忆。
“我做辅导员的时候，和九个学生一起喝酒，最后喝了七十几瓶啤酒，还称兄道弟的，于是就有了我们‘十兄弟’，我年纪最大自然当了老大。然后从那之后，他们就不叫我老师了，改叫超哥。随后，整个班都叫我超哥，再后来连学院老师都开始这么叫了。”陈超群老师回忆起这件事有些滔滔不绝，“连七八十岁的曹佩林老师都叫我超哥呢。”
饭店之小正是复旦师生围炉阔谈的必要条件。一转头，熟悉的人就在隔壁桌，随即拉着凳子坐到一起；不熟悉的人，偶尔一句攀谈，一次碰杯便迅速熟络起来，把酒言欢。如今，多年不见的校友偶尔聚会，提到当年畅饮阔谈的小饭馆，也每每会心一笑。关于那段恰同学少年的时光，自有千般不言的默契在其中。
陈老师心里又总有不变的复旦一面，“最美的是青砖碧瓦走过百年的宿舍楼，最有韵味的是曦园和燕园，但最爱的永远是二教与三教，因为那里有太多的文化底蕴。”夜晚通宵自习室里笔尖触纸的沙沙轻响好像还在等着清晨英语课上的朗朗笑声，尽管当年略有沧桑感的墙体已被粉刷一新。
他们在复旦这片土地上有太多的故事和回忆不可言说，不会被光华楼的气派冲散，不会被翻新时一层又一层的石灰粉掩埋。回忆起复旦，他们记得的不仅仅是光华楼顶着的那片星空和星空下静静呼吸的草地；更清晰地记得的，是在古老而静谧的燕园里，扔下一颗石子，看碧波荡漾；呢喃一句耳语，听亭壁回响。不远处，换了新衣却不改内里的二教三教正灯火辉煌。
十年树木，百年树校。透过邯郸校区校园布局的变化，即可看到复旦百年教育史的缩影，看到名校信念的延续。
微信编辑：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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