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化给文盲让步”，还是语言发展必经之路？
近日，有关普通话读音修改的最新意见掀起了社交网络上的讨论热潮。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读音修订本身的问题只占据讨论的一部分，而人们对词语读音改变的不同态度才是真正针锋相对的战场。改变一个字的读音，似乎可以撼动一群人的认同基础，而在捍卫自己心中的“底线”之余，人们似乎忽略了语言始终在变化发展的事实。
文 | 王健欣 雷子安
编辑 | 甘磊
本文共 3610 个字，预计阅读时间为 5 分钟
历史上的普通话审音
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聘请丁声树、周有光等学者参与普通话异读字词的审定工作，为推广普通话做准备。（注：异读，指表示同一意义的字词在习惯上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如“谁”可读为shéi和shuí；异读词审定，指对异读词的读音进行考查和审定。）一个月后，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北京话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普通话从此得以界定。
然而，考虑到国内对于普通话的读音仍存在很大的差异，以及大量方言词汇对普通话的影响，审音工作仍须不断进行。两次《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公布，是审音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学者周有光
普通话的第一次审音工作历时四年。1956年成立审音委员会后，成员根据当时北京话的读音状况，参考韵书和词典，对存在异读的词进行了初步搜集。
本次异读的审定工作，主要针对部分人名地名、北京话中存在的土话、儿化音等，以便其他方言区学习北京话。委员会先后搜集了三批北京话中存在争议的异读字词，条目总数将近2000条，每一次审定草案拟定后都及时公布，以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最终，《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在1963年2月公布，同年10月印刷为单行本，供教师、播音员等语言工作者进行学习。
普通话的首次审音对汉语读音的规范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大多数内容也被大众所认可。然而，仍有少数读音没有达成共识，如：社会上比较通行的、与北京话不符的读音读法，一个字在意义接近的不同词语中的异读等。在上世纪80年代初重新恢复的审音工作，就是针对这些遗留问题而展开。
第二次审音既是对第一次审音工作的反思，也是对二十多年新出现的语音现象的整理。这次审音工作在原则上更为开放，采用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方便广大群众进一步学习普通话，也有助于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推广。在多次讨论与征求意见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于1985年12月27日公布，至今仍为人们所熟知。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部分内页
不难发现，这两次普通话的审音工作，都以推广全国普遍通行的交流语言、方便大众群体进行学习为宗旨。征求大众意见、针对意见加以修改，也是审音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
知今是而昨非
“征求意见”背后的社会百态
普通话读音审定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多次公开征求意见，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审音也不例外。第三次审音工作于2011年正式启动，其修订初稿于2016年公布，并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意见征求，以获知社会对此版修订稿的反响。
时至今日，尽管征求意见的阶段已经过去，但网上针对这一修订稿的讨论还是层出不穷。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成片的论战中，人们似乎已经忽略了修订稿尚未审定通过、只是初稿的事实。
2018年《北京晚报》上有关普通话读音改变的讨论文章
整理网络上关于初稿修订本身的评论，可以发现：虽然部分评论指出了这一做法的部分优点，如可以有效降低小学生学习难度，但大部分网友以及一些“专家”仍是“一边倒”地对此现象表示担忧或反对。
网友关于读音改变的部分评论
（来源：《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
种种口诛笔伐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原因：
（1）修改某些字词的读音，会使其在特定语境（如诗词）中的表达效果大打折扣；
（2）使历史积淀形成的读音让步于大多数人所持的口头用语，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3）长期以来学校教育已形成一整套汉字拼音标准，面对突然修改的字词发音，一时间难以应对；
（4）某些特殊字词被修改读音后会丧失原有的特殊含义；
（5）人们将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汉字发音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认为修改拼音有损优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表示反对的评论者，或许心底认为某些汉字的读音不应迁就流行的错误读法，但普通话读音在民间有很大分歧已是不争的事实。在2011年审音工作启动后，南开大学的调研团队就受委托对审音表的了解现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他们挑选了1985年版审音表中较常见的577个词，另加28个审音表上没有出现但人们常常出现异读的汉字，让生长于北京的居民进行朗读，并采集了相关数据。
调查数据中，包含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分布、文化程度分布、语言背景分布（是否生长于北京话为主的母语环境中）、异读词语的读音正确率分布等数据：
2012年普通话读音北京调查部分数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分析如上的调查数据可知，尽管审音表公布已二十年有余，但调查对象的读音正确率依旧不高，存在普遍的异读情况。调查者的文化程度绝大多数在中学及以上，无疑已接受过基础的汉字读音训练，但他们仍然对一些词语的读音存在分歧。
另外，南开大学的团队在2012年曾用一份完全相同的问卷对天津市的100个对象进行调查，得到了与北京调查基本一致的结果。可见，原有的异读词审音表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且不仅限于一个地区。
与其说社会大众未能普遍认可审音表，不如说他们很可能根本不了解审音工作的最新进展。在热火朝天的评论中，不乏针对“斜”、“衰”等字在古诗文中读音改变的激烈观点，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体现韵律美的字不应被改为现代汉语读音。
这一看法固然在情理上可以理解，但却没有基于事实：无论是在1985年还是2016年公布的审音表初稿中，其实都没有关于“斜”、“衰”等字的任何改动说明。
不同时期审音表及网传版本、字典读音对照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审音表中唯一有过改动的是“骑”字，在1985年审音表上统读为qí，但在国家语委研究员徐世荣所著《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中，也强调了“但如朗读文言诗文（自然都用今音朗读），名词‘骑’字似仍以读jì为宜”。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中关于“骑”字的说明
查阅《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中的有关信息可知，大多针对这些字词的评论缺乏对审音工作现状最基本的了解与核实，仅以网传消息为自己观点的基础。
真实的优越，虚假的认同
历史上与普通话审音工作性质接近的，是汉字的简化工作。如果说语音的改变尚难以体现所谓“语言的发展规律”，那字形的简化则的确在客观上有益于汉字的书写和学习。1955年，国务院设立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并在一年后发表《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正式施行。
有关汉字简化的漫画
当然，汉字简化工作也并非永无止境，自1977年二简字公布后，部分汉字被简化得难以辨认，反而造成了群众的阅读困难。鉴于社会各界对此现象的反映，国务院于1986年宣布废除二简字，并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
值得一提的是，为方便科学等领域对专有名词的使用，教育部在多方征求意见后，于2013年恢复了少数繁体字，如“锺”字（作为人姓与“钟”不同，曾简化为“钟”字）等。
二简字（上方）与繁体字（下方）对照
无论是对繁体字的简化还是对部分繁体字的恢复，都是大众认可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字发展在保持文化传统与方便使用两方面的综合考量。然而时至今日，网络上仍有“恢复繁体字”的声音，更有文章举出实例以说明简体字如何“破坏”了原有的“汉字文化”。
这些观点或自认为代表广泛的社会意见而实则缺乏根据，或成为部分人发挥对繁体字个性化解读的自娱自乐，大部分是一家之言，在解读过程中恰恰割裂了汉字字形和字义的发展脉络。这种现象和普通话审音风波，实则大同小异。
某公众号上评论汉字简化的文章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说法走上主流，上升到“文化层面”的论调似乎成为了大众观点的庇护所，文字发展改变引起的情感不认同才构成了观点的核心。
不可否认，语言文字的确在维持一个群体的文化认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一认同应基于对历史源流的认知和对社会现状的把握。仅仅凭借一厢情愿为心中的文化辩护，往往会发展为掌握更多“知识”的少数人的优越感，这一扩大认知差异的行为，反而会使文化认同遭到挑战。
微博上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评论，获得大量认同
更何况，大部分“认同”只是望文生义的一家之言，忽略了语言文字发展的真正历史。如大多数“斜”字读音的辩护者仅仅注意到“xiá”的读音有助于押韵，便认为这一读音是早已有之的古音，值得传承保护；但真正了解音韵学的人才知道，这一读音自古以来便是为了读起来押韵而人为规定的“叶韵”，本身也具有一定争议。
对此类专业知识没有了解的大众群体，自然无法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读音的演变，而只能诉诸个人的经验与情感。
个体的经验是有限的，脱离专业的解读也可能是有误的，唯有真正了解社会群体对语言文字的现实态度，才可让文化认同的观点摆脱故弄玄虚的圈套，成为有说服力的依据。而一度为网友抨击的普通话审音，则正走在这条道路上。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ling.cass.cn/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日语言学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徐世荣著 语文出版社 1997年5月
微信编辑 | 王健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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