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者邓建国：记录、思考与对话的魔力
拉斐尔的壁画《雅典学院》，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举办雅典学院为题材，打破时空界限，使哲学、数学、音乐、天文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名人代表汇聚一堂，进行着平等而优雅的讨论。整个画面洋溢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自由辩论的气息。
“和邓老师交谈非常舒适，有种如柏拉图对话录中雅典青年与苏格拉底自由讨论的感觉。”在邓建国的课堂上，不少同学都有身处《雅典学院》的感受。
自由讨论与理性至上的氛围延续到了邓建国的家中，在他们家，谁掌握道理，谁就有话语权。
中考时，妈妈让儿子吃粽子，寓意考试高中（粽）。儿子拒绝说：“粽子不易消化，吃了会思维迟钝。”——邓建国将对话发表在朋友圈，并写道：“‘文化的’意义往往与‘科学的’意义相互冲突，然而文化的意义却经久不衰，建构、维护着某一版本的社会现实。我们的肉体存在于科学中，头脑存在于文化中。”
记者 | 张吉
编辑 | 王欣怡
朋友圈里的小段子
朋友圈流行前，70后习惯使用微博。
当时，一条微博最多能编辑140字，在有限的字数里，邓建国总要花费许多心思，遣词造句、精简腾挪，才能将父子对话描述清楚，并带有一点悬念、包袱与幽默。写这些小段子很花费时间，“这对叙事者有一定的能力要求，同时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
邓建国则“enjoys doing so”，从微博到朋友圈，他持续写了十余年。这些小段子以“儿子”、“我”、“妈妈”的对话形式，聚焦父子间的相处，展现家人的生活。
当儿子调皮时，他会问儿子“你是不是被宠坏了”、“你想当小孩还是大人”、“是不是没人管就很幸福”等令人陷入两难的问题——无论儿子回答“YES”还是“NO”，他都可以说“没有被宠坏你就必须这样做”或者“被宠坏的话爸妈就不能再宠你了”，儿子听罢哑口无言。许多时候，邓建国比儿子还“调皮”。
除了日常的玩笑话，在他们家，谁掌握道理，谁就有话语权。
面对儿子挑食、不吃鸡蛋的问题，邓建国多次说服未果。一次，他问儿子：“为了让你吃鸡蛋，爸爸该做什么呢？”儿子面露喜色，答：“买一台iPhone7。”邓建国不紧不慢地说：“我给你旧黑莓手机如何？”儿子疑惑道：“我要的是iPhone7，不是黑莓。”
通过此番“交易”，邓建国看出“不吃鸡蛋”不是儿子的原则性问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因此，他对儿子说：“所以我就跟你讨价还价呀。”
儿子的一位好友常为其严肃的父子关系而烦恼，儿子倾听其故事，愈发珍视自己的“沙雕”爸爸，“并且，爸爸比较理性，跟他讲理是有用的。”
当然，邓建国也有“耍无赖”的时候。他经常闯进儿子的房间，躺在儿子的床上，赖着不走。他告诉儿子：“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儿子则毫不领情，把他从床上推下去，然后踢出门，反手将门锁了。隔两三天，趁儿子到洗手间的一霎，邓建国又溜进去，飞快躺到床上，看到儿子回来，便说：“我要在这里睡觉。”不等儿子回答，他闭上眼睡着了。在此事上，儿子似乎永远无法用“理”赶走爸爸。
这样“相爱相杀”的日子，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愈来愈少。
下午，儿子放学回家，邓建国笑吟吟地开门，顺手接过书包，感觉沉甸甸的。他刚想开口与儿子聊天，儿子却径直走向房间，开门、“砰”地关门——动作一气呵成，一如往常。邓建国只能站在原地安慰自己：“他在学校也许有更多烦恼的事情需要处理。”
儿子今年17岁，念高一，学习占据了儿子的大部分时间。
此时，邓建国再翻看朋友圈，那些曾经觉得“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成为“对过去的记录。”那一条条几百字的小段子，承载着他与儿子的成长历程。
他的小段子，及其折射出的育儿理念和父子相处方式受到众多圈友的关注与喜爱。“以平等的视角，与孩子持续、民主的沟通”是最打动伍静教授的，她看邓建国的朋友圈时，常常会顺手截屏以作自己的育儿参考。
也有平日不常联系的亲友，偶尔会冒出来对邓建国说：“特别喜欢你的生活叙事。”有已经忘记姓名的网友，潜水许久，年底私信他说：“谢谢你，看你的朋友圈很有收获。”
尚未与邓建国见面的18级传播学的张子昂，由这些小段子不自觉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如邓老师一样循循善诱，从生活小事教导孩子，培养孩子学习、思考、看书的习惯。”从对话中，他感受到某种共鸣。
| 邓建国的儿子（图中执笔者）应邀给学弟学妹们分享学习方法
做父亲：学以成人
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忙于料理家务，儿时的邓建国基本处于“散养”状态。
长大后，他有了自己的家庭，居住在宽敞、整洁的三室两厅，与孩子开玩笑、讲道理。他对儿子说：“现在你有叛逆期、会反抗，说明有人管你，你应该觉得自己很幸福。爸爸不知道自己的叛逆期是什么时候，因为没人管。”
作为教师，邓建国常与学生接触，十分清楚孩子在学校的压力。因此，当儿子回到家时，他把家营造成“避风港、安全小屋”，让儿子“为所欲为”，放松地做任何事、说任何话，“甚至可以骂我、直呼我的名字、给我取别称”。
在学院里，同事们都知道邓建国有一个极为聪明、阳光、正能量的儿子，成绩优异、性格开朗、富有创造力。去年年底，学院工会组织女儿是超级学霸的谢静教授分享育儿经验，大家感觉很有收获。随后同事们在群里呼吁，“下一次请邓建国老师！”
生活中，不少人私下向邓建国请教育儿秘诀，一位肺科医院医生罗博士曾询问他，如何教育6岁的孩子。他倾囊而尽，妙招迭出，两人一聊就是2个多小时。罗博士的儿子马上入小学了。他说，跟邓老师聊天之后，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更加胸有成竹，信心满满了。
对于学前教育，邓建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没有向儿子灌输单词、汉字、数学，“那些东西没有用，只不过是提前学。”而是通过提示广告牌、玩具、饭店上的英文，让英语“自然而然”出现在儿子的生活中。他认为，过早地向孩子灌输各种客观知识没有必要，而是要着力培养孩子的核心学习能力，包括好奇心、专注力、逻辑力、毅力、视野、同理心和幽默感等。这些都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需要具备的素质。
“教育更为重要的目的是学以成人。”如今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足以帮助孩子学会怎么做人。“家庭教育是弥补这些缺陷的重要手段。”虽然是传播学学者，拥有英语、法律、新闻实务等多个领域的学习背景，邓建国却很少教儿子这些，他更关注儿子“学以成人”。
一次，儿子与性格迥异的表弟出门游玩，回来后抱怨表弟“贪得无厌”。邓建国反问儿子，什么行为算是“贪得无厌”？表弟的这个行为与你的另一个行为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不是“贪得无厌”呢？
他习惯“忽视”情绪化的东西，转而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问题，同时给予孩子讲理的成长氛围、培养孩子讲理的逻辑能力。“跟小孩子玩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当作小孩子；跟小孩子讲道理的时候，你要把小孩子当作大人。”邓建国坚信，没有不讲道理的孩子，只有不讲道理的大人。
不过，与绝对讲理的父母相处，儿子有时也会感到困扰。初三时，他的物理不太好，想退出物理加强班。但父母不了解他的学习情况，用“理”来说服他。“按照他们自己的思路走，给我造成非常多的障碍。”儿子说。
邓建国也会反思：“有时，我求知的欲望过急，以至于丧失了对情的关注和关照。”与他相反，孩子的妈妈偏感性，共情能力强，有耐心，“能把那些我掏不出来的话，从儿子嘴里面掏出来。”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每个家长也是独特。没有最好的育儿方法，只有最适合的育儿方法。”邓建国强调。
邓建国一直在探索“最适合的育儿方法”。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大学教授，也在寻找“最适合的教学方法”。
| 邓建国一家人
做教师：如父如友
初上网课时，邓建国与同学们隔着屏幕、通过腾讯会议进行交流。“嗓音浑厚有力、说话比较有学术气”是张子昂对邓老师的初印象，“一开始有一些距离感。”
在教学中，邓建国往往以一种与学生对话的姿态，引导学生思考，然后不断问问题，让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16级传播学的林森（化名）修读过邓建国开设的多门课程，她发现，在邓老师的课上，总有学生愿意主动表达自己的、甚至与老师观点相悖的看法。2017级新闻学的李柯润也有同感：“邓老师能倾听和尊重每一种思想和声音，所以不会担心自己学识浅显说错话。”
邓建国的课从未有考勤、讨论成绩等要求，但同学们都很积极。网课期间，“一不留神，留言区就会刷出大段的讨论文字。”李柯润回忆道，“每段文字都在探讨学术，就像头脑风暴一样，知识很密集，收获很多。”
正如柏拉图所言“好奇者，知识之门。”邓建国将自己的教学方式称为“Think Aloud”，即教师不是自己先沉思默想然后将答案单方面塞给学生，而是与学生一问一答，来回往复，共同得出结论。他想做的，是激发学生好奇的天性，让他们乐于学习。“教学是一门关于如何有声思考的艺术，需要将思考的过程全部裸露出来，呈现在学生面前，甚至与学生一起思考，相互激发，互为教师，”他说，“传播学领域理论繁多，并无所谓正确答案。教师要带领学生看到每一种理论背后的谱系和利弊取舍。”
上了几次课后，张子昂改变了最初的印象：“和邓老师交谈非常舒适，有种如柏拉图对话录中雅典青年与苏格拉底自由讨论的感觉。”
疫情网课期间，邓建国一直在寻找最利于讨论的教学方式。
学期伊始，他的课程使用腾讯会议讲授。第一堂课，学生的参与度、讨论质量都极高。课程结束后，他发现腾讯会议无法保存留言，同学们激烈讨论的成果“销声匿迹”。在微信群里，他说了好多次“好遗憾”。
后来有同学提醒，Zoom在课程结束后可以保存讨论记录。于是，他征得同学的同意，将第二堂课改在Zoom上讨论。
同在上网课的儿子得知此事后，批评爸爸说，换平台的行为增加了学生的负担。邓建国仔细思考后，觉得确有道理。他立马在微信群里询问同学，“更改平台是否造成负担？”得知同学们已经习惯了Zoom、腾讯会议、微信群等多个平台的切换，且大家也十分珍视课堂的讨论记录，邓建国才松了一口气，告诉儿子，“同学们都挺适应的！”
每节课结束后，他会留时间让同学反馈，并给当堂课评分。大多同学都打了10分，也有不少同学打出7、8、9分，并留言“留点空间，不能太骄傲。”邓建国也幽默十分，说自己如网红主播一般，只差“打赏”了。随后，同学们纷纷给他刷小火箭、小红花的表情。看着聊天室里齐刷刷的小火箭，他开玩笑地说：“如果火箭能换钱，我应该非常富有了。”
“对任何学术话题，邓老师都能和同学聊很久，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剖析问题，对学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让人叹服。”张子昂感慨。当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饭圈、时尚等话题时，邓建国则总会直言自己不太了解，并请同学深入分享。
他很喜欢听同学们分享生活的例子，随后发散讨论。2018级新闻系的杨昀潞曾分享一个看似与课程无关的故事：一个高三的表弟，在学校与女同学闹了点矛盾，老师让其给女同学道歉，但他十分倔强地拒绝了，并表示不再去上学。那时，距离高考不足一个月了。
“这可能与高考生压力大有关系。”邓建国听完分享后，由浅入深，从“说服与传播运动设计”课程的角度分析道：“劝服须结合劝服对象的特征因地制宜。”随后，他还给了一些解决建议。
此前，有朋友给杨昀潞分享过邓建国的一条朋友圈截图，内容是他在光草前安慰一位情绪崩溃的同学——邓建国与同学聊了数个小时，直至对方情绪好转。看完截图，杨昀潞很感动，“能感受到他真的在乎学生。”也正因此，学期初她坚定地选了邓建国的课。听完邓老师给自己的建议后，她觉得：“我们学生像邓老师的孩子，什么话题都能与他讨论，生活的烦恼也烟消云散。”
毕业论文的截稿日期逼近，林森却将写了一半的论文搁置。自己论文是否有研究价值？在换选题与硬着头皮写下去之间，她徘徊着，迷茫着。随后，林森与毕业论文导师邓建国进行沟通。
“意义的多少在于你做了多少事情。”邓建国告诉她。“在我写论文最焦虑的时刻，这句话让我调整好了心态。与其浪费时间沉浸在这种没有建设性的情绪中，不如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研究与分析。”林森说。
“邓老师非常好,同学里有很多他的小粉丝。”李柯润说，“可能因为邓老师身上有种吸引你和他交流的魔力吧。”
邓建国本科就读于师范学院，做过实习老师。与人对话时，他会自然地看着对方的眼睛，配合手势，吐词清晰、发音准、有停顿，随后等反馈。实习期间，他站在讲台上，眼睛一扫，似乎能用目光把人的注意力收集起来，然后拧成一股绳。
在邓建国的“头脑风暴”课堂中，张子昂感慨传播学“解释和洞察一切”的强大，选专业时坚定地选择了传播学。“邓老师传授的知识、上课的风格、育儿的观念、为人处世的智慧都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激励着我在传播学的路上、更加坚定而努力地走下去。
| 邓建国与毕业生合影
“用传播学的榔头敲一切钉子”
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系主任、传播学教授，邓建国多次提出“用传播学的榔头敲一切钉子”的观点，认为传播学不是偏执一隅的、狭隘的学科，它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独特的视角。
伍静与邓建国是2004级同届的博士生，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新生破冰活动中，那时的邓建国“很有书生气质，说话一板一眼”。
2004年，雅典奥运会刚刚举行完，勇夺男子110米栏冠军、突破世界记录的刘翔，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在寝室，大家聊起刘翔拿冠军后身披国旗的神气样子，有些同学觉得“有点过头”。邓建国则对此颇为欣赏，说：“那正是刘翔的本色。”伍静当时直觉“老邓”很有自己的主见。
2020年5月，为庆祝校庆，新闻学院举行一次校庆报告会，邓建国从传播学视角解读疫情下的网课，敏锐地捕捉疫情下的传播百态。“对于网课，人人都有感受，但人人笔下所无。这是邓老师的过人之处。”伍静说。
邓建国也将传播学运用到育儿实践中。他引导儿子学英语的方式，不是说“英语好以后能找好工作，”而是将英语日常化，激发儿子的兴趣。“这是两种劝服模式，前者是完成事件后获得奖励，提供的是外驱力，后者则是使事件本身有趣，提供的是内驱力。”大量实验表明，后者的劝服力通常比前者更持久有效。
在生活中，他不拘泥于理论，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坚定信奉者，“不在乎、不记得提出理论的学者是谁，”而是将理论结合生活的例子化用。对任何现象，他都能信手拈来地分析。
不过，他并非生来如此。在成为传播学教授前，邓建国进行了很多“试错”。大学本科，邓建国学英语专业，后来自学了法律，考过律师资格证。随后，他做过很长时间的国际新闻记者和编辑。最后，他才“误打误撞”进入传播学殿堂。
正是这些丰富的“试错”经验，让邓建国意识到，传播学不能“养在深闺中”，“我学术兴趣比较广，目的是想用其他学科的榔头来敲传播学的钉子，现在也很想拿传播学的榔头去敲别的学科的钉子。”
强调逻辑的英文与法律培养了他的逻辑思维，将他从一个典型的文科生——比较善于抒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性表达方式和思考方式，转变成相对理性的、结构化、逻辑化的思考和表达方式。
广泛阅读则培养了他的广阔视野。汪曾祺、梁实秋、钱钟书等都是他喜欢的作家，他对心理学也感兴趣，很早便读了许多心理学方面的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领域的书籍他都涉猎——“中外传播思想”课程的开设便源于他的日常阅读兴趣。
邓建国喜欢“以译促学”——通过学术翻译来提升研究和教学水平。近些年，他翻译了不少著作，都与传播学有关，最知名的如约翰·杜翰姆·彼得斯的《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学》和即将出版的《奇云：媒介即存在》。其中，《对空言说》的原著被公认是“纵横捭阖、汪洋恣肆、很难啃下来的著作”，但他的新译本不仅受到原著者的认同，也获得学界与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成为广大传播学师生的推荐阅读书目。
“比起大多数译著的诘屈聱牙、晦涩难懂，邓老师的翻译兼具了信达雅，在充分理解了作者观点的情况下，他用最贴合中国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的语句翻译了原文。读起来相对轻松、赏心悦目。”研读过《对空言说》的林森说。
“邓老师不仅思维敏锐，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而且有坐冷板凳的定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让人倾佩。”伍静感概。
书法是邓建国的另一大爱好。近来，儿子放学回家，常常看到邓建国坐在沙发上，拿着一支“不是很好的毛笔”练书法，表情严肃，坐姿随意，“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生活中的他，还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传记片和二战片。“看电影也是学习，它们是很好的教学素材，”邓建国每晚十点开始看电影，带着耳机独自沉浸其中。
从杂家到传播学者，再到用传播学“反哺”其他学科，邓建国“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他知道自己的感受——哪种感受是舒适的，什么样的工作环境能够为他提供舒适感。”于是，冥冥之中，他就顺着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好像找到了自己的niche（生态位）。”
| 邓建国与同学们的结课合影
图片来源于受访者与网络
微信编辑 | 张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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