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口译员的肖像
作为英语法语口译员，鲍轶伦陪同国王的访问团参观了上海电影博物馆、浦东展览馆、中共一大会址，并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观摩了芭蕾舞剧《茶花女》。她毕业于复旦大学法语系，目前是上海市外办翻译室的一名复语翻译。
作为一个“90后”，鲍轶伦是翻译室最年轻的口译员。除了陪团，她还负责许多会议、讲座的口译工作。
“这是一个永远求新求知的工作，”鲍轶伦如是说道。从事翻译行业的第6年，她仍觉得，要成为心中理想的样子，道阻且长。
一场隐形战争
对鲍轶伦来说，口译像是体育竞技。
笔挺的正装，尖头皮鞋，夹着速写纸的稿件夹，是这竞技运动的装备。领导的声音通过功放的麦克风传出，“在那一刻脑子里会蹦出两三个甚至十几个词”。
英语里有一个词形容这样的应急时刻，叫“a split of a second”，千分之一秒。在这千分之一秒里，她需要根据当下的语境，选择哪一个词是最合适的。鲍轶伦对记者说起一次医学会议：“新冠检测的关键词汇’咽拭子’，有些人可能会简单翻成nose或者mouth，但最准确的翻译是pharyngeal swab。”
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到领导说完整个段落，随后，她需要凭借短时记忆和笔记，把刚刚脑中出现的无数个被选择的词语连缀成另一种语言的段落。整个脑力风暴的过程像个微型无声、速战速决的战争。
但这场战争是隐形的。鲍轶伦的目标是要完全融入场合，甚至不会有人注意到她。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一场30分钟的会见，鲍轶伦要花一周的时间去准备。
| 会场上的鲍轶伦 图源：受访者提供
鲍轶伦需要坐在电脑前搜索有关他们的一切资料：家庭背景，所处国家的政治体制、地理自然环境，甚至讲话的口音。除此之外，鲍轶伦还需要去了解专业话题的知识和动向。她做过最难的主题是人工智能。“AI是跨领域交叉研究的科学，非常专业，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很快，其中类脑人工智能、智能诊疗等领域，还需要去了解生物神经系统等的知识。这类讲者发言一般也没有稿子，就是想到啥说啥，要彻底吃透他的研究成果才翻译得出来。”
| 鲍轶伦担任世界人工智能峰会的现场翻译 图源：受访者提供
诸如此类的准备工作就如备考一般，但与考试不同的是，“我的成就感只能是自己给自己的”——会场的聚光灯不会打在翻译身上。通常情况下，她也不会被感谢，被评论，甚至犯了错误都没有人知道。
只有鲍轶伦自己知道自己的进步，她坐在装有单面玻璃的口译箱里，看着会场里交流的宾客，一个人偷偷雀跃：“我今天真是妙语连珠呀！”
黑箱子里的两千级阶梯
口译主要分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相比交替传译，同声传译的特点在于，几乎同步地将讲话人的意思准确、完整地传译成目的语。同声传译节省时间，酬金丰厚，在互联网上报价高达12000/天。
但成为一个合格的口译员谈何容易。鲍轶伦在进入外事办翻译室的第二年，就被送去上外高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会议口译专业训练。
在上外，老师的上课时间很少，一周只有三节课，剩下的时间都要自己练习。每天的下午和晚上鲍轶伦的时间都是在“黑箱子”里度过的：一间电话亭大小的房间，模拟专业会议上口译员们的工作环境。房间窄小、隔音良好，正前方是黑色的单面玻璃，桌上简单地配备了功放和话筒。隔音效果和单面玻璃都是为了能让翻译专心致志，不受干扰，但长时间面对它们，鲍轶伦经常感到的是压抑和枯燥。
“我每天都很崩溃”，她说，觉得自己练不出来，不断遇到困难。第一阶段是听到了句子，却结结巴巴说不出翻译。第二阶段是发现自己翻出来了，却经常错，或者跟不上。第三阶段，是觉得做不到平均分配注意力，要么只能集中在听，要么只能集中在说。
如果这是一座阶梯，鲍轶伦爬了几千级，才摸到入室的房门。翻译训练的单位是“tape hour”，一个tape hour相当于两个小时的练习。“我做了两千个小时的tape hour，才感觉自己练出来了。”鲍轶伦说。
| 口译练习工具 图源：网络
她还向记者说起法国宫廷的“阶梯精神”：法国大臣在宫廷里面群舌辩群儒，每一次辩论完之后走回寝宫，会经过一段长长的阶梯，“在阶梯上他会想，哎呀，当时应该那样说就好了”。每次会议结束后，鲍轶伦会重听会议的录音，检视翻译当时有没有犯下语法错误，有哪些表达还不够准确。“翻译也是个遗憾的艺术，”鲍轶伦说，“翻译的错误或者不尽人意会永远停留在会议当时，我没有机会回到会上修正，只能不断练习，希望如果下次遇到同样的句子，可以不用犯错。”
语言表达的积累，“像是苏格拉斯无限扩大的知识圆圈”，它是无止境的。但也只有勤勉和周全的准备，才能让翻译在台前的即时反应中，达到“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她对记者说：“做翻译的宿命就是，在孤独的板凳上和自己较劲，总结自己的错，让自己进步。”
翻译之路
把时间拨回11年前，2009年，高中毕业的鲍轶伦作为一名保送生来到了复旦大学法语系。鲍轶伦把大把的时间投入了语言学习，喜欢上了法国作家、导演和课本上有关法国文化和文学的课文。系里的老师们在今天仍然记得这位尖子生。在法语的专业四级和专业八级考试中，鲍轶伦都是法语系的第一名。
大二的暑假，她通过彼时复旦的一个名叫“丝绸之路”的社团，去法国的寄宿家庭住了两周。课文里高大庄严的巴黎圣母院在她面前变成了现实，令她激动不已。但鲍轶伦同时也发现学校里学的法语远远不够。寄宿家庭的爷爷在早餐时和她聊天。她听得懵懵懂懂，但每次都坚持聊很久。
鲍轶伦第一次在外语之上看见未来的影子，是在巴黎政治大学交换的日子。30多的学分空间，鲍轶伦选了很多国际政治的课。“这就不是像大二暑假那么轻松了，要跟法国还有全国各地的学生一起参加论战，要有presentation，然后还要考试，要写论文。”尽管课程紧张，她特别喜欢和外国同学交流、讨论。在巴黎，鲍轶伦还第一次体验了参与外事外交工作的感觉，主动跑去接待了一位外交官。“那对我是一个启蒙”。
去外企？做文学研究？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鲍轶伦的道路到了分岔点。她觉得自己喜爱法语，又对外交方向的工作怀抱憧憬，于是调整了方向盘，参加了外事办14年组织的翻译招收考试，并被翻译室录取为一名法语翻译。
第一次进入职场，她翻遍衣柜，也凑不出一套职场套装，最后还是办公室的一位前辈带她去商场，她才得以换掉学生的装束。她也不懂要怎么样接待会上的来宾，怎样称呼他们，物理上的距离要维持多少。和所有人一样，她经历了摆脱学生时代的阵痛。
鲍轶伦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是个翻译了”，是在上海市政府，一次前任市长会的会议里。市长会议的需要翻译的内容十分密集，鲍轶伦坐在人民大道200号的会议室里，“觉得承担下这样的信息密度很有成就感”。
| 会场上的鲍轶伦 图源：受访者提供
在之后的生活中，她不断发现了翻译带来的乐趣。她最开始接待团体时总是兴致勃勃地找人聊天，“我发现外国人对中国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比如，乘车观光时，西方来客总会惊讶于上海的整洁和优秀的城市治理。带着一种自豪，她就会给他们讲中国人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这时候，鲍轶伦感到是她的语言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缘起巴政的外交梦想，最终得偿所愿。
现在，鲍轶伦已经能出色完成一次次会见的任务。她接受过公众号的专访，也被媒体报道过。因为翻译，她的生活状态与理想没有改变，像一条稳定地流动着的小溪，从学习她所热爱的科目中获得快乐，简单而充实。
翻译给我自由
鲍轶伦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是“创作”。她说，翻译就像是在解一道开放式题目，没有办法以公式形式准确表述，也没有人敢说自己的答案是最优解。每一个作品都是译者依托其语言、知识、经验、价值等要素的协调共建下，产生的不甚完备的创造物。
“翻译创作是要平衡两件事，形式上的公正对等和自我发挥的乐趣。”翻译不仅需要语言上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在语言准确的前提下，进行细致地诠释。这就是杨绛先生说的‘戴着镣铐跳舞’。”
也因此，鲍轶伦尤其喜欢接一些艺术类的活动，比如上海每年都要举办的艺术节，她为中外两国艺术家的作品做介绍，并翻译他们的讲座。
| 鲍轶伦担任第二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翻译 图源：受访者提供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她觉得，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共情感能在彼此间产生很深的联结，一起看一幅画，或者看一部电影，“你不需要很说很多话，但就能了解对方的内心的想法”。
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鲍轶伦不觉得翻译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一个人讲的话背后有很多种意思，是只有另外一个人才能感受到接受到的这种信息的。“这个信息不是流于字面的，或许是某种语气，声音的细微的轻重之分，或许是说话人本身的态度，以及提前准备好的背景语境知识。
通过翻译，鲍轶伦穿透语言的外壳，在语言的弦外之音、言外之力中探索”真意的栖身之所“。问及翻译带给了她什么，鲍轶伦说：“在苍茫而庸碌的世界中，翻译给了我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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