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转，光华楼的墙壁在风霜洗涤下留下斑驳的痕迹，光草旁的樱花树在经历盛放后又一次凋谢。
与复旦大学一同走过这116载春秋的，是一代代的复旦人。
从院系调整、恢复高考、学科建设到第三次科技浪潮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化，再到如今疫情变化下的变动格局……复旦人与复旦一同经历这些重大事件，并在其中一同担负起社会使命，并肩行走在一百一十六年的历史长河之中。
每一场宏大事件的叙述背后，都离不开个体的在场。一位位复旦人的参与，勾勒出特定年代的复旦记忆，置身校园的变革之中，每一位复旦人又因此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116年来，我们与复旦一同呼吸，一同沉浮。当我们捡拾时间长河中属于复旦人个体的记忆碎片，我们看到的是不同年代复旦人的精神，也是由每一代复旦人共同筑构并将由我们继续传承和创造下去的复旦精神。
在116校庆之际，周报搜集史料，并且寻找到了几位校友，请他们谈了谈在复旦所经历的重大时刻。
编辑 | 金梦恬整理 | 李蔚怡 范潇行 吴萌萌文 | 范潇行 吴萌萌
1952：院系调整
1952年6月至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复旦同时吸纳了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兄弟高校的一些相关学科的著名教授，建设起综合性的学术体系。在此期间，复旦也将原有的政治系并入了华东政法大学。1960年，他在毕业后留校任马列主义教育学系的助教。1980年，他在邓小平“政治学要补课”的号召下，参与推进复旦政治学专业的建设。在院系调整的结果悄然影响着孙关宏的复旦生涯。在充满不确定的人生中，学科改行对他来说，是相对顺利、甚至是成功的一次选择。据他回忆，入学后，他上过三年的政治课，其中不少是几个系的学生一起挤在登辉堂（现相辉堂）里听讲的大课。当时中文系的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入马列主义教育事业，并在最后成为八十年代后复旦大学重建政治学系的奠基人之一。孙关宏对入学后上的第一门政治课印象深刻，这门课是“马列主义基础课”，实质上是学习斯大林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很大关系。因为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复旦将原有的政治学系并给了华东政法学院，而当时规定高校需给学生上政治课，于是，复旦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承担了这一重任。1960年春天，孙关宏等25名文、史、哲、经济专业的学生被抽调去马列主义教育系当预备教师，他在学科建设的号召下，选择留在这个新系。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备，1960年秋马列主义教育系正式挂牌成立，孙关宏在该系担任助教。
这个助教一当，就是十八年。
1980年，在邓小平“政治学要补课”的号召下，不少大学纷纷酝酿成立政治学专业。孙关宏在两年前刚刚提升从助教提升为讲师。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65元，又承担着养家糊口的压力。在生活艰苦，资金匮乏等各方面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他和教研室的王邦佐主任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决定成立政治学专业。
次年，复旦首次面向全国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
“当时确实存在很多困难，”孙关宏说道，“但改革开放事业迫切需要政治学，我们顾不了那么多，只想大方向是对的，积极响应号召，把学科建设起来，把学生培养出来。”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其中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亦前往参加座谈会。1977年10月21日，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恢复，中国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复旦大学在此时迎来了高考停止十一年之后的第一批学子。这不仅是历史的转折，更是一代学子人生的路口。恢复高考第一年，复旦一共15个院系、29个专业，共招收本科生1070人。“77级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我的同班同学有些也比我年龄大不少，他们学习经历坎坷，往往可能在1967年、1968年就从上海去往安徽、江西、黑龙江、云南等地区插队落户，停留他乡十几年。最终，又从那些身份重新考回自己的故乡上海，”1980入学复旦的张力奋回忆称。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潮，高校风气渐开，复旦师生也开始反思并探索高校发展的道路。这一特殊年份的学子毕业之后，往往成为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人才，有的投身于祖国发展，有的回到复旦，继续学科建设。曾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周舜培毕业于复旦数学系77级二班，在对“中国之声”的记者采访[1]中表示，她当年得知要恢复高考时，因为身体的原因犹豫了很久，“直到考前一个月才下决心开始复习”。周舜培一直保留着从初中到高中十二年的课本，课本上尚保存着密密麻麻红蓝色笔记，而学习心得和疑问则记在书的空白处。最终，周舜培在一个月之内进行复习，一击即中，考上了高考恢复后复旦第一届数学系。和周舜培一样，其同考入数学系的同学们在入学前都有相似艰难的处境。王键在参加高考前是一名知青，已经在农村插队了三年，他第一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正式通知下来之后，他白天出工，晚上复习，最终考取复旦数学系。王健的故事最终被记录在了“中国之声”《今天，我高考；1977，他们高考》中。1984年4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一行飞往上海访问。第二天，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并在新建好的第三教学楼3108教室发表演讲，并回答了复旦同学提出的六个问题。里根总统来访复旦的消息在当时复旦学子之间引起了热议，“当时大家提前知道了里根要访问复旦的消息，都比较兴奋”，毕业于计算机系的连伟舟回忆道，当时，他没能够亲临现场听到里根总统发表演讲。| 里根总统来访复旦
连伟舟是1981年从福建省考上复旦计算机系的学生，当时复旦在福建一共招收了13名理科生。当时的复旦计算机系中有一台美国IBM赠送的计算机，里根总统来访时也曾参观了计算机所在机房。作为国内最早学习计算机的一批人，连伟舟回忆，“机房是很大家很向往的地方，只有很少机会才能进入。当时的机房装修具有特殊的“架高”的装修，并且铺设绝缘地板，每个人进入机房时还需要穿白大褂、绝缘鞋。”当时，有二三十名同学被选为里根总统参观复旦计算机房时的上机操作学生。“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同学之间口耳相传，还是自己亲身经历，但是那天的情形历历在目：机房里气温很低，即使穿着白大褂也觉得很冷，同时心中很紧张，里根总统走过我们背后，但是不敢回头张望。”里根总统访问复旦次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成为国内最早开展美国研究的高校。同年，连伟舟从计算机系毕业，站在第三次科技浪潮的节点，投身于IT行业之后，一直前进，成为了领域中的佼佼者。《复旦风》继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一批正式校园刊物之一。1985年，复旦举行80周年校庆，《复旦风》正式与同学见面，《大学生》是复旦大学的第一份学生刊物，由复旦77级中文系学生创办。时隔8年，《复旦风》作为第二份正式校园刊物，在85年的校庆日上，与全校师生见面。《复旦风》创办人是新闻学院84级的青年教师兼辅导员张力奋。回忆起80年代初的复旦，他说：“那时我们还没有校服和校歌，甚至没有惯常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有仪式感的东西很少，我们更多希望有一种文化，有一种无形的东西能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正值85年是复旦举行创校80周年的大庆，张力奋便于此契机下提出发行一份正式刊物来纪念校庆。他将《复旦风》定位为体现一份综合性的正式刊物，体现复旦人学术和思想上的敏锐，以及对于国家和世界的关注。当时的《复旦风》有一个近10个人的编委，成员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作为总编辑，张力奋需要和学校频繁沟通。不管是刚卸任的苏步青教授，还是时任校长的谢希德教授，都非常支持刊物的发行。他们希望通把这份校刊能创办成有大学味道，体现中国进步的刊物，让社会了解到复旦的风貌。| 《复旦风》刊物创刊号 图源受访者
尽管有校方的一致支持，校刊的创办过程中，张力奋还是不免遇到挑战。为了让发行时间如期赶上五月份的校庆，张力奋和另一个编辑一起前往印刷厂去排字。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动手努力，让工人师傅体会到那份在校庆日前让同学见到校刊的迫切心愿。校庆当天，《复旦风》在校园内的销售量多达四五千份，每份售价约六毛钱。“我们当时推着车，在南京路（现光华路上）卖，不论是毕业校友，还是在校学生都买的很多，”张力奋回忆道，“那种感觉是很好的，自己创造的劳动，能够得到大家的良好反响。”1978年，改革开放迎来科学的春天，复旦开始开展前沿科学领域的学科建设。第二年，在谈家桢先生的带领下，国内举办了由250名科技精英参加的复旦大学基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讲授班，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最先举办的前沿学科的讲授班，为发展我国分子生物科学开了先机，标志着分子生物学在中国的启航。讲授班由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举办，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鼎力推动。为了让分子遗传学和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走入复旦，谈家桢在1978年就引进了20万美元的大型紧密仪器，约30万美元生化试剂和药品的馈赠，打下复旦开展遗传工程教学研究的基础。[2]这一次的讲授班上，他邀请他的老同学美国科学院院士邦纳教授及高级讲师汪默生、吴崇荣一同前来，旨在培训高校和科技界的中青年骨干，并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基因克隆和DNA重组技术。担任培训班教学和实验技术的助教的陈永青这一年40岁。他自63年从复旦毕业后，一直留校在青年教师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作为助教，陈永青配合美国科学院院士鲍纳教授一行，协助准备了实验教学内容。主要实验包括入DNA、入噬菌体的体外包装、包装蛋白的制备、Charon载体和基因重组，涉及遗传学领域的多项前沿技术。“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最先举办的前沿学科的训练班，加速推进我国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我为此感到骄傲，”陈永青说。讲授班让生物学界感受到国内生物学领域的飞速发展，但实际的研究条件依旧并不乐观。“复旦作为引领生物学改革的先锋高校，都拿不出一台像样的高级显微镜，”陈永青下定决心。要为祖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刻苦学习。1981年，他通过考试选拔，被教育部公派到法国第七大学雅克莫诺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进修。“在法国两年期间，面对中法两国分子生物学在理论和技术上巨大差距，我们所有留学生都分秒必争地学习新知识。”陈永青暗下决心，“跟他们差了三十年，出去一定要把东西学回来。”彼时的陈永青已年近四十五岁，仍然在法国分子生物学研究所里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持续工作。探索细胞活动的实验中，用于标记的同位素放射性很强。等到巴黎第七大学校医前来进行检查，陈永青才发现自己受到的辐射超标，并被警告需间隔休整后方能再进行同位素放射性的试验工作。[3]这一故事，后被载于“教育部老干部之家 ”微信公众号中的《我看70年新成就》复旦大学直属系统优秀征文。1983年底，陈永青带着丰硕的知识和技能回到国内，成为学成回国的复旦学科带头人中的一员。在陈永青等人的带领下，复旦迅速推进实验室建设，努力追赶学科的前沿，加速编写出学科前沿的教材，使学校的科技水平突飞猛进。陈永青晋升为教授并担任微生物系主任。他培养的研究生逐步走出国门，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而1979年参加培训班学员中的不少，也成为了国内著名大学和研究所的学术领头人。2020年初，国内新冠疫情爆发。全国人民进入抗击疫情、保卫健康的特殊时期。医务人员在前线呵护病患，工厂日夜加工生产口罩等其他医疗器具，许许多多的志愿者肩负起日常防疫的工作……复旦人也在疫情爆发期间第一时间赶赴前线，后方则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志愿者群体，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2020年除夕，上海市第一批危重症救治医疗队136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紧急驰援武汉，全力支援武汉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其中，有26位复旦上医人的身影。之后，多支医疗队先后赶往武汉支援。大年初四，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急诊观察室护士长胡兰兰和上海的队友们抵达武汉金银潭医院，来不急休整就加入到病房的夜班队伍中。“当时正是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重症患者较多，我毫不犹豫报名去了当天重症监护室的夜班，”胡兰兰在之后的“团团在复旦”的《复旦青年说》[4]推送中回忆，“在第一次穿上严密的防护服时，起初的窒息感让我感到胸口发闷，只能通过不断深呼吸调整自己的状态。进入重症病区，一工作就是4-6个小时，期间不能喝水、进食和休息。要一刻不停地护理危重病人，要熟练地运用病房里所有抢救仪器，要与医生一起配合默契地对病人实施抢救。”令胡兰兰印象最深的，是同时染病的一对夫妻，老先生入院时病情较轻，但他的老伴是重症患者，需要靠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每次老先生做完治疗就推着制氧机来到老伴的床边，给她加油打气。与此同时，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学生会发起“鹅旦梦”计划，面向湖北地区青少年儿童开展结对支援行动，学生志愿者为在湖北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帮助，运用自己的所知所学为孩子们答疑解惑、分享经验。舒舒在除夕夜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时，看到了医务人员奔赴前线的新闻。来自护理学院19级的她没有想到的是，仅在学校待了一个学期，便被困在家里，而自己在不久后便参与并组织了班级团员参与了“鹅旦梦”线上支援辅导，对接了一批前线抗疫工作人员子女。“我们当时十五人左右对接七个家庭，难度比较大，其中还有高三的同学，能感受到他们的心理压力比较大。”看到身边的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投身于抗击疫情之中，舒舒坚定了自己做出的的信仰选择。疫情也让她对自己专业的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护士在抗疫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护士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业。”和舒舒一样的复旦学生还有很多。鹅旦梦先后两次集结，共有34 个院系单位，302个团支部，合计1684名志愿者报名参与此次志愿活动，对接服务全国748户家庭，截止到4月12日累计服务时长达11578.5小时。疫情期间除却学校组织志愿活动，还有更广大的停留在家的学生志愿者在全国各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如今，一百一十六年之后的光华大道上，银杏树依然沐浴在阳光之下，人们迈着和往常一样的步伐，走着和往常一样的路：经过光华楼，经过三教3108，经过子彬院。院系调整、高考恢复、学科建设、抗击疫情……历史节点之上，无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子，还是二十一世纪抗击疫情的线上志愿者，复旦人一路从历史一端走来，与复旦一同承受时代所赋予的变化。[1]77级校友周舜培、王键相关信息来源于“中国之声”《今天，我高考；1977，他们高考》，转载于《中国青年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9509680447841&wfr=spider&for=pc，2021年5月26日访问。[3]【我看70年新成就】直属系统优秀征文展——复旦大学，载于“教育部老干部之家 ”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PlfHNOtfVQpBXw43aAUeNA，2021年5月25日访问。[4]胡兰兰护士相关信息来源于《复旦青年说》，载于“团团在复旦”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d64iqsMefYCLqf8fOWTyQ，2021年5月21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