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女兵，爱红装也爱武装
12月1日，复旦大学2022年征兵报名正式开始。校武装部开通了微信群、热线、现场等多个通道，接受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咨询。各院系也正积极组织报名工作。
2021年起，国家正式实行“一年两征”，即每年的3月和9月将各有一批新兵入伍。校武装部会在之前组织征兵报名。经过选拔，体检、政审“双合格”的预征对象即有希望入伍。校武装部介绍，本阶段报名工作将持续到12月15日，根据国家统一安排，后续报名通道也会持续开通。
在2019年入伍的复旦学子中，共有4名女生。在作为军人的两年里，她们在不同的军区、岗位上发光发热，将青春印在祖国的河山之间。今年，重返校园的她们回首两年前的那个选择，其中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01 一腔热血赴军营
据校武装部反映，我校女生应征的积极性一直很高，不少同学“爱红装也爱武装”。递交入伍申请对于当时刚刚进入大学的她们来说，更多是一腔热血的尝试和对军旅生活的向往。
徐墨涵从小就对枪械格斗感兴趣，受《我是特种兵》等兵旅影视的影响，她一直很向往特战生活。她在高考结束时就听说了大学入伍的相关政策，还早早做了近视手术。
李严婧和高嘉仪都是医学院的学生。严婧出于转专业的需求和对军人身份的向往提交了入伍申请，嘉仪的大一生活轻松自由，觉得去军营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是不错的选择，而对军人可能会吃的苦，她当时不以为意：“别人能吃得了的苦我也能吃得下来。”
她们报名入伍，一轮轮体检与审核之后，当初的几十个女孩最终只留下4个，嘉仪感叹：“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她们带着不安和兴奋，在学校和家人们的担心与期望中披上戎装，奔赴中国各地。
02
新兵连：从学生到军人的蜕变
正式入伍后，女孩们会根据自己的志愿和部队的需要被分配到不同的地区和岗位，徐墨涵和高嘉仪加入了驻港部队，李严婧加入了东南沿海的一支部队。所有新兵在进入军营后会首先进入新兵连，用几个月的新兵连训练来学习军人的纪律，完成学生到军人的蜕变。而适应的过程并没有她们预先想象中那样顺利。
高嘉仪发现，当兵并不是自己认为的“只要服从命令就可以”那么简单。军营里，一切事情都要求三倍速完成，每天任务都安排得很紧，军事训练、体能考核是家常便饭，到了夏天，女孩们在体能服外还要套一层迷彩服。深圳的大太阳下，队列里是清一色的黝黑皮肤。
除了体能上的磨炼，她们在精神上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新兵们一周只有10分钟和家人通话的时间。徐墨涵回忆，在部队第一次和家里通话时，身边女生都哭成一片，给家里打电话时忍着泪报喜不报忧，“真的会很想他们”。这样的思念，整整延续了两年。其间，女兵们和家人一面也没见。
身心的压力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煎熬着初入军营的女孩们，战友成了她们最大的慰藉。徐墨涵觉得战友之间的关系有种“同生共死”的感觉：一个宿舍40人左右，一起生活起居，一起完成任务，一起接受惩罚。而对高嘉仪来说，战友几乎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们之间的情感非常深厚，当初一个班的战友现在还保持着联系。
03 不同的岗位，从一的热忱
新兵连结束后，按照志愿和部队需要，女兵们被分配到不同岗位，进行更专业的训练、承担更严肃的任务和责任。驻港部队的徐墨涵和高嘉仪分别选择了特战队和通讯岗，李严婧则辗转了三个岗位，从卫生员到侦查员，再到文艺兵。
徐墨涵个子高，本应被分到仪仗队，但是由于对特种兵从小向往的“中二情怀”，她还是主动要求加入特战队，“当时觉得特种兵特别酷，既然要当兵，就要当最有兵味的兵，去体验战场的真实生活、战场的感觉。”可到了那里，她才发现，本以为已经达到身体忍受极限的新兵连训练和特战的生活相比，真的不算什么。
“特战的训练确实达到了我当年对特种兵部队的想象，除了没有钻火圈之外，我已经把我能干的都干了。”徐墨涵回忆道，特战是个不断挑战士兵身体极限的地方，一天一次5公里拉练，一周一次体能测试，3000米、仰卧起坐、曲臂悬垂、折返跑，“整套一个半小时下来人都虚脱了”。
体能训练之外，更辛苦的是军事训练。从基本功扎马步开始练习，女孩们常常在香港火辣的日头下练到中午，衣服都能拧出水来。之后开始学习各种枪械的使用，射击、看地图、战术运用等等。徐墨涵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之前觉得越帅的项目练起来越累”——练习射击时，一把枪七八斤，上面还要挂上一升的水壶，端上三分钟手臂就酸痛难忍。
练习攀登时，10米的高楼一条绳子挂下来，特种兵们需要练习30秒爬到楼顶，这很考验手臂的力量和灵活性。如果在半空滑下来，她们也会被班长要求不停歇地立刻再攀上去。训练中，她们的手心常常是泡都没来得及起就被磨掉了一层皮，伤口常刚刚结痂就又被撕裂。现在，徐墨涵手上还有当时留下的茧。
特战的辛苦远超徐墨涵的想象。“我曾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高估了自己承受痛苦的能力。”但同时，那里也有让她坚持下去的瞬间：或是一次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和战友躺在草地上看星星，或是发现自己也可以在海训时坚持游到三千米，或是一次登上直升飞机后的刺激的机降训练，或是一次深山中的特战等级考核......她回忆道，有次特战考核，在香港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队伍从早上7点走到第二天凌晨2点，看着对面深圳的灯都亮了起来，而在万家灯火的对岸，她们已经借着月光，负重行走了50里，“当时觉得，这也许就是负重前行的感觉吧。”
同样加入了驻港部队的高嘉仪在新兵连后选择成为一名通讯兵，通讯兵的职责是接转军事电话，需要掌握很多硬技能：拨号打字、号码速记，听音识人、勤务用语、背记编制，所有信息都需要通讯兵在半秒内反应出来。为了达到岗位要求，上岗前通讯兵们会经过3个多月的专业集训，整整三个月，高嘉仪每天只睡5小时，每天都在加班熬夜学习，加上不间断的军事体能训练，她常常累到麻木。
通过专业集训的考核后，紧接着是“跟班”和“听班”的上岗前实践，会有班长带领新兵学习接电话。仅仅掌握纸上的理论并不能达到上岗要求，“刚开始接电话可能连话都说不出来，环境很紧张。”高嘉仪说，通讯兵要求口脑耳手联动，要求一边说话一边打字，说的话和打的字毫不相干，耳朵不但要听用户说什么，还要听班长的指示，同时还要随时关注电脑上的公告和计划，“最开始常常嘴巴一开始说话脑子就无法思考，脑子想别的就说不出话，我自己吓得发抖，班长也很替我着急。”
每个通讯兵都需要经历这样严苛标准的训练，才能正式上岗。虽然不是冲在前线的岗位，但她们同样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职责，为防止信息泄露，军区内不能通过普通电话或微信联系，所有的军线电话都是通过总机来进行接转。同时，这里也是驻港部队对外的门面，因此，对通讯兵的要求也格外严格：“不能说错话、不能结巴、声音要保持清晰甜美”。如果其他军区通过军线电话找人，她们会在脑海里快速检索信息并进行接转寻找，确保找到用户需要联络的人员，因为每个信息都是对前线不可或缺的保障。
和墨涵、嘉仪不同，李严婧的两年兵旅则辗转了三个岗位，每次转岗都戏剧般地逢上最紧张忙碌的时刻。
2019年年底，新兵连阶段结束，她刚刚下到卫生连，没想到1月就爆发了疫情。她回忆2020年的除夕夜：“晚上部队领导还说过年了好好休息吧，玩几天手机睡个懒觉，结果第二天大年初一一大早就被叫起来上班，当时战友感叹，估计今年都没有休息了。”
她所在的部队承担了新冠的防疫任务，她作为医学院的学生，更是冲到了前线。整个连队承担了整个单位的防疫任务，“真的看到了抗疫一线的样子”，刚结束新兵连训练的她感慨，“经历了新冠期间高强度的工作我才明白新兵连训练的意义，只有这样严格的训练才能造就一个很有纪律、效率极高的作战可能体，才能在抗疫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然我可能真的在疫情的工作中撑不下来，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还蛮有意义的。”
2020年4月，整个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一级战备状态下，女兵们训练量很大，枪不离身，吃饭都不能把头盔摘下来，“平时嬉皮笑脸的老兵在这样的关头也变得很严肃”。最终战备解除，她们也并没有被拉上战场。后来，她又因为有舞蹈基础被调到了演出队，成为了一名文艺兵。
文艺兵的任务是到各地巡演慰问。“对那些在海岛、山上的人来说，没有信号，我们的演出真的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安慰，虽然不是战斗岗位，但是我们都认可这个团队的意义。”文艺兵们的歌舞遍布山川丛林，常常一辆大巴拉过去，直接在草坪上搭台子，当场搭，搭完演，演完就撤走。
队里氛围融洽，严婧在队里得到了不少照顾，“队里大家差距很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互相关心、相互体谅，成为一个大家庭，为了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一起努力。”
04 褪下戎装，回归校园
两年兵役结束，她们回到了复旦，选择了不同的专业。徐墨涵和李严婧去了管理学院，高嘉仪转入新闻学院，站在军旅终点和校园生活的新起点上，她们也有着不一样的心境与改变。
特战生活的结束对徐墨涵来说，是一种释然。想想当初的特战梦，她感慨道：“两年下来，我更珍惜学习的机会。但是，特战让我对战争有一种近距离的体验，如果之后有一天，我的战友要上战场，我还是会很难接受。”
同时，两年未见家人的她终于回到了家人和朋友的身边，她也达到了两年前她选择当兵时“沉淀自我”的目的，搞清楚对自己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现在，真正能够给我带来快乐的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家人和朋友才是我最重要的东西。”谈到军队生活带来的改变，她说，“如果部队有什么爱好延续下来的话，就是射击了吧，不过现在仍然非常不喜欢跑步！”
军旅生活对身体和精神的锤炼让高嘉仪更加成熟：“之前眼中的挫折，现在看都不是事儿了，仿佛格局打开了。吃过部队里的苦，现在就觉得要好好享受生活，没什么比自己开心更重要。”
李严婧回到校园后，渐渐收拾好心情，和过去郑重告别，“过去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可以怀念，但是不能一直沉浸在美好中出不来。”回顾两年前那个选择，她们都认为军旅生活是艰苦的，但没有一个人后悔，“军队就是吃苦的地方，但这些痛苦会让人快速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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