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社会”已演化为“大社会”，民间专业力量何时能被激活？

民间救援队动用直升机转运紧急医疗物资至湖北（图片来源于中新网）

文-段站江

本次疫情危机暴露一个核心的社会治理矛盾：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对接极不顺畅，也不匹配。

譬如企业也好，公众也好，对本次疫情的援助都很积极热心，但问题是支援物资高效送到了，却因政府的低效分配能力，一直卡着发不出去。

政府当下依旧遵循“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治理思路，希望一切都由政府主导。

这个“举国之力”管理体制，在物资困乏、经济、信息不发达时期或很有用，也很高效，但在互联网时代就显得效率极其低下。

以舆论风暴眼中的湖北红十字会为例，在慈善物资发放中，还按传统的人工填表方式汇总需求，再按领导评估分配，然后通知领取，最后以单位介绍信来核查验证，工作流程不能说不严谨，工作节奏可以说达到了能力和人力的极限。

可网友为什么还极不满意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互联网的高效和便利。

医院方面频频告急，网友们围观叫骂，记者不断查访，湖北红十字会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公关危机，于是漩涡中的人都满腹委屈，都在极度情绪化中自说自话，从而让事件真相远离，矛盾激化了，但问题没得到根本的解决。

我们需要聚焦关注的矛盾是：

一方面“大政府”包办一切的传统管理机制已不高效，甚至力不从心； 一方面“小社会”早已悄然演化为“大社会”，无论人才、资金，还是技术、工具，社会或民间力量（以大平台企业为代表）已经非常强大，互联网技术加持的信息网络和物流网络，也特别容易一体化高效运作。以湖北红十字会分配物资为例，他们辛苦、纠结，忙了几天都没干好的事，随便交给一家专业物流企业，就是分分秒秒的事，而且高效、精准、可控。

可遗憾的是，民间潜伏的多股专业力量，一直没被充分激活，更没有和政府的社会治理高度融合，从而造成当下大家都觉得尴尬又着急的现象：政府很忙但力不从心，民间力量闲置但也只能干着急。

关键问题分析清楚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就显得如丝一般顺滑：

政府要学会适度分权，学会和民间力量，共建共享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学会节制领导欲望，不必事事主导，不必事事指导，许多公共事务，如何监督到位才是政府最应该操心的。

以慈善事业为例。从某种程度上讲，慈善事业是国家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贞操带，而不能是某些政绩或个人的遮羞布。慈善一旦被亵渎或玩弄，国民诚信肌理必然会大面积溃烂。最近新闻报道说多个老人捐钱抗疫，把钱捐到派出所，想来真有些伤感，民众捐款无门是为何？是不认？还是不信？

无论如何，中国的慈善体制亟待校正升级，具体改进建议如下：

 1、放弃慈善垄断。调整慈善事业结构，鼓励民间力量办慈善，并在资质申请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官办慈善组织和国际慈善组织，都要控制在一定比例。 2、修改慈善法规。强调特殊国情而降低慈善监管水平是毫无道理的，一定要按照国际成熟经验修订增补相关管理条例，强制信息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建立高级别监管机制，在人大和政协分别增设慈善委员会，人大侧重立法层面，政协侧重监督层面。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等官办慈善组织建议退出政府体制，杜绝慈善特权滋生的各种腐败和民心塌方。 3、建立国家慈善/公益大数据中心，专业大数据公司托管，政协慈善委员会监管。在立法层面，引导宗教组织、上市公司、大企业的公益基金、社会责任报告以及明星、企业家的个人慈善，统一纳入大监管体系；鼓励成立企业级、协会级、自组织（记者协会、医师协会、科学家协会、工程师协会）级的民间公益智库和专业志愿者人才库。 4、鼓励企业、公民多献爱心，多做慈善，向日本学习，在慈善管理细节上要贴心到位。譬如企业或个人的捐款抵税，一定要高效、智能、便捷，同时每年要给捐款的企业和个人，邮寄感谢信和荣誉证书（电子版）。 5、鼓励中国企业根据企业优势和行业特点，建立专业的公益组织和应急志愿服务团队。譬如顺丰可建立紧急物资航空志愿团；淘宝、京东可建立紧急物资公益数据库和虚拟仓库；抖音、优酷、B站等视频平台可建立公益频道，打造一些高质量的公益节目；微博、微信可建立慈善/公益舆论大数据观察平台，每年出一些公益数据分析报告；总之，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献爱心亦是如此。 6、大企业家向比尔·盖茨学习，成立高水平，有国际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鼓励把爱心送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国正能量。

注：本文节选自《痛中思痛的十个战“疫”思考和建议》

来源：微博“段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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