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大分化：2020公益界新闻观察报告

岁末年初，我们发起了“2020公益界十大新闻事件”投票，收到了很多反馈，有朋友说，评选新闻事件的过程中顺道回顾了一遍热热闹闹的2020年，是的，这也正是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探讨的。

事实上，我们发起了两轮投票，一轮是公众投票，一轮是专家投票，同样的新闻事件候选，公众和专家选出了不一样的结果。

公众投票的结果是这样的：

▲有效投票数229

专家投票的结果是这样的：

▲有效投票数30

我们发觉，这7条新闻是公众与专家共同关注的：

“99公益日”马太效应加剧

吴花燕事件再引 “吸血慈善”质疑

“募缴令”再现

红会爆仓

“饭圈公益”破圈

民间建言《慈善法》修法

一线公益机构陷生存困境

不同点在于，公众更关注这三条：

而专家更关注这三条：

就这几条新闻看公众与专家的分野，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双方都关注权力问题，专家更多关注宏观层面的权力问题，关注公益事业与体制之间此起彼伏的关系，而公众则更关心微观层面的权力问题，这在两条米兔新闻里体现得特别明显。在专家投票里，两条米兔新闻的得票率都偏低，分别只有34.5%和37.9%。

我们将公众和专家投出的十大新闻事件作个合并，以13条新闻为基础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情况：

▲与“筹款”相关的事件共有7条，占比54%

▲与“疫情”相关的事件共有7条，占比54%

事实上，正是“疫情下的网络筹款”的新闻，主导了人们对2020年公益界的印象，我们可以从中拎出一条很清晰的故事线：

2020年1月23日，新冠疫情爆发，武汉政府最先提出“捐赠款物，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随后湖北政府、民政部相继发文指定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等五家指定机构接收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并要求“外地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在疫情应对响应终止之前，不派工作人员、不发动组织志愿者进入湖北省。”

因“募缴令”的错误发动，直接导致作为单一通道的武汉红会“爆仓”。

2020年1月26日-30日期间，新闻媒体频繁曝光医院代表被拒于红会仓库门外，无法及时得到医疗物资的混乱局面。因“所有捐赠的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的行政指令，武汉红会仓库里医疗物资一度堆积如山，无法得到有效发放。直到2月初，一家名为“九州通”的物流公司接管红会仓库，困局才得到缓解。

▲武汉的一个展馆被临时征用为仓库，堆放着红会的一些捐赠物资。

疫区红会成了“堰塞湖”，而慈善会体系则获得了在承受范围之内的大流量，加之此前数年的市场化转型的积累，涌现了“慈善会崛起”的行业现象。

据方德瑞信数据，截至2020年3月2日，慈善会体系累计在互联网募捐平台上筹款超过10亿元，占总筹款额64.3%，而民间基金会在同一时段筹款额为5.56亿，仅比慈善会系统的半数多一点。由政府主导的抗疫运动中，慈善会体系被视为主渠道之一，尤其是在疫区封城、全民禁足的情形下，这客观上强化了慈善会的渠道优势。

▲ 出处：抗击新冠疫情——互联网筹款平台数据统计分析（截至3月2日）【方德瑞信公益筹款简报第四十八期】

疫情蔓延、社区封禁的特发情况也触发了一些“非主流”网络社群的响应，乃有“饭圈公益”的破圈。

2020年1月下旬，有超过100家粉丝后援团自发联合，他们在微博上发起了#百团大站公益行#等话题，并自发性地寻找货源、砍价、运送货物，为湖北多家医院提供了物质援助。“饭圈公益”看似松散，却呈现出比许多公益机构更强的组织动员力，看似无序，却创造出许多专业组织都没法企及的效率与速度，这是一种蜂群一样的，“无组织的组织化”现象。

▲蔡徐坤粉丝团组织捐赠，寄往湖北（ 微博@国王街82号| 梦旅人）

事实上，作出响应的不只是粉丝后援团，还有“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微博网友，以及“Wuhan2020”程序员开源社区，自发组建 “志愿者爱心车队”的私家车主等临时组织、非正式组织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但一些正规的民间公益组织就比较被动了，他们对上无法获取政府在疫情期间的信任，对下激发不出如饭圈公益一样的“奉献热忱”，在慈善大流量涌现的2-5月里近乎隐身，这直接导致下半年的被动形势。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许多一线公益机构深陷财务困境，他们努力修补断裂的现金流，并采取降薪、裁员、开拓线上业务等方式积极自救。《中国发展简报》的行业调查指出，有近15%的公益机构表示，“疫情影响很大，将使机构难以为继”。

一线机构直接面临生存困境，上游的基金会也是捉襟见肘。

2020年6月，南方洪灾严重，但多家基金会为救援洪灾筹集的资金大不如往年。据方德瑞信团队8月的统计，各公募机构的筹款达成比例均低于50%。疫情透支民间捐赠力所造成的影响，还将在未来一两年内持续呈现出来。

在资金短缺、机构存亡的情况下，不少公益机构寄望于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失望了。

2020年的99公益日有超过50%的善款，集中到头部十家机构里；其中前4名的公益机构合计筹到11.23亿元，占总筹款额的37%（见下图示）。资源不只在向慈善会系统聚集，也向形成品牌的民间机构聚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巨头与草根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业界于2020年下半年掀起“公益内卷”大反思的讨论，实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2020年11月，在中国基金会论坛上，人类学家项飙将人们热议的内卷定义为“大量的消耗，但并不能够给人带来福祉上真正的利益和进步”，同时项飙认为，这样的描述“可能也适用到公益事业里面”，引发公益从业者、观察者很大的共鸣。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组织的公众投票中，“公益内卷大反思”得票率高居第二；而在专家投票里，这一新闻未入前十。

从这一条故事线上，我们可以看到，时移势易，疫情加剧了公益界的分化，既有水平面上的分化，官办与民办、精英与草根加速拉开距离；也有垂直面上的分化，非营利行业管理层与一线员工之间的想法越来越不同步，呈现出基层向左（渴望平权），而高层向右（追求效率）的趋势。

另有一条不连续的“暗线”也加剧了业界在观念上的分化：

这三条新闻看上去并无关联，但都从某个角度，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公众对“民间公益事业”的信任。

我们知道，在2008汶川地震后的前5年左右时间里，“公民社会”叙事是业界的主流，在这一叙事下，官退民进是一个应然的趋势，民间公益事业具有道义上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吴花燕这样的丑闻层出不穷，米兔持续燃烧，一次又一次地击穿了这种想象中的正当性，人们越来越没办法用“官”、“民”这样的符号化的标签来识别什么是好的公益组织，还是项飙直截了当地拆穿了国王的新衣：

“

有人认为寻租只是一个行政问题，市场就可以解决，其实不是这样的，市场里面也是人，人有一定资源以后，他就想办法怎么样把自己拿到的资源稳固化，要画圈，说你是在我之下，你没有跟我平等交易的权利，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这种等级化、行政化的欲望是一样强的，不管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

”

经历了大分化的2020年，我们认为，公益界再无意识形态端的共识，各建山寨，各聚水泊，各走各路的“部落化”时代开启了。业界依然会寻求各种形式的联盟、合作，但不会再信奉同一个主义，从这个意义说，“实用至上”的时代也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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