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甘肃礼县59岁的果农张加成和老伴直播卖苹果
阿里巴巴糅合扶贫事业与电商业务的“混动引擎”在过去几年间开足了马力。
最近3年，前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平台创造了合计超过2700亿元的销售额，而在2018年上半年，这个数字仅仅是260亿元。也就是说，贫困县在阿里平台上的销售额，3年间涨了10倍多。
这样大的增量主要来自阿里平台在农村地区的加速覆盖。3年前，阿里平台覆盖的区域仅为8个省141个县，贫困县只有51个，而在2020年年末“脱贫攻坚”胜利之前，上线阿里平台的贫困县超过了830个。
注：据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前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平台网络销售额超过260亿元；“兴农扶贫”频道覆盖 8 个省 141 个县，包含 51个贫困县；
自2017年12月至2020年12月，832个前国家级贫困县共在阿里平台销售商品超2700亿元。
■ 阿里扶贫模式示意图（图源自《2018-2020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工作报告》）
在中国独特的政企关系下，阿里正在探索一条商业与公益共赢的路子，这是一局很大的棋。
阿里独创的“乡村特派员”模式在其中起到催化剂、转化酶一样，关键性的作用，一批在阿里系内部颇有人脉的资深员工去到贫困县，与当地县委政府“合署办公”，既调动了体制内自上而下地毯式动员的优势，又接入了来自市场的，在激烈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流量、资金、技术，糅合成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产业扶贫模式，这是国家与市场的联姻，也是公益与商业的混合，这在客观上为大面积的贫困地区提供了天外飞仙一般的扶贫助推力。
除了“乡村特派员模式”，阿里还大规模试验在贫困地区招募互联网从业人员，把许多原本只有在一二线城市才有的工种（如人工客服、AI训练师等）乾坤大挪移一般地转移到乡村，这同样是一个大胆的做法。
目前，阿里计划批量复制“客服县”，如果这些岗位转移的试验都能成功，或者具备推广的可行性，将在未来十年国家“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创造出很大的想象空间，或引发更多企业的仿效，将其核心资源、技术等带到乡村。
“共益资本论”观察到，随着“脱贫攻坚”告一段落，当下，阿里的扶贫模式正处于承上启下，全面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
2021年5月，张勇、井贤栋等阿里合伙人宣布将“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升级为“阿里巴巴乡村振兴基金”，并抛出助力乡村振兴的“热土计划”。阿里CEO张勇说，“热土计划”有三大方向：促产业、培人才、赋科技。
“热土计划”共涵盖14项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在科技振兴领域，投入专项资金，加大对农业技术科研投入；
在产业振兴领域，重点打造8个“十亿级品牌农业产业带”，打造10个“乡村旅游标杆县”；与此同时，建设更多菜鸟共配中心和上行物流中心；
在人才振兴领域，阿里将重点资助1600位乡村校长、教师和师范毕业生，为县域中职学校打造职业人才培养范式；同时将提供1000门专业课程，培养100万乡村电商从业者；建立10个数字产业基地，为欠发达地区女性提供10万人次就业机会。
“热土计划”与阿里之前的脱贫战略一脉相承。主方向有二：一，继续将公益目标与阿里自身业务作“深度融合”，即继续坚持“公益心态、商业手法”；二，探寻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机制。2019年起，阿里巴巴陆续派出两批11名资深员工，作为脱贫特派员，全职驻扎11个贫困县，旨在调动阿里系的相关资源，并为当地提供“定制化”的脱贫方案。目前，第三批7名“阿里乡村特派员”已经抵达各县域。
相当一部分特派员在贫困县里被赋予了副处级身份，拥有在当地接近县领导级别的动员和协调能力，有些人担任县长助理，有些人任当地扶贫攻坚指挥部的副指挥长。在当地，这都是在扶贫事业中的重要职能岗位。绝大多数特派员在阿里有着超过10年的从业年限，混迹过多个业务部门，这为他们充分协调阿里庞大的资源、并对接到贫困县提供了重要的便利。在媒体群访时，我们见到几位颇具代表性的特派员，他们普遍皮肤黝黑，带着几分泥土的气息，但气场却很足，有一方要员的架势，他们在数十家媒体的群访下进退自如，就像一位县长在向辖下的村民讲述自己的发展大计，谈笑风生毫无压力。刘寒是首批特派员之一，2019年，他来到湖南城步，任“副县长”。
为了鼓励一个长沙女孩欧阳曲继续留在村里做直播，刘寒和商务部派驻城步的挂职常委副县长刘书军一起做客欧江曲的“乡村芝麻官”淘宝直播间，直播间设在海拔1800米的南山牧场，推荐南山牛奶等，两个小时，20万人观看，销售额四万元左右。
刘书军觉得，产品卖出去是硬道理，商务部在流通领域有优势，阿里巴巴在电商和数字化领域有优势。他和刘寒一拍即合，决定继续做直播。
二刘的直播间名叫“城步芝麻官”，口号是“二刘县长推一流产品”。他们白天上班，下班开播，推荐县里优质的农商品，一天直播四个小时，口干舌燥时就直播蜂蜜，顺便品尝。“‘二刘’大概一起直播了70多次，把全县的优质农商品都推荐了， 刘寒前后上了200多次直播，最多一次卖了200多单。”欧江曲说。
在特派员聂星华的促成下，平顺商家和村民参加阿里脱贫公益直播，阿里请出了电商界的“大神”薇娅为当地农产品带货。当晚，短短几分钟就卖出了超过2.4万瓶辣椒酱，相当于平时好几年的销量，光发货就发了三四天，“整个县的商家震惊了，他们万万没想到，电商有这么大的能量，就连种辣椒的菜农都知道了直播。”聂星华感慨，之前怎么跟县里人说，都没用，他们还是对电商直播毫无感知，觉得离自己很远。显然，薇娅等头部KOL带来的“爆单”效应有利于调动村民直播的积极性。有人打了个比喻：“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据淘宝的“村播计划”显示，目前，超过11万农民主播在淘宝累计开展直播330万场。 ■ 聂星华（左）和薇娅（右）在一场直播中推荐平顺农特产品特派员刘亚辉曾组织一位农民创业者用电商卖蜂蜜，但因当地物流不成熟，蜂蜜在快递过程中老碎，卖家经常得为此买单。刘亚辉随后促成了阿里系的菜鸟物流进驻当地，他先是向县里汇报，申请建设菜鸟仓，随后拉来菜鸟物流相关负责人，每天一次电话会，每周一次当面会。很快，菜鸟仓就进行试运营了。据说，有了菜鸟仓，宜君整体快递费用降低60%，物流时间节约1-2天。另一方面，特派员到了县域，也面临大量艰难的挑战。如特派员刘寒遇到的情况，“打电话请吃饭，没人敢来，怕喝酒埋单；去工厂里实地考察，又接连被打太极；请人来办公室汇报，又发现过于拘谨……”但是，一旦他们展现出务实的态度，逐渐跟当地政府培养出合作的默契，赢得老乡信任后，也许就能在村里扮演重要角色，促成一些重要改变。这样的模式也是一个多赢的局面，至少对于被惠泽到的地区来说是这样的，村民得利、政府高兴，阿里其实也收获颇丰——一个庞大的市场与战友一般的革命情谊。No.2 “客服县”模式——在农村上班也能搭上互联网的快车？阿里CEO张勇说，要将过去敲锣打鼓送出去的大学生，敲锣打鼓地迎回来建设家乡。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乡村留住年轻人，让离开家乡的年轻人愿意回来？“客服县”模式是阿里与县级政府合作促就业的新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场地、硬件等基础设施建设，阿里提供数字服务业人才培养、技术输出和工作机会，在县区建设客户体验中心，使小镇青年实现家门口的数字就业，进而把人才留在县域，拉动生产和消费，促进乡村振兴。2020年5月底，首个“客服县”落地江西寻乌。据悉，寻乌客服县的小二们，主要承接来自淘宝、天猫官方的业务。江西寻乌95后姑娘何莉娜是“客服县”首批培训学员，2017年大专毕业后，何莉娜结婚生子，后来在培训机构找了份工作，工资每月2000多元。受疫情影响，培训机构干不下去了，恰好看到“客服县”在家门口招聘，何莉娜就投了简历，后成为阿里巴巴寻乌客户体验中心约200名客服小二中的一个，薪酬待遇看表现，月平均工资四五千，甚至拿过1.4万元的超高月薪。1994年生人的陈芦清为了照顾父亲，回到了家乡寻乌。她原在厦门做会计，偶然在朋友圈瞥到招聘信息，陈芦清得以加入寻乌客服县项目。目前，她的工资和在厦门时差不多，月均4000多元，但她有了许多时间陪父亲。阿里计划批量复制“客服县”，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建设100个“客服县”。目前，江西、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多省县域也启动了这样的“客服县”项目。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客服县”模式已累计实现拉动县域直接就业逾1400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大专及以上人才，返乡的青年占比超过51%，部分表现优异者月入过万。有评论称，“客服县”在疫情下催生后，伴随着互联网转移到了更下沉的市场，这种“家门口的数字就业”，给小镇青年们提供了选择的良机。就近就业，借道数字化实现服务输出，再以服务为切入口，带动区域整体互联网产业的提升，作为“乡村振兴”模式的一种探索，正在引发更多关注。除打造客服县，阿里还在多个县域落地“AI数据标注”等新兴产业。例如“AI豆计划”——计划将中国农村地区招聘、培训“人工智能训练师”。目前，“AI豆计划”已在陕西清涧、贵州遵义等地建立8个就业孵化基地，月平均工资约为3000余元。在去年的天猫双11，他们承接了天猫绝大部分的在线服务需求。《2018-2020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工作报告》有100多页，项目很多，不一一赘述，一个大的轮廓是：阿里电商、阿里公益深入农村地区，覆盖面广泛，布局精密，有着扶持当地经济社会的“一揽子计划”，阿里把电商平台独特的流量、资金、科技优势，与县域很多零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并大规模嫁接到互联网平台。我们一直强调企业运用自己独特的优势参与公益是多么重要，但当阿里这样体量的企业真的开始调动能量，很多做法依然超出观察者的想象。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认为，阿里的电商扶贫模式对其他互联网企业有启示意义。“如何把技术与当地农村、农业、农民结合起来，需要结合当地实际，必须与当地政府、农民进行深入合作，充分沟通，这对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非常重要。”在扶贫的跑道上，企业与政府联动，社会组织、公益机构扮演什么角色？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看来，公益组织没有平台，在市场端完全是弱项，但公益组织也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带动更多的农户加入到市场里，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让低收入人口能够真正受益。事实上，产业扶贫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但阿里的扶贫模式有不少推陈出新的地方。例如通过打造品牌，帮村民捧出“网红产品”，比如宜君苹果、普安红茶等等。这种尽可能让农民受益、得到实惠的方法值得互联网企业思考和借鉴。毋庸讳言，产业扶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学者李小云就指出，产业扶贫主要的利益获得者往往不一定是农民，但如果产业失败，农民的利益一定受损，“如果产业利益的主体不留在乡村，乡村便振兴不了。”李小云强调的利益留在乡村，并不是说让产业链里的其他环节、其他从业者得不到利益，而是实现更合理的分配。纵观今日中国的形势，乡村振兴极有可能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要以举国之力推进的方向。很多分析家已经发话，认为“乡村振兴是目前最大的公益”，我们虽然不太同意“XX是最大公益”的说法，但要是不去咬文嚼字，只是粗略地观察形势的走向，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大错。大潮之下，阿里以及其他互联网平台会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实践，释放出很多新机会，当然，也会带来很多新挑战，我们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