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老先生的人格魅力

我校建校七十周年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平台将定期推出一系列由我校教职工、校友等讲述的师大故事，跟你聊聊那些年师大那些事儿，带你重温师大的发展历程。本期是由王双怀老师讲述的师大史念海老先生的故事。

史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听到史先生的大名，1979年考入陕西师大后见到史先生，并聆听了他的报告。那时史先生担任副校长，没有给我们带课，并不认识我这个小喽啰，但他要求我们本着“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的原则学习历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爱上了图书馆，课余时间泡在书库里，看到先生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对历史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结果变成一只喜爱古籍的大书虫，硬是看坏了一双好眼睛。

1983年我被分配到榆林中学工作，教书之余，登长城，下榆溪，访古迹，从史先生的《河山集》和侯仁之先生的《步芳集》中学到不少新东西。1985年我返回师大攻读隋唐史硕士学位，3年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九三年冬，我发现自己的学位低得可怜，便参加了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最终在九四年成为史先生的弟子。当时我33岁，史先生已经是82岁的老人，在我心目中，他慈眉善目，就像老爷爷一样。作为史先生的弟子，我在他身边的时间并不算长，前后不到8年，但我亲眼看到他的大家风范，亲身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在我的记忆中，史先生是学术泰斗，但不是什么“权威”。史先生在他将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撰写过20多部著作，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具体来说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发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促理了沿革地理学的发展，树立了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的丰碑，开辟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形成和演变的内在机制，奠定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基础，提高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层次，对历史民族地理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对陕西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立了中国古都学，阐明了地方志的价值，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定期刊物，培养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从而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因此，可以说他是名符其实的学术泰斗。

当今学界的一些“泰斗”，往往高高在上，无所事事，具有很大的权威。但史先生并非如此，他平易近人，笔耕不辍，没有一点泰斗的架子。我开始读博士课程的时候，发现有人写了篇与史先生商榷的文章，感到很震惊，便拿给史先生看。先生让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说您是权威，肯定是他错。史先生似乎并不高兴。他说，哪里有什么“权威”！谁是谁非，要分析检验才能得出结论。学问乃天下公器，贵在求实，贵在求真，做得好有益于世，做不好就是制造垃圾，著书立说，应当慎之又慎。

听了这话，我甚觉汗颜，无地自容。他看到我尴尬的样子，让我看他墙上的字画。那是顾廷龙先生篆书的一幅对联，内容是“为学不作媚世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想他让我看这幅字的用意，分明是在给我指示治学的方向。在我看来，先生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他成名甚早，著作等身，但直到晚年，仍坚持研究，勤奋至极。读先生的文章，看不到一点“权威”的“霸气”。

与先生相处，也不会感到“权威”的压力。作为泰斗级人物，他没有以势压人，相反，他喜欢提携后进。我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初，曾拿写好的两章去向先生请益。先生看后先是夸奖几句，然后话锋一转，说你的文章虽有新意，但缺乏应有的分析。现在的博士论文，多是材料堆积，这样的东西充其量只是做了一些基础工作，没有学术水准。

学问之道，贵在探究，贵在通变，贵在创新，这样才能成一家之言。我知道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许多论著，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此，我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查阅文献，实地考察，建立数据库，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尽量突显论文的学术性。后来我的博士论文由中华书局出版，获得专家学者的好评，是与史先生的点拨分不开的。我曾与几位师兄弟谈及此事，他们也都曾得到过史先生的指点。

史先生不仅是学术泰斗，也是一代名师。他创建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所和唐史研究所，既重视科学研究，也重视培养人才。由于成绩突出，改革开放后，他被国务院学位办确定为博士生导师。在以后的十几年间，他招收了大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据我所知，他培养的博士生有费省、辛德勇、郭声波、吴宏岐、韩茂莉、李辅斌、龚胜生、李令福、周宏伟、马波、王社教、马雪芹、吕卓民、李映辉、耿占军、萧正洪、张建军、徐卫民、王元林、薛平拴、穆渭生、刘锡涛、刘景纯、张维慎、陈隆文、介永强等。史先生给我上课的时候，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精神饱满，记忆超群，每次都要讲两三个小时。他在“文革”后曾一度因喉疾而失音，故有人说他“不善言辞”，实际上他讲课颇为生动，有时候还会说些笑话。他对课程内容非常熟悉，时而引经据典，时而推理分析，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除上课外，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对学生要求很严，但严而不苛。他的特点是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在一般情况下，他要求研究生掌握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版本、目录、职官、年代，每周撰写750字或1500字的读书札记，每学期写一篇学术论文。他曾多次批改我写的札记，并当面指出存在的问题。在史先生的辛勤培育下，一批批硕士、博士相继走向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科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目前大部分都已成为教授、博导，在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学术泰斗和教学名师，史先生具有高尚的品质。他毕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与研究，始终把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放在首位。20世纪30年代，他针对日寇侵华、东北沦陷的残酷现实，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写出第一部《中国疆域沿革史》，从历史的角度呼唤全民的抗战意识，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50年代以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他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力图把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为此，他在许多研究领域进行了大幅开拓，提出了治理黄河、整治黄土高原的策略，以及解决西安城市供水等问题的科学方案。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故特别重视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仅完善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体系，而且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使之成为海内外学者发表成果的阵地。

为了维护这个阵地，史先生特别重视刊物的质量，对每期稿件进行终审，还要为刊物的出版发行操劳，没有人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博士毕业后，曾奉先生之命参与《论丛》的编辑工作。

当时办刊经费奇缺，印刷厂拒绝排版。史先生心急如焚，到处化缘，最后采纳我提出的装订出售库存期刊方案，才勉强度过了难关。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学科的发展。现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已经成为核心刊物，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当年要不是史先生坚持，恐怕这个刊物早就不存在了。

世纪之交，史先生积劳成疾，但仍关心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学校拟将历史地理研究所建成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史先生对此寄予厚望，多次找我参与基地的准备工作。现在西北环发中心已发展成研究院，应当说是了实现了先生的心愿。

史先生是一个不懂享受生活的人。他没有钱的概念，生活简朴，处事坦然。当年史地所的办公用具破破烂烂，但他毫不在乎，在艰苦的环境下，率领他的团队干出了骄人的成绩。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学界拥有很好的口碑。记得有一次他请我到他家吃饭，没想到他亲自给我打水、端饭。此情此景，令我感动不已。

回顾在史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的日子，我有一种自豪感。10年来我谨记先生的教诲，在教学科研方面默默耕耘。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先生的期望仍有一定差距，惟当再下苦功，继续努力。现在史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我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似乎就在我们周围。这也许与我是他的学生有关吧，但我想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他的人格魅力使他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在纪念史先生的日子，我想说的是：河山泱泱，教泽茫茫，一代师表，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