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儒行而为教——牡丹园怀念黄永年先生

文/周晓薇

偶尔从雁塔校区的牡丹园走过，举目望去，蓦然看见那块镌刻着“牡丹园”的大石，傲然屹立，平静地迎接着日月升潜和风雨洗涤。注目石头上那三个清雅隽秀的小篆，当我的目光渐渐定格在了“黄永年”的落款上，我才恍然明白，彷徨不去的我，是在这里寻找业师的足迹啊！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永年师离开我们已经快五年了，五年里，我常常回忆起跟随先生学习和工作的日子，特别是先生那充满睿智的音容笑貌，如幻如影，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为我们授业解惑时的殷切教诲，娓娓不竭，轻轻回荡在我的耳边。我特别要感怀铭记的是永年师将我引上了学术研究的大道，踏上这条“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前程，于我则无怨无悔，并努力坚强着“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信念。

永年师博学多艺，著作等身。在历史学和古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许多研究成果如《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都卓有建树而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更是他数十年来重点研究唐代政治史的心血凝聚，不仅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北朝及唐史研究的空白，亦提出了许多独具创见的新观点，代表着唐代政治史研究的高端水准。

1985年，我有幸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历史文献学。永年师对研究生在学业上的要求很严，他亲自为我们开设了七八门课，有目录学、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专书研究《太平广记》、专书研究《吴梅村诗》、韩愈诗文选、文史研究专题、碑刻学等。课余时间，他要求我们阅读史籍原典，每天记读书笔记，并定期为我们批阅。我入学时，先生已年近花甲，但是精力十分旺盛，行走快捷。我们研一时几乎每天都会上他的四节课，课程常常安排在上午三、四节，下午一、二节，午间有不到二小时的空档，本可以小憩一下，而先生说他从不午睡。即使课间他也从不休息，因为课间同学们的问题不断，他总是从容作答，丝毫没有倦意。先生在讲堂时常提醒我们在学术上要慢慢积累和修炼，不要急于求成。他尤其注重培养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每当我们对古代史事或名物制度有了一点见解或认识，他都会悉心指点我们查阅相关文献，鼓励我们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将问题解决清楚。

对于如何运用文献研究历史，永年师强调认真阅读纪传史是一种基本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地利用杂史等其他史书以及杂记、小说、诗文、出土文物，以作为纪传史的辅助来寻求历史的真相，进而探索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他在指导我们读纪传史书的同时，又教我们运用纪传史以外的资料来辅助研究某些历史问题。如他给我们开设的《太平广记》研究，就是传授利用《太平广记》的资料来研究唐代社会的民间信仰、民俗文化、佛教传播等问题。而他对于古代神魔小说尤其是《西游记》的研究更造诣颇高。我曾为永年师用繁体字謩抄过他撰写的《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一文，通过一字一句地阅读，深深被先生严谨构思与缜密考证折服。这些，都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由于我天生愚笨，读书常不求甚解，对于影响历史的政治、经济等宏大问题不能深入钻研，却十分偏爱阅读古典小说，因此就将兴趣点放在对古典小说的研究上。一次永年师上课讲到古代小说对名物制度的研究意义，例举他根据《水浒传》的相关描述而撰写的《说朴刀》一文，辨析朴刀并非明清绣像图中的短把而多为长杆。永年师的论证环环相扣，十分精彩，我不但被吸引，也感到做这样的研究十分有趣。于是，再次捧起《水浒传》反复阅读，希望也能发现点可以研究的问题。恰好就在不久的一次讲堂上，先生讲到学界关于《水浒传》成书问题的研究，大多是通过考证朴刀杆棒话本的源流入手，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但也有另辟蹊径如童书业先生根据《水浒传》描写的窑器所作的对成书时代更有力的分析旁证。并提示说还可以试图从法律制度上去关注和分析研究，因为《水浒传》中涉及到宋代刑狱诸事颇多，不但可以用《宋刑统》、《宋史•刑法志》比勘证实，还可以利用宋代笔记如李元弼的《作邑自箴》中的相关记载去论证，因为该书是李元弼任县令时为自勉和劝诫而撰，其中记述了许多与刑法相关的事例与细节。我当时听了很想跃跃一试。课后即征询永年师，我可不可以试着做这个课题？永年师当场允诺并叮嘱我：不要急忙，先好好打基础。作古典小说研究，首先要理清古代小说发展的脉络，接着读古代相关文献，再读有关古典小说的研究论著，奠定好基础，扩大知识面，才能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思考和领悟。我照着先生的指教，沉下心来读书，有了一些知识积累，便试图开始着手研究问题。而当时由于学识甚浅，将《作邑自箴》反复读了好几遍，也没看出它与《水浒传》之间的关联。时间一天天飞逝而去，我心里虽然很急，但仍坚持着一边反复读宋代的法律文献、读《水浒传》、读《作邑自箴》、读相关研究成果；一边反复思索和构架写作大纲。大约几个月后，才慢慢形成了一些不连贯的头绪。

说来真是，忽然一天，灵感涌出，不但文章的构架豁然开朗，还有大约十几例可以撰写的条目随之形成。于是初步设想以《作邑自箴》与《水浒传》两者所涉及的法律刑狱问题比勘，以说明《水浒传》的描写确实符合宋代刑律。我兴奋极了，立即去办公室寻找永年师。可是那天上午永年师偏偏在外开会，我只好悻悻返回。好容易等到下午，见了永年师，立刻谈了自己对论文的设计和想法。永年师当即对我的构思予以肯定，嘱我选其中的二、三条先写出考证让他过目，以便检验我的思路与文字表述是否一致。接下来几天，我动手写了“极刑之罪”、“四邻救火”、“行移公文”三篇呈上。先生阅后很高兴，说就依这几条的样式往下写即可。还评论我的文笔四平八稳，条理清楚。虽然不是赞赏有加，还是大大增进了我的信心。记得那个学期末，先生去北京开会期间曾到北京琉璃厂购书，他看到一本《四部丛刊续编》影钞宋淳熙本《作邑自箴》，就立即买了，回来后送给我，说这样用起来方便。使我非常感动，至今还非常珍爱地收藏着。而这篇尝试性研究——《〈水浒传〉与〈作邑自箴〉》，即对明代小说《水浒传》的考证，也最终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并得到永年师的嘉许与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的好评。之后文章收入永年师主编的《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一集中。说到这里还需补充两点：一是这篇文章准备收入论文集后，永年师命我再作修改。改定之后，时逢暑假，先生特请贾二强学长修正润色。开学后，先生郑重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二强学长表示感谢，并说：也用不到送任何东西，只要诚诚恳恳口头致谢就行。别人为你付出了劳动，应该真诚表示感谢。我当然遵旨而行；二是先生引导我做学问的方法，我也一直作为指导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的最基本方式。

嗣后，我更有幸留在古籍研究所继续跟从永年师作研究工作。90年代中叶，先生去南京大学讲学时，得知南京大学古籍整理硏究所（藏）有一套收入《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的《四游记》（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出版），便立即请他们为我们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复印一套寄来。这是因为永年师对明代神魔小说的研究颇有兴趣，也颇有建树，如他通过分析明代神魔小说中哪吒、杨戬形像的演化，判断推论《封神演义》成书在百回本《西游记》之后。又从版本上考证出百回本《西游记》出现在明嘉靖初年，否定了作者是吴承恩之说。他认为“东、南、北”三个“游记”牵涉面更广、形成的过程更复杂，很值得下功夫研究。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四游记》一书，今人已整理出版过几种，但均不够理想，主要是在选择底本上用的是清刻本而没有用明刻本，以致在文字、内容上错误很多，标点也往往差谬不堪。故永年师复印这套书的意图，大约是希望能以此为底本重新点校和研究这四个“游记”。

当这套复印的明刻四本《游记》寄来时，我恰好正在办公室。记得先生当时非常高兴，他打开一本《南游记》，随意翻动着书页，欣赏着上栏的绣像图，又仔细阅读了下栏的几段文字，然后便兴致勃勃地为我们讲述明刻本与清刻本“东、西、南、北”游记在文字上的优劣。言谈中表示很希望整理出版一套校点本的明刻本《四游记》。同时，他还谈到一定要好好研究《四游记》。先生说：在所谓神魔小说中，《四游记》的地位自然比不上百回本的《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也有差距。即从文笔上说，和百回本以至《封神》的生动可读也不属同一档次。所以旧时专以牟利为目的的书商，刊印百回本和《封神》者多，刊印《四游记》者少。但如果换个角度从小说演化即小说史来看，这《四游记》就具有其它小说代替不了的地位。而在研究近古神话或民俗学者的眼光中，这《四游记》更是较百回本和《封神》更为珍贵的宝库。另外，“如今通行的哲学史思想史，只是讲彼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哲学的思想，这并不能代表一般人——从平民百姓以至帝王统治者的思想。一般人的思想正史里固也涉及，但更多的还在史书所不及备采的杂记小说之中。我给你们在内的研究生所开的《太平广记》研究课，即是在这方面作了试探。但《广记》所收只到唐五代，宋以后的，就得凭借《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和《西游记》配套成书、在明万历时刊行的《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等小说史讲授者所说的章回神魔小说了。而且从小说演化即小说史来看，这《四游记》就具有其它小说代替不了的地位”。先生讲完，便嘱咐我认真将复印来的四本《游记》仔细按页码整理好，送到学校打印社装订成册，以备所里的同仁们参考研究。四本《游记》装订好以后，我便一本本认真阅读起来。阅读中的确发现了一些可以研究的问题和角度，这当然是受先生先前一番话启发的缘故。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与这套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完成了明代版本的东、西、南、北游记的校点工作，永年师还为这个校点本写了序。遗憾的是，几经波折，这套书至今也未能出版。嗣后，我除了参加所里的集体科研项目，便着力于对明代神魔小说《四游记》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并随时向永年师请教。最初的几年里，陆续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诸如《〈东游记〉与〈列仙全传〉》、《〈东游记〉天门阵故事抄袭〈杨家府演义〉考辨》、《中国古代的战争女神九天玄女》、《八仙考补》等，为我进一步广泛细致地研究《四游记》开拓了一个良好途径，并催生了《〈四游记〉丛考》这部小书的完成，这让我备感欣慰。十年一剑，甘苦自知。我之于古典小说，从热闹地泛读到潜心地研究，虽说也可以称之为升华，但当研究将以所谓专著的形式和名义公诸于世的时候，心中又不免有些忐忑，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研究在某些方面还不能够探究得十分清楚和完善，对某些问题还有不尽如意的解释和无能为力的回避。而无论如何，正是在永年师的影响与指导下，我才完成了拙著《四游记丛考》的撰作。尤其是拙著完成后，永年师又不辞年迈将书稿审阅一过，不仅批示了修改建议，还乐意接受我的请求而撰写了序言并题写了书名，使我深受鼓舞和充满希望。每每回想起这些，我就特别感谢永年师多年来对我的培养，使我在学术上始终能够坚持良好的目标和方向。

后来，我先生王其祎主持国家文物局人文社科课题《隋代墓志铭汇考》，我们历经数年围绕这项课题而辛勤工作，最终完成了《隋代墓志铭汇考》六卷本的整理、汇考与出版。在这期间，我们同样得到了永年师的亲切过问与指导，并为我们解决了考释墓志时遇到的某些制度、职官、地理等方面的难题。书稿杀青之日，先生还特意为本书题写书名并撰写序言，其云“近时治国史者多习于断代，断代则多言隋唐，言隋唐实多略隋详唐，以唐之天可汗自豪，而隋享年短促若不足道者，其实非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接着又列举史籍记载隋代户口之盛，提出“杨隋之所以盛及其所以能统一，治史者岂不宜熟虑深思也？”专此强调研究隋代的意义和重要性。而对于隋代墓志铭资料，业师更是十分重视，他说：“永年昔治北朝齐周史事，推测彼时实以山东魏齐之经济文化，与关陇武力相结合之所致。惜传世《隋书》之撰修，虽出身历其时之魏征诸人，然或缘时忌，未能备详其时之所以美善，李延寿撰《北史》亦无多增益。欲明其究竟，甚盼新史料之发现，此地下埋藏之墓志碑刻之所以见重于世，而隋石尤为昔人称道，固不特以楷法见珍而已。”他还对我们的努力工作做了肯定：“王其祎、周晓薇伉俪尝从永年研治国史，今就出土传世之杨隋墓志逐一录文研讨，成此《隋代墓志铭汇考》六卷，备尽辛劳，时获胜义。窃以谓大有助于我国中古史事之考说，实亦为通晓我国中古史事做出新贡献。”嗣后，还不断嘱咐我们下一步则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墓志资料去辅助于考史和证史，写出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所惜当这套书出版时，永年师已驾鹤归去，而业师留给我们的期望，却铭记在我们心上。2009年，我们又立项了国家社科基金《隋代墓志铭与隋代历史文化》课题，近年来，我们潜心不辍的研究，正是充盈着对先生悉心栽培与期望的报答。

我徘徊在牡丹园中，凝望业师题写的“牡丹园”三个大字璀璨在夕阳中，我那颗彷徨的心也归于平静。花儿谢了，来年依然会美丽绽放；哲人云亡，而先生的教泽则必将长裕而无穷，先生的事业则必将长青而不朽，先生的精神亦必将长存而永生！

2011年于西安南郊系日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