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洲：孜孜不倦，痴迷学术的史学家

每天早上八点不到，下午六点以后，漫步校园，你便会经常见到一位身材高大，微微驼背但精神矍铄，步伐轻盈的老人，行走于雁塔校区家属区和文科科研楼之间的林荫路上，几十年如一日地每天准时到办公室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年逾古稀，笔耕不辍，学术成果丰富，在家人眼中是一个性格平和，处事低调，对学术痴迷的人；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个和蔼可亲，不拘小节但治学严谨、孜孜不倦的人，他就是著名的周伟洲教授。

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考古学及丝绸之路研究专家，曾出版《丝绸之路大辞典》《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等在学术界颇具影响的 20余部著作。在高中读书期间，周伟洲对文学和历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狂热地阅读有关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下或锅炉房里苦读。1958 年，周伟洲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在大学四年中，他的阅读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读，加倍地读，读历史著作，向哲学那虚玄的堡垒进攻，用顽强的毅力，从烦琐的经济学中打开一条通道，并要用千倍的时间和力量钻入语言的宝库，要使小小的脑子容纳整个知识的海洋。”  到大学三、四年级时，周伟洲试着写电影剧本、小说、评论、杂文及历史、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均未正式发表，但锻炼了他的写作和思考能力。四年的学习、读书、写作和思考的积累，使他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1979 年《人民文学》第 11期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盗马贼》。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为广播剧在全国播放。他还与人合作翻译了文学著作《武则天传》（日本原百代著）。此书曾在 1986 至1989 年间连续四次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1962 年周伟洲本科毕业后，便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攻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藏族史。在研究生三年多的时间里，周伟洲先后参加了西安市李家村、延安青化砭和青海藏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于 1963 年随马长寿先生到甘肃、青海做民族调查。在实地调查中，周伟洲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详细做笔记，但对现实的民族问题则满不在乎，毫无兴趣，马长寿先生因此批评周伟洲：“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周伟洲才逐渐体悟“古为今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观的意识任意歪曲、伪造历史，否则史学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没有存在的价值。这也影响了周伟洲后来的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这篇论文经过补充修改后，于 1984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己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指引之下，周伟洲先后完成了《敕勒与柔然》《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吐谷浑史》《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唐代党项》《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史研究》等十余部有关中国历史上非汉族群的研究成果。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史学传统的大国，古往今来凡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性。我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学习研究中国史的一员，自然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某些方面。比如‘实录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文过饰非，彰善瘅恶的鉴戒史学传统；注意史料的收集、采摭，重视资料的鉴别、取舍，考证史实，错谬牴牾的求实精神；文字崇尚简洁、准确， ‘文约而事丰’的文风等等。”周伟洲的这种继承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是刻意去追求复古。比如对清乾嘉考据学派，虽然也学习他们考据的方法，但决不刻意追求“文采”或“简洁”。他认为他们这一辈史学家所要完成和开创的是如何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传统史学优点的同时，还要有所创新。

在结合自己史学研究的经验基础上，周伟洲对马长寿先生的治学方法进行总结，并以此作为其治学和指导学生的准则，即为“四个结合”：

“一是旧与新的结合，即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近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结合，形成既是中国史学风格，也有近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方法的新史学。”

“二是史与论的结合，即是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辨，把史实尽可能地弄清楚、准确，这是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治学方法；然而，并不停留于此，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从繁杂的史实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得出科学的结论，即所谓的‘明大义’。”

“三是博与专的结合，即是在学习和研究中，不仅要‘专’，即对专业要深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而且还要‘博’，即学习和应用其他相近的学科，如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结合民族的实际，来考虑、研究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才能释难解疑，更上一层楼。”

“四是文献与调查相结合，即是研究民族史，除了尽量收集、整理文献、考古资料之处，还应当进行民族实地调查，特别是研究那些至今还存在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实地调查更为重要。”

四十多年来，周伟洲始终要求学生遵守并身体力行人品与学问并重，人品重于学识的原则，指导毕业的研究生分布于全国各地，而且大多成为所在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周伟洲曾经担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位，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首届社会科学名家”，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委员。

周伟洲说，“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所长和弱点，但如果能扬长避短，奋力补救自己欠缺的地方，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今天的史学家除了应继承‘直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优秀传统之外，还应自觉地在选材、论述等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文/徐百永

图/孙建国

编辑/邵奕楠

责任编辑/张莹

文章转自《今日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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