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研究 · 全文推送】许锐，张晓梅 | 中国传统民间舞蹈的社区演变与当代转化

中国传统民间舞蹈的社区演变与当代转化

许锐，张晓梅

摘要：“社区”作为西方社会学中的概念，是近代以来才引用到中国的。中国传统民间舞蹈中的社区意识与空间实际上根植于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土壤之中。随着中国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舞蹈中的社区意识和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对稳定的亲情关系转化为灵活松散的价值或兴趣共同体；相对一致的群体性文化追求转化为容纳个性的类型化群体；相对限定的地域空间转化为开放的活动空间，甚至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空间。这些演变显示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传统舞蹈的传播与存在方式产生的重大影响。借鉴国外传统舞蹈当代转化的经验，我们需要关注两个重大议题：一是传统民间舞蹈自身如何完成真正的当代转化；二是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教育如何在传统民间舞蹈的当代转化中发挥作用。这无疑是新时代中国传统民间舞蹈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传统民间舞蹈；社区舞蹈；社区意识；当代转化

作者简介：许锐，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教授，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特聘专家；张晓梅，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主任、教授，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1年第1期“舞蹈学”栏目刊出 2021年2月28日出刊

“社区舞蹈”对于中国舞蹈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新概念，但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概念的“新”在于“社区”一词并非中国原生词汇。其源于拉丁语，19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他的著作《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中开始把“Community”应用到社会学研究中。20世纪3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还在燕京大学读书，他和同学们在讨论如何翻译“Community”一词时提出来将其译作“社区”。“想法说出，大家认同。再遇community, 即译‘社区’。用者多了，时间长了，趋向约定俗成。燕大课上课下，创制出这个日后的通用术语。”由此，“社区”这个词作为西方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在中国经翻译产生并得到广泛运用，同时也意味着对人类社会研究的新角度与新方法。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一个新名词的采用代表一种新的概念和新的研究……一个庞大的社会全面地研究起来是太困难了，于是挑这一较易于观察的较小地区去研究，这种研究就是社区研究。”这样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我们从更小的社会单位去观测舞蹈的存在与发展是很有益的。
而“社区舞蹈”概念的出现和演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社区舞蹈”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方社区艺术而兴起的，受到那个时代民权运动的明显影响。艺术家们在追求社会平等与公义当中拓展了舞蹈的社会价值，并把眼光从传统剧场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其中的核心意涵在于破除艺术创造和欣赏的权威和等级意识，实现艺术参与的平等机会与多样性。美国社区艺术家玛莎·鲍尔斯（Martha Bowers）将其称为“看不见的舞蹈”，“艺术家和社区成员不期而遇，在共舞中成为朋友，发展人际关系，交流生活故事。这种交流对话对舞蹈作品产生了影响。”实际上这反映出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之间互动影响的动态关系，而这种关系演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从未间断，因为比社区的空间和时间含义更重要的是组成和维系社区存在的人群。
因此和中国其他很多领域一样，“社区舞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代中国借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概念和角度，重新建构对中国舞蹈社会价值与功能的认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中国古老悠长的历史中没有社区舞蹈的存在。“社区”一词的翻译本身已经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特色。一、中国传统民间舞蹈社区意识与空间的演变在中文里，“社”意味着土地或团体。“社”字右为“土”，其本意是土地神以及与祭祀土地神相关的地点与活动。“稷”是谷神，土地加上生长其上的谷物构成“社稷”，具有国家社会的意涵。“区”意味着地域或区域。“区”字源于甲骨文，既指将物品区分开的容器，也指农田里土埂划分的区块。由此可见，无论“社”或“区”的称谓都具有强烈的农耕文化色彩，“社区”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农耕社会组成的两大内涵：居住的地域性和聚集的文化归属感。正是这两大内涵使“社区”成为农耕社会中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共同领域。因此，尽管西方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在近现代才传入中国，但中国传统社会中其实早已经具备了朴素的社区意识，也具备了自我的社区空间。这在中国传统民间舞蹈中有着突出的体现。
在中国的传统农耕文化中，从来都少不了舞蹈的身影。例如“社火”与“社区”同有一个“社”字，是中国北方汉族民间常见的庆祝春节的狂欢活动。陕西社火在关中地区叫“耍社火”，在陕北地区则叫“闹秧歌”，从名称就可以看到歌舞在其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踩高跷、跑旱船、舞狮、龙灯等载歌载舞的舞蹈样式非常丰富。然而，在表面的歌舞背后，把人们聚集连接在一起的恰恰是汉族民间传统的社区意识——一年的辛苦劳作之后，人们在歌舞活动中增进联系、维系关系、释放情感。类似的社区意识在中国各个民族中的呈现虽然有一定的差异性，但都广泛存在于民间歌舞活动当中。
从共性而言，与今天的城市社会结构不同，中国传统民间舞蹈中的社区意识与社区空间深深根植于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土壤之中，呈现出若干特征。其一是由民族聚居而来的民族性。从大的区域划分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民族区域。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其中“一体”是中华民族的自在实体，“多元”则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各民族实体，“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之下，这些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又在文化上形成了各自的民族认同。其二是由地理限制而来的地域性。从更小的区域划分来看，由于科技与交通手段的发展局限，中国早期的社区空间受到地理限制较大，往往由散落的聚居地而划分。最典型的社区空间莫过于村落或村寨这样的社会单位。这造成了即使是同一民族，也会出现不同的分支，形成地域特征鲜明的舞蹈文化差异。例如彝族、苗族等聚居山区的民族，由于居住的自然环境复杂，常常支系分散繁多，形成很多不同的、地域特征明显的舞蹈样式。我们也常常看到在民族民间舞蹈名称中加入地名，以体现不同的分支和风格，例如舞蹈风格比较突出的凉山彝族的摆裙舞和石屏彝族的烟盒舞。可以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俗语生动描绘了传统民间舞蹈中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其三是人们的共同价值追求主要围绕着生产方式展开。在定居的村落或村寨文化中，承载着生存命题的土地成为突出的价值追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方式，安居乐业的生活态度，入土为安的生命观念，无不围绕着土地而展开。在传统民间舞蹈中大量祭天地、祈丰年的内容，就体现了强烈的农耕文化的土地意识。其四在于以家族血缘纽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在传统的封建专制的社会结构中，家族观念成为维系村落社区共同价值的重要基础。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在一个传统家庭中往往由一个男性中心占据支配地位，而在一个村落中也同样有一个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维系着家族或整个族群的联系。“有父系继嗣关系的男性在地缘社区取得了在居住上构筑的优势。父系制当然可以缘此而出也可以出自其他文化渊源，但正是以相关男性为中心的居住方式成为日常乡土生活的社会性别化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与之相对应的，我们经常在传统民间歌舞表演中看到，会有一个男性的领舞或领唱角色，对应着家族与村落结构中的男性权力中心。例如满族和蒙古族中被称为“萨满”、彝族和哈尼族中被称为“贝玛（毕摩）”的男性巫师，例如汉族秧歌中被称为“伞头”“乐大夫”等的男性领头人等。
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中国传统民间舞蹈中的社区意识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相对限定的地域社会向着更加开放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演变，原有的地域限制和族群界限不断被打破。（一）相对限定的地域空间转化为开放的活动空间
原来以村落或村寨为中心的相对固定的舞蹈空间转化了，同时与特定的习俗时间也脱钩了。城市的社区空间更多地成为一种容纳个人爱好与日常行为的场所，如小区、街道、广场、公园、会所等等。因此，开放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地参与时间共同构成了新的社区，不完全受限于居住与地理的限制。互联网视频社交平台的出现甚至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空间，形成新型的虚拟社区空间。2020年冲击全球的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在线上录制舞蹈视频，互相交流、模仿、传播，极大地扩展了这种新型虚拟空间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二）相对一致的群体性文化追求转化为容纳个性的类型化群体
由于工业化进程改变了单一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劳作方式，围绕着农耕文化为中心的相对一致的群体性文化追求就难以强求。那种高于个体生命的群体性文化价值，如土地、丰收、族谱等都被削弱了。于是更多样的、容纳个性需求的类型化群体就出现了。如社区舞蹈中流行的街舞、国标舞、秧歌、健身舞蹈等，往往对应着社会不同类型的人群，与他们的年龄、职业等紧密联系，同时也对应着他们不同的兴趣与需求。
（三）相对稳定的亲情关系转化为灵活松散的价值或兴趣共同体
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打破了农业社会的结构方式，社区成员之间的纽带关系也随之改变了。因此前文所述村落社区中那种相对稳定的、无法割舍的亲情或族群关系不复存在。都市社区中舞蹈的人群不是以家族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而是可以自由参与、自由组合，成为一种灵活松散的价值或兴趣共同体。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兴趣、交往等社会需求之外，舞蹈在都市社会中的功能价值得到了极大拓展，健身、塑形、治疗等有着明确指向的新型需求有着很大的增长空间。
通过观察这样的社区演变，我们可以回溯一下“community”的另外一个译法——“共同体”。斐迪南·滕尼斯所著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也被译为《共同体与社会》，对应着他所提出的“共同体理论”。在滕尼斯所处的时代，恰恰也是欧洲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他敏感地捕捉到了社会的急剧变化，与工业化之前的“共同体”时代存在差异。滕尼斯描述的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此后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对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具体研究，费孝通先生翻译“community”一词的时候，正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教授在燕京大学授课。“社区”的译法在“共同体”概念之中加入了地理空间的元素，不仅具有中国社会结构特点且更加形象具体。前文所述中国传统民间舞蹈中的社区意识和社区空间恰恰就是一种依赖于土地和血缘纽带的生活共同体。但是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这种富有农耕文化人情味的共同体，人们必然要在新的社区空间中寻找能够依赖的共同价值。由此我们看到，社区其实包含了抽象的“意识”与具体的“空间”两面。某种意义上，无论是传统的村落社区，还是工业化催生的新型城市社区，抽象的精神和情感纽带往往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因此中国传统民间舞蹈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变化，超越地理空间和舞蹈形态，更加关注现代生活中人的利益关系和情感关系，建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认同感。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中国传统民间舞蹈当代转化的巨大挑战

工业化进程中的社区演变显示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传统民间舞蹈传播的巨大影响。之所以在民间舞蹈之前冠以“传统”二字，是因为在我们的习惯性认知中，民间舞蹈就是根植于农耕文化、存在于村落等传统社区的舞蹈，故很少将其放置于城市的新型社区中去审视。对于当代社区舞蹈而言，个性化的趣味与情感联系已经愈来愈超越了地域限制与文化归属，成为社区价值共同体最重要的内涵。这对于传统民间舞蹈而言显然构成了当代转化的巨大挑战——舞蹈的情感样式与文化多样性如何适应当下大众的需求？面对挑战，我认为需要关注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传统民间舞蹈自身如何完成真正的当代转化
前文谈到我们常常把民间舞蹈想象成为农业文明的舞蹈样式，容易忽略其在都市完成现代转化的可能。然而，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剧的背景下，如果不完成真正的现代转化，传统民间舞蹈的生存和延续将面临极大的问题。尽管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热点，也像一剂强心针给传统民间舞蹈的传承和保护带来一线生机。但必须看到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核心和难点在于活态传承。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通过影像记录甚至虚拟仿真技术，我们已经可以对身体动态进行客观的原样记录和保存，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在现代生活中存活并延续下去。这不仅取决于其样式与内涵的生命力，也取决于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转化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些传统舞蹈样式，例如阿根廷的探戈、西班牙的弗拉门戈、阿拉伯的肚皮舞以及欧美的街舞、国标舞等等，正是因为完成了当代的转化，适应了城镇化的社区意识与空间，成功地在新的社会生态中延续并焕发生机。这种转化至少从四个维度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一是从情感方面满足了都市人群在社会交往中的复杂需求。城市聚居人群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按照职业分工形成碎片化的组合，因此在情感上既偏向于个体需求，又有着寻求交流的群体需求。特别是这些传统舞蹈的转化都相对剥离了传统的文化功能，专注于舞蹈中的两性关系和生命意识，从而简化并贴近了都市人群的情感需求。例如阿根廷探戈就在两性合舞的默契和沉浸中具有一种生命哲学的意味。例如弗拉门戈中有一个概念“杜恩德”，即人们在歌舞中所达到的心灵相通的境界。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血缘与亲情关系。二是从空间方面把都市的酒吧、俱乐部等作为重要的社区空间。城市聚居人群的来源和成分非常复杂，酒吧、俱乐部等社会交往空间是人群交集之处，也是餐饮娱乐等综合性功能的集中之处。这些空间灵活分散在城市当中，容纳着人们情感的延伸交汇，舞蹈的交流方式恰恰成为提高这些空间文化与交往附加值的有效手段。三是从传播方面充分借助现代传媒与科技手段作为重要媒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中的舞蹈影像就极大地提高了舞蹈的认知度，促成了广泛的传播。例如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卡萨布兰卡》直接推动探戈和肚皮舞等传统的舞蹈样式演变成为都市流行舞蹈。例如我们还看到年轻人可以在游戏机上跳街舞，这说明传媒与科技时代转化的样式和途径是非常多样的。四是从竞技方面设置激发传播与交流的场景。在中国被人们熟知并流传度很广的国标舞，其实都是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传统舞蹈转化而来的。这些传统舞蹈经过了“标准化”的体系改造，例如全部设定为两性合舞、建立身体动作规范、强化音乐节奏类型等，成为易于传播和评判的标准舞蹈样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大规模竞技的比赛体系，成为一个完备的，拥有巨大群体的传播体系。
这些传统舞蹈样式的当代转化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系曾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北京著名的蓝岛俱乐部演出，“试水”都市的民间演艺形态。但这种尝试由于没有在舞蹈样式和传播形态上做出更多探索，因此并没有真正推动传统民间舞的当代转化——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审美形态和内涵如果没有向都市社交情感和个人需求转化，就很难在现代生活社区中延续下去。在今天中国的城市社区舞蹈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代际差异。社区舞蹈中传统民间舞蹈样式传播的人群以老年人为主，而中青年人则多选择西方传入的流行舞蹈。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转化比我们完成得早的西方流行舞蹈是否会逐渐占领社区舞蹈的需求空间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都市环境下的社会需求。今天人们跳舞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传统民间舞蹈不满足这种需求就不能真正完成转化。二是要重点关注年轻人群的需求。这是传统民间舞蹈转化的薄弱点，也是重点。因为传统民间舞未来传承的主体必然是年轻人。
（二） 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教育如何在传统民间舞蹈的当代转化中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的传统民间舞主要在三个层面存在。一是我们通常称为“原生态”的民间舞样式，长期处于边远和乡村地区，多呈现为群体性自然传衍的状态，保持着舞蹈形态的缓慢演进，延续着古老的传统文化。它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剧烈冲击下面临危机，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中获得有限的生机。二是传统民间舞蹈进入都市化的现代社区空间，在形态、文化功能上都发生着巨大的转化，并成为“广场舞”的主要舞蹈样式之一。三是传统民间舞蹈进入专业教学和创作领域，成为专业化的舞蹈教育和舞台表演样式。应该说，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专业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在传统民间舞蹈的现代转化中可以也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形成了一个自洽的传承体系，一方面学习和传承民间传统，对原生民间舞蹈的消退起到了缓冲和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向舞台艺术延展，对传统民间舞蹈的当代转化起到某种引领的作用。
因此，传统民间舞的专业化教学与创作也应该关注和思考当代转化的问题。从目前整体而言，专业民族民间舞对舞台表演与创作的关注更多一些。其中既有延续自苏联和东欧模式的舞台化民间舞模式，也有更多在创作上追求个性艺术表达的倾向。围绕着舞台艺术为中心的民间舞蹈样式，对于社区舞蹈的发展具有天然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其舞台艺术的追求往往在个性的艺术表达和群体性的文化特征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例如风靡世界的《大河之舞》，实际上是由爱尔兰传统的踢踏舞演变而来的。它保留了传统舞蹈的典型动作元素与体态特征，以现代的音乐和舞台元素进行新的编排，通过比赛、当代舞台演出样式和电视传播手段进行全面包装，使传统爱尔兰踢踏舞焕发了崭新的生命，并直接促成了当代新的群体性接受和传承。中国丰富的传统民间舞中其实蕴藏着很多当代转化的潜力和途径。例如舞蹈技艺性方面，“炫技”往往是社区舞蹈传播中的激发性因素。藏族民间舞中的“踢踏”，汉族民间舞中的各种道具等，其实都有很多技艺性的乐趣与挑战。例如舞蹈训练性方面，身心修养与健康常常是社区舞蹈传播的应用型需求。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民间舞中的呼吸训练与节奏训练，就具有很高的身心调理和审美价值。还例如舞蹈团队意识方面，团队合作与配合也是社区舞蹈传播的向心力所在。汉族秧歌中的场图队形调度、民族民间舞中的圈舞等舞蹈样式就具有群体性舞蹈的发展空间，等等。当然，传统民间舞蹈的当代转化有可能会“牺牲”掉一些传统的元素与成分，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转化和改变是民间舞蹈缓慢自然演进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实是一直在发生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如同植被一样，根脉深藏大地之中，地面的形态却是千姿百态的，且不断随环境变化而演变。
今天，我们在讨论高校办学功能的时候比较强调“服务社会”，这其实也是我们审视舞蹈艺术院校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角度。从传统民间舞蹈的传承需求来说，专业教育体系也需要关注与社区舞蹈之间的联系，尤其应该将目光从舞台和乡村，扩展到都市的广大社区。我们对这个领域的关注显然不够，在手段与途径上也很欠缺。例如我们往往是“教育”做得多，“培育”做得少，连很多业余的教育培训也受到单一导向的影响，做得越来越专业化。其实对于社区舞蹈而言，培育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形式也可以非常多样化。比如开放日活动、专家参与指导、舞台创新引领等都是很好的培育活动。专业艺术院校适度地开展类似活动，可以发挥新型艺术社区的示范作用，并反哺专业艺术领域。当然，推动社区舞蹈的当代转化需要避免过度的干预和组织，因为社区舞蹈的自发性和自然演化是其重要规律与特征。近年来随着广场舞的普及发展，有人提出要编制统一规范的广场舞教材进行推广，这显然违背了社区舞蹈的本质属性与发展规律。如果都按照“教材”规范了，社区舞蹈人人参与、人人推动的鲜活性就不复存在了。

结  语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深刻的变革。随着经济产业升级，宏大的城镇化规划在未来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更加巨大。原生态民间舞随着生态的改变发生缓慢的变迁，终究是不可逆的进程。因此，如何推动中国传统民间舞蹈当代形态的转化，融入都市社区生活，是亟待关注和回应的课题。这因应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传统民间舞蹈而言，我认为单纯的“创新性发展”已经不足以完成在当代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重大挑战，而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其关键之处就在于文化传统中的内涵与价值需要改造，使之转变成能够适应并有利于今天社会变迁的形态，同时还能继续保持延续的文化认同。“我们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利用、扩充、改造和创造性的诠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激活其生命力。”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发展中，我们面临着传统舞蹈升级转化的重大挑战。这种转化延续自传统的价值观，建构在传统的审美之上，更建立在突破自我的文化自信之上——它应该是一种自觉自省状态下“放飞的自由”，而不应该是“禁锢的自由”。就如同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点，实际上是在全球化的语境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包含着自我的文化延续问题。因此其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实现“活态传承”。这种文化延续不能是被动的、机械的，而必须是主动的、自发的。就好像一个人不能依靠呼吸机生存，只有自主呼吸才有生命的意义。我想，中国传统民间舞蹈的当代转化，对当代社会需求的适应，其意义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  唐白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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