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妳却非要拼才华：10位早期来华女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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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记录在内的百余位来华外国摄影师里，有十位女性摄影师。她们来到异国他乡开始探险之旅，以女性的视角，更加细腻而敏感地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在可以选择安稳度日的年代里，她们却选择拿起相机去发现、记录，这份勇气着实让人佩服：

行走中的女探险家

伊莎贝拉·伯德

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Lucy Bird），1831 年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19 世纪末英国著名女探险家、作家、摄影师和博物学家。伊莎贝拉从23 岁开始探险旅行，在随后的25 年时间里，她的足迹遍布落基山脉、库尔德斯坦、朝鲜、日本、马来半岛等。从1878 到1899 年，伊莎贝拉先后到达中国的广东、东北及中西部地区。

杭州西城门，1895 年。

城隍庙，上海，1895年。

戴着节日的喜庆头饰的“狗脸”(畲族)女人，1896年。

伊莎贝拉是一位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特立独行的女性。她非常热爱写作，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秘书长约翰·斯科特·凯尔蒂和先驱摄影师约翰·汤姆逊的鼓励和教导下，最终成长为非常成功的作家，也成了一名杰出的旅行摄影师，而且是早期加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女性成员。

1878 年12 月，伊莎贝拉首次来到中国香港，至1880 年从香港返家。1895 年，在64 岁高龄之际，她毅然开始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第二次探险，她乘船沿江一路西行，穿过成都平原，最终到达西藏，算是循着扬子江完成了她3 年史诗般的旅程，这也是这位令人敬畏的女性在亚洲的最后一次旅行。

在伊莎贝拉一生所著的书目之中，有3 本是关于中国的——《西藏人》、《照相中国》及《扬子江游记》。这些旅行日记已成为新一代旅行者们的中国旅行参考录，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历史风俗画卷。

中国“天足运动”的发起者

阿绮波德·立德

作为早期在华拍摄的为数不多的外国女性摄影师之一，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在中国的考察内容、范围及成果相较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的拍摄更具温柔的女性视角，加之大量的文字描述，更使其成为我们研究晚清历史和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不仅如此，她还是中国“天足运动”的重要发起者。

其丈夫为英国在华著名商人立德，所以又称立德夫人。她跟随丈夫在中国生活了整整20 年，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南方的所有通商港口，著有《在中国的婚事》、《熟悉的中国》、《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李鸿章，他的生平和时代》、《北京我家花园的周围》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立德夫人将她在中国北京、烟台、上海、宁波、芜湖、宜昌、丰都等地的所见所闻做了大量纪实性的记录。这些记录不仅内容广泛、行文流畅，而且更珍贵的是，立德夫人将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刊录其中，从而留存了19 世纪末中国城乡风土人情和百姓生活的照片，成为我们研究晚清历史和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身穿朝服的李鸿章夫人。北京，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母亲和孩子都是天主教徒，她们的脚裹得很紧。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20 世纪初，立德夫人在中国南方发动了“天足运动”，并成立了“天足会”。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包括武昌、汉阳、广州、香港、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等地。对于一名外国妇女来说，这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中，她详细描述了在清末中国的“反对裹足之行”。她写道：“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足时的心情。我对那里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

可以说立德夫人用异域人的眼光观察着古老中国的芸芸众生，用亲身经历与亲见亲闻，撰写了大量著作，将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生活及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情况介绍给西方世界。

拍摄清末贵族生活的日本侯爵夫人

锅岛荣子

锅岛荣子（Nabeshima Nagako），大日本东洋妇人会会长，侯爵夫人，曾于1903 年至1904 年间率团到中国各地访问。期间，除了游历各地的名胜古迹外，她还重点拜访了北京的各大王府、各地的高官女眷、妇女代表，并参观了女学堂，也为王府中的人们，特别是女眷们拍摄了大量照片。

肃亲王福晋。北京，1904 年。

毓朗贝勒的小女儿恒罄。北京，1904 年。

1904 年，锅岛荣子访华时在北京专程拜访了肃亲王府，并拍摄了肃亲王福晋身穿清朝皇族礼服的肖像照片以及当时肃亲王府大门的照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肃亲王善耆对外持开放态度，在府内还开办了育女学堂。锅岛荣子在拜访肃亲王府时，还拍摄了学堂的师生及学生们上课时的照片。伦贝子府也是锅岛荣子率团访问的一个重点，位于东城区大甜水井胡同。在位于西城区缸瓦市的朗贝勒府，日本客人拜访了毓朗贝勒的福晋及其女儿们，并给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拍摄了照片。毓朗贝勒的小女儿恒罄已嫁给了荣源为妻，他们的女儿婉容便是清朝的末代皇后。

锅岛荣子将自己在华游历过程中沿途所拍摄的照片编辑成册，题为《清国杂观》，1905年在东京出版。作为清末访华的日本贵族，锅岛荣子拍摄的清代皇族人物的照片，向人们展示了贵族的生活图景，也为今人了解清代王府的服饰文化提供了直观的资料。

毕生关注中国革命的美国女记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yong）从1925 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到1970 年在北京去世，她先后6 次来华，并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时光。

1925 年秋，斯特朗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正值中国大革命时期，她曾在北京、上海、广州采访，并报道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实况。1927 年5 月，斯特朗第二次来华。这一次，她首先来到上海，采访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之后前往汉口进行采访。7 月中旬，斯特朗随同苏联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等从汉口出发，途经湖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最后返回莫斯科。在她拍摄的照片中，既有人民群众反帝反军阀的游行队伍，又有百姓的生活场景，如《汉口的贫民区》《西北农民居住的窑洞》《在甘肃灌区生活的人们》等。

汉口的贫民区。1927 年5 月。

武汉的游行队伍。1927 年。

1937 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目睹急剧变化的中国，斯特朗在年底第3 次访问中国。她跋山涉水，到达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对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进行了采访。1940 年底，斯特朗第4 次来到中国，抵达重庆。在重庆，她访问了周
恩来。之后她还向西方世界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在国际上，配合中国共产党打击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1946 年6 月，斯特朗第5 次来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她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毛泽东正是通过她向全世界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58 年，经过10 年的努力，72 岁高龄的斯特朗第6 次来到中国并定居北京。1970 年3 月29 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北京逝世。

向世界报道中国抗战的摄影师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Smedley Agnes）一生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始终利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和笔来记录中国社会，揭露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本质。

1928 年12 月，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史沫特莱来华后，首先到达东北，然后南下，经北平、南京，于1929 年5 月到达上海。在上海，她走访了一些工厂和农村，看到了工人忍饥挨饿的悲惨生活和农村社会的经济状况。这使她对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严重不公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现实状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此外，她还与大量进步作家，如鲁迅、茅盾及左翼联盟的作家一起工作，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艺术的新动向。1930 年，史沫特莱在上海参加“左联”举办的“鲁迅五十寿辰庆祝会”，并为鲁迅拍摄了照片，将这位文坛巨匠矍铄的目光、沉稳的面容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 左联” 举办的“ 鲁迅五十寿辰庆祝会”上。上海，1930 年。

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们在苏州前线列车医院里工作。20 世纪30 年代。

中国士兵在前线帐篷里学文化。20 世纪30 年代。

1937 年1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史沫特莱访问延安，从而使她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接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奔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从她拍摄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们在苏州前线列车医院里工作》的照片中，我们感到虽然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艰苦，但伤员脸上所流露出的从容乐观，显示出中国军人不可战胜的信念。

史沫特莱在中国采访期间，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中国在反击》等大量著作来报道中国的抗战。1940 年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后，继续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写作、讲演和募捐，并在艰苦的条件下费时数载，创作了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一书。1950 年，史沫特莱在英国病逝。

“续西行漫记”的拍摄者

海伦·福斯特

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埃德加·斯诺妻子。1937 年，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之后，创作了《续西行漫记》，该书反映了边区的艰苦生活和红军领导人与普通军民同甘共苦的作风，着重赞颂了边区妇女的地位和解放。

红军小战士在延安。1937 年。

村庄里的老人。宁夏，20 世纪30 年代。

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用和民用物品都十分匮乏，海伦·福斯特和丈夫斯诺、友人路易·艾黎一道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筹建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发展经济，这对中国贫苦百姓在战时的生活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1940 年，海伦回到美国。1949年，她与斯诺的婚姻破裂。1997 年，海伦·福斯特去世。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海伦在延安工作了4 个月，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其中，有红军领导干部的合影、红小鬼的身影，以及反映陕北的百姓生活及贫困地区的百姓生存状况等的照片。海伦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10 年，是见证新中国成立过程的少数西方人之一。

拍摄北平风物的德国女摄影师

赫达·莫里循

提到哈同照相馆，许多读者也许并不陌生。20 世纪30 年代，它位于北平（北京）东交民巷3 号，是一家有较高专业水准的洋商开办的照相馆。哈同照相馆的女经理就是赫达·莫里循（Hedda Morrison）。

从1933 年至1946 年，赫达在北平（北京）度过了13 年的岁月。在这13 年中，赫达拿着一架相机，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了北平（北京）的大街小巷、名胜古迹，拍摄了如今大多已经荡然无存的旧日景物，留给后人众多极其珍贵的照片。此外，她还曾到过云冈石窟，河北正定、保定和承德，陕西华山，山东曲阜、泰山、青岛和威海卫，以及南京等地拍摄。

天桥杂耍。北京，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前门大栅栏。北京，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赫达的摄影风格，既受到她喜爱民俗这一题材的影响，又与德国主流摄影师喜好选择拍摄欧洲以外的题材有关。她被那些与自身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事物所吸引，用镜头着力记录她认为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事物。赫达的拍摄题材是有选择的。在中国拍摄的一万多张照片中，她基本不涉及时事和政治方面的题材，也极少拍摄战乱、灾难及贫苦百姓的悲惨生活。她以记录中国的风土人情为自己人生的最大乐趣，拍摄重点多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及民风民俗。

当年她在北平（北京）的大街小巷拍摄的景物如今大多已经荡然无存。她以京城民俗为摄影题材，留给后人众多极其珍贵的照片。

法海禅寺壁画的发现者

莱瑟姆夫人

莱瑟姆夫人，英国《伦敦新闻画报》摄影记者，1937 年在北平（北京）西山的法海禅寺发现了殿内精美绝伦的壁画，并将其拍摄下来，为我们留下了法海禅寺壁画原貌的影像资料。

法海禅寺位于北京西郊翠微山南麓，原名龙泉寺，是明英宗的近侍太监李童“为报皇恩”于明正统四年至八年（1439—1443）修建的。整座寺庙使用宫廷工部修缮所的能工巧匠，大兴土木，耗费无数金银，历时5 年才得以修成。法海禅寺取意“佛法无边，宛若大海”之意，殿内绘有10 幅壁画。

水月观音。北京，1937 年。

《帝释梵天图》的一部分。北京，1937 年。

当莱瑟姆夫人进入法海禅寺，虽然光线微弱，但一幕幕海天佛国的景物仍然显现在她面前：十方佛众、菩萨诸天、飞天侍女、祥云山水、动物花卉各具其妙；工笔重彩、沥粉堆金的画法也使法海禅寺壁画的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这些壁画的内容虽然异常丰富，但又总是能服从于绘画的内在节奏。

莱瑟姆夫人认为，这些壁画是她从未见过的，具有任何其他绘画所没有的迷人的风格，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在兴奋之余，莱瑟姆夫人将一幅幅美妙的壁画收入镜头。

在重庆的战地女记者

玛格丽特·伯克- 怀特

作为第一位美国战地女记者，玛格丽特·伯克- 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在中国抗战时期的重庆拍摄了大量的新闻与人物照片，这些照片为纪实摄影添上了亮丽的一笔。

在中国抗战时期的重庆，她拍摄了大量的新闻与人物照片，如1941 年孔祥熙博士的夫人宋蔼龄与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姐妹合影的照片。这是在日本轰炸珍珠港的第二天，宋子文给宋美龄拍电报，请宋美龄赶快派飞机到香港接宋庆龄和宋蔼龄到重庆。这也使得宋氏
三姐妹有机会在重庆相聚。“二战”时的中国孤儿的照片，表现的是孤儿们一边唱着《轰炸机》中的一段歌曲，一边模仿空袭时他们应该如何进行防范的动作。

“二战”时的中国孤儿一边唱《轰炸机》中的一段歌曲，一边指着天空想象空中的轰炸机。重庆，1941 年。

“二战”时的中国孤儿一边唱着《轰炸机》中的一段歌曲，一边蹲下为预防空袭做准备。重庆，1941 年。

玛格丽特·伯克- 怀特是一位杰出的新闻摄影师。她拍的照片由美国空军和《生活》杂志共同使用，具有很高的社会学价值，为纪实摄影添上了亮丽的一笔。

拍摄延安的美国国际公益服务会成员

玛格丽特·史丹尼

作为美国国际公益服务会的成员，玛格丽特·史丹尼（Margaret Stanley）女士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并拍摄了不少反映战时延安地区医院、保育院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史料。

1946 年至1948 年，她参加了美国国际公益服务会并来到中国，在郑州、安阳、南京、延安等地区的医院当护士。1948 年1 月，她为转移途中的延安洛杉矶保育院的孩子们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虽然途中经常遭到国民党的袭击和骚扰，但保育院的40 多名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守护着90 多名孩子的安全，直至平安到达目的地。同时，史丹尼对中国百姓的生存状态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注。

妈妈与孩子。延安，1947 年。

国际和平医院的伤员在窑洞外晒太阳。1947—1948 年。

1947 年在延安，她拍摄了一张《妈妈与孩子》的彩色照片，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中史丹尼表述道：“在战争期间，中国农村的孩子及其家庭的生存状况堪忧，去世的孩子中一半多是由于疾病、贫困。许多问题在战争状态下与日俱增。”她回美国后，一直珍藏着这些难忘的记录。1972 年后，史丹尼女士曾多次访华，每次来华都会到延安访问。1991 年，她因突发心脏病，病故于北京。

图文摘自《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

（修订版）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张明 编著

定价：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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