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适应工作中社区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社区应对气候变化

2021年8月，千禾社区基金会联合万科公益基金会发起“培力气候先锋——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社区居民气候适应意识提升计划”，该计划属于社区应对气候变化项目集的一部分，我们在项目设计时就将基于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 （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 ，简称CBA）纳入项目理念中。

气候变化适应的观点和实践，有主张自上而下的科学技术流，也有主张自下而上的草根行动派，CBA就属于后者。CBA 已被一些发展类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推广，作为展示参与式和协商方法在适应气候变化中重要性的一种手段。

我们为什么需要CBA？

社会弱势群体的贫困和边缘化，大量地生活在高风险环境中，是气候变化背景下最脆弱的人群——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应对能力低，容易暴露在气候变化的状况下，生活极容易受到较大影响。CBA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认为，这些最脆弱的人群往往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少的，因此必须向他们提供有计划的、可参与的、因地制宜的适应支持。

因此，CBA就是一种旨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重要方法。许多分析人士认为，CBA是气候变化政策当中代表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途径。虽然并不充分，但CBA能为气候变化政策在社会包容性上产生更广泛的转变提供有效经验。相比起仅靠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实践，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社区韧性，更需要与其他社会组织、经济组织走在一起。

强调社区参与的气候变化适应

CBA是如何工作的？

有时候，CBA可以通过简单、容易获得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例如利用洪水期间储存淡水，或把近海地区的房屋建在地势更高的位置等等。有时候，CBA可以很复杂，需要提升社会和经济的复原能力，例如帮助人群获得更广泛的生计机会，或提高弱势群体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等。

但无论如何，CBA作为一种基于社区的适应方法，从评估社区及人群脆弱性开始，直到行动，都要求着CBA实践者与社区当地通力合作和全程参与。所谓通力合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参与的相关方包括行动机构、当地居民、政府部门等，二是问题考虑范围必须包括社区居民的多样性、居民日常优先事项、关注事项、观点与文化风俗等等。

理想状态下，CBA应是一个由社区主导和驱动的过程——行动机构和社区之间是伙伴关系，并非为当地居民做、并强加给当地居民的事情。CBA实践者需要考虑上述因素调整适应战略和行动，保持社区自治，并产生与当地居民相关和可接受的内生结果。

案例一：

在所罗门群岛西部省村庄，研究机构发现当地居民高度依靠海洋及渔业维持生活和生计，但气候变化为当地带来日益强烈的风暴、干旱、珊瑚白化、海平面上升和洪水以及海岸侵蚀等问题，直接威胁着当地人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与当地居民联手进行脆弱性评估、开展能力建设培训班、社区内部研讨会等一系列参与，社区居民在多项适应计划达成共识并加以实践，其中包括：把建造风暴庇护所等事项列为社区优先行动事项；重新种植树木和沿海植被以稳定沉积物，保护海岸线；加强社区生计多样化，考虑蜜蜂养殖、坚果生产销售、生态旅游业等等。

案例二：




台湾在社区大学里开展“研习班”，向社区民众了解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并建立共识、愿意采取行动来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例如在台湾北部，大汉河供应着800万人的生活供水、农业用水，但当地降雨模式的剧烈变化，给流域生活带来了巨大危险：洪水、土壤侵蚀、严重泥石流、威胁粮食安全等等。通过研习班，社区居民被孤立深入思考当地的水资源和土地利用，赋能居民通过节水、可食用景观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基层部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防灾能力建设等事项。

“非主流”争议

由于CBA“因地制宜”“社区参与”的特点，这让社区适应活动往往仅能在当地社区内执行，难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CBA需要“主流化”，必须要做“上升”和“出圈”的动作。

“上升”，就是具备扩大影响力规模，要求CBA能把当地需求传递到更高层面的决策中。“出圈”，就是把小规模的项目转化为更大规模的共同努力，或者将本地适应的方法覆盖到更大的地理区域内。

实现主流化，CBA能扩大覆盖范围、让更多人受益，还可以让脆弱群体的需求能体现在地方、国家、国际的适应项目、政策和投资中。

CBA实践中的8项挑战

原则上，CBA的方法期望通过包容、赋能、有针对性地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脆弱人群，但实践表明，这些愿望难以达成，主要面临着以下8大挑战。

1、“社区”易被误解

“社区”一词往往被视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价值观、期望和目标的人群。然而，当地社区居民具有内部差异，包括在优先事项、需求、脆弱性和能力等方面的不同，权力分配往往不均且不公。

学者建议，CBA需要将社区视为一个联系松散、由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社会认同、派系所组合起来的社会文化群体。

2、难以实现有意义的参与

要让弱势群体包容、公平、有意义地参与，本身就是极具挑战的。

在现实中，最贫穷、最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所关注的事项、优先事项、和观点，很容易被社会精英所左右的。一些“参与式”决策往往反映的是精英们的需求，且让精英们获益。

由于与弱势群体的优先事项和短期利益相冲突，适应计划的规划非常复杂。缺乏社会资本的支持，会阻碍人们相聚在一起做出集体、民主的决定，采取集体行动。

此外，“参与”二字往往容易“造假”——外部机构行动者让社区内部居民接受预先计划好的政策和干预措施。

3、本地视角被忽视

理论上，CBA是为了打破自上而下的气候变化适应话语体系。但主导着国际气候适应话语的“科学”知识系统，更倾向于用科学技术来应对特定的气候变化压力，而将把适应视为发展的“附加品”。

这样自上而下的观点，会忽视本地视角，让气候适应冒上阻碍本地自治、限制有意义参与的风险。

4、聚焦“本地”的问题

CBA对社区当地适应的关注，可能会淡化对社区以外的结构、政策、行动等影响因素的关注，看不到其他特定地方的气候经验。此外，过于关注小规模、草根项目，会限制项目支持更多脆弱人群的潜力。

5、融资不足及不确定

尽管发达国家已经承诺，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但目前关于适应的资金并不足以满足数十亿的弱势群体的适应需求。

6、CBA与发展难以区分

CBA的干预措施与发展领域的行动相类似，这使得CBA的好经验难以提取，影响着捐赠资金的吸引，项目与融资需求难以保持一致

7、难以融入政府政策和计划

经验表明，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CBA难以进入主流、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在政治体系动荡、腐败流行、国家议题迅速变化、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政府机构内部、以及执行NGO和CBO之间缺乏协调合作，让主流化进一步受到抑制。此外，机构和地方工作人员缺乏将CBA纳入政府政策所需要的技术、专业知识、资源、劳动力等能力，

8、要对本地文化有敏感度

本地文化有可能会导致人们的脆弱性，也会抑制适应能力加强计划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这要求CBA实践者对当地文化保持同理心、敏感度。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信仰、价值观等可以成为促进参与的一种资源。

CBA乘着社区发展理念理想的翅膀出发，也面临着不少争议和挑战。但无可否认的是，基于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很重要，目前也已有相当的项目在亚洲、非洲、太平洋岛屿等地实践或已经完成。近年来，CBA的研究和知识经验分享也备受国际关注。因此，CBA仍然需要更多的行动者脚踏实地地实践和研究，需要更多方的共同关注，为更多脆弱社区提供更多更有用的适应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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