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来到成都，仿佛进入了一家大茶馆，节奏不慌不忙，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不担忧明天，没有远虑，一碗茶便道尽了生活的真谛。成都因为茶铺而成都，茶铺因为成都而茶铺。成都和茶铺难解难分，有多少人从孩提到垂老，在那里耗尽了一辈子的时光。茶铺如何有那么大的魔力？那个地方有竹椅、木桌、茶碗、闲聊、掏耳朵、算命、买卖货物、听戏、看曲艺、谈生意、打瞌睡、发呆、看街、打望女人、传播小道消息、谈论国事、找工作……林林总总，丰富多彩，似乎已经够吸引人的了。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其他的空间，能够同时兼这么多的职责和功能吗？没有，过去仅此一家，今后也再无来者！茶铺，竟然能够完成如此重大和复杂的使命，上能取悦文人雅士，下能服务贩夫走卒；可以堂皇，也可以简陋；或提供眼花缭乱的表演，或仅仅一碗清茶放在面前……管他世道炎凉，勿论兵荒马乱，总有一样东西在成都永葆繁荣，那就是：茶铺，那间街角的茶铺！童年的经历，经常可能影响到一个人一生对世界的看法。我出生在1956年，直到1965年，都住在成都布后街2号的大院里。门口一左一右两座石狮子，两扇黑漆的大门，高高的门槛，大门外的墙里边，还嵌着石头的拴马桩。那过去是世家大族的几进套院，里面有亭台楼阁，长廊拱门，假山水榭，果树花草，成为四川省文联的机关所在地。布后街是典型的成都小巷，出去就是梓潼桥、福兴街，如果继续前行，就是锦江剧场、商业场、总府街等热闹地段了。其实我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搬离了那里，但是童年的记忆还是那么新鲜。那些小街小巷的空间概念，在我头脑里仍然那么明晰，是我最早对成都这个城市和城市生活的记忆。在我这样一个小孩看来，梓潼桥就是一个繁华的去处，那里有卖豆浆油条的早饭铺子，有做糖饼、面人的手艺人，街边有补锅、补碗、磨刀的流动手工匠，打煤球的，做木工的，弹棉花的，爆米花的，充斥着街头。更多的是卖各种小吃的挑子、摊子、篮子，卖春饼的，卖豆花的，卖锅盔的，无奇不有，无所不包。提篮的是最小的生意人，不是里面放花卖，就是锅盔，要不就是一只碗放着酱油和熟油辣子，小竹签串着切成小片的大头菜。小孩花一分钱买两串，在佐料碗里面滚一转，立刻就连着汁水送到口中。记得有一次我走了狗屎运，在厕所里捡到一枚5分的硬币，高高兴兴地走出大院，直奔梓潼桥。先花一分钱买了两串大头菜吃，再花两分钱买一个小糖饼，嘴里含着糖饼，美滋滋地走进了连环画铺，一分钱租小人书看了一下午。我和哥哥在梓潼桥的那些街边小店里，度过了无数的夜晚。经常6分钱买一个卤兔头，卖家会把它从中切成两半，上面撒辣椒面和花椒面，一人吃一半，边啃兔头，边进了连环画铺，要不就站在街边观风望景。过去成都居民大多住在街的两边，日常生活中的邻里关系十分紧密，跨出家门就是街头，就可以在小贩那里买各种东西，就可以和隔壁的邻居社交聊天。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从布后街到商业场的上学路上，都是小街小巷，沿途就喜欢看那些各种商铺的摆设、手工工匠的做工、艺人做面人和糖人，以及街边铺面和摊子上卖的各种小吃。因此，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染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城市的烟火气。一个城市留给一个人的印象，经常就是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重复的东西，那种经历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海中，融化在了自己的血液里。梓潼桥就有一间茶铺。那里总是座无虚席，烟雾缭绕，人声鼎沸，扶手已经磨得像黄铜般发亮光滑的竹椅，三件套的盖碗茶，火眼上烧着十几个生铁茶壶，外加一个大水瓮的老虎灶……那就是我一生中不断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反复进入到我的梦中的那间街角的茶铺。一个人未来一生的事业，有的时候似乎从童年，就在冥冥之中有所暗示，或者被决定了。研究成都茶铺似乎在我的小时候，就命中注定了的。这并不是说因为我出生在成都，长大在成都，读书在成都，工作在成都，曾经长期生活在成都。如果这些都是研究成都茶馆的理由的话，有着同样经历的成都人何止上百万。小时候再熟悉不过的街角茶铺，路过的时候总是不免要往里边瞧几眼，或者在门口观看里面的熙熙攘攘。但是小孩既没有坐茶铺的兴趣，也没有坐茶铺的资格。不过，每次随父母到公园、动物园或其他游乐场所，他们就坐在茶馆里休息，我和哥哥就去玩，玩够了累了再到茶铺里找父母，这就是我关于坐茶铺的最早的记忆了。这个说法虽然不过是一个自我调侃而已，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无法解释的渊源：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绰号，就叫“茶客”。至于它的来历，我现在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前些年小学同学碰到一起，还有人提到这个绰号。在成都，所谓的“茶客”，就是指那些每天去茶馆喝茶的人。虽然我现在每天也喝茶，但是我一生中都没有成为茶客，我对茶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依赖。现在想起来，真不可思议。难道是冥冥之中，老天爷便已经决定了我今后的使命，要我研究茶馆吗？那也只有天知道了。所以说所谓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经常无非是在阴差阳错之中，一不小心，就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踪迹。无论是昨晚最后离开茶馆的茶客，或者那个本世纪第一天凌晨呱呱坠地的世纪婴儿，以及正在做梦的堂倌，他们不会知道，又隔了五十多年后，一位在成都出生长大但流落他乡的历史学者，会给他们撰写历史。
这位历史学者有时也会突发奇想：如果世界上真有时间机器，把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后辈同乡送回到那1949年最后一天晚上，乘着浓浓的夜幕，降落到成都一家街角的小茶馆，告诉那些围坐在小木桌旁喝夜茶的茶客或正忙着的堂倌，他要给茶馆和茶客撰写历史，一定会引起他们的哄堂大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在说疯话。他们可能会用典型的成都土话把他嘲笑一番：“你莫得事做，还不如去洗煤炭……”的确，他们天天在茶馆里听讲评书的说历史，人们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汗牛充栋的其他官方记录，哪里不是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历史？小民百姓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说是要给他们写历史，不是“忽悠”他们，那又是什么？
他们不会想到，在这位小同乡的眼中，他们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在过去的50年里，他们所光顾的茶馆，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坐茶馆生活习惯，竟一直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和独特性较量的“战场”。他们每天到茶馆吃茶，竟然就是拿起“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弱者的反抗”。这也即是说，弱小而手无寸铁的茶馆经理人、堂倌和茶客们，在这50年的反复鏖战中，任凭茶碗中波澜翻滚，茶桌上风云变幻，他们犹如冲锋陷阵的勇士，为茶馆和日常文化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在捍卫地方文化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就不会嘲笑这位通过时间机器突然降临、要为他们撰写历史的小同乡了。
可以这么说，我兑现了在意念中与那些即将跨入1950年的茶客们做出的许诺，这本书也是继续践行“为民众写史”这个历史使命。
在一个城市中，公共空间——特别是那些和城市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就是一个城市性格的展示。茶铺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舞台，吸引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而且茶铺又是如此紧密地与街头联系在一起。当堂倌每天早上把茶铺门板取下开始营业时，桌椅被摆放在屋檐下，街边自然而然地纳入其使用范围。毫无疑问，茶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和社会生活的地方，同时它也承担着从交易市场到娱乐舞台等几乎所有的街头空间的功能，人们从事各种诸如共同爱好的聚集、商业交易，甚至处理民事纠纷等等名目繁多的活动。所以当地的谚语说“成都是个大茶馆”。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或者外来者叙述这个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关于成都的茶馆，我们从文学的描述中，比历史的叙述中能看到更多。其实在展示历史的细节上，文学有的时候比历史学做得更好。如李劼人的《暴风雨前》和《大波》，有许多场景发生在成都的茶铺里。沙汀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述了成都附近一个小镇的茶馆生活，而这篇小说也是他自己经历的再现。可以说，他对茶馆是情有独钟，他甚至认为在四川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成都茶客就十分藐视他人，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的确，作为茶叶生产和饮茶的发源地，他们的确有自豪的本钱。茶馆、茶馆文化在中外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我们经常过分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其实如果仔细地观察，我们经常看到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会有类似的文化特征。例如成都茶铺与西方的咖啡馆、酒馆、酒吧有许多相似之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历史专家罗威廉（William Rowe）教授在其所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中，便认为茶馆“犹如伊斯兰和早期近代欧洲城市的咖啡馆，人们去那里并不是寻求保持隐私，而是享受无拘束的闲聊”。与欧洲近代早期和美国的咖啡馆、酒店和酒吧间一样，成都茶铺的社会功能远远超出了仅仅作为休闲场所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成都茶铺所扮演的社会、文化角色比西方类似的空间更为复杂。它们不仅是人们休闲、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是工作的场所和地方政治的舞台。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有很长历史的所谓传统，其实进入我们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有许多所谓的“传统”是现代才创造的。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概念的“茶馆”在成都并不十分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县的周询所写《蜀海丛谈》中说：“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无雅座，无楼房，且无倚凳，故官绅中无人饮者。”也就是说到了晚清，在成都，茶馆仍然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长条椅，并不是很舒服，不便人们久坐，到20世纪初，各茶铺逐渐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顾客更乐意在此逗留，随后其他茶铺群起仿效。
“茶馆”是对中国这类服务设施最常用的词。但是在四川，过去人们虽然也称茶馆，但是口语中更习惯叫“茶铺”。另外，还有其他的叫法，如“茶园”“茶厅”“茶楼”“茶亭”以及“茶房”等等。在过去成都，熟人在街头相遇，最常听到的招呼便是：“到茶铺喝茶”，或者“口子上茶铺吃茶”。这里“茶铺”可以指任何一类茶馆。因此在这本书中，除了资料本身称“茶馆”外，在一般的情况下，我都使用“茶铺”这个词。如果说“茶铺”是称人们所使用的公共空间，那么“茶社”或“茶社业”则经常指茶馆这个行业。在20世纪初，一些更优雅的茶馆设立，一般称“茶园”或“茶楼”。不少“茶园”提供演戏娱乐，而“茶楼”则指在有两层或设在二楼的茶馆，不少以评书招徕顾客。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其实并不是统一的，而是由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所组成，一旦这种地方特色的文化消失了，所谓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它的根基。因此，如果以国家文化来打击地方文化，其实最终也会反过来伤害到国家文化本身。从一定程度上讲，成都茶铺和茶铺生活也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这即是说成都茶铺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事实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扬州、南通、成都等地的茶铺，都有不少共同点：人们以茶馆作为市场、客厅、办公室、娱乐场所、解决纠纷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中国茶馆”。然而，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茶馆的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在北方，如北京，戏院在17—18世纪便产生了，北京的茶馆多是从演戏的戏院发展而来，刚好与戏园从茶馆产生的成都相反。在北京的公园里，树荫下的圆桌和方桌，铺有白桌布，上面摆着瓜子、花生和其他点心，也卖汽水和啤酒，卖茶并非是其主要的生意。在华北的茶馆是用高木桌、长凳子、茶壶，坐起来不是很舒服，茶壶泡茶也不利于品茶，而且顾客加开水还得另付钱。因此，人们称这些茶馆为“无茶无座”。北方人一般喝白开水、冷井水，仅那些老头或地方士绅去茶馆饮茶。人们很少在河北、河南、安徽、陕西、东北等地看到茶馆。在许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在“老虎灶”买开水回家泡茶，并非待在茶馆里喝茶聊天。在南方，茶馆发达得多。在《梦粱录》《儒林外史》等有关中国古代茶坊的描述，也几乎都集中在南方，如杭州、南京等城市。那些近代作品中如舒新城、黄炎培、张恨水、何满子、黄裳等人关于茶馆的回忆也几乎都是南方城市。有人观察，在广州，老人们称茶馆为“茶室”，这些茶馆主要是卖点心，但其座位舒服得多，所以人们称是“有座无茶”。广东一般称茶楼，表面看起来像四川的茶馆，但显然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与四川的“平民化”茶铺不同。这些茶楼可以高达四五层，楼越高则价越贵，因为那里使用的桌椅、茶具等都比较高档，光亮照人，茶客是有身份的人，不是士绅，就是富商。他们不但喝茶，还买点心小吃，把茶铺作为会客或洽谈生意的场所。扬州虽然在长江北，还是习惯上被视为南方的一部分。在那里，茶馆和公共澡堂经常合二而一，一般早晨卖茶，下午成为澡堂。南京的茶馆比成都少得多，顾客一般只在早晨光顾，茶客多为中下阶层。南通则有三类茶馆，即点心、清茶馆和堂水炉子。所谓堂水炉子，即老虎灶，只卖热水和开水，都为下层人民服务。在上海，性别间的限制较少，妇女被允许进入茶馆也较成都早得多。在1870年代，越来越多的上海妇女进入茶馆、戏院、鸦片烟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年轻妇女也喜欢在茶馆约会，当然也会有一些妓女混迹其中。1880年代，中下层妇女也经常与男人同处一个公共空间，虽然上层妇女拒绝到这样的地方。事实上，茶馆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不像咖啡馆那么重要，例如原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在他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中所指出的，咖啡馆“在欧洲特别是法国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充满政治和文化意义”，在1930年代的上海，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聚会地，成为“当代城市生活的象征”。如果说上海人去咖啡馆追求“现代生活”，那么成都居民则在茶铺里捍卫“传统”生活方式。虽然茶是中国的“国饮”，在全国大江南北的城镇甚至乡场都有茶馆，但没有任何城市像成都人那样，其日常生活与茶馆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人类学家也同意，在华北饮茶不像南方那么普遍，茶馆和茶馆生活对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重要。巴波在其回忆中，讲到他坐茶馆的经历，他发现茶馆的数量，“北方不如南方多，南方要数四川多，四川境内要数成都多”。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饮茶习俗。例如，北方人说“喝茶”，南方人说“饮茶”，四川人说“吃茶”。成都茶铺是中国茶馆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茶馆文化的精华。也可以这么认为，成都的茶铺是中国茶馆的代表，因为它具有中国茶馆和茶馆文化最丰富的历史和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它是根植于地域、生态、生活方式而发展起来的，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的表现。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日常生活文化和公共空间关系的话，那么成都茶铺无疑是最典型的观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