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2日下午，导演姜文、作家止庵和编剧史航如约相聚，在北京大麦·超剧场与现场约400名观众一起畅聊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受命》。
这是姜文首次为一本书与大家见面，分享会整个过程爆笑不断，线上更是有100万人踊跃参与。究竟他们聊了什么，让场面如此欢乐？史航：我几乎可以确认，由于今天嘉宾之间那么明显的区别和那么明显的共同点，导致《受命》新书对谈盲盒即将开出一个隐藏款。止庵是《受命》的作者，我算早期读者，诸位还没有买书的是晚期读者。现在，我要请出一个中期读者，在我之后读到《受命》并产生浓厚兴趣的一位，有请姜文导演。
姜文：我以为你们把我忘了，我想着待会就拿着椅子自己上来，结果他们从那边拿来椅子了（笑）。嚯，来这么多人，真是挺吓人的，这个书就是火了呗，那咱们走吧（笑）。史航：别走，还要问一个问题呢。姜文导演因为一本书出来跟大家聊天，这种事情此前没怎么出现过。所以还要问一下，为什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受命》？姜文：我为什么今天来这？这不是史航你让我来的啊，你说我要是不来，咱俩的朋友不好处了。史航：导演，咱们要说一些大家听起来觉得像真的的话，要不然站在这就等于罚站了。姜文：止庵这么大的作家嘛，尽管是第一本书（观众笑），但是往往一个作家的第一本书是他最好的那本书。往往，但不一定。我觉得从王大夫（注：止庵以前做过牙医。）这个劲儿，从我对他整个人的状态到身体状况的判断，他还能出几本好书。行了，我觉得我该说的就这样。咱们是待会坐下来夸他吗？史航：待会夸，先按照这个头像位置坐好。你读这个小说，觉得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是什么？姜文：你要让我说，我怕俩小时不够，咱们晚点说。你再说一遍是什么（问题）？史航：在这个小说里，你读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讲收获。姜文：没人写。不但没人写，它还没发生过。早先刺客列传有不少，施剑翘为父报仇是二十年代，怎么到止庵这又出来一个？所以《受命》就格外有意义了。史航：姜文导演的 “民国三部曲”中间也有一些局部复仇或者整体故事的复仇，但离现在有一定距离。止庵这个时候写一个复仇故事，一定有一些不得不写的东西，激发你的是什么？止庵：这个故事完全是我想出来的，我在80年代的时候读伍子胥的故事，觉得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一生就干了这么一个事，最后时间不等他。伍子胥的真正对手是时间，他老以为仇人还能活，结果他准备这么多年，那边仇人不等他，半截死了。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倒在时间前面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和时间竞争。姜文：止庵实际上说，他写的还是伍子胥的故事，只是变成现在的了。我就问问您老，复仇好不好？这里年轻人挺多的，弄不好你说完之后，他们扭头出去复仇了。这旁边就是老的殖民地时候的使馆区，哪个犄角旮旯都有仇。止庵：复仇，谈不上好和不好。你把这事背在身上，对你就是好。你如果不愿意背，那就不背。止庵：对。但是你怎么来判断？比如伍子胥哥哥就不承担这个，他说我死了就算了，万一复不了仇怎么办。所以关键不在于复仇好不好，而是你干不干得了。姜文：你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一泯就过去了，你觉得这个靠谱吗？止庵：如果两边都说好了泯，就行，历史上确实有很多是泯了的。止庵：对，一块泯，不能我泯完你不泯，这就比较麻烦了。姜文：就比如说这以色列，一直到今天，只要查清楚他是纳粹战犯，甭管在哪儿，甭管多老，带回以色列开公审大会，该毙的毙，反正没有放的。姜文：对。你说这个是谁泯谁没泯？德国人已经跪那了，算泯了，这个以色列就不认，就不行。算了，为什么算了？止庵：就说施剑翘这个事，法庭上说，施从滨你还杀好人呢，那人怎么不找你复仇？姜文：施剑翘这个算是另外一种。她俩哥哥也不是完全想算了，有一个还买了一把军刀，说“我去，我去”。施剑翘说你算了，该干嘛干嘛去。施剑翘还嫁了两回丈夫，嫁之前跟人说，你替我把仇人杀了。人家说没问题，结果日子一过好了就开始劝她，说算了吧，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而且你爸也杀过人，你干吗这么想不开。结果这闺女就想不开，说打仗可以，但你不能把我爸脑袋给切了挂城楼上，这不行。然后她也不吵吵，跟俩不靠谱的前夫离了婚，带着俩孩子，就一边好好教育俩儿子，一边想着怎么报杀父之仇。俩儿子也培养出来了，杀父之仇也报了。这个我也想听大家的，还有您老的想法，我很困惑，到底怎么看待复仇这个事？止庵：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自己觉得是个事就是个事，自己觉得不是事就不是事。比如我小时候脑子撞桌子了，我妈打桌子一下子，行了，我解气了。姜文：这就是从小培养你的复仇意识（观众笑）。但这个书不是教怎么复仇的，是教泯恩仇的，怎么复不了仇的。史航：对，教你怎么复不了仇。这不是一个复仇术的书。咱们平时说你咽得下这口气和咽不下这口气，嗓子眼多粗是自己知道的事。你装作咽不下这口气，或者装作咽下这口气，是你自己的表演。这个故事就是让大家有机会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姜文：施剑翘这个事出了，也有人重新认识自己，比如蒋介石，怎么认识呢？他把施剑翘的哥哥弄去当台北的卫戍区司令，其实她哥哥恰恰是没报仇的那个。他觉得施剑翘真棒，她哥哥肯定更棒。史航：我觉得蒋中正可能是另外一种理解，你看你这个人，该报仇的不报，你脾气好，不会给我惹事，你当卫戍区司令可以。
史航：咱们得回到80年代。你看，多不容易，一个导演，十个编剧都不一定能拽回来。咱们回到80年代，那时候日新月异的各种声光化电的成就、衣食住行的改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止庵想写的，为什么偏偏想写这个复仇故事？止庵：说实话，80年代没那么好，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物质生活很窘迫，精神生活追求挺多，但是所得其实也不多。但是这是两个时代中间的那么一个过渡时期，我最感兴趣的是同时俩时代的影子都投在这一个时代上，过去的事还没了，未来已经来了，所以这个年代的人困惑。咱们现在的人都是一个方向，全往前看，要买车都买车，要买房都买房，要上北京打工当北漂全上北京。止庵：那个年代最好的一点是可以多样化。你可以想你的事，我可以想我的事，比如我们家有过去的事还没有了结，你们家已经开始上深圳了。只有这个年代才可能有这个事。姜文其实也是对一个复杂的时代有兴趣，《一步之遥》《让子弹飞》都是一个复杂年代，每个人各有各样，所以有意思。老姜，这么说对吗？姜文：我感觉，止庵小说根本就不是写80年代的，他是把80年代当个皮，比如这电影演什么，那影院里放什么，这菜多少钱一盘，确实写得特别好，因为我也经过那个时代，好些地儿都是我看见过。但千万别掉进这个沟里，这不是止庵真要写的。我的意思，大家如果把这个书当成复仇指南肯定是不对的，当成80年代来看那更是不对的。姜文：对，它就是穿件80年代的衣服。我们想看看丹麦王子什么样，看哈姆雷特那也是错的，人家就弄的假装是王子，假装是丹麦人。我觉得止庵真是有本事的人，他就觉得你们真抓不住这点皮儿，你们写个80年代我瞅瞅？他说我随便给你写写，你看看，你还就真不敢说他写得不好。就跟我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最早找述平，他说我不写农村片。我说不是农村片，他说怎么不是农村，你那都是在乡下，乱七八糟的。我跟他说，我想这么着这么着，他说那行，但是必须做得特别像农民，农民衣服特别像，军装特别像。但实际上那不是为了写军人，也不是为了写农民。止庵也不是为了写80年代，他那个80年代就像是一个质感，这个质感落在止庵手里必须把它做得像，将来你让他写什么，他都能写得特别像。但我觉得他仍然还是在写一个这么极端的事，人面对它到底怎么选择。其实好多不在80年代生活过的人，也看不出这个小说写80年代水平的好赖。止庵写原来青艺前面那条街，我在青艺工作过，前面那条街什么样，他们哪知道？史航都不知道。史航：我去过青艺剧场，只是没有在你工作的那个时候。姜文：你那时候小，你记不住（观众笑）。就是说这点好，还真是给知道好的人看的，好多人也看不出这有多好来。他不是为写80年代来的，但是它很像，止庵很愿意把这个事做得有那个气味。但里面的人物，其实放哪个年代都行。史航：我在这必须替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说一下，我们这个书宣传的时候永远说80年代，因为这个东西有意思，可能在80年代的人愿意看你写的像不像，没经过80年代的人也想看。史航：你把人家的营销给戳破了一下，但是我能够帮助修复。史航：对。所以他们说的没错，你要冲着80年代买这本书，你没买亏，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姜文导演告诉你说，你要对80年代不感兴趣，你依然可以买这个书，这个故事是一个，有很多小说都被夸这四个字，但不见得担得起，叫“人性寓言”，它是一个寓言，它是一个比方。姜文：《受命》里，害他爸那个人知道有人要琢磨他，要报仇吗？止庵：这无所谓，对他来讲，收到这封信之后一扔，无所谓。因为这个信来得多了，得罪人太多，无所谓。史航：咱们再说一下冰锋复仇，也够磨叽的。以前姜文导演聊剧本的时候经常对编剧有一个批评，说你们聊了半天，都在扫地。“扫地”是姜老师一个单独的词汇，就是你找别的事干，因为真正干的事你不知道怎么干。你该写剧本了，该干活了，你扫个地，喂个猫，喂个狗，又洗一趟衣服，又擦了玻璃，你还不知道写什么，又去扫一遍地。主人公冰锋定给自己得那些个规定、标准，到底是找借口、在扫地？还是他这样有规格的复仇才是你想写的复仇？止庵：姜文有一句话特别好，他说什么事你反着想，别顺着想。故事别按照顺茬想，你要逆着想。主人公如果直接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就复仇了，这大概五页纸就写完了。他得给自己找事，得设置一些标准。《受命》这本书刚才说半天复仇，其实它就是一个关于人生的书，就是一个人给自己定多高的标准。姜文：比如这个男主角不复仇，他写本小说，写本《受命》，也行？止庵：对，说的就是一个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去做一个事，最后可能啥也没干成。
因对谈内容丰富多姿，此次分享会的文字实录将分上下两集呈现《受命》是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致敬《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哈姆雷特》的小说。这部作品关乎记忆和爱情，记忆来自既往，还没有退场；爱情指向新生，却无法生长。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中间，是一个“日暮途穷”的复仇计划。男女主人公狭路相逢，一个怀揣着秘密，纠缠于噩梦一般的记忆；一个痴想着将来，一往情深灌溉着爱情。悔与憾从而在所难免，意外与紧张也就在情理之中。
止庵在小说中，充分展示了他刻画人物与描写日常生活的能力，通过对花木、商品、交通、服饰、饮食、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为读者充分勾画出一个尚未命名的八十年代。依循人物的脚步，乘坐107路、44路电车，读者可以穿行1984-1986年的北京城：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三元桥新建成不久，音乐厅还是个大基坑；《读书》《读者》杂志深受年轻人的追捧；胡同口有打双人床的木匠，也有推着平板车卖棉套的小贩，冬储大白菜堆得像小山。组合家具、泡泡纱床罩、世界名画挂历、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小说复原了一个真实的八十年代的北京。
然而时间永是向前，爱与记忆的一切，都要让路给滚滚向前的时代。小说中屡屡提及的深圳，正是风吹来的方向，人物浪花一般的上升和跌落，也自此有了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