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楼，半部湖大史！
· 湖北大学建校90周年 ·
倒计时 11 天
提起文史楼（也称中文楼）
老湖大人可以说无人不知
虽然如今的它已成历史
旧址上已是高耸的物电大楼
但这栋3层小楼对湖大的贡献
却是不可磨灭
湖大人的回忆更是历久弥新以下全文，根据退休教师刘爱玉投稿整理，《湖北大学报》于2018年12月24日刊载
当年我进修上课的地点是在老中文楼，对老中文楼可谓情有独钟。中文楼采用四合院结构、乳黄色，共三层，墙体是用武昌老城墙砖砌成，虽然没有摩天大楼的雄伟结构，却也是古朴、典雅、端庄秀丽与现代共存。
中文楼的外形轮廓，就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U，好似一位伟大母亲的双臂，把莘莘学子亲切地拥抱。在这座神圣的殿堂里，老师们传道授业的风采以及学子们文山书海的求索，至今还在我脑海里留存。
老中文楼一楼分别是政教系办公室、团委、哲学、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还有两间是中文系《中学语文》编辑部和美术教育教研室。
那时，办公陈设非常简单，几张桌子和椅子、柜子，没有沙发。政教系系主任胡邦宁、王文卿老师家住汉口，为了方便上课，有两间分别给他们作宿舍用。王老师带着儿子住一间，有时系里开会，分组讨论，教研室坐不下，他们的宿舍又成了开会讨论的地方。党史教研室张广立老师也住在校外，没有宿舍，就在一楼楼梯间过道隔了一间3平米的小房，只能放一张小床，书架放在床头边，虽小、简陋但很整洁干净。张老师很满足。只是每日下课或晚上晚自习后，小房的天花板就咚咚响个不停。楼梯是木质地板，学生下楼梯的响声连声不断。尽管这样，丝毫不影响张老师的备课、睡眠。就是在这样环境下张老师写出了很多有学术价值、影响大的论文。
中文楼一楼左侧是一间大教室，当时上课坐的全是捌手椅，尽管没桌子，但在捌手椅上做笔记很舒服。
还有男女卫生间、三层楼共用一楼的卫生间。右侧是中文系资料室、阅览室、书库和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二楼是政教系资料室、阅览室、书库和中文系办公室及各教室。二楼左侧是大教室。紧挨着教室旁的是中文系放旧报纸的书库。一天我去查解放前香港大公报，敲门后开门的竟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师，50岁左右，我进去后发现里面有一张小单人床，闲聊中才知道他是中文系周勃老师，刚调入武汉师范院，因没宿舍也住这里，我看见房内到处是灰，还有蜘蛛网，屋里还有一股难闻的霉味，问他如何生活。他微笑说：“这比我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的地方好多了。”
书库隔壁是校广播站，每日早、中、晚校广播站准时播报新闻。上午课间操，播放广播操音乐，我和学生一起做广播操。中午、晚上每当音乐响起，万事搁置，怀抱一本书，紧追《雪山飞狐》，音乐还能入梦。
除此之外，二楼还有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的资料室、书库、实验室以及学报编辑部、高等教育研究室。随着学校的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校成立了教育干部管理专修科和教育科学研究所，我又分别去这两个单位做资料员，继续在中文楼二楼办公。三楼是外语系办公室、资料室、电（化）语音室以及教室。因学校的文科系都在这栋四合院里，所以统称中文楼。
1977年恢复高考后，英语成了当时最热门的学科之一。
那时在高校无论是老教师还是年轻教师，都要求提高英语水平。所以，学校办了各种层次的英语提高班，全是晚上上课，使用的教材是许国璋的书。这套教材当时很紧俏，市面上的新华书店根本就买不到。当时我好不容易托人从新华书店开后门买了一套，更不用说有磁带卖。
我的英语水平极差。文革中只在初一学过，之后下放当知青。回来读书后也没有开英语课。来武汉师范学院后，重新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学。
给我们初级班上英语课的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师。他家住汉口。为了给我们上课，晚上不辞辛劳从汉口过江到学校中文楼上课。这位老师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像教小学生一样，从字母、音标、发音来教我们。他看我们基础太差，建议找磁带到外语系去录音。
一天，我去三楼外语系想找一位英语老师录音。英语系的女老师个个都很年轻、漂亮，和学生没什么区别。正在发愁不知道找谁好，突然看见语音室的一位年轻女老师正在录音，我惊喜不已。自我介绍后，她非常友好地对我说：“没问题，可以。”让我留下磁带。当时录音机是政教系资料室类似谍战剧中的最老的录音机，磁带很大，圆型。她接过磁带那一瞬间，我仔细打量她，才看清她扎着两个麻花辫，中等个子，眉目清秀，大眼睛，双眼皮，穿戴朴素，给人一种优雅秀丽的美。她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录进磁带里的英语语调声音非常柔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标准的英语口音。后来我从同事那得知她就是外语系刚留校不久的尤五力老师。这盘磁带解决了我学英语的燃眉之急。而我们资料室的韦洪主任因晚上没时间去听英语课，每天下午四点钟就拿着收音机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当时，在中文楼学英语蔚然成风。
在中文楼里还流传一段姻缘佳话。教育专修科的靖国平老师和外语系的张庆宗老师的婚礼就是在中文楼一楼教育专修科会议室举行。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去资料室看书，突然看见一对新人，张老师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烫着卷发，端庄美丽。靖老师身穿白色衬衣、灰色长裤，梳着整齐的头发，英俊、帅气，真是郎才女貌。他们俩见我还不好意思，抓了一把喜糖塞在我手中。主婚人是教育专修科张书记，婚礼简朴、热闹、喜庆，外语系的老师都去祝贺。
他们夫妻二人就是在中文楼里相识、相恋，迈出壮丽人生的铿锵步履，双双成长为知名教授，又分别担任了教育学院和外语学院的院长。
改革开放之初，老中文楼是学校最活跃的学术地方之一。各类学术讲座纷涌而至，四合院中文楼的内墙成了各类海报和小广告的聚集地，也成了同学们最爱聚集的热闹之地。
有一天，我从这里路过，见同学们三三两两在一起谈论着什么话题，一打听，原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先生要来给政教系学生讲黑格尔的 《逻辑学》。海报虽然不起眼，是两三尺见方的一张红纸，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我欣喜若狂。在这之前，我很是喜欢哲学这门课，只是觉得黑格尔的著作十分晦涩难懂，《逻辑学》一书更是如此。
之后，在近一个月讲座中张先生在中文楼里系统地讲了黑格尔“逻辑学”体系。张先生贯通中西，以哲人的思考、诗人的语言来阐释人对世界的态度、人怎样生活在世界上，追求一种做学问的高远境界。这是需要我用一生去学习的。
改革开放之初，旁听在武汉师范学院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举，也经常有之。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旁听李先焜老师的 《逻辑学》课。1980年李老师自发地为中文系77级和政教系78级学生中对逻辑学感兴趣的20多名学生单独开设了逻辑学课程提高班。我有幸也去提高班旁听。李老师用卢卡希维茨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做教材，讲授数理逻辑知识，介绍公理系统。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公理，什么是推理规则，什么是定理，怎样根据推理规则从公理推出一系列的定理，这不仅拓展了我的知识面，而且提高了我的逻辑修养。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李老师语重心长地教导学生：“搞哲学的人不要整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哲学就是要用最简练的语言传达最深刻的思想。学术上切不可浮躁，要随时随地保持慎重。”
40多年过去了，李老师的这句话我仍记忆犹新，并一直勉励我在以后的工作和求学生活道路上脚踏实地，激励我向上。
在老中文楼里，我还有幸听了上海华东师大教育学系时蓉华教授开的《社会心理学》讲座。这次讲座为时一个月，是教育专修科专门邀请时先生为教育系统管理干部开设的讲座。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心理学界开始重视社会心理学。相继成立了全国性及地方性学会。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设置了社会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当时武汉师范学院还没有教育系，只是心理学教研室，为了培养教育系统管理干部，成立了专修科。当我得知邀请华东师大时蓉华教授来开《社会心理学》讲座时，我异常激动。这无疑是我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至始至终坚持听完了一个月的讲座，我感到十分荣幸，受益非常之大。时先生的讲座贯彻博采众长、注重实用的原则，广泛参阅并引用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力求反映国内研究的新动态，使我对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有了初步了解。
之后教育专修科又根据时先生的讲座，编写了一本社会心理学教材，这在当时学术界是具有开拓性的。那时社会上还没有一本正规出版的 《社会心理学》教材，这本新编的《社会心理学》教材受到高校及党政机关培训干部的欢迎，而且也给教育专修科带来了丰厚的创收。记得每晚每个老师都分有任务，加班加点写信封，发征订单，到全国各地高校及省、市、地、县党校、县委机关宣传部、组织部。当时写一个信封三分钱，在我手中写的信封都是数以万计。尽管辛苦，但老师们没有任何怨言，连身体不好的主任王维新教授也和大家一起干，令人非常感动。同时，这也无疑提高了教育专修科的影响，为以后成立教育学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中文楼里，最使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是在二楼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的一段日子。
随着学校学科发展，学校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最早的研究所所长是胡铭心老师，之后胡老师被任命图书馆馆长后，冷余生老师就是所长。
胡老师在教育及学术领域也颇多建树，对教育理论、历史和文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多次到教育专修科查资料，对我的工作态度很是肯定，积极向冷老师推荐我去刚成立的教科所搞资料工作。那时教科所办公条件非常简陋，一间大教室分割成三间，一间阅览室、一间书库及一间所长办公室。当时搞资料的还有一位王红老师，她是中文系留校的，后还去北京大学进修一年现当代文学，除了买专业书还订购了许多文学期刊和文学名著，所里的韩骅老师是文革前老三届78年考上大学后留校从事比较教育研究，工作之余常和我们聊文学。办公室新来了一位年轻的赵平老师，很能干，还会电工，所以只要是教科所的灯坏了、线路不通都是他解决。尽管当时所里条件很差，但我们都感到很温馨、温暖、快乐无忧。
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北风呼啸，天极冷，办公室买了一麻袋板炭，搞了一个搪瓷脸盆，脸盆下垫两块砖，脸盆里烧着板炭，屋里顿时暖和起来。有时大家手写酸了，就到外面走廊看中文楼四合院花坛青松翠柏树，雪白的雪花飘洒、覆盖在松树上，好一番景色，美极了。到中午下班回家吃饭。下午两点，来办公室最早的赵先寿老师一开门，发现阅览室冒着烟，原来脸盆的板炭通过垫在下面的砖把地板烧红了一个洞，赵老师手忙脚乱拿起热水瓶的开水就往洞里浇，火灭后，我们都惊慌失措，很紧张。要知道阅览室下边是中文系的书库，万一失火了，这栋木质结构的中文楼就要毁于一旦，遭受重大损失。想起来就后怕。冷老师还专门写了检查向保卫科汇报此事，受到批评。从那以后，天再冷，我们都不敢烧板炭取暖。尽管这样老师们依然坚守来教科所做文摘卡。他们这种脚踏实地、勤奋刻苦做学问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
一栋老中文楼，一段历史，一代人的记忆。老中文楼留下的是湖大人一段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湖大人以中文系立楼将学子灵魂铸就。
在改革开放的特殊年代，中文楼站在史无前例的风口浪尖上，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风波坎坷，涌现出国学大师朱祖延先生；水浒研究专家张国光先生；元明清古典文学家李悔吾先生；古代文学教育家王陆才先生；词学、考古学、古文字家曾昭民先生；逻辑学专家李先焜先生等众多的大家。还有已故的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徐善广先生；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胡邦宁先生；经济学家邓国春先生；心理学家王维新先生；楚文化研究专家刘先枚先生。走出了文艺理论研究的专家邹贤敏先生、周勃先生；哲学研究专家王文卿先生；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罗炽先生；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冷余生先生、韩骅先生；经济学研究专家辛海华先生；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张广立先生、田子瑜先生；英语教育专家李洛先生、尤五力先生；美术教育家邹敬泉先生等知名学者、教授。他们优秀的人品、人格的魅力、丰厚的知识从未有丝毫的保留，而是传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向他们殷切地输送着丰沛的乳汁。他们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兢兢业业；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冬夏春秋，岁月悠悠，宏伟而庄严的中文楼，是年轻学子成长和攀越的圣地。中文楼里培养出的长江学者江畅已成为哲学战线的楷模、伦理学的魁首。还有王兆鹏、刘尊明、陈波、陈道德、戴茂堂，柳建平、郭大俊、靖国平、张庆宗等知名教授，他们都有自己奋斗的业绩、自己人生的丰收，都闪烁着老中文楼的印记。
我从1978年在这里进修，学习了政教系、教育专修科等20多门的课程，听了知名专家讲座。之后又在政教系、教育专修科、教育研究所从事资料工作，在老中文楼度过15年美好时光。深深体会到这里是一所春风化雨、弦诵不绝的学术殿堂。1993年，新行政楼（即现在综合楼）建成使用后，我依依不舍告别老中文楼，到综合楼6楼办公。随后，老中文楼被拆掉，在其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现在的物电学院大楼。
老中文楼的拆掉，让人些许惋惜！我在学校校史馆看到老中文楼照片时仿佛又回到当年在那座老中文楼工作、生活的片段。
青春虽已远去，远去岁月的点滴却在迟暮中越忆越清晰。沧桑巨变，移星转斗。那魂牵梦绕的中文楼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头。
HUBU
九秩风雨，湖大从历史走过
中文楼也伴随湖大数载
这里思想开放，学术自由
即使在艰苦年代
也为无数学子的求知之路保驾护航
沧桑巨变，移星转斗
有关中文楼的记忆
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愈发清晰
萦绕在湖大学子的心头
“
《敬礼，武师》
太长太长，50年的记忆
太久太久，50年的别离。
武师啊，在这风云变幻的50年
我们每日每时都把您记在心里
难忘啊，您那简朴而高大的校门
把我们迎进宽阔而温暖的怀抱里
难忘啊，您那富丽而温馨的图书馆
为我们展示学山艺海的神秘。
难忘啊，您那宏伟而庄严的中文楼
是我们成长和攀越的圣地。
难忘啊，当时所有的领导和教师
向我们殷切输送着您丰沛的乳汁
——中文系6401班校友黄世堂
“
《难忘啊！武师中文楼》
中文楼的外形轮廓
就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U
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的双臂
把莘莘学子亲切地抱搂
恩师们传道授业的风采
学子们文山书海的探求
中文楼啊，母亲
哪一个镜头没在你脑海里留存？
日思日睿，笃志笃行
母亲就是这样将学子的灵魂铸就。
——中文系6401班校友华元林
时光荏苒，楼宇不再
但“日思日睿，笃志笃行”的校训
不畏苦难的“习坎”精神
却依然留存在这里
留在这栋现代化的物电学院大楼
留存在门口的老树中近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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