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路晓晓
（三明治七日书第二期学员）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还是会对声音格外敏感，这仿佛成了一种习惯。
小时候，教师宿舍的老房子的墙是不隔音的，我的卧室跟书房连在一起，外面对着一片杉树林，床靠着墙壁，我卧在床上可以清晰听见楼梯道走廊里传来的父亲回来的声音。从踏上三楼开始，父亲的脚步声愈发清晰，最后一步是格外沉重的，为了让走廊的路灯亮起来。然后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父亲从腰间皮带上解下一串钥匙，找出其中一把铜钥匙开门。
为什么我对父亲的脚步声印象如此深刻？因为我总提醒自己，在父亲面前我要乖一点。
但在我骨子里面，我认为我不是个乖孩子。
沉默
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拿着一份单薄的薪水。但他为了让我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在我七岁那年跑调动，离开他工作多年的小镇来到了现在的学校，新都一中。
这是一所拥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名校，前身是抗日将领王铭章将军建立的铭章中学。父亲坚定地认为，我能从这里走得更远。
我是四岁半就被扔进学前班，五岁就上了一年级的顽童。因为接受家里的启蒙教育时间早，所以我在镇里上小学时感到特别轻松，基本上都不用费心，等换学校读三年级后，我突然开始蒙圈了。同班的孩子们已经深知奥数的勾圈叉和数列求解了，而我发现自己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熟悉。
在我的印象中，那年转学成了我的灾难。
且不说班里已经开始每周上一节外教的空中英语课，音乐课上教的也都是我看不懂的五线谱，数学我也听得云里雾里，就连日常我最拿手的语文也是听写一旦错一个字就要挨“手板心”。在我幼时，哪受过这种罪？
教导主任因为我不到九岁就上三年级，每次都像是查人口犯罪一样把我拉到走廊里问话，而我一问三不知。我哪知道我为什么五岁就上了一年级呢？我只记得，父亲有一次问我：“学前班好不好玩？”我说：“不好玩，老师天天让我吃猪肝。”而我小时候极其讨厌吃猪肝，无论是蒸的、炒的、炖的还是煎的。于是父亲就说了一句：“那你去读一年级吧。”
教导主任听了我的解释，只当我在放屁，以为我说的都是玩笑话。班里同学知道教导主任找我，也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他们在私下里说：“看哪，年纪那么小还死撑，成绩又差，降级算了。”
我觉得我很委屈，却又没法说。
那时候母亲还没调过来，父亲刚刚换了单位，所以几乎所有心思都在工作上，忙得连衣服都没法洗，更别提参加学校里的家长会了。七岁的我自己在家洗衣服，烧水，打扫卫生。
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听同学们说起节假日要给老师送礼、包红包。这对一个刚从小山区里爬出来的七岁孩童来说，简直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
没人管、成绩差、不会给老师塞红包、问什么都一问三不知的孩子自然而然成了所有老师攻击的对象，我经常被班主任点名批评：“你就是加分都考不起一中。”
那时候，一中的教师子女参加小学毕业考试能加十分，但是我们班里一中教师子女不止我一个，我肯定还是成绩最差的那一个。我经常觉得自己压力太大，晚上十点写作业写到哭。
我还是忍着不让父亲知道我的压力，因为平时他已经够严厉的了，我实在是害怕。
每次考完试，我都觉得回家的道路特别漫长，数学已经破罐子破摔了，语文也是半吊子。我的小学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她有一次当着我父亲的面说我：“您的水平都能给我们当老师了，您怎么能教不好您的孩子呢。”我知道她这一句冷冷的讥讽，说得轻巧，但给了父亲当头一棒。
小时候我挨过不少打，百分之九十是因为考试考得不好。
父亲其实人前笑笑不说话，看起来云淡风轻的样子，关上门就会对我很凶。我被扇过耳光，被他手里丢过来的语文课本砸过头，被他拿牙刷磕过手。
挨打后，我的眼前几乎是一片黑暗，耳朵也经常觉得嗡嗡作响，心脏狂跳。但是印象中我从来没服过软，我一句话也不说。
我沉默，因为我没觉得我错了。考试考得不好难道是我的错吗？我又不是没努力。我也旁敲侧击地告诉过母亲，要给老师塞红包，父亲却认为这种行为有失师德。
那时，父亲工作的学校里经常播放宋祖英的一首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歌里讲述着“老师多么高尚、令人感动，三寸讲台是人生最大的舞台”。我每天早晨六点半都会伴随着这个歌声一起起床，然后跟着父亲去操场跑步。我觉得很讽刺。
我问过父亲，为什么选择教师这个职业？
他跟我讲述了他的父亲，也就是我早逝的爷爷，年少的时候开办私塾，讲四书、论史记，是他的偶像。后来上了师范学院念政治专业，他喜欢教国学的老先生穿着长袍，围着围巾，讲得激动的时候书和讲义都不带，就告诉他们书翻到第几页，故事顺手拈来，文采斐然。父亲说，那就该是他心中鲁迅先生的样子。这位国学老先生改变了他们那一届很多学子的命运，很多人在毕业以后因此选择了教语文。
父亲带着笑容说完这些话，我第一次明白“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开始向往中学的生活。
但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母亲终于觉得不送礼不行，抹开面子送了一次礼。
那时是中秋节，母亲给老师送了挂历和月饼。我记得班主任一脸嫌弃，还冷笑着说：“你妈妈本就是下岗职工，送什么礼呢？”后来母亲默默告诉我：“孩子，你要努力，就是不靠那加分，你也得考上一中。”
后来，平时考试都不行的我，确实没靠加分就顺利过了一中的统招线，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而且我还拿到了一中校长给教师子女顺利考取一中的奖励金，两百块钱。我记得当年一个没能顺利过线的小伙伴哭了鼻子，我其实不太清楚她哭什么，反正考不考得上一中，作为一中教师子女都能去上学的，有什么可哭的？
这话我也只对母亲说过，她看着我，说:“你也是个找打的主，口无遮拦。”
无声的反抗
在经历过了小学时代的沉默以后，我放荡不羁的性格开始在一中自由的环境里面慢慢释放出来。
这所百年名校开了很多兴趣班，以前家里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让我额外去学什么课程。初中以后我就一直在画室画画。这个兴趣让我几乎忘却所有，连所有的课本教材上都画满了小人，一翻就能动起来。相对于素描的枯燥，我更喜欢漫画的那种随心所欲，但是又深知素描是基础，我必须坐下来坚持在光线里寻找线条。
但是另一方面，我的成绩还是毫无起色。父亲说我成绩太差，要放自己身边才放心。于是，在我初二的时候，他把我转到了他的班上。
我其实特别抗拒转班，“班主任的女儿”这个标签我带了两年，“某某某老师的女儿”这个标签我带了六年，连我写个作业其他老师都会过来多瞅一眼。我一点也不想被贴上这些标签，但是毫无办法。
父亲非常自然地认为是画画影响了我的学习成绩，于是我连空闲时间翻个漫画书都是被禁止的，更别说带着素描本随便乱画。在我看来，我的学习基础本来就是不好的，即使再怎么努力，也会被其他老师诟病，画画成了我唯一的出口。
别的同学都认为班主任的女儿不可深交，背地里他们都叫我“卫星”，意味着我不会有朋友了。这样的日子过得尤其孤独。我反抗也没有任何作用。初中三年，我越来越沉默寡言，也从来不参加任何活动。
父亲所在的班级是实验班，承担了学校里国家教育局素质教育的科研项目，我们被训练整齐划一、行动迅速地换座位，每天15分钟的息会是我们自己自导自演的小节目，而且每到一个节日，都会有学生在班会课上表演自己组织策划的节目。
实验班和以前所在的一味强调学习成绩的班级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我们班上所有孩子都在潜移默化的教育里获得了改变。最早让我们换座位的时候，大家弄得一团糟，半小时都不一定能让全部人坐好，到后来换一次座位只要十分钟就可以让所有人、书本、物品都到位，这就是训练的结果。
而我也慢慢地从一个上台时腿会发抖，一句话都不敢说的人变成一个能完全独立组织一场诗歌朗诵会的主持人。
父亲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了应有的锻炼，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素质教育的概念：一视同仁，发挥每一个孩子的特长，而让其他同学去帮助他的短处。
我不清楚父亲在背后为了我们的成长做了多少努力，写了多少教案，我只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下了晚自习还去查寝室，没有十点半是不可能回家的，晚上十二点基本还是在家备课。而每天清晨六点又出门了。年复一年从来都没改变过。
年少的我不理解他，不理解让我把更多精力放在学习上的那个父亲。
实验班的孩子都是从五年级选拔考试里挑选出来的，大多跟我同年。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人笑我“年纪小、智商低”之类的话。
当我开始适应这样的生活时，已经初三了，抓成绩成了我的当务之急。父亲让我去补课，我非常抗拒那些额外的补习时光。
我说，我不想去补课。
他说，你不补，你成绩就更加差。
我在心里对他说，我就是成绩差了又怎么样？成绩差了就是罪过吗？难道成绩差了就成了你必须要打我的理由吗？
但我看着他，不敢说话，因为反抗的结果很多时候就是招致一顿耳光。初中的时候，我还是会被父亲暴打：成绩和淘气都是理由。
唯一让我开心的是，每次父亲让我去补课的时候都会给我三到五块钱坐三轮车，我却把这笔钱全部存起来，咬着牙在明晃晃的太阳下暴走。省下来的钱够我整个夏天在新华书店买小说看，偶尔也能租个漫画，吃个棒冰。那是唯一的快乐时光。
对于我的书房，我是既爱又恨，爱是因为那里够安静，没人打扰我，恨是因为父亲常在这里打骂我。“害怕”成了父亲给我的所有印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在思考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如果父亲没有那些强迫和武断的暴打，我是不是会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自然得多？
我开始在台灯下注意起来父亲的脚步声：走进门口的声音、踏步的声音、转弯停顿的声音。
我最喜欢上父亲的古文课，他在晨课上朗读的《陈情表》曾让我热泪盈眶。但是我总弄不懂，课堂上的那个父亲到底是严厉的老师还是从小带着我坐在骑自行车前杠上面的那个温暖的臂膀？
13岁的我觉得父亲很遥远，那个三尺讲台永远不可能是我的梦想。尽管家里很多人都成了教师，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永远都不可能站上去的。
倔强
高一下学期，我萌生了转班学文科的决定。
文科班被同学称为“瘟科班”，暗示着只有成绩不好的人才会选择学文科。但我再也受不了在这个精英班里滥竽充数，还要受他们耻笑。我与父亲在这个抉择上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想画画学艺术，考中央美院，那是我的梦想。
父亲那年正准备竞选校长，因为他带领的素质教育项目相关论文顺利发表在《教育家》、《中国教育界》这样级别的刊物上。而且一中得到“国家素质教育基地”挂牌和“国家级重点高中”项目成功验收的过程中，父亲都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时，父亲坚决让我放弃画画，理由居然是我的成绩“还过得去”。
他说，你不能因为学习成绩而逃去画画。
我说，我没有逃避，仅仅是喜欢，你应该清楚我喜欢画画喜欢了很多年。
父亲又说教我画画的老师认为我基础不够扎实。如果我要考中央美院，必须到北京中央美院附属中学去参加集训，家里没有那么多钱能让我挥霍。而且在他看来，学艺术的最后没几个能真正成为了艺术家。他儿时的伙伴绘画技术一流，却死在了饥寒交迫中。
父亲的话让我沉默。我没想过要成为什么伟大的艺术家，但难道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一种错误？
最后，父亲说了一句话：“你必须先养活自己，再谈自己的爱好。社会是非常残酷的，你怎么就这样天真呢？”
就这样，我心心念念的画画说放弃就放弃了。但我咬住牙不放地坚持“再也不要呆在理科实验班”了。我的班主任劝过我，说现在的困难只是暂时的，理科实验班的数理化上的进程比其他班都要快，所以我跟不上也是正常的。我笑着说，我怎么就觉得我一个人跟不上呢。
母亲因为我跟父亲的相持不下而日日失眠，她从来不知道原来我的骨子里是如此倔强之人。
我只淡淡地丢了一句话给她：“这是我的选择，即使后悔，我也绝不会怪罪你们。我的人生需要我自己走的，画画你们说我不行，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我放弃可以。但是理科我是死也不要念了。”
父亲的校长竞选也在我进入文科班以后落下帷幕，他心心念念准备了很久的竞选输给了我温柔的语文老师，那个劝我留在理科实验班的我的高一班主任。
对于这次竞选的结果，父亲看得很淡然。我知道，很多事强求无用，人算不如天算，所谓中国的仕途里有太多人际关系的因素。别人有的资源你没有，那也叫“天赋”。
我记得父亲后来在我的作文后面批了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很少会在全年级模考的试卷里写下评语。批改时，试卷是被封边的，但是不用开封他就知道我的字、我的文。同样，我自然也熟悉他俊秀有力的笔锋。
但是我依然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因为那些争吵和暴打，没有任何改善的余地。我根本不想与他说话。
高二开始大概，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学习。数学照旧是我的死穴，但父亲找了数学组他最信任的老师帮我补习。
母亲说，父亲对你的要求，是因为他教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他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学渣。
我笑着看着母亲，没有反驳。
说到底，父亲就是个固执的人，钱钟书数学零分进了清华大学，陈锦润是个数学天才，但他连袜子天天都穿反的。太多所谓的奇才其实就是个偏才。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世界里面，而且用一个标准来套一个橙子？难道长不成新奇士的样子，所有橙子就不能吃了吗？
转了文科班以后，我跟父亲的争吵少了，因为彼此懒得说话。与其说是父亲变了，不如说是我变了。在那么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改变别人是件多么费力的事，成年人能改变的只能是自己能掌控的事。与其反抗和抱怨，不如把自己手里的事情做好。
得知高考成绩的时候，我还是很失望的。因为一道24分的地理题目从头错到尾，我没有达到一本线。我毅然决然地在志愿里填了哈尔滨的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母亲很失落，问我怎么这么狠心，去了那么远的地方。父亲没有说话，他淡淡地告诉我，奶奶在小时候对他的教育就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父亲默默地送我去上大学。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他把所有行李放在我的寝室里面以后，就转身离开了。
离去与归来
在大学里，我花了四年的时间，才领会到从成都到哈尔滨有多远。
那时候两地之间没有直达列车，我在西安、郑州、武汉、长沙、沈阳、北京都转过车，最长时间我坐过58个小时的火车。没人比我更熟悉如何在春运高峰期转车、抢票或者跳上车再补票。
所有往返家与大学之间的旅程我都是独自一人。我从来不跟父亲述说起旅程中的经历。我自己看来，那是我应该去承担的成长的代价。因为高考分数仅仅只是擦线而过，没能进入我想学的外语专业，而被调剂到高等数学。跨学院转专业，需要4万块钱，家里拿不出，我只能硬着头皮把四年高等数学的课程念完。
父亲让我考研，我也清楚知道对于一个二流院校、二流专业的学生，毕业等于失业。但是我很纠结考研时要选什么专业。大学四年里，我都在与经济学周旋，即使不是我自愿的，但我还是很庆幸经济学给我开了一扇窗。以前我的性格特别情绪化，是感性的，不可捉摸的。但是在我学习了经济学之后，我开始执迷于整个学科里面理性的部分，比如机会成本分析、博弈理论的选择。
父亲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建议。他说：“将在外，君有命而不受。”
后来，我还是很执拗地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考研方向，打算与高等数学死磕。但是考了两年，都因为数学单科不能过线而失败了。对于结果，父亲没有再说什么，他大概知道我确实是努力了。
当时为了准备考研，我在毕业后再次回到了儿时读书的那间小屋子，看书、复习了一整年。印象中的房间还是刚搬家时的模样：新鲜白净的墙面、结实的房门、虽然有点不隔音至少是宽敞而明亮的房间。新都一中照样每天早晨6点就开始放音乐，不同的是，宋祖英的歌曲被替换成为了周杰伦的。墙面变得发黄、门窗变得有点关不上、父亲换了窗户，换了推拉门、换了排气扇、换了餐厅的灯、换了客厅的地毯、换了电视机，电脑也从小黑箱子变成了WIN XP。
我照旧在那张漆了生漆的书桌上面写字，全木质的书桌还散发着淡淡的漆味。无意中看见小时候的那些笔迹：化学元素周期表、到处贴的英语单词、散文诗里自己喜欢的句子。在窗边，还有被刻记下来的身高线。
点点滴滴，我突然感到热泪盈眶。
父亲换了很多陈旧的物件，却迟迟不挪动我书房里的摆设。我小时候买的小说、CLAMP的《三叶草》、我的手绘素描作品、颜色黯淡的水彩画……连干掉的颜料盒都从来没有移动过，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我想，我终究会原谅父亲。
2012年，我再一次选择离开了家。那年，我考上了合肥银行的正式编制，并且和男友结束长达三年的异地恋。
父亲在老家为我办了一场仪式重大的婚礼，从头到尾都是他一手操持，我跟我先生连一张喜帖都没有写过。当我站上那红通通的舞台中央，华盖粉饰，烛火金黄，我才想起来小时候我曾笑着跟父亲说，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就想坐那个四人大轿，跨火盆，让我的新郎掀起红盖头，用金剪结束发，给双亲奉喜茶，我要穿凤袍，让母亲为我盘头。
不想我的一句玩笑话，竟让父亲记了很多年。而我连自己什么时候说的，我自己都不记得。
证婚人是那位后来成了校长的高一班主任，曾阿姨。她一如我印象中的温柔，落泪说完了所有祝福的话。可能谁都没有办法想到，小时候那个住在隔壁，经常翻墙打架还逃学的姑娘居然也到了结婚的年龄。
婚礼上，我坐在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中间，突然觉得，我大了，父亲也老了。
小时候，父亲为了找人给我补课，卖了多少面子，我却从来不领情。现在，他的头发需要靠着洗黑剂来维持，他的脊背也开始变得不够硬朗。曾经父亲还能坚持着早晨起来锻炼跑步，现在早起还是习惯，熬夜却已经是熬不动了。
后来高中班主任问我，你就从来没想过离开家，你父亲会想你吗？
我说，有时候，我们没有选择。
她欲言又止地告诉我：“你离开家上了大学再回来的时候你父亲很开心，现在你又要离开，你的父亲其实是很难过的。很多次，老师们在一起吃饭，你的父亲看起来都很难过。”
我看着在人群中笑颜俱开的父亲，感到无言以对。
他的感情是这样深刻而沉默。而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当时选择大学的时候，只不过是想要跟过去的那个自己告别，不想一走万里，竟然就回不来了。
我拖着行李离开了生我养我二十年的故乡。
关于离别的话题，父亲总是说得很少。几年后，因为学校校区的搬迁，父亲只能把那间老房子卖掉。母亲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处理小时候的那些书。我说参考书都卖掉，文学类的留着。父亲后来把我小时候经常念的《唐诗宋词三百首》和《诗经》寄给了我，他说他的孙子能用得上，而这种人民出版社的简体版本很难买到了。
我打开那发黄、陈旧的小书，迎面扑来的是小时候那些与父亲一起读诗的岁月，我想念那间听得见父亲脚步声的书房，想念因为雾气而显得温柔清冷的早晨，想念一到秋天就飘满了桂花香气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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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总是写不完一个好故事，并非不会写，而是没人给你指导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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