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这年，爸爸和我放了一场烟花 | 三明治
1
2016年，春节，妈妈的眼睛一直盯着手机里的扑克游戏，我靠在床边边刷五福边跟爸爸闲聊。爸爸突然提出：“你想放烟花吗？”
我想了想，决定跟他去逛逛。
路上稀稀拉拉的路灯，没有什么人烟，我试探性地问了句：“怎么突然带我来买烟花？”这是他还习惯把我扛在肩膀上出门的小时候才会做的事，而且最喜欢给我推荐男孩们才爱玩的冲天炮。
小店里只有不多的烟花品种，老板熟稔地打着招呼：“来了？这是你女儿？”
我直奔烟花摊东摸摸，西看看，听任爸爸跟周围的人寒暄。仿佛我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儿，并不是当时的24岁了。
我像日常那般自然地拿起小店里品种不多的两瓶鸡尾酒，其余还有辣条、冲天炮和零星的一些烟花品种。
爸爸陪我去水边放烟花，冲天炮大抵是质检不好，引信太短，总是炸到手。我也不娇气，只是再下一只就更注意点火的距离和方向。爸爸看得很认真，帮我勘探地形，出着怎么样可以不炸到自己的主意。
这是第一次在过年的时候，爸爸没有在牌桌上陪长辈，我没有跑出去跟闺蜜厮混。我们边玩边聊天，他聊他的50岁以后，我谈我生命中即将要展开的事业。也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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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家里的长子，上头有一个姐姐，下头有一个弟弟。他是家里唯一没有念过高中的孩子，说是不喜课堂，早早就不读了。等到年满20，就顶了爷爷的公家职位成了一名水手，那时在丘陵环绕的湖南小县城里，水运还算极发达的。
待我出生以后，陆运愈发发达，码头的货运业务逐渐开始走下坡路。1996年底，水运公司就彻底倒闭了。
之后，爸爸短暂开过一段时间炼油店，专门给住户周围的邻居提供猪油。后来如何无疾而终我不得而知，似乎是跟租的店铺房东有了争执，又似乎是因为我们搬回了码头大院。
爸爸几乎从不指责我的学习，这点使我很喜欢亲近极少在家的爸爸。
缝他得空，会学习和我相处，回想起来能感觉到他当时的笨拙、小心翼翼和不耐烦。看到堂弟家里各种棋，会理所当然的以为象棋能够勾起我的兴趣，逗我跟他玩的姿势看起来有些笨拙。偶尔去乡下钓鱼会带上我，他的鱼竿我是拿不住的，时间长了会麻，怕我闲得无聊会就地折一枝竹子帮我做简易鱼竿。
喝啤酒的时候，会叫妈妈拿两个杯子，另一个是给我的。有一次喝白酒，很主动的拿筷子蘸了一滴放我嘴里，那种舌尖上的滚烫烧灼至今难忘。至此没能学会喝白酒。
他教过我两次游泳，但是耐性很差，次数多了我也就此作罢索性不提学游泳了。作为一个好水手的孩子，我也终是没能学会游泳这项技能。
七八岁时，第一次和爸爸发生正面冲突，冲突的原由早记不得了，只知道当时爸爸很生气。事后，我做了一番自我检讨，觉得自己也有不对，于是用铅笔给爸爸写了一封道歉信，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我满怀期待的把这封信放在爸爸的枕头上。
没有换来和解，爸爸气势汹汹地带着这封信在我面前撕得粉碎，嘴里说着让我伤心的话，极不好听。经此一役，我学会了一课：在最应该柔软的人面前竖起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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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的我开始迎来叛逆期，随之而来是爸爸的“更年期”。
我开始不喜欢爸爸回家，他回家意味着无休止的争吵，和我，更多的时候是和妈妈。
一年前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花掉了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积蓄。更让爸爸焦虑的是，水运公司倒闭以后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失业。
我的学业生涯也开始出现拐角：在所谓的尖子班，还没入学就开始在暑假补课了。试卷也是直接按高中招生考试的难度出题。我的英语在这三年里开始节节败退，从入学的九十多分到初三的刚刚及格。
爸爸第一次没有说没关系，上来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为了维护自己可怜巴巴的自尊心，我荒谬地上演了一出跳楼记。爸爸继奶奶去世之后第二次在我面前掉眼泪。紧随其后长达两个月的冷战，没有道歉，没有和解。
我开始发奋备战中考，爸爸也拿到了高级别的货船驾驶执照。
在我漫长的青春期里，我没有能力去理解爸爸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而爸爸也没法理解我成长过程中的孤独和无助。
本来就很少的陪伴，缺乏沟通和理解，非暴力不合作的父女俩之间，心墙越来越坚硬。
我们彼此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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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我正式步入大学，妈妈会私下里跟我说爸爸总是提醒她女孩子身体方面要多加注意，也会一脸自豪地说我是爸爸的骄傲。心里会很柔软，但也会很不适应，好像更习惯短兵相接。
直到他突然知道乡下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小姐姐在外地打工怀孕了马上要结婚的时候，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直截了当的开启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性教育。
好像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在他面前不再只是那个脆弱的、娇滴滴的女儿，他开始像对一个朋友那样跟我对话，教我独立、教我自爱、也听取我的意见，尽量少的霸权主义。这好像是我们彼此同步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大抵是因为沟通多了，心墙也开始慢慢瓦解。
大三的一个清晨，7点，透过窗帘的缝隙能看到微微的天光，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哭得泪眼朦胧的连话都说不清的给爸爸打电话，我梦见他死了。他一个劲儿的在电话那头哄着我，说他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那一刻自己夺眶而出的眼泪和拿起电话一连串的委屈般的倾诉好像不能用爱来定义，更像是刻在脑子和身体里的一种本能。
大学毕业那年我申请了赴泰汉语支教老师的项目。爸爸时光倒退般的推行他的霸权主义，从根源上就杜绝我去面试。原因是泰国政局动荡，妈妈偷偷告诉我说是怕我嫁到国外。
因为大四还有一些课，住校。我是自己偷偷跑到长沙去面的试。面试通过的结果摆在面前的时候爸爸依然不肯接受，我决定拒绝参与项目的时候已经过了最后的截止日期。这一次，是一场小型博弈：爸爸一开始是拒绝听我说话的，坚持认为我是不听话，不尊重他的意见。我没有跟他讨价还价，更没有任何激烈的争吵，只是认真的跟他对话，“我还很年轻，我本科学的就是对外汉语，我应该给自己这四年一个交代。这是我的梦想之一，我不想将来后悔。我只去一年，我保证会照顾好自己。”
这一年，唯一坚持在做的事是每周六晚上和爸爸妈妈视频。妈妈学会了QQ视频和打游戏，爸爸还是只会视频，妈妈教爸爸，这件事情在我们家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回国以后两个月，我去了上海。
爸爸也不总跑远路了，调到离家近的水泵船上看水泵。日常工作不忙，最重要的是可以多点时间陪陪妈妈。自从靠岸了，他就养成了每天雷打不动的跑一个小时的习惯，常常是太阳还没露面他就出门了，身体好到能游冬泳。
我想大概也就几年吧，等你们再老一点我就回来了，陪在你们身边。当时我以为这样的岁月还很长，当时的爸爸妈妈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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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是我人生的分水岭。
工作开始结成一团乱麻，梳理了整整一年才让自己不至过一个糟糕透了的春节。当我努力挣扎着想要熬过充满诅咒的本命年，我以为一切都会过去，不会有更坏的结果了。我不禁以最坏的恶意去揣度这个世界，我没有迎来黎明，我陷入了更浓重的黑夜，一丝光亮也寻不见。
2017年1月18日，回家倒数第三天，妈妈来电话说爸爸生病住院了，声音里尽是掩饰不住的慌乱。我只能故作平静的接着问妈妈：“医生怎么说？”“医生说情况不好，在病床前说是肝硬化，背地里跟我说做好心理准备，情况可能更糟。刚做了检查，医生不让回家，要求住院。”话没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开始按捺不住自己想要立马回家的心情，深深的恐惧，又怀着一丝丝期待：妈妈总是喜欢夸张，她可能只是希望我早点到家。“
“看片子我们怀疑是肝癌，你看这片区域有弥漫性的阴影，当然你们可能看不出来。目前我们能确诊的是你爸爸有肝硬化了，之前也怀疑过肝炎，但是不是。当然在你爸爸面前我们只说有肝硬化了，你们自己也做好心理准备。下周陪你爸爸过来做个增强CT吧，我们要更清楚的影像看病情发展到哪一步了。另外，下周一安排了专家会诊，肿瘤科的主任会过来看临床表现。”
我看着这个肝科主任因为边嚼槟榔边说话时涨红的脸，整个人如临冰窟。我知道，走出这间办公室的那一刻我要调动自己全身的力量去学习伪装，不能掉眼泪，不能脆弱，要像只是一场随时可以回家的小病那样去安慰我的爸爸。我甚至都还不知道向来站在我身后的强大的爸爸内心是不是真的那般强大，没有人敢拿这件事去检验。
确诊之前，男朋友的爸爸妈妈第一次来家里拜访。因为快过年了，这次双方家长见面是一个月前就约好的，想聊聊两个孩子的婚事。他们来的那天，爸爸打完吊针自己一个人从医院走了回来，妈妈准备了一个火锅，就像每年过年爸爸给我准备的那样，爸爸只吃了很少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每一顿饭他都在逼自己多吃一点，但是每一顿都食之无味。
增强CT出来的当天，医生就召集家属，“弥漫性肝癌晚期，切都不能切了，而且片子还扫到了尾椎骨，已经椎骨转移了。要跟你们家属商量一下，要不要转到12楼（肿瘤科）去？我们这里是感染科，基本没法对症治疗，只能挂些保肝护肝的水。至于病人的心理状况，他迟早会知道的，周边都是癌症病人，瞒不住的。我们也只会跟他说12楼有更先进的设备来治理他的病，感染科条件自然比不得的。”
“转吧。”我们其实别无选择。
感染科有独立的小院子，可以用来待客。腊月天了，阳光不错的日子里，寒风中还有开得不错的花。在医院，爸爸还是舍不得换科室的。
转科的那个早上，我没有去医院。哭得红肿的双眼是最大的破绽。堂弟后来微信跟我说，“伯伯说进了肿瘤科最起码也是个癌症早期了，是吧，你们都想瞒着我。”堂弟是学医的，爸爸问这话的时候大概还是抱着幻想的，就像接到妈妈电话那天电话那头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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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去医院陪他的时候，就好像心照不宣那样没有提起为什么转到肿瘤科，只是陪伴。极偶尔在外面吃个午饭会抱怨我，年假那么短，为什么不多陪陪他？
这是他第一次生气般地撒娇，就像以前那个抱怨爸爸不理解自己的我。
大年30和新年的前两个晚上，我跟爸爸商量着上午挂完水，晚上回家住。爸爸已经很久没好好睡过一整晚了，夜里总是醒来，我像小时候那样跟他睡在一张床上，两个人分别盖自己的被子。虽然爸爸知道只是为了方便照顾他，但他很开心，像是吃到了糖果一样向妈妈炫耀着，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年后我回公司处理好交接的事情就准备辞职回家了。跟爸爸说是请假回家要处理结婚的事情，否则他是决计不肯耽误我的工作的。
头天爸爸化疗的第二个疗程没做完就坚决不肯再做了，过程太痛苦，一直嚷嚷着要出院。医生只好默认，即使有些指标达不到出院水平。化疗的效果不好，爸爸的身体抗药性太强。
回家当天是爸爸出院的日子，临时买的车票，没有告诉爸爸。妈妈给他收拾生活用品的时候，爸爸一直在找钥匙，妈妈惯来瞒不住我们爷俩，只说不用钥匙。到家的时候，爸爸像是高兴了好久说，“你妈一直说不用钥匙，我就知道你回来了！”这一幕好像多年以前不断重演的某个午后或者黄昏，爸爸回家休假，从他脚步声和从裤腰带上拿钥匙的声音我就能知道是爸爸回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怎么学会分辨的。
相比一个月前，爸爸的脸瘦脱了形，双腿也肿了起来，行动越来越迟缓，也不再唉声叹气的喊疼。我以为是加了麻醉药起了效果，在照顾他的时候才发现，他不是真的不疼了，而是接受了谁也无力改变这个局面。
无数个午夜梦回哭醒的夜晚，拿起手机查资料，查文献，找学医的朋友咨询，结果都是肿瘤科医生那个哭笑不得的表情：没有手术机会了，平均生存期3-6个月，癌症本来就没有治愈的说法，预后又不好，拼的就是一个生存期。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突然明白了，老天给你加了一场跟魔鬼战斗的戏，你要斗志昂扬的不断跟这个魔鬼拉锯战，最后输给他看。
回到小城里的小日子过得稀松平常。每天陪爸爸聊天，按时给他配药，负责搭配各种各样的食物尽可能的补给每天因为呕吐带来的营养缺失，陪他接待络绎不绝看望他的人，间隔准备婚礼要买的东西。这样极为寻常的日子竟然是告别的序曲，它来得这样早。
有一位来看望他的老人还有很深的印象。他的儿子和儿媳是爸爸多年的同事兼好友，他的孙女是我一起长大的发小。坐在四方饭桌的对面，缓缓的控诉着他被儿媳“带坏”的儿子黑皮叔叔。我在年前陪妈妈去市场采购的时候见过他的儿媳妇和孙女。阿姨还是年轻时那个强壮的样子。发小已经高过我的头顶，脸蛋是现在网络上流行的网红款，小时候五官就不错的，只不过不再是小黑皮了。
那次只是礼貌性地招呼我去他家玩，也让我明白了爸爸早几年说的“联系少了”。他和黑皮叔叔的情分只剩下通讯簿里的那串不知道是不是变过的电话号码，一如我和小黑皮妹妹连点赞之交都无的朋友圈。
婚礼的准备事宜很琐碎，他还是那个掌舵的舵手。在力气活面前气急败坏的指挥“笨”叔叔们，在不讲礼数的女婿面前直言不讳，在做不好事的妈妈面前出言不逊。克制体内旺盛的肝火，始终温柔以待的，只有我。
出嫁的头天，闺蜜们帮我来布置婚房。最难的是挂床头的婚纱照，我微信叫表哥过来。爸爸固执的挪着已经水肿的双腿踩上床和板凳，反复比划着钉挂钉的位置。那时候，除了水肿的肚子，爸爸的上半身已经瘦得像是骨架上挂着一层皮肤，以往丰腴的臂部肌肉没了；圆润的脸庞萎缩成了秀气的瓜子脸，长在眼睑上长长的漂亮的睫毛愈加明显了。大家都在害怕他摔倒，也都努力沉默着成全。
婚礼当天，爸爸自己一个人默默走下了楼，放送亲鞭炮，再一个人默默走回家。这是他最后一次自己上下楼梯。
婚礼之后，爸爸安心回到医院。这时候，爸爸的排泄已经开始出现问题，每天都要吃利尿和帮助排便的药，我知道，这是肾衰竭的前兆。至此，爸爸的病情急转直下。最后一次入院是湖南阴雨连绵的三月，也是我和爸爸出生的月份。头几日，爸爸总是坚持着要回家，不管我们扶着他上楼的这段路他走得有多远。
慢慢的，爸爸开始出现肝昏迷，我和妈妈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了医院里。
我独自守夜的前一个晚上，妈妈跟我说前一个晚上有癌症病人跳楼了。我没有感觉到害怕。沿着住院楼去往核磁共振室的路上，路过前几天可能躺着尸体的街道，我没有感觉到害怕。真正让我胆战心惊的，是看着爸爸的生命像他病床前玻璃瓶里的药水，悄无声息地流逝，流完了就没有了，没有护士能续。
肝昏迷期间，爸爸嘴里出现了好多故人的名字。突然怨恨自己记忆很好这件事，因为大多数人多年以后再没见到过。
我也开始第一次学习告别和面对死亡的课程，不只是书。
没有防备的一个下午，我主动跟爸爸提起了“死亡”这个话题。大概没有一个人能比看着自己健壮的身体日渐孱弱的人更害怕死亡，大概也没有一个人在越来越身不由己的时候更害怕失去自己对身体和生命的控制权。毕竟我像极了他呵。
爸爸提出了树葬，所谓尘归尘，土归土。一个我曾经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方式。原来他早知道了，大概是他开始再也不提身体上的疼痛那一刻就知道了。爸爸趁着自己还清醒叫来了叔叔和姑妈，提出自己坚持要火化，请叔叔和姑妈尊重他的意愿。农村是喜欢大操大办的，爸爸主持过爷爷奶奶的葬礼，觉得很是形式主义。但是更大的原因我知道，他不想再花更多的钱去做所谓的排场，更害怕家族七兄弟里自己向来老实的亲弟弟受欺负。
爸爸的生命进入倒计时阶段，家里人都很清楚。病床上的他每清醒一刻就拔掉身上的心电监测仪，不停地絮叨着他要回家，说话的语气就像一个哀求我们的孩子。妈妈彻底没了主见，一点都不像小时候那个无所畏惧的妈妈。在那个离开就意味着放手的晚上，我决定带爸爸回家。
我和叔叔为了爸爸是火葬还是土葬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激烈到像是两个家族的对峙。那些我不熟悉的叔叔伯伯们都来了，用缄默来劝我让他们带爸爸回家。
是什么时候妥协的呢，大概是自己的亲叔叔喝得醉醺醺的在我面前掉眼泪的时候。半个月前，爸爸认真跟我聊过叔叔，他一直觉得心疼。爸爸这个守护了我二十多年的巨人，曾经有更长的岁月一直站在这个男人前面。
叔叔也是真的心疼爸爸。
7
爸爸离开的那天是农历的三月初三傍晚。
我循例准备好晚上的药和奶粉放到床头上，叫了一声“爸爸吃饭了”。他回应般地看了我一眼，就闭上了眼睛，眼角残留一滴泪珠。场景就像爸爸给我买的第一本书《童年》的开场那样悲伤，我仿佛一瞬间回到了还读不懂这本书的当年的12岁。
在这之前，我亲身面对过三次死亡，爷爷、奶奶和外公。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爸爸带着他的弟弟守了7个晚上的灵。奶奶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我一个至亲，后来成长的十多年里，她住在家乡青山上一座寂寞的坟里。每年过年或清明的时候，爸爸总是记挂着带我去理理爷爷奶奶坟头上的草。这一次，再也没有人站在我的身边了。
傍晚之前还一直在下大雨，8点之后雨就停了，而后持续了长达三天的好天气。乡下的老人说这是爸爸的福气。
灵堂搭在老家的三岔口，堤坝的一边通向养育他长大的爷爷奶奶的老房子，这房子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就荒废坍塌了，彻底的成了荒岛；一边通向他成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现在的家，爸爸出走半生，在他共一个爷爷的七兄弟的帮助下重新回到这里。
站在爸爸的灵堂旁边，突然发现老家其实很美
爸爸是病逝的，不同于爷爷奶奶的寿终正寝，他的葬礼只有三天。
搭好灵堂的当夜就要敛棺，这个步骤都显得熟悉。十几年前，帮爷爷奶奶暖寿衣的是爸爸，这次，轮到我帮爸爸暖寿衣。爸爸就像睡着了一样安详，我却哭不出来，不是叔叔说的不许掉眼泪在爸爸脸上，而是一种释然。或许是哭过太多次了，或许是对这个结果做好了准备，他终于远离了这种极度折磨人的痛苦。
老家的葬礼习俗总是繁杂的，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或许这是人类要用众多的事物来麻痹自己那一瞬间极度悲伤的心神。封棺之前由亲人烧倒头纸和一种黑白双色线，还会杀一只鸡，据说是刚离开的人会循着鸡血找吃食，免去对人的煞气。专门操办白事的老人们在写各种各样的条幅和物料。和十几年前参加的每一场葬礼无二，只是我再也不是深夜里因为爸爸长时间熬夜被妈妈挖起来给宾客回礼的娃娃，而是变成了当年爸爸的角色。
三月的春寒依旧料峭，这一夜，叔叔困极了，就着爸爸生前裹过的毛毯在水泥地上沉沉睡去。我们就地取了些乡邻们砍下的树枝和竹子，生了一堆火抱团取暖，刚下过雨加上更深露重，干过的木材也涨饱了水，烧得碎屑的火光飞扬在空中，然后归于沉寂。因为前一晚照顾爸爸也几乎没有睡过，这一夜坐在凳子上眯了两个小时，竟然没有摔进火堆里。睁开眼睛已经六点了，农村早起的老人已经开始活动了，路过的行人会下意识回头张望，看看是哪家人在办事。我看着相别了十几年的这个朦胧水雾里的陌生又熟悉的清晨，回家的小径依然蜿蜒，竹林的绿意嵌在小溪的水汽里更浓了，我都不知道爸爸的家原来这么美。
我忽然对叔叔那个晚上的坚持彻底地释然了。爸爸是想回家的，我心里知道。
第二天的仪式很是隆重。
早早就有传统的白事班前来唱词，他们是有一整套操办的流程的。数不清一整天多少次我捧着爸爸的灵位，我先生捧着爸爸的遗照，堂弟举着白幡拜会各路的神仙，打点足够多的纸钱。接到消息的亲朋好友中午会赶来磕头作揖，算作告别，而我或者我先生作为爸爸的后人需要一直跪在灵前回礼。
下午白事班先是领着一众亲朋好友到了一个荒僻的田间地头敬上贡品和一只活鸡，和当年奶奶去世时敬供的地头一般无二，我也始终没能搞清楚这是敬奉了哪路神仙。回去稍息片刻，就是烧纸扎屋，小屋扎得很漂亮，是两层别墅的款式，还有爸爸喜欢的小车，院落里堆满了扎满小孔的钱纸。烧纸扎屋的时候还有个仪式，要把所有后人的麻绳、孝衣、麻头巾捆在一起越过窜得高高的火苗扔到另一边，上一次扔这个包袱的是爸爸，这一次是我先生。
傍晚是正席，又名孝园酒。城里有心赶来送爸爸最后一程的朋友吃过中饭也都各自回家了，这里没有可以留宿他们的地方。乡亲们日常吃过晚饭无甚事都是吃完饭，就早早睡了，听到这锣鼓二胡的都赶过来凑热闹地看看这家办事唱的什么曲目。
仪式很长，除了接着拜会各路神仙，就是长时间的跪拜回礼，这是一场正式的告别典礼，所有这辈子和爸爸有羁绊的人都来了，更多的是亲人，很多连我都没见过或者多年以前才见过寥寥几面的亲人。倒数第二个节目是哭孝，演员的哭腔很棒，遗憾的是我又辜负了大众的期望，没有挤出眼泪来。晚上10点多，我坐在木头凳上朦朦胧胧抬起头来，像电影散场，看热闹的人已经陆陆续续作鸟兽散。
最后一个环节，妈妈、叔叔和姨父也躲开了，只剩下我跟我先生，还有两个操办白事的人。
灵堂中间摆了两条长板凳，凳上放着两副迷你的纸扎棺材。操办的主事人神神叨叨拜会了各路神仙，就带上两副迷你棺材去了深夜寻不见人影的地方焚烧。等一切完结了亲人们才回到灵堂。后来问长辈才知道爸爸逝去的时辰犯三煞，要烧掉两副棺木去煞气（这是葬礼的最后一环，当地犯煞一般数字大小不等，具体犯几重煞主要是根据人去世的时间来推算的，针对不同的煞人们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此处略去不表）。诸事完毕，守灵的我们只要看好灵前的烛火不灭就好。这是陪爸爸的最后一个晚上。
第三天是送爸爸上山的日子。早上至亲围坐在灵前陪爸爸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表哥（姑妈的孩子）坐了一夜的火车刚刚赶到。上山的路走过无数次了，爸爸小时候上学走过，年轻时离开家出外工作走过，当了爸爸以后抱着我回家走过，爷爷奶奶过世后去坟头祭拜走过。路上的鞭炮放得很热闹，姨父说大抵是乡人们还记得这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少年。爸爸最终和爷爷埋在一个山头，那个山头还埋着他的奶奶和叔叔。隔着宽阔的大马路，对面那座山头埋着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应该不寂寞吧。
后记
肝癌晚期，由肝炎引起；同年六月，这位世伯去世，同样埋在周家的山头，享年51岁。
（本文为三明治X上海徐汇图书馆公益写作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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