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像父亲，是一个反叛者
文 | 醉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过得并不快乐，但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也令我对周遭敏感、总是顾及他人、理解自己和别人的弱点，对人性保持宽容。
写家人的几篇并不在计划中，但是一下笔就像打开了水龙头。这是个回顾和反省的过程，写着写着就泪流满面，写着写着心里就生出温暖。所以，这又是个和自己、和家人和解的过程。
我和弟弟，在不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生了第一胎后，我无数次被问“什么时候生二胎？”面对关系好的人的询问，我回答：生第一胎太不容易了，伤疤没好，疼也忘不了。
可是，在内心深处，我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讨厌有弟弟或妹妹。注意，是我讨厌，不是我女儿讨厌。不过我不想让她当姐姐，我把自己小时候被人分去的爱满满地加到她身上，不管她要不要。当她年长了几岁、在和表哥玩了几天重回一个人的状态时，她会说：“我想要有个弟弟或妹妹。”我则回答：“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而我知道。
我的记忆始于弟弟的出生。和我一样，弟弟也是在家里出生的。那是个夜晚。我听到奶奶的脚步，她“咚咚咚”地踩着木楼板，决断而刻不容缓；我感到自己被从父母身边抱走，顺着奶奶的脚步声。
那个夜晚，我有了弟弟。第二天早上，我被送往外婆家。
随后我跟着外婆，弟弟在家跟着父母和爷爷奶奶。他小我3岁。等到他上学时，我正好搬回家住。于是，我拖着他一起上下学。彼时，我已经是全校皆知的学霸，弟弟却从一开始就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上课上到一半逃到我的教室里来，引来老师和同学的哄笑。
待到他小学毕业，我正好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市里最好的初中考入唯一的重点高中。趁着初中校长还记得我，在弟弟小升初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和妈妈骑半小时的自行车，带着礼物，去校长家“走后门”，希望弟弟能在我所读过的初中借读。
他进了，不知是校长相信我的弟弟应该不会太差，还是弟弟在该校的入学考试中成绩尚可。接下来的三年，由于弟弟无法每天回家（单程骑自行车半小时），他借宿在城里的姑姑家。从此没人监管的他，慢慢走向了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道路——他开始迷恋上电子游戏，不仅所有的零用钱用来打游戏，他还开始两边撒谎，整夜泡在游戏厅里打游戏。
我无法跟他沟通，无法判断他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父母正在经历自己的问题，根本无暇顾及弟弟。这样的三年，弟弟的中考自然好不到哪里去。那一年他14岁，他决定就此不再上学，去爸爸的一位朋友的工厂里干活。
据说他去上班的第一天，吹着口哨、骑着车、摇摆着身体，沉浸于新获得的自由。殊不知今后的日子，他都在为这表面的自由付出代价。可是那时，没人给他指引，我的父母没能够做到，我也没能做到，因为那时我正忙着高考，忙着迈向自己的新生活。
从此，我和弟弟在不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开始频繁地换工作；他每次打电话给我都是要钱；他开始赌博，卷入高利贷。
那是一个除夕。
一家人在奶奶家的老屋里吃年夜饭。即使门窗都关着，冷风还是从缝隙里钻进来，吹得膝盖冰冷。日光灯的光线惨白，唯有长几上的红蜡烛带着几分喜气。本来就是话不多的一家人，除夕的饭桌上也不免出现冷场。
弟弟的电话突然响起了，他脸色变得铁青。挂了电话他一言不发，后半程的年夜饭几乎是在沉默中吃完的。
年夜饭散后，我在厨房的角落里发现了正在哭泣的弟弟，他抽泣着，身体抖得厉害。不用说，刚才的电话是高利贷打来的。
我抱住他的肩膀，跟着他一起发抖，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他边哭边抽出手臂来，“看，我连割脉都割不断。”我震惊得要窒息。
就在那时，父亲提着一个塑料袋黑着脸走过来，他把塑料袋往地上一扔，一言不发地走开。塑料袋里是八万现金，他一年攒下来的。
那一年，弟弟20岁。我一直视他为我的负担。
“他真是来讨债的，那天还好被我撞到了，他在洗手间里割脉！”妈妈后来向我哭诉，“我找到了他的日记，居然讲觉得自己不是我们亲生的，就是因为我们说‘你再不听话，你安徽的父母来带了’。哪里晓得这个讨债的会这么想，我们都不是开玩笑的嘛！”
我陷于沉默中。
我看到弟弟小时候的样子
我看到小时候的弟弟边哭边跑。他是比我要调皮很多。
事实上，在他懂事乖巧、学习又好的姐姐的映衬下，他除了是个男孩就一无是处。因为他是个男孩，他得到了爷爷奶奶无条件的宠爱，可是他妈妈开口就是“你看看你姐姐，她会像你那么爱哭吗？你再哭，你的安徽父母就来带你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我家乡浙江农村，常年流窜着来自安徽的叫花子。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在小孩子看来十分可怕。妈妈和邻居的姑姑婶婶们聚在一起聊天玩牌，遇到弟弟哭闹，就用这一招。
这招很灵，大人一说，弟弟就边哭边跑去躲起来。我甚至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安徽佬”，他自然也没闲着，还给我一个“郑家人”，因为我常年住在郑家的外婆家。我们吵架时会对骂“安徽佬”和“郑家人”。
但是，这在弟弟的心里种下恐惧的种子，他误以为自己真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他害怕那些脏兮兮的叫花子有一天会来把他带走。
我看到了青春期的弟弟。当不上学的自由的新鲜劲儿过去，当他的工作需要他付出艰苦而重复枯燥的体力劳动时，日子变得漫长而百无聊赖，尽头在哪儿呢？那里有希望的光芒吗？
这些漫长的日子总要打发过去的，游戏打腻了，赌博多少可以带来刺激。再说了，村子里谁不会玩上几幅麻将开几幅牌九呢？
他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泥潭。高利贷盘踞在每个地下赌场，他们知道找什么人下手，他们在赌徒们赌红了眼睛时“雪中送炭”。
当弟弟觉醒过来时，他已经深陷泥潭。他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有绝望。是的，他找我借过钱，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勉强寄给他三千，把他训了一顿。
那个艰难的除夕后的四月，我硕士毕业。父母和弟弟一起去上海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弟弟精瘦，鹰钩鼻格外突兀，头发染成金黄，满脸阴郁。
他从小就近乎完美的姐姐的人生刚刚开启，而他自己却走到了死胡同。
当然，弟弟的姐姐我只有表面的一帆风顺。硕士毕业，走出校门，梦想和现实如何平衡？无人能给我建议。我的爱情刚刚离我而去，他是否会回来，我无从知晓。
我面前的，也是漫无边际的迷茫。
我们虽为血缘至亲，却各自陷在人生的深渊里，被黑暗包围，看不到彼此，无法向对方伸出手去。
婚后的弟弟变了个人
2005年初，我第一次与父母对抗，因为爱情。在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的叹息声中，我第一次站到了弟弟的位置上。
那年春天他跟着我一同来深圳找工作。那是我们最亲近的一年。他先住在我租住的公寓里，两周后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底薪很低，包吃住。
他住在黄贝岭的农民房里，办公室在附近的旧楼里，几乎没有修饰的白墙，简单的桌椅，桌子上放着一台台式电脑和一台电话。大部分时候他看着电脑打电话：Cold Call。他的销售业绩不算差，等到十一放假回家时，他穿了件白色的休闲西装，较以前胖了些，显出春风得意的模样来。
十一之后弟弟的生日，我买了蛋糕带去他公司和他同事一起庆祝。这是我们各自成人后第一次一起过生日。
临近春节，他提前回去，并决定不再回来。虽然在深圳他的收入比以前多，但是也并不如他想象能轻松赚到大钱。他开始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做卫浴用品生意，直到一年后的年底，他突然宣布他要结婚。
弟弟的结婚对象来自湖南。父母虽然对他的突然决定感到吃惊，却并不打算反对。为了确保这远道而来的女孩是真心实意地要嫁过来的，父亲主张他们先作婚姻登记再安排婚宴。他们同意了。
就在弟弟和他的未婚妻乘火车去湖南办理与户口有关的手续时，家里爷爷病危。弟弟是爷爷最爱的孙子，可是爷爷最终未能亲眼见到弟弟完婚。待弟弟从湖南回来时，爷爷已经咽了气。站在爷爷的灵前，他嚎啕大哭。
结婚后的弟弟变了个人。他继续在亲戚的卫浴店里做。偶尔在家休息时，他成了足不出户的宅人，就连麻将也不再去打。第二年冬天，一个男婴降生。
次年端午，我多年来第一次在淅淅沥沥的江南梅雨里回家。那时老屋尚在，雨滴沿着瓦檐滴滴嗒嗒地啄着门口的青石板，门口的艾草在微风里轻轻摇曳。
喜欢躺在门口太师椅里的爷爷虽然走了，屋里的悲伤却渐渐散去，他本来年逾八十，即使没见到孙子的婚礼，离开时有儿女在侧，算是喜丧。
奶奶、姆妈和我坐在堂前包粽子，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居然在逗躺在小床里的侄子，小婴儿蹬着腿，发出“咯咯”的笑声。厨房里，弟弟和弟媳在准备午饭。
门口池塘里的水又漫出来。
我和弟弟小时候，最喜欢在这样的时候脱了鞋子去淌水。姆妈站在门口大喊：“你们两个小鬼，脏不脏的？明天脚要烂掉的！”脚烂掉是不会的，痒倒是常有的，晚上找姆妈抓也是常有的。
“你弟弟终于浪子回头了，现在这么听话。”姆妈趁弟弟不在时在我耳边说道。
至于我，他们也一并原谅了。“管她嫁到哪里，开心就好了。”姆妈这么跟别人说。毕竟，我和弟弟，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前阵子，妈妈打来电话，愉快地告诉我弟弟即将入党。他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然村村长——妈妈用的词是“小队长”，依然是接近40年前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称呼，我们村被分为两个小队，从前爸爸也当过小队长。
我为他高兴，入党在村里显然是上进的象征。当我漂泊于城市、远离一切组织时，乡村里的秩序仍在：村里的红白喜事需要有人协调、修祠堂建广场之类的事宜需要有人主持、甚至兄弟分家起了矛盾需要有人调解。上一代主事者已老去，壮年的弟弟是村里的中流砥柱。
弟弟多少继承了爸爸的耿直和有担当。就在6月份村里遭受五十年一遇的洪水时，他组织了村里的年轻人轮流守夜。有一处涵洞盖因为水流过猛被冲开时，他是第一个跳下去堵的。
“我在岸上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万一被冲走怎么办？”妈妈告诉我的时候，声音颤抖着。
“我不跳下去还等谁跳呀？洪水冲进来，整个村子都遭殃。”弟弟满不在乎地答。那口气完全像三十年前的爸爸。
相比不善言辞的爸爸，弟弟更擅长社交，更懂得如何说话，他更受男女老少的喜爱。所以，由他接过管理村庄的任务合情合理。
有趣的是，爸爸是他那个年代的反叛者。
虽然他未能脱离土地，但是他常常表现出对传统的嗤之以鼻，比如在爷爷在世时，他从未参加过村里的任何祭祀活动。倒是弟弟，他从小就表现出对这些活动的兴趣，跟着爷爷有样学样。在爷爷去世后，他跳过爸爸自然而然地成了家族活动中礼节的主持者。
这么说来，弟弟虽然没有通过读书跳出农门，也曾经走了很长时间的歧路，却阴差阳错地找到了另一条路。他成了乡村传统的沿袭者、和未来村庄秩序的管理者。
这让我看到另一幅图景：逐渐富裕的农村人口，不需要将通过读书、脱离土地当成实现阶级流动的惟一道路。如果对于农民来说，所谓的阶级流动无非是离开农村，那真是一条非可持续的路径。很显然，如果年轻人都外出读书（或者外出打工），留在城市，那么只剩下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农村必将败落直至消失。
所以像弟弟这样的年轻人留在农村，虽然失去了很多个人发展的机会——我相信过早离开学校是他后悔一生的事情，但是也并非毫无出路。
未来的理想的、自由的农村会不会这样：人们和城市人口一样享有社保、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有同等的教育资源、农村极其附近的城市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有大志的年轻人依然可以像现在一样努力读书、闯入大城市、进入更广的世界；而不喜欢读书的孩子能够在接受基础教育之后获得一技之长，选择留在农村的小世界里，也能过高质量的生活？
爸爸曾是时代的叛逆者
到火车站时，我的身体有些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开车时间有点长、肌肉过于紧张造成的，还是火车站里空调开得太足。
我急急忙忙地找到8号站台，离火车到站还有十四分钟。这趟火车从上海开来，经过金华西站，现在即将到达广州南站。火车上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带着我快8岁的女儿、不到10岁的侄子和9个月的侄女。他们在火车上快7个小时了。
8号站台有两个出口，我站在中间，一会儿望左、一会儿望右。我给妈妈打了电话，她没接，可能在准备出站，周围太吵，她没听见。
我犹豫着要不要给爸爸打个电话。上一次我和他通电话时，他找我要钱，给弟弟造房子。我心里不乐意，通过电话也能听出来。
火车已经到站，已经有乘客陆陆续续地走出闸来。我在远处一眼就看到了他们：女儿蹦蹦跳跳地走在最前面，顶着她那张生动的脸；旁边是侄子，他的眼睛像条缝，他东张西望地在找我；妈妈抱着婴儿，还是很瘦，但是看上去精神不错。
爸爸走在最后面，穿一件我给他买的藏蓝色优衣库POLO衫，两手拎着两个购物袋，从形状上看，一边是两个西瓜，另一边是来自家乡的长米线；他一如往常地瘦，头发花白，背有些弓着，倒不显得比一年前见到他时老。
他们出了闸，女儿已经看见我，飞快地扑过来；侄子也跟着她跑起来；妈妈喊我名字，接着对怀里的婴儿说，“快看，这是姑姑！”爸爸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走过来。我叫了声“爸爸”，伸手去拿他手里的购物袋，他表示不用。
随后我们走向停车场。爸爸坐在我旁边，妈妈带着孩子们坐在后面。我递给爸爸一瓶咖啡饮料，他接过去，放在一边，嘴里说“好好”。妈妈嘱咐我开慢点，爸爸开口说：“怎么开慢点？高速上哪能随你开慢点的？”
下了高速后的路程堵得厉害，停停走走几次之后，晕车的妈妈受不了了，开始发出痛苦的呻吟。
妈妈对不适的忍耐力较弱，自我们小时候起，身体若有小恙，她通常会清晰地表现在脸上或者声音上。而大多数时候，爸爸置之不理，听不下去时突然冒出一句“谁没个小病小痛啊？”
妈妈的叫苦声的间隔越来越短，路却越来越堵。
后座一直乖乖地坐在哥哥怀里的小婴儿也感受到不舒服了，她开始发出间歇的哭声。好在有另两个小孩逗着。但是妈妈又嫌他们太吵，一时间内车里的声音有点多。
我心里纵然万马奔腾，也只能化作专注的眼神。我心里盘算着爸爸什么时候开口。然而，下高速开了近一小时，他只发出了一声叹息。
堵了一路的凌乱在到家的那一刻到达顶点。此时的妈妈需要搀扶着才能下车，孩子们已经冲出去了，在家里等候的大狗热情地扑向他们。爸爸抱着婴儿等我开门，脸上还是一贯的没有表情。
终于坐定了。“这里的网络密码是什么？”爸爸问。
来我家的第二天，一大早我看到了爸爸搬了小凳子在院子里边抽烟边看手机。看书是他一直喜欢的，现在改到了在手机上看。
抽烟也是他一直都喜欢的，若有人试图劝他把烟戒了，他通常会说：“都60多岁的人了，也就抽烟这点爱好，要真不抽烟，没准就该入土了。”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没人敢劝他了。
在自己家里，爸爸可是随时随地想起来就抽烟的。
我在生了莱亚后的第二个月回老家，爸爸常常在饭桌上就抽起烟来，丝毫不顾忌旁边有个婴儿。我有苦难言，儿时对爸爸的害怕又浮上心头，深感压抑。即使上一次来我家，也直截了当地在客厅里抽了起来，直到看到安跑到阳台上去抽，他也才象征性地挪去靠窗的地方抽。不成想这次爸爸居然主动去外面抽烟，不得不说是个大进步。
等到我下午回家时，我居然看到爸爸在厨房里做晚饭。“爸爸在做晚饭？”我悄悄地问妈妈。“是呀，现在家里的晚饭都是你爸做的。”妈妈肯定地说。
我对爸爸上一次做饭的印象停留在大约30年前。
暑假里的一天，妈妈外出，我和弟弟跟着爸爸在家。中午他做了几个菜，其中一个是炒柚子皮。夏天里，在柚子成熟前，柚子皮还很厚的时候，新鲜的柚子皮清香柔软，略带一丝苦味，是我们一家人爱吃的天然美味。不过炒柚子皮前要用盐把苦味逼出来，再用手挤过几道，才可以炒，否则会苦得如法入口。
那天中午，爸爸看到了一盆泡在水里的柚子皮，他把柚子皮捞出来炒了。上桌后，他难得地招呼我们姐弟吃饭，并介绍说柚子皮非常新鲜，热天吃了有去热之功效。说完，他自己先夹了一片吃，一咬下去才知道里面的苦水根本没挤出来。
于是，我们还没来得及下筷子，爸爸就站了起来，端起盛柚子皮的碗，冲着门口的池塘走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听唰的一声，柚子皮已经飞到池塘里了。
我和弟弟强忍住笑，看着爸爸拿着空碗往回走，可是走了两步，他又折回去了——顺便把碗也扔到池塘里了。
只有池塘记得，爸爸扔过多少碗。
爸爸妈妈在的第一个周末，安出差回来。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和爸爸坐着喝酒。他喝不惯红酒，却也接了安递过去的红酒。他慢慢地话多了起来，问我们当时房子装修的事情，讲他们给弟弟造房子和装修的事情。安虽然听不懂，也陪在旁边。这样的情景恍若梦幻。
童年的饭桌上，我总是小心翼翼。尽管妈妈常常会在饭桌上东家长西家短地聊，爸爸却从来不接话，他喜欢边喝酒边看报纸，电视也是开着的。若我们的聊天声音大过电视，他会故意把电视声音增大。若遇上他心情不好，则会用拍桌子来示意我们声音太大了。
年轻时的爸爸是他的时代的叛逆者。
当别人的婚姻尚是媒妁之言时，他已经谈起了自由恋爱。
我并不知道父母如何相爱——这在我们家毕竟是个禁忌话题，所以只能靠猜想。年轻时的爸爸沉默的样子应该很酷，对不谙世事的少女颇具杀伤力：他的眼睛大而有神，眼眶微陷、欧美风的双眼皮，加上高挺的鼻子，使他的脸庞显得棱角分明。
我从未见过爸爸年轻时的照片，只见过一张他十来岁时和爷爷奶奶的全家福，在那张照片上，他已经显示出英气逼人的气质。年轻时的妈妈的照片倒是见过，扎两条扫帚辫子，瓜子脸，满脸的胶原蛋白衬得脸颊鼓鼓的，她小巧活泼爱说话，这种互补型的性格在他们相处之初可能对彼此很有吸引力。
爸爸的新潮也体现在我和弟弟的名字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女孩们都叫“芬”、“芳”、“君”、“娟”之类的，唯独我不是。爸爸给我取了一个中性而充满未来主义色彩的名字，与鸟语花香无关、丝毫不具美感。这样的名字在我的小学的一片芬芳里显得格外突兀，给我带给巨大的负担。
我常常给自己取不同的名字，偷偷地写在课本内页和作业本后面。我暗自抱怨爸爸给我取了这么难听的名字。
直到初中时读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句，又在一个午后看到泊在埠头边的木船，我才发现了隐藏在自己名字里的诗意，也才觉察到爸爸的“有文化”。
此外，在我小时候，邻居的小伙伴们称呼他们的父亲叫“爹爹”，而我爸爸却直接让我们叫“爸爸”，是从普通话直接翻译成方言的。他可谓是村子里这种叫法的先行者。
爸爸还率先在村子里建起了水泥结构的房子——在这之前，村里的民居是木结构的、带黑色瓦片的房子，而我家的新房子则是钢筋混凝土的平顶结构。
然而，这样反传统的爸爸，却在上大学无望、替父顶职的机会被他的弟弟占去后，选择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在25岁的那年结婚，次年便有了我。
年轻时的爸爸显然未做好当父亲的准备。
他不知道怎么哄孩子，脾气说来就来。我四岁时跟爸爸去乡公社开会，期间我开始牙疼，疼得直哭，不知道怎么应付的爸爸直接一巴掌打了过来。当我在某个下雪的冬夜吐得天翻地覆时，他躺在床上抱怨我害得他睡不了觉，第二天一大早，妈妈推着自行车送我去医院时，他独自睡大觉。
我从小到大的记忆里，从未出现过爸爸带我去医院。想来弟弟的记忆也差不离。
我这么说爸爸，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渣男。但是他不是，他很负责任，他为家人努力工作、提供生活供给。他只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不懂得怎么照顾别人，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不知道爸爸是否会在某个失眠的夜后悔他对我们的照顾不周，但是我知道他将从未给过我和弟弟的爱和照顾转给了我们的下一代，尤其是弟弟的一对儿女，仿佛给了爸爸一次重生的机会。他抱他们、哄他们，甚至某次跟弟弟吵架时，说：“你们都走，我自己来照顾孩子们！”
“你爸这几年脾气真是大变，从来没有这么耐心过。”妈妈这么评价爸爸的变化，“到底是年纪大了。”
我从小害怕爸爸，害怕跟他亲近，担心他突然变脸；以至于到了现在，只要他一开口，我就不敢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心里难过。然而，对我的女儿莱亚，爸爸完全是另一幅样子，他任凭莱亚趴到他背上、甚至爬到他身上。看着她毫无顾忌地跟爸爸亲近，我甚至生出嫉妒来。
有的男人真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有孩子，我常常想。
■ 节选自作者的每日书，本文编辑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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