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港，一位教育实验者和他考16分的学生 | 三明治
文 | 郭歌
张家港是苏州市所管辖的县级市，但为了方便，人们往往选择坐高铁先到无锡东站，再搭乘大巴前往。我走出张家港汽车站的时候，天正下着暴雨，迅速钻进一辆的士，它就像小船一样推开两片波浪。左手是生态园，右手也有大片的绿化和古典的小桥，的士纵横在绿意盎然、规划良好的城区里。
行驶至东莱镇，窗外风景陡然变化，街道有些残破。此处已经距我的目的地张家港第八中学不到三公里，司机突然停下车，四个成人蜂拥进来，我明白这是地方上常见的“拼车”。四人中的男性向我宣布：后排本就应坐四个人的。
到达目的地，殷国雄老师早已在门卫处等我。他看起来三十五岁上下，身材瘦高，戴着一副半框眼镜。在张家港第八中学这个公立初中里，殷国雄已经任语文老师六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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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的传统教育体制中，公立初中似乎就是成绩不理想的代名词。我的中学时代里，一直流传着以数字命名的中学里各种耸人听闻的传言，不外乎逃学、斗殴和女生怀孕。而在这所名为“第八中学”的城郊学校里，这些传言都变作了真实。去年夏天，殷老师有一次上课发现几个学生不在，于是询问其他学生。只听得那孩子毫不在乎地回答：“他们四个在厕所里打牌呢。”
今年九月，殷老师刚接手一个月的初三班级，一共有四十四名学生。上次语文考试，最低分16分，不及格28个（满分130分，78分及格），占全班人数的大半。学校里的学生多没法考取普通高中，再过三年后进入大学的几率也就更加渺茫。多数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会去职高，或者，去学习烹饪、理发之类的技术。
有些黑色幽默的是，这样的环境反而给了殷老师相当一部分的教学自由——一个城郊学校没有能力承担无法应对的责任，便放松了对教师教学成果的要求和教学方式的规定。殷老师得以使用自己的方式教学：放映电影，讲解教材之外的文本，例如《小王子》等。
我去殷老师的班级里旁听了一节课，正好是看电影《十三棵泡桐》的最后一节。去之前约时间时，殷老师告诉我：“除了周五，哪天都可以来。周五会影响大家happy！”
在成绩和升学压力像是汪洋大海的中学里，殷老师的课堂难道是一叶乌托邦？
我随着学生们看完了《十三棵泡桐》，这部电影讲述的是80后的故事，描写了一群中学生的混乱生活和残酷青春：他们欺负外来同学、打架斗殴直到被捕入狱，女教师和学生之间暧昧不清，学生和学生偷食禁果。家长、老师和校长几乎是缺席的。
讲台下的学生们看得很认真：他们全都穿着成套的蓝色校服，女生无一例外扎着马尾辫，整整齐齐，就像是在学海里挣扎浮沉的任何一个正常班级。
放映的时候，殷老师会提醒大家注意重要镜头：“这里有个镜头，大家注意，镜头剪切掉了。床下是有人的。”全班随即爆发出一阵饱含深意的“哦……”
放映结束后，他把一个学生叫起来，询问电影相关的问题。问题环环相扣，他在努力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完整表达。
当学生说到“电影里的学生不好好学习，他们还谈恋爱”的时候，殷老师追问：“谈到什么程度？”学生涨红了脸，憋出一句：“谈到那种程度！”殷老师严肃地帮他表达：“发生性行为，对吧？”事后，殷老师向我解释，只有让学生能够正常表达这件事，才能引导他们正视它。既然中学教育本身没有真正包括性教育，那么只能由老师个人来做，殷老师复印了高兹的《致D情史》前七章、萧瀚的《一些思索：儿童与性教育》还有陈数博客一封名为《我尊敬的姐姐发来的，她是影响我最深的人》的博文打印成讲义，发给学生们。
课堂进行得井然有序，甚至还开启了小组讨论模式，小组成员们都热切得像是在参加大学里的辩论会。殷老师又提出一个问题：“金贵是从外地转学来的学生，他是怎么得以进入这个学校的？又是如何最终留在城里的？”
电影里，金贵的哥哥帮城里的老板擦玻璃摔死了，老板因而供他读了这所中学。而他之所以能留在城里，是因为救了游戏城大老板的儿子。
电影外，“外地人”这三个字也是一些学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个学生曾在作文里写：“外地人的孩子只能在外来务工子弟学校上学，外地人的孩子想要到好一点的学校上学，要找关系，要往坑里扔钱，还要舍得扔，外地人的孩子不必在乎……可怜的外地人的孩子，我要穿越时空，我要回到过去，我要做‘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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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老师也是“外地人”。他是湖北人，在大学里认识了现在的夫人，因为丈母娘在张家港而来此教书。最初的两年就在第八中学，但他总觉得，“我怎么能在这样一种地方浪费生命呢？”就连同事也说：“女的嘛，当教师挺好的，男的嘛，就一般一般。”
03年，学校比现在还要破，修了一条300米的跑道，连标准跑道都不是，那时候的校长还在会上不停地感谢领导。显然，这地方使人绝望。
2005年，他转去了市里一所成绩不错的学校。考入这个学校，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这个江南小城衡量小学毕业生优秀的标尺。然而他并没有感受到抱负的实现。他听到有同事家属揶揄调侃教师的专业性，并认为他们干不了别的，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殷老师当即就发火了。
他去考了公务员，笔试考了第一名，面试时遇到一道题：中学生网上造谣你怎么看？才读了林达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的他，对比书中例子回答道：“只要不引起伤害，我们应该对学生抱有宽容的心态。”
最终殷老师也没有考上公务员。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那块料：“我只能做老师。”
恰逢08年很多地方教师罢工，教师工资提升，总体待遇还不错。“那就做啊，又适合，又能多抓两把米。”殷老师似乎变得很务实。
这务实里有一份野心——他听说，有个“名师”去河北讲学，一个小时校长给了六千。于是那个时候他特别想当名师。
他说自己那时候很骄傲，看不起学生，也与其他老师难以相处融洽。在成绩好的学校往往背负沉重的教学压力，个别老师会在考试前给学生漏题，他拒绝看题，故意说自己看了一定会透露给学生。说到这里，殷老师皱起眉头直视着我：“我不过只有三十岁，怎么能活得这么恐惧？”
他也对学校要求的教学方法感到极为别扭，学校不仅要求最后的结果，还规定了到达结果的方法。毫无疑问，这大大减少了他的教学自由和乐趣。虽然他带的班级，在成绩上总是过关的。学生也认可他，在那所学校的贴吧里至今还能看到怀念他的帖子，称失去他为学校的最大损失。
2011年，学校要转为纯民办，如果留下，就没有编制了，可能变成一个纯民办教师。那个时候殷老师觉得编制对自己特别重要，只得按照教育局的指示，回到了第八中学。
“当时心里特别难受，人往高处走啊，水才往低处流呢！”但是呆了两个月之后，他说自己发现这里很好，因为可以“磨炼”傲气。从前，他太急于得到别人认可了，因而活得骄傲浮夸；如今他首先得承认自己是个很普通的教师，做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没有那么强的精英感了。这里的家长也是他从前没有接触过的，他们会穿着工厂的制服，跑过来说：“老师，我也想管孩子，可是……我得加班啊。”
一些学生是从民工子弟学校转过来的。能进公办学校，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件莫大的好事。但是他们一进来语文只能考四十分。一个学生在初三作文里写道：我也想当明星，但是我妈妈说我成绩很差。
一个学生在初三作文里写道：我也想当明星，但是我妈妈说我成绩很差。
3
走进办公室坐在我对面的时候，学生小陈（化名）显得非常紧张羞涩。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不敢看我，甚至会捂着脸。他的声音很小，说话喜欢省略音节——一句“因为我成绩也不好”，他会把“不好”两个字连同“也”的尾音都一起吞掉，“也”听上去像是第二声。“我想说，但是不知道怎么说，真的！”有时候他会这样解释他的嗫嚅。
他就是那个语文考十六分的学生。
我问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不考虑他目前所拥有的条件，他想了一会儿，说：“受大家欢迎的人。”然后，不管我怎样引导他“想得大胆一点”，或是问“有没有想成为的电影里的角色”，他都有些无动于衷，还是强调：“就是想大家开心啊，气氛不好的时候缓解一下气氛。”
我突然想起，在我初三那年，那个后来全班唯一没上高中的同学也是这么说的。
殷老师帮我问了一句：“那你初三毕业以后到底什么打算？”
学生说，他爸妈让他去学技术。技术，指的是烹饪、理发一类。“本来想拼一下的，也想考职校。但是我爸妈考虑，职校里面不是有一些小混混嘛。”
他想了想，又说：“然后我妈让我去当兵，但是当兵不是很苦嘛。可是要真学了烹饪，他们说到时候去饭店里，热死了。真的热。”斟酌了一圈以后他选定了：“我最想去学的是理发。轻松。”
这个孩子，他生活中充满了一堆泡泡，是别人描述的“成人艰辛生活”。他努力闪躲着，想要挑选一样最不艰辛的——他对未来生活的要求就仅此而已。
但其实，他也有他哪怕辛苦也好、也喜欢做的事。六年级时，他去苏州念了一年体校，学打篮球。他每天七点半起来上三节课，接下来一直训练，训练到六点去食堂吃饭，如此往复，不觉得苦。可是他在那里打架了，只能又回来。“我跟我爸说，毕业以后还把我送到苏州体校，不想放弃篮球。我爸说我每次都做后悔的事情，当时为什么要打架？后悔也没办法。”
小陈说，他最喜欢的学科是语文。殷老师开玩笑：“你这才上了我几节课就说喜欢？”这孩子被激将了：“老师你看好了，一年坚持下来，语文能考及格！”他似乎振奋了点士气，继续许愿：“尽量多学一点，把体育40分全拿了！语文考78分。物理，物理……数学不好，物理和化学全都不会。”他的声音又低了下去。
他也想要考普高，但是说出来又立刻觉得离自己太遥远。就连上技术学校，也需要考到400多分，对他来说还是很困难。他又开始像一台设定好、已经运行很久的机器那样，主动又诚信地检讨着自己：“我不自觉、我上课不认真、我记不住字怎么写……”甚至主动向我交代说，他成绩差的起源是小学二年级有一次考得不错，老师夸了他，他就骄傲了。“我都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从那一天开始，我后面考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就不喜欢别人夸我。”
他还主动承认：“假如周五把作业写完了，爸妈把手机发下来了，我周六周日就抱着手机打游戏。”我想让他放松点，问他：“上王者了吗？”（王者是手游王者荣耀的一种较高的等级。）“没有，我只有钻石”，他有些窘迫又非常严肃地赶紧喊停：“老师，不要谈游戏了！”
4
殷老师的夫人石老师也在同一所学校教语文，她开着车来接我们，并毫无悬念地在这个下雨天的放学高峰期堵了车。她有些焦虑，不时抱怨几句路况，又命令了殷老师一句什么。
这个在课堂上挥洒自如、说起过往更显得有几分桀骜的男人此时却非常温和，甚至到了“温顺”的程度，并且温顺得不带一点委屈和敷衍。冷雨敲窗，我们躲在这个温暖干燥的小空间里慢慢移动，殷老师的另一面又展现在我眼前。
他和石老师简直是正好互补的。石老师不太会在课上带学生看电影，谈论起学生的发型和着装时，也倾向于较传统的观点。但是殷老师却说：“其实教育原则和方法，我们俩都是相同的。”然后，又补充一句：“管学生的方法都是她教我的。”在他的朋友圈里，屡屡可以看见夫人、女儿的照片和相关内容，那里，他对夫人的称呼是“领导”。在一张《傲慢与偏见》纸书的照片下，他的配文是：“家里领导强烈要求我看这本言情小说……也是该做个爱情主题阅读了。”
不会驾车的他此时忙于打电话，想要叫上几个朋友共进晚餐。然而几乎每一个电话都失败了——那些朋友都在“好学校”当老师，需要带学生“晚读”或者做其他工作，抽不出身。而最终出席的一位女老师，也是下了晚读才匆匆而来，并在谈话中屡次强调：她坚持教下来全靠“脸皮厚”，才能不那么在乎成绩的压力。“不过，我发现我教的班也没有考得那么差嘛。”她的声音娇俏，带着一种女学生般的青春感。
“不考得那么差”，对于这些学校的老师来说绝对是一个“厚脸皮”的要求。大部分的老师是希望自己的班级考第一的。
当石老师谈到她四点多就可以下课回家时，女教师表现出了充分的羡慕：“我五点钟还在开会呢！”自从她落座，我的中学回忆呼啦啦一下子被唤醒：早读、排名、天天默写，一个班视另一个班为竞争对手，分数要紧紧咬着对手。
反而在第八中学，在这个被殷老师称为“乡村学校”的公立中学里，野蛮生长出了一片试验田，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得以在《小王子》《李尔王》甚至《动物庄园》的水域里自在游动，获得一些应试之外的学习乐趣。
殷老师肯定八中的校长说：“不干预老师的教学，不是每个校长都做得到，虽然这是应该的。”他自己也在这样的教学中获得乐趣，给学生，也给自己创造一些意义。
被称为”浙江三教师“之一的蔡朝阳评价殷老师：“他比较重视教育理论，教育学理论素养在青年教师当中很少见。作为语文老师主要还是带动孩子们去读书，他做了不少。这也是在体制内唯一能做的事情。”而殷老师带着点开玩笑的语气告诉我，最喜欢的事情是睡觉、长跑和读书，而研究教育理论是教师份内的事情。
殷老师的教学方式的确是别具一格的。他至少每周在课堂上放一次电影，并与学生就电影进行讨论，如讲到课本上的“长征单元”时，他选择《雷霆救兵》和《太极拳飘扬》这两部电影，向学生讲述“普通人的战争”。他把《夏洛特的网》《三傻大闹宝莱坞》《放牛班的春天》等电影作为初一学生的必看电影。
教授到苏轼和杜甫的作品时，他索性依据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甚至还有六神磊磊的《猛人杜甫：一个小号的逆袭》编印阅读材料，打破学生脸谱化的认知。学生高丰楠在课后写下：我觉得“乌台诗狱”和“鹤立鸡群”这个成语所表达的意思有些相似之处，苏轼就是那只与众不同的鹤……苏轼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文采与四海的朋友，此刻却成了他的悲哀！
他希望以后能继续探索新的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比如桌游三国杀和阅读三国志的结合，用《小狗钱钱》的阅读和桌游马尼拉的搭配来做经济学常识的启蒙，每学期一本莎士比亚的悲喜剧的阅读和表演。他是个乐观派，相信哪怕体制内教书，未来也有很多的可能性。
他还把学生的佳作放在自己的简书上，号召读者打赏。他把打赏转交给孩子，“让他体验到思考和才华可以吃饭”。学生李天容在文章中发表了自己对应试教育的见解，说现实中的教育像“一把实用却难用的工具”。他承认考试的必要性，又抨击它的“使用门槛”太高：“一场中考，呼啦啦地就要刷掉60-70％的人，简直让人想起来不寒而栗。”
这个一向成绩还不错的孩子甚至吐露了这样的心声：“
殷老师想要教授给学生的，不只是语文，更是思考的能力。“我只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常识比较健全的人。哪怕是成为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活得一定要有尊严。”殷老师对我说。
他告诉我：“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新诗的老师，她培养了我对诗歌最起码的一种感觉。在此之前，我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县中出来的学生，以为读书就是读经典名著，就是《红与黑》。
“为什么我们这个过程一定要等到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才有呢？我们做老师的应该给孩子最好的读物，而不是把这个过程延长到由他们自己挣扎。大部分人都挣扎不出来，因为一个人探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后记：就在我与学生小陈聊天之后没几天，他退学了，去了张家港一所武术学校。这个想要回到体校的孩子也许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只是，殷老师听说，上学第一天他被打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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