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出身农村的女孩，可我觉得自己酷毙了 | 三明治 · 中国人日常
这是一个改变自己的故事
初三的班主任在期末评语上写：“出身农村，你自尊自强却不可以自卑”。这句话，我花了15年时间，逐渐明白“不可以”，其实可以是“不必要”。
爱上自己，不是鸡汤，是一种日积月累的自我认识。我做过很多倒霉的事儿，好玩的事儿，冒险的事儿，坑爹的事儿，暗搓搓的事儿，明晃晃的事儿，一件件一桩桩，有一天忽然意识到：我变得这么有趣了！
我并没有去做普通意义上很酷的事情，只是在日常的小生活中，我会有很多瞬间突然决定去冒险，往前多走一步。
这种迈出去做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儿的感觉，简直酷！毙！了。
我出生在安徽歙县。初中考高中的光荣使命是考上歙县中学，黄山市最好的高中。主要考语数外，还有体育，满分30分。
我跑得很快，运动还算有天赋。铅球、800米、跳远平时测验都是满分，但我经常在大考中发挥失常。比如，莫名其妙考不及格，成绩让老师崩溃。他们想不明白，我这么大大咧咧性格的姑娘，怎么就能发挥失常到这个地步？而且我自尊心还特别强，只要考得不好，就会大哭一顿。哭完一甩鼻子，这事儿就完了。
初中考高中的体育测验，是乍暖还寒的3月，我紧张得早饭都吃不下去。早早做完热身运动，我就靠着双杠等待鸣枪开跑800米。我希望它快点结束，不管结果如何，这关过了就好。
并不需要等待太久。800米开跑，我起跑后第一圈状态不是非常好，双腿非常沉，拖得我内心也觉得很沉。400米结束拐弯的时候，站在内圈操场上的班主任用一种很调侃的口气大声说：程小琼，你要是考不了满分，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我有点生气。加速跑了两步，然后内心里愤愤不平的感觉无法消散，憋着气突然回过头，朝他大喊：“你等着！我一定考满分！”旁边围观的所有班主任瞬间指着我们的班主任大笑起来。
这次我真的拿了满分，三项全部都是超过平时最好水平的满分。下午我心有得意地回去上学。一路走过教室，大家都在窃笑。班主任在办公室门口截住我，拿眼镜后的小眼睛斜着我，哼哼着说，不错啊。
我昂着头，说：“那是。”
隔壁班的班主任伸出头来，说：“姑娘，干得好！”
这是一件我记了很多年想起来都很痛快的事儿。我开始有点自信，相信自己可以兑现承诺，做一个让别人惊艳的孩子。这种”我可以“的感觉酷毙了。
两个人高马大的外国人，一直窝在中国银行沈阳分行ATM机前面，倒腾来倒腾去，也没有大堂经理上来帮忙。我排完队开完卡，他俩还在ATM机上折腾。
忍不了了，上去问：Can I help you？
我一定是棵救命稻草。听到这句话那俩人眼睛都亮了。我迅速了解到了他们是来东北做畜牧业投资考察的，准备坐车去内蒙古通辽，先飞到沈阳，中途需要取钱，但是搞了半个小时语言不通也无人帮忙。
我几乎不怎么用的英语翻译，架势立马就起了。喊来了大堂经理，咨询并翻译，很快就搞定了。正准备走的的时候，其中一个就问我：你有没有兴趣做同行翻译？我们可以付你钱。
那年我在东北大学新闻系念大四，正准备毕业走人。有这样一个机会，不赖啊。但是和两个这么大个初次见面的外国男人一起出门一周，通常敢立马答应的姑娘应该不多。
但当时我的脑子里浮现的是—— WHY NOT！有人付钱的免费毕业旅行啊！
于是两个小时内，我就收拾完行李，跟同寝室的小伙伴们说了下去向——大概是去内蒙古自驾考察一个礼拜。闪人了。
到底一路上我需要翻译什么？需要再做些什么？几个人同时前去？到底付我多少钱？这些信息我都一句不问，糊里糊涂就跟着走了。先是帮着去汽车站买票从沈阳去了通辽，从通辽租车自驾出发横穿内蒙古到吉林省，从吉林省坐火车回沈阳。整整7天时间，我这个从来没有订过酒店，搞过接待的小白同志靠着蹩脚的英语忙活得热火朝天。
点菜，看菜单，随时看图翻译。10年前手机还没有随身翻译这么强大的功能，随身携带个字典应该也不太现实。比如猪排不会说，就指着自己的肋骨说， here of the pig。基本搞笑无底线，饮食无障碍。
住店，先看房，基本上能住人就给放进去了。到后来，住进了内蒙古海拉尔一个蟑螂满地跑的当地三星级酒店，老外表示，可以再贵点，可以是当地最好的酒店，而且必须有现磨咖啡。拜托，海拉尔这种城市，早饭有现磨咖啡也不太现实的好不好？所以他们跟着我喝了至少5天的雀巢速溶咖啡。
至于专业的农业畜牧业术语的翻译，我表示基本无能为力，就是将就着翻，比划动作，抓耳挠腮的，顺利过关。
五天后我管他们要了1000块钱。毕竟包吃包住还顺带让我练习英语。
我基本没有跟父母提及过这件事情，直到我安全回来。心大到正常人无法想象，但是我很享受这种意外的旅行。只要是人生中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回答WHY NOT？
这种不太负责任的没脑子，我觉得酷毙了。
这天我在十号线地铁站里，靠在门边，心情抑郁烦躁。
我想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来转化一下这个逐渐胀大的情绪，不然它会吞了我的。扫视一圈，上海地铁里的特色小产物——旅游小广告宣传单花花绿绿的洒了一大溜，当下决定捡完左右两个车厢里的小方形纸条。
还有两站地铁到龙溪路站。
对于这个突然的决定，我还是有点紧张，顿了顿身体，弯腰先捡自己脚下的这张，没有抬头看别人是怎么看我这个突然的动作的。一鼓作气，下蹲前行，只顾着低头不断地捡拾。
用五分钟捡完三节车厢里躺在地上的旅游广告宣传单，从塞着耳机盯着手机的青年帅哥的耐克运动鞋下面捞出一张，从姑娘红色的高跟鞋底拽出一张，从昏昏欲睡的大妈大叔脚旁边快速扒拉出两张，在无数双脚左右两边来回穿梭，尽量做到无一遗漏。终于到站了，手里厚厚一沓，吐出一口气，挺直胸膛扔进垃圾桶，心情大爽。
我没有顾及周边的人是怎么看我这个动作的。他们势必会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做，也可能会猜测，也许会暗自赞叹我的行为。
谁都会有情绪低落无法扭转的瞬间。情绪上来时，做一件当下想到的事儿，不思虑不犹豫，不被情绪所困扰和捆绑。对我来说，不思虑，想做就做，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事儿，这一瞬间也是酷毙了。
我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她有一个孩子本就有的勇气和好奇心。
接她放学，我们坐地铁去见朋友。在人潮涌动的南京西路地铁站，上上下下的扶梯，人们挤成两排低头看手机，或者用放空的眼神注视某个方向某个地板。我的孩子在人潮中奔跑，她在电梯上方正对着的空地上上站住，爬上玻璃栏杆，挥着小手跟扶梯上下的人打招呼。
玩了一会儿，她说，妈妈你也来，一起跟他们打招呼。
啊？这得有多奇怪过尴尬！莫名其妙跟电梯上路过的陌生人打招呼！我内心挣扎了一小会儿，没有说出口类似于“你神经病啊？这样不好吧？！”的丧气话。
因为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为什么不可以？跟着孩子的好奇和勇气一起尝试有何不可？至少可以用实际的行动让她知道，任何尝试都是被允许和被鼓励的。
我和她约定5分钟时间内自己随意向扶梯上的陌生人招手说hello，作为孩子，她的初心和动作都很单纯，很多大人抬头跟她回应，微笑得看着她招手，还有情侣彼此间提醒给她一个温暖的微笑。我就比较惨了，表情肯定不够自然，肢体动作僵硬，我倒是很大胆去看每一个人丢给我的眼神和表情，也是迅速逃开的多。
5分钟终于过去了。我还活着，终于放下来举着的手。
嗨，孩子你娘有时候觉得自己真是酷毙了。
农村已经承载不起乡愁了。曾经的家乡山林郁郁葱葱，河水叮叮咚咚，乡村生活淳朴的体验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浮现在脑子里，如今大量的生活垃圾随意地被丢弃在河里，堵住了河水的自由流动，这些从土地里来可以回到土地里去的垃圾腐烂在河道里，横亘在村口的上游。
这是一个得了脑血栓的家乡。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2015年的国庆，孩子2岁半，我决定带着她一起清理被垃圾淤塞的河道。四个半小时，我和老于穿着雨鞋，弓着腰用钳子把村口一条200米不到的河道里塑料包装、各种生活废弃物，尿不湿、蔬菜水果，统统捡完，10大桶有余，然后扛着大锄头把淤积的黑泥疏通，把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扛走。
累得直不起腰来。结束后我们静静地坐在河边的木头栏杆上，看着水流重新急促起来，我想起小时候自己会扑通一下跳进河里，大喝几口，顺便游个泳，想起自己可以在水里摸螃蟹捉小鱼，可以和伙伴们晚到天黑被母亲揪着耳朵拎回家。
而我的孩子呢，在鸟笼一样的城市格子间里玩各种塑料玩具，看动画片，吃不知安全与否的食物和水，她的血液里记住的水的味道是不是还有漂白粉的余味，她的生命体验里关于自然关于土地关于四季的部分单薄得可怜。我很同情她。
我也同情我自己，我失去了家乡，我的乡愁无处安放，只好在200米的疏通中得到一丝的宽慰。
小朋友在虹梅路老外街附近的幼儿园上学，一路走到地铁站有三个非常固定的乞讨者。
一个是陕北农民行头，背着个蛇皮袋，蓝色的棉布衣服，包着头巾，灰突突的，唇间几缕银灰色的胡须动来动去。他在乞讨的时候表情非常严肃，苦情的生活状态要体现在眉目和混沌不清的“可怜可怜我吧”“hello hello”的招徕话术中。他一笑起来，满嘴镶了银的牙就会闪现。
一个是残疾人，3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失去了双脚，常年匍匐在地上，一只手撑在地上，一只手摇晃着叮当作响的铁皮桶，仰着头看你。一脸茫然、凝重。
还有一个是盲人，他会在虹梅路上的工商银行门口拉二胡，端坐在自制的小木凳上，围着深蓝色的围裙，常年固定拉瞎子阿炳的曲。当你扔一两个硬币进去，叮当一声，他会停下手，跟你点一点头，继续拉。
小朋友在这附近上学的2年里，我每每路过都会和他们点头，打声招呼，就像老朋友一样，他们回应我的，是绽开的笑容，即使前一秒还是非常严肃一本正经的专业表情。
我带着孩子走过的时候，会给每一个人一个硬币。她负责去给。
有一天她问我，“妈妈，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可怜，所以我们要给他们钱？”
“不是的，孩子，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过得更好。”
因为，选择这样的生活，是自由的。
编辑 | 张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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