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震后的北川做计生干部，遇到失独父母丨三明治
编辑丨兰莲超
我出生在一个计划生育执行得特别严厉的城市。父母都在国企，为了不丢工作，只生了我一个。家里有两个小小的红本本，封面上写着“独生子女光荣证”。上高中时，我第一次接触到非独生子女。在他们的谈论中，计生专干，就如同恶魔，在他们的母亲怀自己或是弟妹时，逼得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到处躲藏。
同学张敏是家里的老二，有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她说：“我妈在亲戚家躲不成了，就跑到山上的山洞去。我爸带着我和我姐也去了，等我们回家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了，牛拉走了，猪被杀了，连嵌在灶台上的锅都撬走了，锅盖都没有留。”
恶魔，不讲人情，成为我对计生专干的第一印象。那时的我，绝没有想到，数年之后，我在离家近500公里的山区，成为了一名计生专干——同学们嘴里最讨厌的，几乎没有人性的像恶魔一样的人。
从事计生工作20多年的老陈告诉我，很多年前，确实有这样的口号：流下来，刮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但现在搞计生工作，就不是这么简单粗暴咯。
老陈把一个key盘和一把钥匙拍在桌子上，露出一个慈祥无比的笑容，甚至连说话都带着笑，“key盘呢，是登录计生系统用的，用户名是单位全名拼音缩写小写，密码是办公室电话号码。所有的档案都在那个柜子里，这是钥匙。”
说完，他伸出一个手指头，指了指我身后那个伪装成红木家具的大柜子。
“从今天起，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记住啊，不能像以前，千万不能强迫人家流产引产，要温柔，温柔。”老陈眯起本来就不大的眼睛，似乎是从丹田运上来一口气，然后咧嘴一笑，将这丹田之气释放出来，我只闻到一股常年抽烟的人嘴里的怪味。
他马上就要调离了，而我刚刚到这个北川羌族自治县关内的小镇报到，正好顶了计生专干的空缺。北川分关内和关外，关外交通便利，关内在隧道通车前需要翻山进入。
想起张敏的话，我在脑中勾勒出自己成为计生专干的模样：头发扎起来，编成辫子，穿一件花格子衬衣，一条深蓝色牛仔裤，套一双胶鞋，整日去看东家的儿媳妇怀孕办证没，西家有了一个女儿，老婆怎么又挺着大肚子。
只说不能强迫流产引产，还能去拉牛杀猪撬铁锅吗？
这着实是个令人讨厌的活。
隧道通行之前，通往北川关内的路
我接待的第一对夫妇，男的叫景家贵，女的叫田玉秀，都已经四十几岁，早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
可他们还是顶着超生的风险，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儿。
他们来就是为了给女儿上户口，需要乡镇计生部门开个证明盖个章。
根据当时北川的政策，他们并不符合生二孩的条件。尽管北川属于高寒山区，但政策规定只有夫妻双方都是农村户口，才能生育二孩。田玉秀虽然是少数民族，却在多年前办理了农转非，而景家贵是农村户口却不是少数民族，不能享受二孩政策了。也是由于这个政策，北川很多“半边户”（夫妻中有一人为非农业户口或一人为汉族）在地震后成了失独父母。
景家贵搓着手，脸涨得通红，在办公室踱了几步，还是说不出话来，蹲到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田玉秀坐在凳子上，撩起衣服给怀中的婴儿喂奶，我看到她肚子上剖腹产的伤疤，红红的歪歪扭扭的，横在那里。
她叹了一口气，将右腿搭在左腿上，更方便她抱女儿。她看了我一眼，又瞟了一眼蹲在门口抽烟的丈夫，幽幽地说：“领导，我们也不想超生。但是你晓得，地震过后，我看到那么多娃娃没得了，屋头剩两口子，太造孽了。还有妈老汉儿遇难了的，娃娃就一个人，没得个依靠。我们再生一个，对自己也好，对娃娃也好，二天我跟他老汉儿不在了，两个娃娃还互相有个依靠。不是（不然）哪个要生嘛。”
我点点头，说这个心情我们都能理解。
她并不接话，继续说着：“我们老大都14岁了，本来要送北川（县城）去读书的，去年生病了没有去，也幸好没有去哦，去了说不定就规矩（遇难）了，那个学校才出来40多个娃娃啊。”
说话间，又进来一对夫妻，看上去比田玉秀两口子年长一些。
“我们想问哈试管的事。”女人开口，带着些羞怯。田玉秀拉拉她的衣服：“陈姐，你来了啊。”那个女人说：“嗯，娃娃没得了，还是想再生一个。”
陈姐名叫陈泽芬，丈夫叫何树林。陈泽芬从衣兜里掏出一个裹起来的塑料口袋，把口袋一层层展开，里面包的是一本独生子女光荣证。
她的手有些抖。但显然，她把那个皱巴巴的本子当做了珍宝：“我儿的身份证、学生证都找不到了，户口也下了，只有这一个本本了。”
田玉秀又拉了拉她，用下巴指了指旁边的椅子，“陈姐，你坐嘛，坐到慢慢说嘛。何哥，你也坐撒。”
我起身给他们几个倒来茶水，陈泽芬把那个独生子女光荣证又揣进衣兜，双手接过纸杯，捧在手里。何树林则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把纸杯放在办公桌上。
这个从进办公室就不曾说话的男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都两年了，怀不起。我晓得我们年龄大了，但是……”
景家贵走进来，给何树林取了一根烟。也许是听到何树林讲话，沉默许久的景家贵也开口了。
“这是我表哥（指何树林），他们那个娃娃是我们看到长大的，硬是乖得很呐，读书也凶（成绩好），哪晓得走北川去，就这样没得了嘛。”
景家贵的鼻尖有些泛红，何树林则是极力压抑着自己，陈泽芬毕竟是母亲，接过田玉秀递给她的纸巾，静静地擦了擦眼角。
我插上key盘，打开系统，何树林和陈泽芬唯一的儿子，何伟，死亡。死亡日期：2008年5月12日。
这个日期，看得我的心揪着疼。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这对悲伤的父母。没有经历过那场生离死别，骨肉撕裂的疼痛，任何话语都显得无力。
陈泽芬哽咽着，捧着纸杯的手微微发抖，“我，我们就是想再生一个，儿子也好，女子也好，再生一个，就当是我们伟娃子投胎又来找我了。”
我拿出一张再生育申请表，“陈姐，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再生育的。这个表你先填一下，可以申请到成都那边去做试管，免费的。就是做这个，会对你身体有影响。做不做得起，也不能确定。”
何树林伸过脑袋，看着表上密密麻麻的空格，抠了抠脑壳。“这么多空空啊，有些我都看不懂。”
陈泽芬脸上则是有了笑容：“嗯嗯，我晓得。我不怕得，我们去告一哈嘛（试一下），总算有个希望。这个表表好久交呢？我们两个没读啥子书，你帮我们填哈要得不？”
“这个上面要身份证号码，户口本户号，你们先拿回去，自己填或者找别人帮你们填都可以。实在填不起的，交的时候，过来我帮你们填。”
两口子拿着表乐呵呵地走了。田玉秀还抱着她的女儿坐在那里。
“领导，你看嘛。我陈姐和何哥，好造孽嘛。那个娃娃硬是乖得不得了啊，可惜了，可惜了。在的话，都读大学了。我们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嘛。”
“田姐啊，我理解你。但是你们这个不符合政策得嘛。北川的新条例马上要出来了，你们这种属于抢生。要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会抚养费……”
“就是喊我们交罚款嘛？不交！啥子政府哦！你个外地人，还到我这里来马到（欺负）我了！生个娃娃还罚款，哪个说我们不准生二个？”
那个看上去老实巴交连话都不怎么会说的景家贵一听到“社会抚养费”就发飙了，在办公室扯着嗓子吼起来。
他伸手拉起田玉秀，“走，我们走。我还不信我上不到户口了。”
当时计生和户籍是联动机制，上户口必须有当地计生部门开具的“准予上户”证明。这种情况各地都有，也各有对策。我一个大学同学，因为是超生的孩子，户口一直上在舅舅家，管自己妈妈叫姑姑。
我不知道，景家贵是否有什么对策。但在上户机制越来越严厉的现在，将自家孩子上到别人的户口上，基本不可能。
田玉秀还想再跟我说些什么，却还是跟着自家男人走到了门口，又回过头说：“领导，领导，我过几天再来找你哈。”
“找她做啥子！就是想要我的钱！老子不得交！走！走！老子要去告你！”
他们走后，一个本地土生土长的同事好心告诉我，地震后生育二孩的家庭不少，很多都是因为地震造成的一种恐惧感——怕有一天自己不在了，孩子孤单；也怕孩子不在了，没有人养老送终。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更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段生二胎，不管二胎是儿子还是女儿，总之是要再生一个的。
在当地想生二胎的家庭里，田玉秀和景家贵这种情况占了大多数，还有另外两种少数情况，具体解释起来像绕口令一样：
一类是由于一孩有残疾，生育了二孩，结果二孩在地震中遇难，之后想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但是一次病残孩子鉴定只能生育一个二孩，所以在重新做病残鉴定之前，不能再生育二孩；还有一类是原来属于双农户，生育了二孩，结果地震时一个孩子遇难，而夫妻又已经农转非，不被允许生育二孩的家庭。
这两种我在后来分别遇上过一对。
在孩子满月后，这两对夫妇都是直接到了乡政府，带上孩子的出生证明进行出生申报，申报当天就带着现金过来“缴罚款”，好给娃娃上户。
张子明罗琴夫妇便是其中一对。地震时，他们年仅4岁的小儿子在幼儿园遇难。夫妻俩在废墟上找了5天，什么也没有找到。罗琴总说孩子一定是被送去外地治疗了，她要去找。
“幼儿园都被山埋完了，哪里还有嘛？我就劝她不管儿子是不是在外地，我们还是再生一个。生一个，她就有念想，我们也更有盼头，不然二天女子一个人……说不清楚啊。罚款，该缴就缴嘛，规定是那样子的，总要守规定。”
张子明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弯弯的，嘴角也咧着，但鼻尖却红红的。
对于曾经失去过孩子的父母来说，“有娃才有希望，只要有个娃娃，咋子都要得。”钱，虽很难挣，但已完完全全不再重要。
“我们要娃娃”，不管是失独家庭还是“超生”家庭，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到村里，到村民家里
到村里，到村民家里
第二天，我决定去清水村看一看。田玉秀和陈泽芬都住在那里。
同事开着乡上那辆破旧的小车把我送到村口，我又换上村主任的摩托车，七八分钟后，终于到了田玉秀的家。
震后重建的房子，青瓦红砖，整洁漂亮。门两边还贴着对联：农房重建春回大地荣万物，新屋落成福临人间泽千秋。横批：不忘党恩。
田玉秀坐在门口给女儿喂奶，看到我们来了，连忙招呼我们坐。门口就有两张条凳，八条腿长短不一。
田玉秀还是说孩子上户的事。我告诉她已经跟县计生局联系了，这种情况可以酌情处理，只是手续要齐备。她有点高原红的脸蛋簇上眼角，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好，要得。”
“不是不缴社会抚养费哦，是酌情缴哈。”
田玉秀点点头，怀中的娃娃却突然哭闹起来。她站起来抱着婴孩摇来摇去，嘴里却是在跟我们讲话：“不是我们舍不得钱，是真的拿不出钱。修房子除了国家补贴的，我们自己还是用了好几万。马上老大又要读高中，学费都没得着落。他爷爷又生病了，床上睡了要一个月了。”
在地里干活的景家贵这时候回来了。看见我就是一阵撵，恨不得把手中的锄头砸到我头上，“你走我们屋头来干啥子？滚！”
村主任呵斥他一声，他吐了一口唾沫，转身回到屋里，把门关得砰砰响。
人在屋里，声音却穿透而来。
“来搞啥子？未必还想把我的牛，我的猪弄起走吗？未必这个社会还在倒退吗？就是想收钱嘛！都滚！田女子，你跟老子回来！跟他们说个球啊！”
田玉秀嘴歪到一边，有点高原红的脸更红了。她腾出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朝着窗户喊：“你莫闹！”
果真，景家贵安静下来，直到我们离开也没有再出来。
“田姐，你也不要急。老大爷生病，拿上医院的发票，村上写个证明，自己写个申请，我们可以申请民政救助。娃娃读书也不要操心，我们有助学金计划。你还是要关心下自己，过两天，乡上有计生服务免费体检，你记到来。生了娃娃两个月，还没有复查嘛？”
田玉秀似乎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复查这种事，只点头说要来要来，又不停地感谢。
从田玉秀家往陈泽芬家走的时候，村主任说地震后大家都想多生几个娃娃了，害怕。
“陈泽芬他们这种，真的造孽得很呐。想生年龄又大了，只有做试管赌运气。还有两户，50岁了，莫法了，试管都莫法了，说起都不想活了。莫儿莫女的，二天就是五保户。哪个想当五保户嘛。想生的生不到，不该生的又在生。”
“哪个不该生？”老陈告诉过我，计生专干要有计生专干的敏感性，要从细碎的信息中找到可能违法的生育情况。
村主任欲言又止，指指村文书，“你来说。”
村文书讲的是一个叫陈丹丹的女孩子，15岁，生了一个孩子，属于未婚生子。
他们只看到未婚生子，而在我看来，这里面可能存在强制性行为。
拐个弯到了陈丹丹的家。女孩的头发高高地束起，在脑后形成一个马尾，额前梳着整齐的留海。她的脸上依旧挂着稚气，嘴里还含着半截炮筒（一种用米做出的食物，呈炮筒状，在当地就叫炮筒）。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正在晒太阳，旁边她的母亲用奶瓶在给怀中的婴孩喂奶。
15岁，应该是在学校念书的年龄。她还是一个孩子，却成为另一个孩子的母亲。
我把她母亲叫到一边，问婴儿父亲的情况。女人伸手一指，猪圈旁一个男人挽着袖子在添猪食。男人看上去30岁左右，下巴上胡子长了一圈，上面还沾了几粒米饭。
“陈丹丹出去耍朋友，你们晓得不？她这么小生娃娃，你们考虑过她以后怎么办没有？她为啥子不读书？那个男的结婚没有？”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状况，我是有些气愤的。连珠炮似的问题让眼前的女人一愣一愣。
孩子不读书是因为成绩差，“读不进去，读书就喊脑壳痛。”出去耍朋友，是因为“现在也是自由恋爱，我们管不到。”不过那个男人倒是没有结婚，承诺等陈丹丹年龄到了就结婚。
“明天你带陈丹丹来卫生院，我们有个免费的体检。她这么小，生了娃娃检查下，稳当些。”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跟她提社会抚养费的事，又为女孩担心。于是给临乡的计生专干打了电话，问那个男人的基本情况。当对方告诉我那个男人未婚，在打临工的时候，我只盼望他说到做到，负起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
离开的时候，有围观的村民偷偷跟过来，说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陈丹丹的母亲生她姐姐的时候才16岁，陈丹丹的姐姐22岁，却已经是一个4岁孩子的母亲。
也有村民不以为然，说：“你们懂个屁，早生娃儿早享福，我看她们几个福气最好了。”
我难以理解，告诉那个村民这个年龄生育是不合法的，而且对身体不好。几个村民相视一笑，其中一个悠闲地吐出一口烟，摇摇头说，“你们这些小女子，婚都没结，懂得起啥子哦。”
人群中便有人起哄，“啥子都不懂，还来跟我们说生娃娃的事。管那么多，还管到别个两口子睡瞌睡了？硬是好意思！自己生了再说哦！”
在之后的工作中，我无数次听见类似的话。这些话成为村民们嘲笑我的砝码。在他们眼中，我是外地人，跟他们吃不到一个锅里；我还没有结婚，讲生孩子避孕之类的话题就是“不要脸”；我是搞计生的，就是罚款收钱的。
一次下村的时候，有个男人问我，“你婚都没有结，咋知道避孕套怎么用。”
我听完觉得脸上发烧，眼睛也不知道看哪儿，唯有不说话，听着人群中爆发的笑声，只想在地上挖一条缝。
在这种环境下呆久了，也会习惯。其他乡镇搞计生的同事说，我们计生专干，就是要听到荤段子，也面不改色心不跳，还要把工作做到位。
久而久之，那种尴尬在工作中越来越淡，村民们其实并无恶意，他们只是把这些当做玩笑。后来我也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可以在村委会的坝子里大大方方地跟他们讲艾滋病的预防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避孕，还会科普一些知识，比如试管婴儿是怎么来的。谈这个话题时，绕不开地会提起陈泽芬。
陈泽芬家的状况远比我想象的糟糕。
摄影：静水流深
虽然也是地震之后重建的房子，但是却没有任何外装，屋子里的陈设也如同九十年代初期一般。堂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一张凳子都没有。桌子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红纸，上书“天地君亲师”，前面摆着香炉，供奉着。
左边墙上挂着一张少年的黑白照片，我猜那就是何伟。是个眉清目秀的孩子。
何树林趴在桌子上，一笔一划地填着那张表，手边摆着户口本。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却满怀虔诚。
我请村主任当场就把村上的章盖在表上，“剩下的我回去帮你们填。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身体调养一下，等通知来了，去成都检查。明天卫生院有免费的检查，陈姐可以来看一下。”
陈泽芬千恩万谢，又看着那张黑白照片，喃喃道，“伟娃子，你就回来看哈妈妈嘛，你要保佑妈妈这次怀得起哦！”
何树林悄悄对我说，这两年来，陈泽芬不只一次想终结自己的生命，尤其是在各方寻医，什么中药西药偏方都试过仍然怀不上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喝六七碗中药，喝到吐都还在喝。
“为了娃娃，她命都可以不要了。”
从那个可以说比陋室还陋的家里出来，阳光有些刺眼，刺得我流泪。都说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当一个家庭失去了孩子，便失去了希望。地震后，有家庭因为失去孩子又不能再生而离婚，也有离婚的家庭因为想再生一个跟以前孩子一样的孩子而复婚。
计生体检的时候，陈丹丹没有来，说是不好意思。她母亲却在医生的B超下，显示怀孕。这个女人说听说安环会痛，便一直没有安环，都打过好几个娃娃了。而田玉秀居然忘了自己体内有节育环，在戴环的情况下怀孕生女。陈泽芬的B超结果则是一切正常，预示着她再生育的希望又多了一分。
这样的计生体检，我们称为三查，即查妇科、孕情和节育情况，每个季度一次，费用全免。免费服务也不仅限于体检，还包括计划生育手术，如安环、取环、结扎、人工流产等，也包括针对地震灾区开展的再生育服务，涵盖孕前检查，孕期检查和试管婴儿。
陈丹丹的母亲拿着我给她开具的计划生育免费手术申请，在卫生院实施了人工流产术。我给她端去红糖水的时候，她抓着我的手，缓缓地说：“丹丹那个娃的罚款，我们马上就缴。”
在她的带动下，田玉秀两口子也很快缴纳了社会抚养费，拿着证明给孩子顺利地上了户。上户之前，田玉秀问我：“景心语这个名字好听不？”我说好听。她走到办公室门口又折回来，“我屋头那个人脾气怪，说那些你不要气。”
陈泽芬接到通知赶往成都的时候，新的北川羌族自治县计划生育条例变通规定颁布实施（2010年10月），所有北川户籍满两年的夫妻均可生育二孩，掀起生育二孩的第一次高峰。
经过三次促排卵之后，陈泽芬终于成功地怀上孩子。我的办公室里不断迎来办理二胎生育服务登记的夫妻。
2018年3月，执行生育政策的官方机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被取消，改组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意味着相关计生政策或将陆续废止，而计生专干这个名词也在淡化，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曾经跟我一起做计生专干的同事们，承担起其他的工作，他们乐呵呵地说：“总算不用追到给人做工作，说生老二要违法了。”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早已不是计生专干。当年接替我工作的同事告诉我，陈丹丹跟那个男人结婚了，去年又生了一个孩子。景心语8岁半，会跳舞唱歌背古诗。
今年5.12纪念日，我在新北川看见了陈泽芬，当年她通过试管婴儿成功怀上的那个孩子已经7岁。据说，像极了他的哥哥。
北川新县城
文中人物为化名，图片无特别说明则为作者提供
“人美销量佳”的特约主编张春发来贺电买家秀👇
(点击进入微店)
▽ 点击进入“灵感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