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慧怡：作为“青椒”的诗人、翻译家 | 三明治访谈
文 | 万千
在讲台上的包慧怡，语速极快。
在讲到中世纪的图画或典故时，联想到某个单词，她会果断地执笔，飞快地在黑板上写下对应的英文单词。在谈到中世纪人们的“古书崇拜”时，她忽然抛出一句“和今天买包包一样，那时候的贵族不开心就做一个手抄本”，台下的学生听完笑了起来。但她没有接住这个笑声，很快把话题又拉回到严肃的中世纪文学。
她身上有一种古典的气质。我们见面那天，她右手戴着红宝石戒指，左手戴着婚戒。在很多活动现场的照片里，会看到她穿着旗袍出现，脸上的妆很好看。
现在在复旦大学英文系任教的包慧怡同时有好几个身份。她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也是一个研究中古英语宗教诗及中世纪感官史的学者。
更多人知道包慧怡是因为她的翻译和写作。从 2005 年开始，她出版了十二本译作，包括毕肖普诗集《唯有孤独恒常如新》、普拉斯诗集《爱丽尔》《岛屿和远航：当代爱尔兰四诗人选》等，还出版了个人诗集《我坐在火山边缘》，评论集《缮写室》和随笔集《翡翠岛编年》。
在成为青年教师的第三年，包慧怡说：“现在进入了应该说是我个人的写作最糟的时间。”
包慧怡的童年在上海度过，因为父母经常在外忙工作，所以假期经常被送到外公家。外公家的书房，不大，但是对于童年的她而言，那里“几乎是天堂本身，是我生命中第一间缮写室”，在那里，她读到很多超龄的书籍，也几乎奠定了她日后对西方古典文学的喜爱，和偏科严重的中学时代。后来，在高考的时候，虽然数学只考了 94 分，但凭借几乎满分的文科，考进了复旦大学英语系。
她当时所有的第一志愿填的都是英语专业。因为受到《荷马史诗》的影响，认为世界上有那么多迷人的目的地，自己一定要去远方。而语言是打开远方之门的钥匙。
后来在大学里，她选修了不少小语种的课程，包括张巍教授的拉丁语课，钱文忠教授的梵语课以及金寿福教授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课。
2008 年，在研究生期间来到在牛津大学交流时，她密集地接触到“珍珠诗人”的作品，开始对中世纪文学感兴趣。“这个世界让你感觉太安心了，整个中世纪的文本和图像都让你感受得到他们是用生命，而不是用头脑在写作。”
而当时在国内这个领域几乎一篇空白，在欧洲最小的私人博物馆都会有一本中世纪手抄本，但是国内的美术馆里却一本也看不到。在陆谷孙教授和导师谈峥的鼓励下，她最后决定来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念英文系中世纪文学博士。
除了写课程论文和收集文献之外，包慧怡经常需要用一整个下午的时间举着一面放大镜，费劲地分辨手抄本上的字迹，要学会辨认上面矛形、肾脏形和钻石形三种不同形状的字母 “S”，还要根据毛孔判断羊皮纸的正反面等等。
这对于自认为是“没有耐心的双子座”的包慧怡而言，是极大的考验。但她把这份孤独承受下来了。
这段时间的生活最后被记录在了她写下的约 16 万字的书里，《翡翠岛编年》，在 2015 年被三联书店出版。
2015 年，决定回国，一方面是因为父亲生病，另一方面也是包慧怡认为“欧洲不缺再多一个来自中国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研究者……（而我回来）我觉得我可以 make a difference（产生不同）”。
但真正成为一名“青椒（青年教师）”之后，她发现和自己想得并不一样。
回复旦任教的第一年，包慧怡并不太在意评级考核的事情，甚至刻意不去弄懂哪些是发表后可以达到考核要求的 C 级刊物。
在邀请了一位爱尔兰诗人来学校做讲座之后，她发现自己 80% 的时间都被处理报销发票的事情塞满，跑行政、填表格……虽然自己之前多多少少预计到工作会是如此，但是真正身处其中的时候，仍然感受到心情变得脆弱。有时候会联想起卡夫卡笔下 K 的城堡。
“体制它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港湾，但是它会以一种几近残酷的方式管理你的时间、管理你的精力，所谓的‘适应’就是接受这种‘被管理’。”包慧怡说。
而后，中期考核临近，她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提醒，意识到 tenure-track 制度下“六年非升即走”的压力。
之前她给一家知名媒体写的十几篇关于中世纪的长篇专栏，都不能算作是研究成果，因为对方平台不是学术期刊，更不是“C 刊”或“A 刊”。甚至，像是评论文集《缮写室》的出版都算是“不务正业”，“因为这不计入科研成果”。
2017 年年初，包慧怡才正式开始投出第一篇可以“计入科研成果”的论文。一旦开始写，她的习惯就是废寝忘食地写完，“抛弃一切娱乐和社交”。
2018 年，在出版评论集《缮写室》和主编诗集《归巢和出发：中澳当代诗选》之外，她还出了一本中文专著，一本英文专著。大概因为学术论文和专著要求的语言是客观，而包慧怡个人最擅长写的恰恰是诗意的描述，当她需要将百分之九十的精力投注在论文写作之上时，她感觉到了新的苦恼，觉得自己是“在出卖灵魂”。
她的爱尔兰导师曾开玩笑地对她说，写某些论文时就是要觉得自己没有灵魂。“我现在接受我没有灵魂，”包慧怡接过了这个玩笑：“然后过几年得慢慢把灵魂碎片找回来。”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要如何说服自己呢？
“不要整天在想这个是卡夫卡的城堡。”
她的新书《缮写室》里有一半左右是 25 岁之前在《译文》《书城》《上海文化》等杂志发表过的作品，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 2005 年，“写的是那些在我生命的‘软蜡期’刻下过特殊形状的作家们”。在这个契机下出版，包慧怡认为这对自己而言，是一种提醒，记得当初为什么要写，以及未来真正想要写什么，而不要变成一个“论文炮制机”。
包慧怡也问过自己，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本科最后一年，她成功申请上了一个名额少、竞争激烈的时代华纳实习项目，去美国亚特兰大 CNN 新闻总部工作，而且还附带优渥的薪水、东西海岸十个城市的免费旅游、一大把歌剧和百老汇戏票等福利。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梦寐以求的机会。
包慧怡所在的小组是负责一档报道非洲的纪实节目。每天早上上班，下班没有固定时间。但是渐渐地，包慧怡发现自己一天里经常有五、六次时间逃到楼上喝咖啡。因为只有躲在咖啡间的时候，不用担心被人叫走。节目组的编导耐心地教她如何剪片子，以及提醒她新闻写作需要注意什么，和睦的工作氛围反而让包慧怡更加怀疑自己，为什么心里会抵触这份工作。
那时候，电视台的咖啡间正对着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和世界可口可乐中心，两个游人如织的地方。她看着对面的风景，一直反复问自己：“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经历和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有些类似，在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普拉斯去了纽约的《淑女》杂志担任实习编辑，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但是最后却心灰意冷地返回波士顿老家。最后，普拉斯在自传体小说《钟形罩》里写到一段心理感受：“我琢磨着我应该像其他女孩一样兴高采烈，可我就是没法做出反应。我觉得自己好似龙卷风眼，在一片喧嚣骚乱裹挟之下向前移动，处在中心的我却麻木不仁，了无知觉。”
包慧怡后来察觉到这样的感受也许是外向型人格和内向型人格的差别，“我一直以为我的外向面具已经戴得很好，而且它已经跟脸长在一起了”，但实际上，外向型人格在团队合作的时候，是能够增长能量的，能够充电的，但这个对内向型人格就是耗能，需要回到独处的状态充电。而她在团队工作中所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自我消耗。
让自己回到正常轨道的方式，是每天下班后在 CNN 底楼的沃登书屋逛上一个小时，买本诗集回家。她在那儿买到了一本附有普拉斯手稿与打字稿的修复版诗集《爱丽尔》。也是从那个时候，她开始翻译普拉斯的诗歌，后来成为新经典于 2015 年出版的《爱丽尔》的中文译者。
白天做新闻，晚上写诗，包慧怡说自己“明显可以感觉到做哪一样的时候更开心”。也正如毕晓普在《失去的艺术》中所写的那样：
“失去这门艺术并不难精通；
这么多事物都有意消失
它们的失去也就不是灾祸。 ”
历年来同样被选中参加了这个交换项目的学生，现在有一半以上都留在了美国，要么在一线媒体，要么在华尔街工作。但是对于包慧怡而言，她没有再想过进入一个团队、公司里工作，而是继续读研究生，埋头在写作、翻译和阅读中。
每周一和周三，包慧怡六点钟就要从上海城北的住所出发，搭乘约两个小时的地铁来到复旦校园给学生上课。
如果没有别的安排，其他日子她不会走出家门。
让包慧怡感觉最自在的创作环境就是自己家里。据说在她的书房门口，立着一块白色写字板，上面写着各类待办事项，包括备课、上课、刷论文和个人创作的计划。
从博士时期形成的作息习惯依然保持至今。“早睡”，意味着凌晨两三点躺下。在很多时候，她书房里的灯要到清晨六七点才关上。不上课的日子，经常睡到下午两三点钟再醒来。包慧怡在房间里堆了很多蜡烛瓶子，熬夜的时候，便会点起蜡烛来烧，香味和火光陪伴着她。
如果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有课，这并不会让她提早入睡，反而会选择更加倍地通宵干活，因为自己有压力的话肯定会起床，“不会因为意志力不够而不去上课。”
在她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很大的沙发。包慧怡称之为自己的“魂器”，上面记录了她的各种睡姿。在办公室里休息，计划是睡一两个小时就起来干活，但是有几次睁开眼发现已经半夜 12 点。复旦的文科楼每夜 11 点上锁，她困在里面出不去，只好去把住在楼下的保安叫醒。冬天的时候，对方穿着棉毛裤来开门，包慧怡说自己当时非常内疚，“只能一个劲地赔不是。”
虽然专业领域冷门，但是包慧怡的课程、讲座在校园里经常吸引很多学生前来听讲。2018 年 10 月，她和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胡葳博士在复旦的对谈讲座《中世纪手抄本的历史、技艺与实践》吸引了上百名学生来听，原本预定的教室容纳不下听众，不得不临时换了场地。
这一场活动的主持人，陈杰，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法文系的老师。他和包慧怡以及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的姜林静，三人共同组织了一个诗歌工作坊，“沙仑的玫瑰”，翻译、写作、评读与分享多语种诗歌。
“和‘沙仑的玫瑰’诸同仁度过了许多难忘的酗酒时光。”在豆瓣日记里，包慧怡在记录自己的 2016 年时提到这么一句。“青椒”并非孤军奋战。
“沙仑的玫瑰”在志达书店上课（中：姜林静，右：陈杰）
算上今年，这已经是她在复旦待过的第十二个年头。
她发现自己是喜欢教书的。“这个世界是很混沌的”，而一门课程却是难得的清晰的存在。课程有教学大纲，知道每周要讲什么内容，教师在这里赋予知识一个秩序，“我很喜欢这种制作秩序的感觉”，“尤其是当我们在讲那些无用又无限的东西，比如中世纪文学”。
Interview
三明治：怎么想到今年出版《缮写室》？
包慧怡：《缮写室》不是一本标榜高度原创性的作品，我在后记里也有说，所有的评论作家都是匿名写作的作家，我们都是站在以前的作品的这个肩膀上去继续编织这个作品的网。中世纪的写作者对于原创性没有今天这样一种过分乃至病态迷恋的情形，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故意要隐掉自己的名字。
现在大家都特别强调“天才横空出世”，但是哪有那么多原创？真正的原创可能是用一种很低调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且有手抄本匠人那样的谦卑。我是挺希望能够加入到中世纪的写作者行列当中去的。
在写这本书里的很多文章时，我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编织者，织的是别人的写作、别人的影子，但是我在这个编织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生命和光阴织进去了。这是一个击鼓传花的过程。评论不是一门冷血的艺术。
三明治：你从小时候就很喜欢读书？
包慧怡：对于小孩而言，读书是救命的一件事情。我曾经对照看过苏珊·桑塔格十几岁时候读的书单，我觉得自己的童年跟她比，还是尚有一段距离。可能是因为我大部分时间还要用来弥补自己数学怎么样才能考及格这件事情。
三明治：背负“青椒”的压力，在论文和个人写作之间，你会感到矛盾吗？
包慧怡：用客观、理性、清楚的方法把你的研究论述出来，这当然是一个必须的技能，而且我这么多年所受的训练其实都是在完善这个技能。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有灵气的、有才华的写作者，他想要同时做优秀的学者和优秀的作家，但是在人生特定时期，必然是会偏重某一方的。有些人可能在某个阶段，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型论文的撰写者，但是过了这个阶段，他想任性地放开写东西，却再也找不回曾经的灵光。
这就跟你很努力地打怪、升级，为了拿到一张游乐园的门票， 满心期待进去可以放烟火、骑大象、炮制新式武器。但是等你终于进了游乐园以后，发现自己都不记得大象长什么样了，那不是很可悲吗。
刚回国那一两年，科研和教学压力特别大，会有焦虑，觉得我以后是不是再也没法写诗了？因为我回来以后，可能三年里面只写了五首能看得过去的诗。但现在我也接受这个现状，就是不要焦虑。现在 Slow Down 一点也没什么关系。
三明治：这个转变是怎么完成的，怎么说服自己 Slow Down ？
包慧怡：很多时候也是外力的逼迫，因为确实没有时间。或者就辞职，孤注一掷去全职写作，问题是，活得下去吗？
三明治：压力大，有想过离开学院体制吗？
包慧怡：中世纪手抄本中的图文互动这一块，是我的 real passion。这个东西如果不在学院里做的话，我没有办法做。自己一个人得不到图书馆资源，得不到研究的经费，或者得不到出国查阅手稿的邀请资格。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是真心热爱我的研究，只是我不想成为今天学术写作产业流水线上的一个效率机器人，而希望做好看的、有所创造的研究，让大家都能 “fascinated by my research” 。
我觉得既然这么想了，那么报销发票的这些事你就不要抱怨了。别人都能做到，你就能做到。不要把它上纲上线到好像投期刊论文就是出卖了灵魂。我要做到但凡我投出去的论文没有任何一篇是我不想写的，但凡写下来的一定是我能够自豪的成果，我觉得做到这点就可以了。我有很多研究计划都是懒癌、拖延癌导致开头后没有继续，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鞭子，反过来想也好吧。发表论文的时限保证你能够有一个稳定产出的压力，你就脚踏实地一点，别想着未来的完美，去把它写出来，就在此刻。
《缮写室》目录，由包慧怡的丈夫谢鹏所绘
三明治：当时在选择博士方向的时候，当时曾经想过读更大众一点的领域吗？
包慧怡：我其实是转过方向的，我读硕士的时候还是研究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后来也是比较偶然，2008 年暑假在牛津大学交换的时候，比较密集地读到了“珍珠诗人”等中世纪作家的作品，然后就一下子进入了那个世界。这个世界让你感觉太安心了。他们是真的用全部的灵魂在书写，然后他们祭出了血肉写的作品，也值得你用你的生命或者生命中的一部分去认真对待。
我是不太能接受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是“聪明人说的聪明话”，而本科到硕士阶段读到的绝大多数充满“post-”和“-ism”的研究正是给人这个感觉：拿最时髦的理论去霸王硬上弓文本，看谁的姿势最漂亮，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拿这个作为一生的志业。当然一开始选择中世纪文学这个领域也有一些犹豫，觉得要补学的硬知识太多，因为当时在国内读书，这个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资源实在太有限。所以说如果要认真做这一块的研究，肯定是要长期出国的。然后也比较幸运吧，我的国内导师他们都很支持，给我很多鼓励，让我不要去操心那些多的事情，想做什么就去做。
三明治：你自称自己是没有耐心的人，那后来怎么接受研究手抄本过程中枯燥的那部分学习过程的？
包慧怡：是很痛苦，我不是图形辨识能力很强的人，而且高度近视。我那时候身上有优等生的臭毛病，就觉得一定要 straight A。后来我就反问自己在做什么。古文书学（辨认手抄本中的各类字体）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的痛苦都来自于你想要在这个上面也出类拔萃。后来我就想我不需要出类拔萃，我只要把这个技能学到就可以了。
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像一个中世纪人那样去读中世纪的文本。那时候我同学都会笑我说这件事不可能，这只是一个浪漫的想象。但我还是觉得这是有可能的，无非就是忘我地彻底沉浸在阅读这件事中，而且真正把文本当成文本来读。你不要想着要怎么样去改造它，怎么样去解读它，首先要沉浸在这个图像和文本的世界里。
三明治：在复旦读研究生的时候，你翻译了很多作品？
包慧怡：那个时候就开始海量的翻译，至今有十几本书了。主要是因为那段时间不开心，但是在翻译当中就很安心。当你在翻译很喜欢的作品的过程中，这确实对你的语感是一种扩张，然后有一些瞬间，你会感觉你跟某个伟大的灵魂合体了，那个灵魂深处的光也传递给你了。
而且主要还是翻译能让你特别专注，安静下来。现在我可能是体力不支了，那个时候一天八小时翻译 1 万字甚至 1 万 5 千字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现在极尽全力，一天大概只能翻译四千字。
当然我说的是初稿，之后还要慢慢地、一遍遍地去打磨。有的人自恃手快就自我标榜是翻译天才，我觉得才不是呢，翻得快只需要体力和迟钝。
三明治：有过一些翻译的“黑历史”？
包慧怡：刚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译者，你不是总能得到你想要翻的作品。所以之前翻译了很多悬疑侦探小说，都是一些黑历史，我很想把豆瓣上那些书的译者名字改掉。
我上大学后就没再问家里要钱，那时候也急于想要让自己过上经济独立的生活。所以对方扔过来一个 600 多页的侦探小说，我根本没有怎么好好看，翻几页，就决定接。当时翻译的价格很低，千字才 50 块钱、60 块钱。但是你觉得书页那么多，“数不够、量来补”。于是很不谨慎地接了一两本完全谈不上是好的小说，但是又掉书袋，很难翻，最后就是边翻边骂自己。
我那时候不能容忍自己拖稿。最后就变成签订的是一年的合同，前面八个月都在拖延，因为你不想翻，你真的觉得那本书没有才华。但是最后那四个月你就狂飙突进，每天晚上都翻到天亮。结束之后，整个人都伤掉了。当然更没有靠翻译经济独立。
我始终认为语言是一个很脆弱、容易被磨损的东西，那时就觉得有交稿期限的翻译对自己的中文有伤害，就开始制定原则，只能接真正喜欢、未来想成为的那类作家的作品来翻译。
25 岁左右开始基本只翻译诗歌。诗歌翻译的话，它是必须慢下来的。一页也没多少字，但你要字斟句酌。当这件事慢下来以后，翻译又变成了一个很怡情养性的东西。
不过这几年也没怎么翻译，因为科研和教学已经太疲于奔命。总之，我上辈子欠翻译的眼泪已经还干净了。
三明治：你说你是一种“崩坏式”的写作？
包慧怡：我很容易崩溃。我不知道是不是写诗的和写小说的差别，写诗，你首先是凝视深渊，或者说是缠绕在这个情感状态里好几天，最后你终于忍不了，你要把它写诗。但是在那之前很久，你的日常生活会被打乱，不能安心干事，你就一直在这个执念里面，情绪会不太稳定。
但“崩坏式”主要是指写论文。有时确实比较严重，在爱尔兰第四年，写博士论文到最后阶段时，偶尔会躺在床上三天不下来。厌世、自我否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糟糕，然后觉得自己是个学渣，就很伤心，窝在被子里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又在梦里看见自己还是个渣。这种梦特别吓人。
三明治：你觉得诗歌可以教吗？
包慧怡：我觉得诗的核心部分真是没法教。小说，虽然每一篇的技巧也都不一样，但它好歹还可以划分一些流派，比如托宾的极简式写法，然后拉美魔幻类写法，技术层面上还有一点可教性。
但诗歌的话，它恰恰要求的是每一首诗都要为它发明独一无二的形式，它的技巧和形式跟内容是一体的、互相成全的、不可分割的。
一个人，没有办法教别人模仿自己的一种醉态或者一段舞姿。你可能唯一能够教的是让大家要慢下来，对每个词的音色、质地要有高度的敏感。因为诗歌的起点还是在单个的语词。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里，大家的“用词”都被磨损得太厉害了，有时候用词不过脑子。诗人所做的就是要把公共化的语言再一次个人化，把混沌的语言再次提纯，把粗糙的语言精确化。不是说有哪些词就一定是好的，而是要让每一个词它都跟你产生独一无二的关系。当你把所有的词汇都内化成这种独特的关系时，你写诗的时候就会得心应手很多。
以前教英语的写作课，不是诗歌课，我会设计一些练习，比如说给学生十个近义词，包括五个动词、五个形容词，让学生用 300 字的篇幅编一个故事，然后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里用了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其实想说的就是，没有一个词可以被想当然地嵌在句子里。我觉得一般写作也要达到这样一个精准。所谓语言到诗为止，诗就是在这方面最变态的。与其说是教技巧，不如说是教你如何跟语言发生关系。
三明治：你自己现在的创作习惯是怎么样的？
包慧怡：我以前会手写日记，买那种可以记录五年的 paperblanks 大本子。你在同一页上，可以看到五年里的同一天里，你做了什么。每一天可以写的空间不大，逼着你只写最必要的事。这个习惯我还是保留着，但当中偶尔也会有缺写的，因为困成狗的时候连一行字我都写不了。
稍微要展开一点的话，我就用电脑写。但是我现在不太有纯粹为抒发而抒发的那种写作冲动。因为写作太奢侈了，我没有时间。我能得到一点纯粹为自己而写的时间很珍贵，那么我可能就需要建设性地去写作，而不能宣泄式地写作。
早些年我但凡在飞机上，就会先打开文档，无论发生了什么、路过了哪里、脑子出现什么声音，都记录下来，就像是自动写作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意识流的尝试，然后你回头要从里面去淘金。但是现在，我觉得没有这个需要了。从表面上看，是没有时间，但是如果要试图为它正名，也许是更自信了。我相信我的记忆会替我完成这个筛选，我不需要再用这种方式记录。我也不害怕遗忘，忘掉了就忘掉吧。只要我真正坐下来写的时候，我写的是最重要的、不得不写的东西就可以了。其实我也在写短篇小说，但是速度很慢，而且羞于示人。
三明治：你自己最舒适的创作环境是怎么样的？
包慧怡：那肯定还是在家里。作为一个宅人，我曾经因为十几天没出门而找不到钥匙。现在颈椎什么的不大好，就做了一个站立式的书写台在书房，有时站着写写，有时坐着写写，有时撸一会猫。我家很安静，但是写作的时候有一点点微弱的白噪音我也可以忍受。我会在家里放猫叫的那种白噪音，或者是下雨的声音、打雷的声音之类。
三明治：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
包慧怡：我属于那种没有什么怪癖的，也没有每天要规定自己写作的时间。有感觉、有时间就写。但是通常是晚上，因为白天都在睡觉。
我是很佛系的，写到哪里算哪里。但有的时候觉得太随性了，我会稍微需要一点仪式感，就比如最近开始又回到打字机上，写英文诗。在打字机上，每个键按下去，掷地有声，需要你比电脑用的力气大。而且拿着一份打字初稿，用钢笔写在上面修改，会给你一个审美的距离，就像是看着一份别人写的东西一样。
但真的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不会对这些外在的写作条件有任何要求。一旦开始做这些，比如我开始在房间里日以继夜地烧各种香薰蜡烛（冬天的时候每月要烧掉半个月工资），其实就是进入一种写作卡壳的状态。
包慧怡的书房
三明治：会尝试写非虚构吗？
包慧怡：我觉得目前不行。因为大家进入世界方法不一样，非虚构就是非常直接地进入，把别人的故事写出来，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我太犹豫了。我没有办法斩钉截铁地判断，怎么样去重述他人的故事才是不违背那个人生命里的真。
我进入世界的方法，只能是世界对我自己发生了某种影响，最后沉淀到自己身上。看起来可能格局会小一些吧，但我其实也在跟世界肉搏啊。虽然没办法去记录一个个事件本身，但最终可以通过反响，通过它们在我身上留下的长久的震荡，以及对那些震荡的回忆，从中开辟出一条书写的窄路。我觉得我的才能或者性格目前只允许这样做，一定要去写非虚构的话，我会陷入深重的伦理和审美上的自我怀疑。
不过所有的写作，跟读诗一样，它们都不能让什么具体的事真的发生，但它可以阻止一些事情发生。往最小处说，它至少可以阻止你的念头变得纷乱。专注是多棒的一件事啊，我以前翻译到毕肖普说“忘我而无用的专注”，就觉得，太对了，除了极度专注中产生的对时间的克服，没有什么俗世幸福值得或者可能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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