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人抑郁后的三年 | 三明治
吴楠
坐标：沈阳
职业：航空动力研发，某NGO成员
参与、关注与记录LGBT群体，期待剥出更善于表达真实的我。
2019年第 68 篇中国故事
口述 | 米言
文 | 吴楠
编辑 | Angela
我向同性恋人傅超提过两次分手。
壹
我发现傅超变得不太正常是2015年的仲夏。还在读硕士的他越来越懒，不愿意去上课，和老师同学都断了联系。连饭都不想吃。整日地睡，中途醒过来，喝水、上厕所，爬回床，继续睡。我和他说话，他也懒洋洋地“嗯”一下。盼到周末休息，我却叫不起他。直到傍晚，傅超还在床上。我边用抱枕打他边抱怨。他试图解释，我发现他说的话不太连贯，吐出一两个词便叹一口气。我不知道是他太久不讲话，还是太饿。可傅超宁愿饿着，连订外卖这样动动手指的事情都不想做。
我白天去上班，实在不放心，订好手机闹铃，十一点给傅超定外卖。最初，傅超还在外卖小哥一下紧似一下的敲门声里爬起来，蓬头垢面地接过外卖。一周后，他连门都懒得开。我只好哀求外卖小哥，“麻烦你一直敲门，敲到他出来取饭。”外卖小哥敲了几分钟，傅超也不应答。小哥只能把外卖放在门口。我对着电话气呼呼地嚷，“你怎么这样！”外卖小哥也气，“我还有别的单子要送。再说，你这个朋友不会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吧？”
八月，北京的气温几乎飙到四十度。中午送的饭，到了晚上七八点，就有些馊味。一份外卖二三十元，对靠着我一个人收入生活的两个大男生来说，不算便宜。我中午不再给傅超订饭，下班在路上打包饭菜带回家，哄傅超吃。
我真的太累太烦了。上班关门后提心吊胆，回家开门前也提心吊胆，生怕他出事。有时看到傅超，我的脑子里像有一个订书机，啪啪作响。我想和傅超吵架，把情绪发泄出去，任我喊叫怒骂，傅超丝毫没有反应，连吵架都吵不起来。
这天一进门，我吓了一跳。傅超摆成“大”字，赤条条躺在地板上。我把手架在傅超的腋下，试图抱他起来。傅超身高185厘米，体重180多斤。我比他瘦四十多斤，反倒一屁股坠到地上。“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发生什么事了？”无论怎么问，他盯着天花板，一言不发，软绵绵的一摊。我终于开口对傅超讲，他不是当初我喜欢的那个男生了。不知道谁先哭的。两个人在地板上哭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抱在一起。
我背着傅超下载了交友软件，上面很多人嚷着找男友。也许异性恋找恋人也不容易。傅超和我最初在一起时，我单身久了，习惯性地自我为中心，总喜欢脑补一些有的没的，没少气哭傅超。两个人，想把日子过得简单，并不简单。这一点与性取向无关，与适应彼此的变化密不可分。我想，两个人在一起的折磨，是让我去修炼和学习的，只是有些痛苦和艰难。
贰
2015年冬，傅超偷偷地去看了心理咨询师。一直到几个月后他开始服药，他才告诉我这件事。他说，我刚和他提出分手没多久，他不敢告诉我他得了病。“我怕你不要我了。”傅超哭着说。一句话，弄得我也有窒息感。
那段日子，傅超每天中午出发，走路两个小时到我的公司旁边等我下班。已经是冬天了，傅超仍能走出很多汗。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脑子里多余的“水”挤出来，让自己清醒过来。缺点是到了周末要洗的衣服增多很多。
2016年元旦后，傅超从最初的嗜睡变成整夜的睡不着，脑子困得木了，也睡不着。他捅咕我，“明天要是下雨了，我还走路吗？”“我明天不想出门了，该怎么办？”“我明天到了，你不在公司，我该怎么办？”很多时候，我猛地陷入梦乡，又猛地醒过来，嘟嘟囔囔地问，“你说什么？”傅超心疼我，连声说，“你睡你睡。”自己一个人陷入精神上的绝望。黑色的时光如同黑色的“水”，静静“浸溺”着他。
我很想关心傅超，可晚上睡不好，早上醒来还要挤一个小时的地铁倒公交车去上班，因此我的关心也只停留在每天焦虑地反复问他“睡的怎么样”，傅超多半模糊地回答“还行”。一段时间后，我的脸色发青、黑眼圈很重。不知道傅超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不想两个人都感觉绝望，还是像他告诉我的“睡不着还不如死了”。终于，他去了医院，确诊为中度抑郁，开始服药。
看到傅超服药，我松了口气，“你只是病了。”“你会不要我吗？”傅超脱口而出。睡不好、又没胃口，傅超瘦了不少。我拉着他的手，很软很凉，像某种脆弱的小生物，我心里涌起微痛。异性恋至少有婚姻约束或保护。同性恋什么都没有。一方有病有灾，另一方可以干脆利落地甩手走开，顶多内心受到道德的谴责。所以，我们都很怕。
深夜十点多。服用治疗抗抑郁药一个多月的傅超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身手敏捷地开灯、跳下床抓起药盒，示威般地对我说，“我要把这些药全吃下去。”一边念叨这句话，一边把药倒进手心里。
一天只吃一粒，是这种药的正常剂量。全部吞服，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恶果。我不知道傅超这是怎么了。我伸手拉扯傅超。傅超力气大，几下就甩开了，我的胳膊被他弄得很疼。眼睁睁地看着傅超把药全部吞了下去，我又急又怕，哭着拨打了120。
吞下所有药的傅超挥舞着胳膊，对着空气叫嚣，似在舞蹈，又似在驱逐看不见的敌人。120赶到时，傅超跟所有人玩起了捉迷藏，躲在沙发后面、床后面、桌子后面……一边跑一边脱衣服，“好热！”医护人员对我说，病人不配合，只能等一等再打电话，他们还有别的急救任务。
又过去二十分钟，药效发作，傅超失去力气地跌坐在地上，伴随着失禁的臭味，陷入昏迷。当时傅超和我都不知道，他陷入的是一种药物作用，像是喝酒喝断片后，不受控制的耍酒疯。
虽然医生说这是治疗抑郁症过程中很少见的药物反应，但凌晨一点，我一个人在急救室外的走廊里踱步，一边等傅超洗完胃，一边悄悄地害怕了，“同性恋已经是天生的不正常，再加上抑郁症，病上加病，难上加难，该怎么走下去？”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才服药一个月，傅超就被送进急救室洗胃。医生开了病危通知书，叫我去接收。我拿起笔准备签字时，医生问，“你是他什么人？”“朋友。”我不敢说我是他男朋友，我是个懦弱又糟糕的人。“你不能替他的家里人做这个主！”我只好给傅超的母亲打了电话。
当傅超的母亲从东北老家连夜坐高铁赶到时，傅超已经转危为安，躺在被子里，瞪圆了眼睛，好像婴儿。经过一夜折腾，我的脑子已经木了，不知道如何与傅超的母亲打招呼。反倒是傅超的母亲先开了口，“你是傅超的朋友吧？给你添麻烦了。”我局促地站了一会，找了个借口走开了。后来傅超跟我讲，我离开后，母亲对傅超说，“你喜欢他吧？”傅超吓了一跳。他没想到，小学文化的母亲有这样一双锐利的眼睛。
叁
我知道傅超是单亲家庭，没想到他在急诊室里跟母亲出柜了，更没想到他的母亲爽快地接受了，这或许和他的母亲的经历有关。
傅超的母亲离婚后，傅超和姐姐都跟她生活。姐姐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只想赶快逃离这个家。姐姐很快有了男友，不顾母亲的反对，早早地同居、怀孕、结婚，又很快地离婚。离婚后，姐姐又迅速找了新男友。新男友会为了一点小事就打她骂她，她忍着。她只想不再回到这个家里。母亲对傅超讲，喜欢男的、女的都好，重要的是自己过得舒服。不要像她，选择了错的人，一辈子都不开心、很辛苦。
傅超出柜后，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对母亲讲，“将来你住的这套房子留给姐姐，我不要。”母亲不肯，“你喜欢的是男人，这条路不好走。”
2017年初，傅超寒假时，带我一起回东北老家看母亲。碰巧姐姐回家，兴高采烈地说她换了新男友，比她大十岁，带一个孩子。姐姐走后，母亲对傅超说，“将来，我宁愿跟你们俩一起生活。”傅超有些自豪，但也不是滋味。他改变不了家庭，改变不了性取向，连抑郁症也只能慢慢治疗。
虽然傅超嘴上没说，但我看得出，母亲对他的性取向的接纳，让他全身心地投入治疗。第一次的药物组合，让傅超游荡于抑郁和狂躁之间。开心时滔滔不休，抑郁时泪流不止，最终把自己折腾到精疲力竭。第二次的药物组合效果不错，傅超变得平和，但迅速发胖到240斤，乍一看，傅超的身体几乎是我的二倍。这是药物的副作用之一。傅超特别不满意自己的身材。
2017年9月份，傅超第三次更换药物组合，晚上睡不着的情况频繁出现，他不想影响我休息，于是一个人晚上出门走路。从深夜十一点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他沿着北京灯光璀璨的道路，一直走。天快亮的时候，返回家里，精疲力尽地倒在床上。最初我在睡梦中醒来，发现傅超不在身边，慌忙打电话给他。几次之后，我便习惯了。我出门上班时，傅超还在睡觉，抑郁症给两个人带来了时差。这时差，让两个人缺少了亲密的时刻。加上药物影响，傅超几乎丧失了性欲。
有一两次，我想和傅超做爱，他推开我，跟我说，他没有这方面的欲望。这一次，我挺慌的。虽然医生跟我说，药物会导致性欲降低，但我总怀疑，他不想和我在一起了。越想越怕，我便偷看了傅超的手机。果然，他在手机上跟好几个人说着赤裸调情的话语。看到第一句的时候，我想把手机扔开，但忍着难过和愤怒，继续滑看。到最后，我叫出正在洗澡的傅超，对他讲，“我受不了了。”
那是我第二次向傅超提出分手。我们肩并肩地坐在红沙发上，两个人都在哭。傅超对我说，“我只是想试试看，是我对你没有兴趣，还是对所有人都没有兴趣。”他见我不吭声，一边哭一边说，“如果你不要我了，我也不想活了。”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和肺像被人同时用力捏住了，既不能呼吸，又痛得忍受不住。“那你要做什么？”我问他。他回答，“应该会一个人等着抑郁发作，然后自杀吧！”
那时，我意识到，恋人关系没有电影中演绎的那样轻松。当两个人的感情和关系深入到骨子里面时，生死这样的人生拷问，便赤裸地摆在面前。会因为病、因为不好的举动，彻底放弃另一半？还是两个人咬牙忍痛地牵手通行？我知道，我也不是完美的人，甚至会在生气时不经意地欺负傅超，会说很多恶毒的话。他有好多时候默默的听着。一次，他偷偷地哭被我发现。我好害怕，怕到偷偷关上门，回到床上，独自装睡。
傅超和我选择了后者。
肆
我听说不少抑郁症病友用肉体上的疼痛来掩盖内心的痛苦。好多病友在自残过程中，造成的伤口太深，却不想呼救，静静地失去了生命。我很怕傅超走上这条路，私下加了很多抑郁症的微信群，问了很多人，该怎么陪伴抑郁症伴侣。每次被问到“是你老婆还是老公”时，我会被噎一下。尽管如此，我还是为傅超准备了一个礼物，希望为傅超、也为两个人的感情带来转机。
2017年5月，我对傅超说，“晚上十点，咱俩去取个东西。抑郁症让傅超对喜欢、不喜欢的事物都失去兴趣，他也懒得追问。差不多晚上九点。两个人到了指定地点，周围是沿着路停着的私家车，有二十多辆。只有我俩站在路边。等着等着，忽然下起大雨。两个人跑到一百多米以外的一个桥洞下躲雨。肩并肩看着外面的雨越来越大。
我忽然说，“是一条狗。”
“什么？”
“我送你的是一条狗。本来说十点钟，有一辆开到北京的货车，车上都是狗，很便宜。你看到的那些车，要么是从发货地买的狗，要么是接托运过来的自家的狗。我只能买得起这样便宜的狗。”
“给狗起个名字吧？”傅超沉默了一会，说。
两个人在桥洞下，你说一个名字，我说一个名字。最后，傅超选了“打糕”。
那天夜里差不多十二点，接到了“打糕”，一只半岁的金毛犬。
有了狗的日子，变得和以前不一样。我的收入除了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外，每月还要分出几百元，给“打糕”。“打糕”很粘傅超，他夜里上厕所，“打糕”已经睡着了，听见脚步声，会跟着傅超一起进厕所，等着等着就趴在瓷砖上睡着了。傅超睡不着，就带着“打糕”出去走。无论多晚，无论“打糕”多困，也陪着傅超。第二天“打糕”一直睡觉。“有了狗以后，抑郁症好了很多。”医生对傅超说，为他逐步减少药量。
伍
2018年春节，傅超来到我的父母家。大年三十，电视里的春晚倒计时结束，趁着傅超回房间取手机充电器，母亲直接问我，“你们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听完这个尖锐的问题，我竟松了一口气，其实我一直在等父母把藏在心里的秘密撕开裂口，“傅超是我男朋友。我们在一起三年多了。”
这句话像是爆炸的炸弹。农历狗年最初的七八个小时里，我家中上演了一场闹剧。母亲提出要断绝母子关系，我同意了。母亲当即改口，提出要跳楼，我说我会陪母亲一起死。母亲又不肯了，开始坐在地上大哭大喊，发泄着对这件事无法接受和理解的态度。我一直哭。我这个人，最爱哭。傅超这么说我。傅超和我的父亲观众般，沉默地坐在沙发上。直到父亲提出和傅超的母亲通电话，我的母亲的音量方变小了一些，并没有停止。
傅超掏出手机，电视里春晚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调小了，电视机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有些遥远，甚至虚假。拨通母亲的电话号码前，傅超说他相信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妈，他父母知道我和他的事了，你帮我劝劝他父母吧？”母亲应该是在电话那端听到了这面的“热闹”，在电话那端一口答应。我的母亲出人不意地跃过来，把手机抢到手里，大嚷，“你知道你养了什么样的儿子！就因为他得了这样见不得人的病，还传染给我的儿子，他才得了抑郁症！”
傅超被“抑郁症”三个字刺得哽咽，接受不了这样的无知，更接受不了眼睁睁看着别人把痛苦压在自己的母亲身上。我也被母亲的吼叫惊呆了，眼睁睁地看着傅超瞬间红了眼圈，夺回了电话，沉默着收拾东西，离开了我的父母家。后来傅超告诉我，他的母亲对他说，不能和我在一起的话，就好聚好散，不要强求。
快九点，我才收到傅超发来的信息，内容只是酒店名称和房间号。
“你会和我分开吗？”重新见面后，我问傅超。我觉得这一切太难了。“你太看轻我了。”傅超有些生气。这次讨论到此结束了。初四，两个人回到北京。
父母的强烈反对，和对同性恋污名化到连抑郁症都会莫名其妙地关联起来，让我难以接受。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是公务员，在性取向这件事上，怎么反倒不如傅超的母亲那样开明？连着半个月，我都做恶梦。好几次在梦里哭喊醒来，看到傅超躺在身边，“打糕”趴在地上，我松了口气。
陆
回到北京以后，陆续参加了两个同事的婚礼。其中一个认识傅超，所以他也去了。看到了男方的婚房，只有五十平，装修的也十分简单，却把傅超羡慕坏了。
连着三个周末，傅超拉着我去看房子。在买房子这件事上，我却好像得了抑郁症，完全没有兴趣，加上又是坐地铁，又是坐公交，每次看房子花在路上的时间都要四个多小时。看了三处房子，傅超终于被房价打败了。
晚上，傅超趴在床上算：他的研究生补助是每个月2100元。我的工资是7000元。住的是租来的公寓，每个月4700元。房租、1000元的交通、水电和煤气费，3000元的饭费。很难攒下钱。傅超叹了口气，“生活真难啊！”我挤挤眼睛，“那你更要健康起来，快点研究生毕业，找到工作。”“我想买个房子，在北京落下脚。”“只有买到房子才是落下脚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不已经落下脚了嘛！”听我这样说，傅超竟然哭了。
有不少同性恋朋友问我，有一个抑郁症男友是什么感觉？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难回答。一次，我们俩出去吃饭。那时傅超的病情不稳定，才吃了几口饭，他莫名其妙地落泪了。我开玩笑地说，“精神病又发作了？”傅超气得饭也不吃了，站起来就要走。那一次我才意识到，抑郁症并不会让人变蠢，很多时候我在不经意地伤害他。现在，我不开心或者疲累时，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抑郁了。反倒是傅超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以为想得抑郁症就能得吗？”
2018年7月，傅超很郑重地问我，可以分开睡吗？我一愣。他告诉我，最近这几个月，他的睡眠变得很浅，一点声音都会让他惊醒，或者睡不着。“那你应该去换一种药啊！”我有点不高兴。分床睡，是不是意味着傅超没有以前那么喜欢我了？加上服药，我们两个人几乎不怎么做爱了，这让我更加担心。
或许因为抑郁症的缘故，傅超几乎不会反抗。听到我的话，他也没有作出争辩。接下来的一周，我观察他，的确是睡的不好。尽管我有些忐忑，不知道分床睡以后感情会变得怎么样，但心疼他，我同意了。我们俩轮流睡沙发和床。他的睡眠开始好起来。我们每天说的话也越来越多了。一次，我们俩讨论巴黎航展的事情，竟然聊了两个多小时。
2019年，傅超和我留在北京过春节。春节假期开始的第一天，我陪他去医院。让人高兴的是，医生说傅超的情况不错，可以暂时停药了，同时也让他做好病情反复的准备。晚上，我们俩一起打游戏。中途，我说要去洗手间。傅超没有问。他知道我是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去了。傅超不想捅破这层纸。虽然两个人一起生活到第四个年头。但远在浙江的，始终是我的父母，无法割断的血脉亲缘。这样的默契让我也舒服些许。
两个人这么年轻，虽然同性恋这条道路不好走，抑郁症也会病情反复，但未来终究会一点一点地光明起来。就像傅超对我说的，维系生命关系的不仅是血缘，还有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四年了，一起抗抑郁症三年，这反倒让我们更加坚定了继续一起走下去的想法。
那天傅超对我讲，三年了，他第一次又一次体验到喜欢的感觉。我问他，喜欢什么了？他回答我，他再一次喜欢上了春天。
*本文人物为化名。
*配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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