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乙方、没有署名的编剧……我身边那些影视圈的从业者们｜三明治

编辑｜Tamia

远树是一名文化行业工作者，在十月的每日书中，他提起笔开始描摹起身边的人，风风火火的电影公关，默默无名的编剧，无牵无挂的民谣歌手……在这些平淡又不乏转折的人物故事中，也许你能读到一些真实的人生。

喜欢卖惨的中年乙方

40多岁的阿伟，是一家电影公司的公关，专门和领导打交道，每天具体的工作——不好意思，恕我一个外行不是很能准确地描述，还是听听阿伟自己怎么介绍的吧：

“阿伟，你这工作平时具体做些啥？”

“这样， 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吧。前一阵不是刚出来一个喜茶很火嘛，我有一天一早9点半就到来福士广场的喜茶排队，下午1点半才买到啊，整整四个小时啊！然后，趁着这杯茶凉之前，我迅速找到一个平时经常打交道的办事老师，把茶递给她：‘老师，这是我今天特意去排了4个小时队买来的喜茶，还没凉，您尝尝。平时我老来麻烦您，心里真过意不去啊！哎，这点小心意，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您不喝，我真的不开心的啊！’——现在你们知道我的工作是干什么的了哇？乙方啊，彻彻底底的乙方啊！惨啊，没劲啊！……”

说到这里，大家不妨注意一下阿伟的讲话风格，很多句子都会以一个“啊”来收尾。如果你有机会跟阿伟吃一次饭、聊一回天的话，一定会对此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啊”只是语气助词，但几十几百个“啊”串起来，你就能感受到那排山倒海般的情感威力了——“啊”已经变成了语言的主题，生动地表达了一个中年乙方男人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所有沧桑。

每每晚饭、夜宵场合，在某一个昏暗嘈杂、油烟升腾的火锅店、大排档里，三杯两盏下肚的中年男人阿伟，正眼眶略带湿润地向大家诉说着自己工作上的种种艰难，满口都是掏心窝子的一个个“啊”、“啊”，如何让人不唏嘘。

所以，刚认识阿伟那会儿，朋友们都真心觉得这个老大哥蛮可怜的。“你看阿伟天天做乙方，这个活儿真不是人人能干的，可怜可怜！”，“你们知道哇，阿伟原来是其它行业的，40多岁来电影行业当新人，肯定辛苦的！”

然而以上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很快我们便对阿伟的情况越来越了解了：阿伟每月基本工资5万块。

果然如大家之前认为的那样，阿伟的这个活儿，看来真不是人人能干的……

阿伟的上一份工作是在外资化工企业做公关，也是专门对接领导。据他说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哇，我的工作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帮老板把领导请出来，一起吃饭联络感情。饭局安排好，我这个角色是上不了桌的，一个人在旁边吃盒饭啊，没人把我当人的啊！”

再之前，阿伟自己做小老板：建筑行业的小包工头，因为他有个舅舅是大包工头，他就跟着舅舅做工程赚钱。对于这段经历，阿伟是这样描述的：“我舅舅是分包，我是什么？分包中的虾米啊，没人看得起我的啊！请总包吃饭，我敬酒人家都不肯喝的！没劲啊，尊严都没有的啊！”

这就是我们的老大哥阿伟，一个能让朋友们纷纷表示，每回跟他喝酒都有一种想骂他的冲动的阿伟。朋友们还纷纷表示：伟哥，你就适合电影圈，真的，你的角色塑造能力太强了！

没有署名的编剧

齐勤是一个从业5年的电影编剧，不过一直没有独立署名的作品。有一阵朋友们怕他尴尬，在介绍他的时候就会说，这是齐勤，小说家。

对的，齐勤还是个小说家，大学时已经出过两本书，还得过某个华人青年文学奖，这些都货真价实、有据可查，比证明他作为编剧的履历容易多了。不过，在齐勤看来，不红的小说家，和没署名的编剧，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羞于提及。

于是，出于某种尴尬的默契，我们都很少提及他的职业身份。是编剧又不太好说是编剧，是作家又确实没多少人知道他到底写过些什么。齐勤也就在大家的朋友圈里，当起了一个只露露面、喝喝酒、不怎么说话的小透明。

小透明齐勤，算上今年，已经是第三次考北电的研究生了。第一次笔试差7分，第二次笔试差2分。这一次笔试过线了，去了一趟北京的他回来跟我们说，面试没发挥好，我们就都不说下去了。

后来我问他，不读北电又怎么样？你反正已经入了行，有这些时间，不如抓紧写剧本，没准哪天就红了。齐勤说，主要不就是怕一直写不红嘛。如果红不了，说起来，也算是正儿八经读过一个北京电影学院了。

履历，我想起这个词。要货真价实、有据可查。一直雄心勃勃，妄图在电影世界里建构起虚构王国的齐勤，却先被电影反过来虚构了自己的人生。

今年早些时候，我听到赵雷的一首歌，歌名叫《理想》。“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当时一下子被这句歌词给惊到了。脑子里马上想起齐勤，那个胆小、困顿，但对电影又有着近乎愚鲁的坚持和追逐的齐勤。

来无影去无踪的民谣歌手

前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被陈铭的电话吵醒。接起来，是他火急火燎的声音：“哥，江湖救急！有个电影导演找到我，想用我的一首歌做电影主题曲。我完全懵了，你帮我去和他谈谈好吗？”

挂了电话，一时睡不着，我起床泡了杯咖啡，开始看陈铭转过来的邮件。情况很简单，有一个文艺片导演，偶然看到陈铭的一个弹唱视频，觉得歌很好，所以几番辗转联系过来，想把这首歌用作他新电影的主题曲。

我在邮件里找到了这个导演的电话号码，并且加上了他的微信。事情谈得很顺利，对方想要歌的授权，但预算不多，我们呢本来预期也不大，所以很快就达成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

钱到账的那天，陈铭来找我，说要按照他七我三的比例跟我把钱分了。小伙子人真是不错，重情义。不过举手之劳，我没好意思收，就说不如你请我吃顿好的吧，一起庆祝下。陈铭拗不过，就请我吃了顿巨贵的日料。

陈铭是云南腾冲人，91年生，流浪的民谣歌手。他三年前来到上海，在静安区一个云南餐厅里驻唱。每周一三五晚上有他的演出，他会带着吉他出现。其余时间，也不知他在哪里晃悠。

我和朋友们经常去那家餐厅吃饭，再加上我们跟民谣圈子也比较熟悉，所以三年来，陈铭和我们走得近，尤其跟我算是特别聊得来。不过，直到陈铭离开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自始至终都是弱关联的。

前年年底陈铭离开上海的那天，给我发了条微信，说是家中有事，要回家一阵。我当时不疑有它，简单关切了几句，说了声后会有期，他也没再回复。后来听说，陈铭那天下午去店里跟老板辞演，因为事出突然，似乎闹得有点不开心，以至于后来和店里其他人连简单的告别都没做，很匆忙地就走了。

离开后的陈铭，偶尔逢年过节会给我发祝福微信，我也会回他一下。对话很简单，基本就是，“哥，国庆快乐！”“同乐同乐！（笑脸）”“空了来我们腾冲玩儿啊！”“好！”

我跟朋友们还常去那家云南餐厅吃饭，大家偶尔会想起前年冬天在这里的驻唱歌手陈铭，以及他突然离开的事儿，不免觉得这个兄弟行事有点蹊跷。种种猜测也在觥筹交错中逐渐成型，比如，他可能欠了别人钱，逃走了；他是不是把哪个姑娘肚子搞大了，吓跑了？……听我说起陈铭卖了首歌赚了点钱，有朋友就猜，他可能不想再把时间花在驻唱上，带着钱去北京谋求更好的发展了吧。

我喝着酒，听着朋友们的种种猜测、推理，恍惚中也会想，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或者，没那么复杂，就如陈铭自己所说，家里有事，需要回去一阵。陈铭不提，我也不问。江湖朋友间的交往，本来就不似身边同事、密友，无须知悉太多。

今年6月上旬，我在昆明出差，晚上和客户吃完饭回酒店，一个人坐在房间沙发上，突然就想起了陈铭。点开他的朋友圈，想了解下他最近的动向，结果显示仅三天可见，最近三天他并没发什么内容。于是我给他发信息，“在忙啥？我在昆明。”

陈铭很快拨了个语音电话过来，我接起来，对面又是火急火燎的声音：“哥，来云南了？来不来腾冲？”在我说明天就要回上海之后，陈铭用颇感遗憾的语气说，“那就只能下次再见了，不然带你在腾冲好好玩玩……哥，你等会儿啊，我去找个安静点的地儿，给你唱首我新写的歌。别挂啊！”

我从酒店冰箱里拿出一听冰可乐，没有挂电话。我扳开可乐拉环，慢慢喝着，耳边传来陈铭从一个嘈杂之处推门而出的声音，路人擦身而过的声音，沿街商铺拉下卷帘门的声音，吉他磕碰台阶的声音，平复喘息的声音——终于，吉他声起，歌声起，安安静静的民谣的声音。

一曲听罢，我问他，这一年多在腾冲都干嘛了？

陈铭说，嗨，没干嘛。之前离开云南，也是一时冲动，想家了，便回来了。只是时间一长，又感觉有些待不住了，过一阵子可能会去西塘看看，有朋友说西塘现在酒吧特别多。

挂了电话我在想，我们这些文化行业的工作者，虽然也喜欢民谣，也崇尚自在，不过到底还是每天要上班的农耕民族，而陈铭不同，他是真正的游牧部落。当他来的时候，他于我们就像是一个远方的陌生人；当他走了以后，也就是个昔日的朋友在天涯，有念想，但也许一辈子再没有交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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