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州感染新冠病毒的44天｜三明治

文｜小E

编辑｜二维酱

2020年1月23日，北京时间凌晨2点，洛杉矶的正午，我看到了武汉封城的消息。

3月16日，加州的6个湾区县市发布了全美第一个停工、停学的严格居家令（shelter-in-place），占据了当时的新闻头条。

而同一天，我们家的头条新闻是：全家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跟着爷爷回家了

2月28日，我爸和我例行视频报平安的时候问起我的地理位置，我夹杂着中英文、不太利索地当了会儿小导游，“帕罗奥图（Palo Alto）是斯坦福大学，也是‘硅谷’，我上课的地方；旧金山（San Francisco）是周末看剧的地方；El Granada是住的地方，属于San Mateo County，在旧金山和圣塔克拉拉县的中间。”

除了“旧金山”、“硅谷”、“斯坦福”，我费劲地翻译着那些对我爸来说陌生又遥远的英文地名。

现在回头看，其实只需要说一句：美国版“武汉”。因为4月底，加州新闻报道称，尸检显示2月6日在圣塔克拉拉县疑似发现了加州最早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随着美国疫情不断占据国内的新闻，从1月份开始我不停地问国内的家人朋友“你们还好吗”，变成了我不断地回答这个问题。

“How are you？”我学会的第一个英文句子，成了这段时间最难回答的问题。

血液里的中国基因告诉我，应该发扬报喜不报忧的留学生优良传统，于是我用1月份以来他们回给我的话“礼尚往来”地蒙混过关：

——“就和你们一样，天天在家待着呗。”

粉色区域显示的是Santa Clara County，

看我标记的这些收藏地点，

就知道我的活动范围在哪里了

即使身在美国， 每天新闻镜头里的画面和我的生活，也显得有些遥远。

3月16日全家确诊以前，上一条“我家头条”是——院子里柠檬树上发现了一个蜂鸟的巢！

居家隔离以后，每天从家里望着平静的太平洋海面，听着滚动的新冠病毒新闻，常常感到恍惚——到底什么是真实？

El Granada小镇，世界上海浪最大的Mavericks冲浪海滩只有5分钟车程。坐落在山区里的小镇，不起眼到连独立的邮政编码都没有。“如果把时间拨回二十年前，野鹿的数量比小镇居民还多。”说这话的是爷爷。

爷爷奶奶，是一对美国教授夫妇。去年我飞到斯坦福学即兴表演，给授课教授写了邮件后，她就邀请我住在她家里节约住宿成本。今年年初，她再次邀请我来到斯坦福课堂给她当助教。住在一起久了，加上学术兴趣相投，教授夫妇把我当成家庭成员，我就喊他们“爷爷、奶奶”。

从70年代搬来旧金山湾区、看着硅谷发展起来的爷爷奶奶，也在这场疫情中经历了很多古稀人生的第一次——比如居家令，比如厕纸断货。

在超市厕纸断货以后，小镇上的爱心图书箱里出现了附近居民放进去的食物和厕纸

由于75岁以上的爷爷奶奶是高危人群，2月初，理性购买了一些消毒液、洗手液后，我们全家的活动范围就仅限于去学校上课和去超市买日用品——因为小镇太偏远，生鲜网站不配送。于是，我这个上海长大的城市女孩充满怀念地和爷爷奶奶描述了盒马生鲜、同城闪送、丰富的外卖、上午买下午就能送到的京东快递这些“中国速度”。当然，更令他们羡慕和震撼的“中国速度”是2月3日火神山医院的建造视频。

新闻里不断出现前所未有、无法预测的各种消息，作为即兴演员和教授，“每个时刻都是新鲜的”、“接受变化”、“顺势而为”、“专注当下”，恰恰是奶奶在斯坦福的课堂上、在谷歌和很多硅谷企业里教授的内容。生活和课堂，终于完美接轨了。冬季学期的前六周，就像过去四十年来那样，同一条高速、同一个教室、每个周一的同一个时间、同样的教学大纲，去年我上过的课程，今年再整理一遍笔记，一切都是熟悉的，有据可循的，按部就班的。

3月5日周四，爷爷坐上了去拉斯维加斯的飞机。每一年，爷爷奶奶都会一路支持斯坦福女子篮球队打到总决赛。他们期待着能像去年一样，斯坦福继续夺冠。按照计划，爷爷3月9日周一清晨，会从拉斯维加斯经由洛杉矶转机，再飞回旧金山机场。尽管转机有些折腾，但这样他就能早早回到家，像往常一样，开车送我们去上课。

3月6日周五，奶奶的教工邮箱收到一份学校的通知：“斯坦福校园确诊第一例‘covid-19’（新冠病毒）感染者，全面取消校园内课程，所有课程搬到线上视频软件zoom上课”。

那个周末，奶奶第一次使用zoom软件，第一次把教了四十年的即兴表演课搬到线上。很多的往常都被打破，包括那句著名的电影台词“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都会留在那里)。

新冠病毒跟着爷爷回家的那天，斯坦福没有了冠军奖杯，也没有了熙攘的校园生活。

第六堂课开始前拍了准备好的空凳子，

没想到就是“最后一课”了

3月16日，原本应该是今年课程的最后一课。 按照过去四十年的惯例，最后一课会以学生分小组即兴表演PK的形式来结业。这一天，课堂上的即兴表演取消了，而我们被新冠病毒这位捉摸不透的“即兴大师“，推向了生活这场更未知的即兴之旅。

28天无症状感染后，我开始急性呕吐

英文单词Positive有两个意思：“积极的”；在检测报告里意味着“阳性”，即感染。Negative也有两个意思：“消极的”；在检测报告里意味着“阴性”，就是没有检测到——往往意味着好消息。在美国，由于检测试剂的短缺，只有出现咳嗽、高烧等疑似症状、或者有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史，才有机会得到一次新冠病毒的检测。通常，大家期待的结果是“negative”。

在舞台上时刻与不确定性共处的即兴演员，是我的认知里最“positive”（乐观积极）的一群人。有趣的是，在这场新冠疫情的即兴剧里，看到“positive”（阳性的结果），心情反而是“negative”（消极沮丧的）。

路上粉笔画的“stay positive”（保持乐观）的加油的话

3月14日，一个寻常周六的上午，咳嗽了一周的爷爷接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电话——政府健康部门得到了医院的报告，确诊爷爷为整个San Mateo County行政区有检测记录的第二例。作为密切接触者，我和奶奶立刻驱车到斯坦福急诊进行了drive-through（车内）检测。

摇下车窗，护士推过来一个移动检测台。用一根比筷子稍短一些的棉签，用力捅到鼻腔深处，捣10秒，非常难受。

我接受的是drive-through test，

斯坦福医院把检测设备搬到车库里，疑似病人不用下车，

在车里接受检测

两天后的周一，3月16日，接连收到两个“positive”（阳性）的报告结果。随后我们都接到县健康部门的电话，问询我们“几月几号去过哪里”的信息，“suggest”（建议）我们“quarantine for 2 weeks”(隔离2周)。斯坦福医院和县政府都没有给我们更多信息，“病情会怎样发展”、“可以用什么药物”、“我们需要怎样抑制病情恶化”、“我们属于哪个阶段”。

一条简单的检测报告，一个单词 “detected”（发现），我们就从非感染者变成了感染者。我们仍然守在每天的晚间新闻前，作为获取最多信息的渠道。

这个美国的“covid-19”和中国的新冠病毒，是同款吗？医院和政府知道我们是感染者之后，怎么只打了一个电话？为什么爷爷奶奶都在咳嗽，而我一点症状都没有？我们该用什么药？我们会互相传染吗？我们该做些什么让情况不恶化？爷爷到底是在机场还是在拉斯维加斯感染的？我们接触过的超市收银员需要隔离吗？我们去过的超市会被关掉吗？会有人来消毒我们的房子吗？

我试图从中国的新闻里“预备”之后的剧情。而真实的剧情是，在之后的两周除了邻居给我们送生鲜，我们只能用很多的“不知道”来回答紧张又好奇的亲友们。

每天听着家里的座机被打成热线，我有些庆幸瞒过了国内的家人们。

“我感染了，没有症状。”

什么时候能回国？怎么治疗？有药吗？

想象着一连串我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我有些羡慕从新闻上看到的国内的新冠患者——至少他们在医院里，有种“有人会管我的”心理上的安全感。

3月27日，距离我们自我隔离满两周还有一天，政府健康部门在两周前告诉我，“提前一天打电话来，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来给你们做一次免费检测”。当我画着“正”字盼到“刑满释放”期的时候，心情紧张地联系上了真正的“热线电话”——San Mateo County县健康部门公开热线。电话里态度超级温暖的健康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我，“非常非常抱歉，我们现在检测试剂非常短缺，不能再给你们做第二次检测了。现在根据你描述的‘连续一周无症状、连续三天无发烧、居家隔离满两周’的情况，我宣布你可以回归正常生活的轨道上了”。

That’s it?!就这样吗？！

两周前答应的免费检测被“放了鸽子”，通过电话草率地宣布了我的“自由”，失望、不信任，难以解析的情绪让我无法消化。和爷爷奶奶商量后，我们一致认为政府健康部门从检测当天开始计算两周隔离期的方式有失妥当。本着对他人、对社区负责的责任心，我们决定继续自我隔离，仍然忍住不去超市、不出门散步，等到爷爷奶奶的咳嗽完全消失后再延长两周隔离期。

还没等到我们自己设置的“加时赛”吹哨，4月12日复活节的当天，在经历了整整28天无症状感染后，我突然毫无征兆地开始急性呕吐。在两个小时内连续吐了六次后，我瘫软到只能通过打电话给楼上的奶奶，在爷爷奶奶的陪伴下，由爷爷开车去了斯坦福急诊室。

抵达急诊门口，我们在车里用A4纸写着“covid-19 positive”（新冠病毒阳性），以警示护士。我被带到独立诊室，奶奶作为陪同家属，被允许进入独立诊室。护士戴着外科口罩、护目镜、只包住前面一半的一次性防护服和手套来给我量体温、连接各样监测仪器。

比起国内新闻图片的样子，我替“武装得不够全面”的护士都捏一把汗。

等急诊医生来询问病情的时候，我首先告知他我在3月份确诊新冠病毒阳性。笃定的医生坚持认为是吃坏了、或者接触到了其他的病毒引起了呕吐。奶奶坚持要求再做一次新冠病毒的检测。医生坚持认为呕吐不适新冠病毒的症状之一，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让我再做一次自费检测。

急诊医生的重点放在止吐和防止脱水上。止吐的药剂非常难吃，但是具有麻醉和镇静整个呼吸道的效果。黏稠的、牙膏状的药剂含服、吞下后，从口腔、喉咙，弥漫到胸腔，我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半个多小时后，随着麻木感的消散，呼吸才慢慢恢复。

从下午四点多抵达急诊，随着两袋生理盐水从滴管里一滴、一滴地坠下，伴随着检测仪器有节奏的“嘀——嘀——”，晚上十点半，医生拿到了血样报告、尿样报告。躺在床上，我用谷歌搜索着一个个陌生的医学词汇，其中一个指数为4的“lymphocytes”（淋巴细胞）引起了我的注意，远低于参考值15-45。但医生说，“所有检测报告显示都很正常，我们不确定为什么你会呕吐。You know, sometimes you can’t figure out WHYs at ER(你知道的，很多时候急诊没法弄明白所有的原因)”。于是带着X光报告、新冠病毒报告“正在检测中”的状态，我被允许自行离开斯坦福急诊的大门。

那一刻，有一种情绪，是清晰的——失望。

第二天，斯坦福急诊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你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你要在家隔离两个星期哦。”

两个星期，又是两个星期，我到底要在家关多少个“两个星期”？

我明明已经在家隔离了两个“两个星期”了，为什么还是阳性呢？特别不理解医院、政府、新闻里到处在说的“两个星期”到底有什么意义。心理上的无助、无奈和“你以为你好了，但厄运突然降临”的失控感，和身体上的难受一起煎熬着我。

从斯坦福急诊回来以后，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没胃口吃饭、没力气说话。爷爷讲笑话，笑起来肺会痛。在呕吐后的第三天下午，开始感觉到脸颊烫起来，电子温度计的数字飞快蹿升，奔向38度后，我放下了手机，躺在床上，听着自己越来越沉重的心跳声，手脚开始慢慢地失去知觉。

也许很多人也有过后怕的感觉，“如果我（ 不）这样、那样，可能已经没命了”。总觉得和死亡擦肩而过，应该是一种害怕的感觉。

我应该会永远记得那一刻，已经没有力气说任何话、做任何举动的我，闭上眼睛做了最后一个祷告。当死亡不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擦肩而过，而是做完了一切该做的、能做的，直面它的时候，是从容的。

里里外外的世界都前所未有地陷入安静。没有了急诊室监控仪的“嘟——嘟——”声，人生中第一次全神贯注地在乎心脏这个器官，全部的希望都在期待——下一跳，只要还有下一跳。

原来，这个让全世界的新闻都炸了锅的新冠病毒， 在我身体里的时候，那么安静。

不论往常什么样，不问未来会如何。期待变得如此容易满足，只要还有下一次呼吸，下一次心跳。循环播放着赞美诗——《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真的，等来了明天的太阳。

没有治疗的日子里，

我们喝着俄罗斯中医开的中药

1月31日起，特朗普总统宣布，对14天内去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关闭国境。2月5日，美国主要的航空公司United（美联航）、Delta（达美）向中国大陆发出了最后的航班。

原来中国和美国之间隔着的，不止家门口的太平洋。

3月份以后，因为没有航班，我的自我隔离也遥遥无期。中国的心理距离一下子远了很多，一直在上海长大、生活的我从来没想过还有比春运更难的回家之路。但China这个熟悉的单词，每天都在新闻里频繁地出现。

尽管美国总统没说过一句关于中国的好话。在我们家，东方和西方却是奇妙的融合。我们还从阿里巴巴平台分享的英文疫情材料中，努力自学着对抗病毒的各种知识。

爷爷、奶奶，和我，在疫情期间，前前后后去了三家医院五次急诊，基本上充分了解美国医院的急诊流程——电话登记、采样、X光——回家等报告。

奶奶在家晕倒过一次，送去斯坦福急诊留院观察了一晚上，她把那一晚称作“价值58000美金，但服务很不周到”的“无星级住宿体验”。

五万八千美金，大约四十一万人民币。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没有听错。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万恶的资本主义！”奶奶生气地说，“医院应该是治病救人的地方，现在呢？完全就是商业，商业，整个国家都是商业。”

作为斯坦福的荣誉教授，斯坦福为爷爷奶奶购买的医疗保险直接支付了全部的天价医疗费。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对年收入低于9万9美金的纳税人发放了每人1200美金的补助金。

如果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险，这1200美金的补助金，对于超过1000美金的新冠病毒检测账单；止吐、挂水、检测的6000多美金的急诊账单，仍然是杯水车薪。

西医能给我们的，除了昂贵的账单，只有“回家等报告”的束手无策。

尽管不能确定，我们的康复有多少成分是熬着自愈了，但整个过程，中药和东方式的生活习惯确实起了效果。

在爷爷确诊后，他的好朋友介绍了一位硅谷的中医——在南京学习了中医的俄罗斯女医生。奶奶在疫情开始以前，正在接受华裔中医的针灸，治疗颈椎。确诊感染后，华裔中医及时给奶奶开了药方，却因为旧金山唐人街的中药材跟不上货，迟迟没有送来药材。随着奶奶咳嗽一天天加重，我们三个都被俄罗斯女中医要求“事不宜迟，赶紧通过视频软件汇报症状，并且把舌苔拍照片发过来”。随着一帖一帖磨成粉的中药，我看到了熟悉的拼音——“huangqi”（黄芪）、“lingzhi”（灵芝）猜测着中药里的成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遵中医的叮嘱慢慢改变——晚餐从生拌色拉改成炒时蔬，美式三明治改成中式粥和饭。奶奶重新操练起四十年前学的太极，爷爷戒了冰水改喝热姜茶，我在1902年出生于上海的冯家福用英文著的《道德经》里找到了亲切感。

俄罗斯中医一次问诊100美金，一帖中药20-40美金。价格远远比斯坦福医院低得多，唯一的区别是，斯坦福医院的账单对爷爷奶奶来说，只是个数字，因为保险公司直接对接医院报销。而中医的账单，需要先垫付，再一笔笔向保险公司申请报销。

摘录部分中医的诊断邮件

5月初的这几天，新闻都在翘首等待被称为“人民的希望”的Remdesivir（瑞德西韦）针对新冠病毒的对照组实验结果。由于我们一家的病情没有危重到需要“同情用药”的地步（如果患者出现紧急且危及生命的疾病，医生们可以考虑特别申请使用那些还没有获得批准上市，仍然在研发过程中的药物），斯坦福医院并没有给我们使用“人民的希望”——Remdesivir（瑞德西韦）。

巧的是，我们的邻居Tariro博士就是研发Remdesivir（瑞德西韦）的医药公司Gilead（吉利德）其中一支科研团队的负责人。这位来自津巴布韦的哈佛医学博士，得知我们确诊后，在我们家门口时不时留下面包、三文鱼，每天下班后都会给我们打一个电话问候当天的情况，也和我们分享她作为前沿科研人员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和看法，以及她对新冠疫情在她的家乡——非洲蔓延的焦虑。

在斯坦福对我们没有治疗的日子里，我们喝着俄罗斯中医开的中药，从津巴布韦科研博士每天的电话里感受着安慰。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瑞德西韦会不会真的成为“人民的希望”，但至少Tariro的名字在津巴布韦当地语言Shona语里，意思是“希望”——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跨国、跨文化的希望。

同一个急诊，冰火两重天

对于斯坦福急诊，我的感受是相当复杂和纠结的。

诊疗的部门在我离开后就不管不顾了。

待我康复了几天后，新闻里一本正经报告说，“斯坦福医生研究发现，新冠病毒也会有呕吐等肠胃症状”。奶奶听完新闻说，“哼，都是斯坦福，我好想知道那些第一线的急诊医生有没有功夫看看新闻。这套医疗体系是如何同步信息的？那个急诊医生看起来不见得比我们更了解这个病毒呢。”

斯坦福以“设计思维”闻名，我一直想着要好好给急诊院长写封邮件，聊一聊急诊护士正在我身上连接监控仪数据线的时候，接到财务部门的电话告知我“预计费用大概在4千美金”时的糟糕体验。

斯坦福是硅谷的心脏，是各种高科技的孵化器。我在治疗过程中确实体会到了科技的先进，但更怀念人性的温度。

全程无纸化。所有的信息——检测报告和账单，都在APP上。急诊的“豪华”小单间，宽敞又隐私。洗手台，小马桶、手术设备、监控设备一应俱全。护士台通过电视机监控，医生通过ipad和我交流。只有采样、送药的时候才会遇到护士——看来机器人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上前线的地步。

急诊室里独立的房间，医护人员每次进出,

都要把一次性防护服、口罩、橡胶手套、护目镜丢弃处理，

X光是隔着玻璃远程照射的

Humanity，人道、人性，真的很重要，也很需要。

在第一次确诊的整整两周之后，斯坦福急诊只是例行公事追了一个跟进电话，问我们，“过去的两周都还好吗？有人给你们送吃的吗？”——奶奶听完了以后，说，“谢谢你们百忙之中的关心。”——上海话有一句意味深长的俗语“谢谢侬一家门”，此情此景，尤其适用。

在第一次确诊后，同样隶属于斯坦福急诊的一个研究团队主动联系了我，希望进行追踪研究。他们每天都对我们全家进行免费的鼻腔采样检测。他们的研究目标是追踪一家人都感染的情况下，多久可以产生抗体，直到全部连续一周检测阴性。为了避免我们在家交叉感染，研究团队的医生匀给我们10个他们也很紧缺的外科口罩，在我打电话联系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寄来40个外科口罩前，我们靠那10个口罩熬到了全家三个人全部连续一周检测阴性的胜利。

这个由盖茨基金会和其他匿名捐赠人支持的科研团队的“办公室”，就在医院停车库搭起的简易帐篷下。在检测能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将近20次鼻腔采样检测。尽管每一次都被折腾得眼泪鼻涕一大把，但通过贡献我们体内的病毒，推进了斯坦福急诊在自测试剂和家庭交叉感染方向的研究进程。

隔离期间，我读了一遍《安妮日记》。想到还有比新冠病毒更难熬的日子，得到了很多安慰。如今，看到中国慢慢“回到从前”的新闻，我想起《即兴的智慧》第53页引用的安妮的一段话：“想到大家都无需等待了，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慢慢地改变世界。每个人，无论是伟大或是渺小，都能为了宣扬正义而做出贡献，多么美好！你总是，总是能贡献些什么，即使只是仁慈。”

没有隐瞒疫情赶着最后的航班回国，我把新冠病毒这位“不速之客”贡献给了斯坦福科研团队，终究赶上了“新冠连续剧”的精彩片段。

作者后记：

2020年5月2日，我和爷爷奶奶全部收到了斯坦福科研团队签发的证明——“连续7天covid-19检测呈阴性”。我们还在等待加入血液抗体研究项目的通知，希望除了病毒，还可以做一些更有用的贡献。

我猜想、我也希望，这场过山车一般的疫情之旅，经历了40多天反反复复、起起伏伏的病情后，缓缓抵达了终点。

从小镇望着颜色变幻的太平洋，我还在等待回上海的航班。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但已经舍不得小镇上的爷爷奶奶了。从此，El Granada也会成为我的牵挂。

美国确诊人数破120万了。

疫情期间，美国还在统计另外一组数据——2020人口普查。

爷爷奶奶告诉我，他们把我也报上去了，因为我是他们家的一份子。不过按照“72年条例”，所有的人口普查数据要等待72年后才会公布。爷爷说，“2092年，你就可以看到你被算进美国人口的那个数据了，要努力活到100岁啊”。

在小镇的主干道上 插着整个小镇唯一的一幅号召统计的宣传标牌。

数字还在上涨，美国的新闻里还在说中国这样那样。

加州的太阳，又像往常一样热烈。

我去海边散步，心肺功能也和往常一样慢慢恢复——呼吸之间，才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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