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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我是国外入境人员“留验区”的一名志愿者|三明治

淳于先生 三明治 2021-02-01



文|淳于先生

编辑|依蔓



2月,两位同事参加第一批抗疫志愿者。我比较后知后觉,等他们去了好多天才发现有这事儿。打听到第二批的人员,其中一位得子,于是提出由我代替他去。由此,我踏上志愿者的抗疫之路。


我所在的地方在上海郊区的一个镇。这个镇是个古老的地方,据说在唐朝就有军队驻扎。此地江面开阔,漕运往来,码头上人声嘈杂,曾经是个繁华所在。可惜,后来河道淤塞,商贾流离,终于衰败了下来,只剩庙里的和尚,暮鼓晨钟。我抗疫的第一站,就在镇上的社区居委会。


三月一日,戴上口罩,与同事交接。


居委会办公地点在一个小区内,进小区右转就到。同事把我拉进了好多微信群。然后扔给我一堆表格,又坐在电脑面前用word打了满满一页的任务事项与细则。一边打字一边给我讲解,最后用兑好的消毒水喷了喷办公桌,把键盘鼠标统统擦了一遍。


于是我落座,看着微信群里那些陌生的头像,开始工作。


社区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五个道口全部封住,出入证上写明住址姓名并敲上社区章,没有证的一律不能进。归来的人要么出示本小区的房产证,租房的房客由房东领进去,在家隔离。


需要复工的人,需要到居委办理证明。证明有两种,一种叫未离沪承诺书,是扫码28天内都在上海,可以出具,企业需要备案,执法人员去企业查证时需要出示。另一种叫自我居家隔离承诺书,是扫码14天内只有上海可出具,效用与前一种相同,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政策变化什么的。在做志愿者的17天里,我遇到过重点区域隔离者擅自跑出来、在微信群里抱怨等问题,但总的来说,大家的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




我成为留验点的一名志愿


三月十六日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有人在志愿者群里发了消息,要一个愿意去留验点的志愿者,要求会一点英文。


当时的抗疫情形已渐趋平稳,重点地区已降至湖北一个,也就是说除了湖北那边来人需要进行医学隔离,其他地区来的人都只需要居家隔离就好,沿街商铺的复工申请每天也只有个位数的量,人们纷纷从我的隔离记录表里走出,大有天下太平的雀跃。但是国外的传来的消息很不好。


那天晚上我在玩一款游戏,看到这条微信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然而,群里55个人,没人回复,一个也没有。掂量掂量自己英文还可以,我就报名了。


进入留验点工作后,等领导讲完话,就开始学穿脱防护服。志愿者一共15人,分为三组。每组工作12小时轮岗。第一组学完就上岗了,晚上十点,由第二组来替换。


这个留验点是个全新的尚未投入使用的养老院。刚来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开会后临时买了些塑料凳子。后勤组效率很高。很快,宿舍里的床,椅子,简单的洗漱用品都备好了。地面是完全没扫过的厚厚地积灰,我拿条簇新的毛巾把地板擦了一遍。


工作区一共四种人能进:志愿者,测体温、取样本的护士,流行病学调查的医护以及消毒打扫的第三方工作人员。给到我们志愿者的是二级防护装备:帽子,护目镜,口罩,防护服,脚套,手套。除了护目镜是重复使用的装备,别的全部是一次性用品。


工作区一共四层,底层是接收、登记、测温、流行病学调查、转送的区域。二层至四层有49个房间作为留观室。


我接收的第一个留观者是个乘务员。她是本地社区送来的,小姑娘把自己套在一次性雨披里,戴了口罩和面罩,行李一件都没有。我们给她做好登记,拿上一小袋干粮饮水,送她上楼,然后通知采样护士进来采样。然后等了大约八个小时不到点,检测结果出来,为阴性。收到消息后随即通知街道派专车来接她,然后我上楼去叫她回家……我走到门口,看到她在哭,哭得很伤心。我一时不知该怎么样安慰她,只能照本宣科地告诉她检测结果,并请她随我下楼。


在出口处,我把手写的转送单给转送员签了字,看着她默默走上车,汽车发动,离去。突然意识到,我们身处的这栋楼,是挺可怕的。




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带着未满一岁的小宝宝


留验点的政策变化很快。一开始我们只收重点国家入境人员,后来非重点国家入境的也收,只是取样后就可以让他们居家隔离,无需等到结果出来。再后来,虹桥机场的国际航班都转去浦东了,加上航班缩减,压力一下子小下来。最后,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去了浦东机场增援,另一部分人开始休整。留验点停摆。


我接收的人里,有个12岁小女孩,瘦瘦小小的,一个人从国外飞回来,很乖。在暂住屋等候的时候她需要到楼下的行李箱里取东西,跑出屋外,几个保安不通外语,吓死了,赶快通知我们。我就陪着她从楼上到楼下,拿了东西再上楼。小孩子把自己的行李箱打理得很好,我全程都没有介入,就跟她聊聊天,鼓励表扬她,告诉她睡上一觉,早上就可以安排你回家了。她就很乖地去睡了。


我们组当值的12小时里,来了四十多观察者,因为不能用电梯,我们都是一个个陪同上楼安顿好。加上登记,沟通,引导,安抚,递送物资,几乎走到走不动,穿着防护服很闷,一跑就出汗,然后夜里一停下又冷得受不了。后来到早上六七点,送走了几批人之后算是可以喘口气了,这时候就觉得又饿又渴又累。椅子上我都坐不住了,学流浪汉拆了三个装物资用的纸箱子围住自己眯了一会儿。


清晨,楼道里特别安静,我数着自己的喘息声爬上三楼,护目镜外的世界有些模糊,模糊得不太真实。我努力偏转头,让目光从尚未模糊的角落穿过,落在那两个名字上: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和一个未满一岁的小宝宝,检测结果:阴性。下意识地提了提单子:三十三个小时。我对自己说,兄弟你可以啊,一个人带着娃飞越重洋,还能熬这么久,是个汉子。


我敲开门,看到了那个男人,他并没有躺下,而是坐在床沿,胸前抱着的小宝宝,安静地睡着。


“你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都是阴性,恭喜你们,我们已经安排了专车送你们回家。请收拾一下行李下楼吧。”


那个男人目光很平静,缓缓站起来,怕惊着自己的宝宝,然后看了一眼留观室。


“你需要我帮你收拾一下吗?”我看出他的不便,但是我也担心他会顾忌我这一身白色的防护服,终于还是问了一声。


“要的。”


“好,那么床上小朋友的东西你来处理。婴儿车和拉杆箱我帮你搬下去。”我迅速作了判断。他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收拾起来。


我也没有找话题,我知道他累了。




一个15岁的小姑娘,

检测结果是阳性


 “哎!”一个测体温的护士拉住我:“二楼的半隔离区在哪儿?”我回过头:“留观室201旁边,推门出去就是了。”


于是那个小小的白色身影往楼梯口去了。


我知道有事儿要忙了,跟队长打了个招呼。果然,没多久那个护士就跑下来跟我说。我需要你帮忙,xx室有个阳性,是个15岁拿xx护照的小姑娘,我们要先把她和家人分开,然后120会带她去医院作进一步检测。


花两分钟处理完单据,我和队长加上护士一共三人就上楼了。这家人很奇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十多岁的姑娘,五个人拿着三个国家的护照。开门进去,男人拿着本书,女孩儿们都在看手机。我们把情况说明,他们完全没有慌乱,连激动的情绪都没有出现。就是来回整理物件,分开隔离。只有那个被告知阳性的姑娘情绪不太好。等他们都安顿好,我招呼她下楼。夜里微雨,很冷。她背着个书包,靠墙站着。


“紧张吗?”我主动问她。


“有点。”


“其实我也有点紧张,你来上海是旅行?还是读书?”


“读书,在XX学校。”


“啊!我去过那个学校,有个很棒的泳池。”


“对。”


“你喜欢游泳吗?”


“挺喜欢的。”


“那一定游得很棒咯?”


“一般般啦。”她开始笑,有些腼腆。


看到这个动作我便放下心来,救护车忽闪的灯光渐近,我看了她一眼,撑起伞,带她走进细雨里。




突如其来的终结与告别


三月底,第一个消息,虹桥机场的国际航班全部转移到浦东。第二个消息,航班锐减,且不接收非中国籍人士入境。


政策的改变直接影响到我们留验点的工作。好像突然之间就没“生意”了。为了节省防护服,我们每个班只留一个人在工作区。有的时候,留验室一个人都没有。白炽灯下只剩我和我的影子。百无聊赖时我翻看着那一个个的名字,他们从来处来,往去处去,那些人影是那样模糊,仿佛昨夜迷梦,似真似幻。还好,桌上的洋水仙依然热烈,我把花枝抽出来,搁在桌上,透明的玻璃花瓶显出优雅的弧线,我把瓶里透明的水倒掉,再注入小半瓶透明的水。此时的我大概也是透明的吧。当我把热烈的花枝送回瓶中,我便也归回了世间,我下意识看了看桌面,没有书,很难熬。


午饭的时候,组长告诉我们,留验点工作告一段落,大家依然住在宿舍,休整一周,然后回家再休整一周。归各单位上班。这话讲完,空气中好似有什么东西破碎了,雀跃弥漫开去,虽然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放松还远未到来。然而欣喜与轻松的样子跃上了眉头,就赖着不走了。


走的那天,大家都像刚考完试的孩子。走路都奔奔跳跳的,春日的风带着甜,和着一路的郁郁葱葱灌进车窗里,久违的舒畅感觉。


回到家,把儿子和女儿都抱了抱,哦呦,重一点了嘛。看起来在家上课就是吃得好睡得香,压力也小。然后就听见老妈一顿数落,什么默写写不出啊、课文不读啊、手机没声音啊。一切都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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