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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疫情中的孟加拉国,他的生活像一部电影|三明治
文|吴楠
罢工现场
2月,没有人把华人当作毒源
2月底,宋琦休完春节假期,立刻向公司提出回到孟加拉的申请。其实,就算不赶回孟加拉国,这一个月的带薪休假里,工资和补助都不会减少。 “大年初七,收到了公司给我快递的一包防疫物资,包括两桶消毒液、十个医用口罩。”宋琦所在的公司通过多种渠道,甚至是托关系,给每一个员工买到了一份防疫物资包,并在春节假期中发到员工手中。“这比发钱还让人感动!”该公司在孟加拉国项目的近六十名员工,全部按时返回。 2月底,从国内返回孟加拉,最让宋琦和家人担心的是国内这一路的安全。在办理出境安检前,工作人员仔细审视了宋琦递过去的护照签证页,“先生,你这个签证有问题。你要不要再确认一下?”宋琦很纳闷,“以前连护照都只是简单翻下,再说孟加拉一直都可以落地签的。”“先生,现在孟加拉国取消了落地签。”工作人员也不多说什么,“如果您没有签证,我们不能让您登机。”宋琦检查了一下护照上的签证,原来是去年的,“今年的新签证在护照最后几页。” 宋琦和在孟加拉的同事联系,才得知当时孟加拉虽然坚持没有一例新冠肺炎患者,但取消了所有的落地签,并在机场安排了“前所未有”的戒备,对所有出入境人员测量体温并登记。“他们很难提供免费隔离。”同事告诉宋琦。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国际机场,无论建筑还是人流,远不如国内二线城市的火车站。下机前,宋琦担心了一路,因为自己是华人会被得到额外“优待”,实际上和之前往返一样,顺利走出机场。反倒是一出机场,便接到了公司的通知,“自行隔离十四天,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住处,每天有人给你送饭。” 宋琦隔离的地方是类似于国内九十年代的住宅楼。这在孟加拉国也属于“高档”,是国内公司领导去孟加拉出差时住的。 平时,宋琦住在建筑工地大院里。大院和工地一墙之隔。整个大院是由二层楼围建而成。一楼是食堂和厕所,二楼是宿舍和办公室。宋琦对大院最满意的、也是这两年最主要的一个娱乐场所,便是一块户外羽毛球场。“要是下雨或者刮风,就不能用了。好在这里的雨天都是白天下,傍晚停。刮风的日子几乎没有。” 从机场到住处,2月底的孟加拉国看起来一如往常。马上就要结束旱季、进入雨季的热带国家,首都达卡作为这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也仅有屈指可数的红绿灯,人车混杂情况十分严重。加上信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男人们,如果白天没有工作,就会穿着白色的肥大的民族服装、有人称之为"隆缇",在街上闲逛,有点热闹都要围观看个够,造成堵车也是司空见惯。 在这个一夫多妻制的国家里,街道上偶尔会看到,富人区里的居民们开着路虎或者奥迪出行。由占1.6亿总人口的比例少之又少的、孟加拉大学毕业生构成的中产阶级则几乎都开着丰田。而贫穷家庭里,连女人也需要每天挤在破旧的公交车上出来工作。 在宋琦工作和生活的工地大院里,保安、司机都是当地男人,前台和保洁则是女人。给宋琦送饭的,有时候是司机大哥,有时候是保洁阿姨。“但厨师是中国人,孟加拉人做的饭吃不下去。”中国人和孟加拉人在大院内也很少说话,“但他们以能在中国工地工作为荣。” 到了3月初,孟加拉官方依旧没有宣布该国大规模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甚至没有限制当地民众的生活和日常出入。在房间内关了12天的宋琦没有任何不适,却憋坏了。 傍晚七点多,一位在工地大院的同事给他发微信,“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宋琦立刻同意了。像往常一样,同事坐了人力车来接宋琦,两个人又花了十分钟,到了位于Jamuna Future Park的、当地十分火爆的汉堡店。全程也不过三块钱人民币。
在汉堡店里,有孟加拉当地人主动和宋琦打招呼,“你是中国人吗?我能和你合影吗?”宋琦记不清这是他在达卡三年来第几次遇到有人想合照了,“当地人对华人很有好感,而且感觉新鲜。关键是他们压抑不住自己那种没见过世面的热情。”宋琦没想到,在有些国家说新冠肺炎病毒是“中国病毒”的时候,孟加拉国的百姓对华人的态度仍未发生改变。 大快朵颐后,宋琦和同事一起走出汉堡店。两个人戴着口罩。隔着一条马路,对面还有两个同样戴着口罩的人。宋琦刚想感慨,终于在孟加拉也看到有当地人戴口罩了!仔细一看,发现这也是自己的同事,看样子是刚逛街回来。 “你怎么不隔离啊?到处跑,也不怕把病毒传染给别人!”听到同事这样讲,宋琦一愣。他听不出同事是不是在开玩笑,但心里有点尴尬和疼。
司机大哥说,都是那些富人, 把病毒带了回来。
3月5日,宋琦解除合隔离,回到工地大院。3月8日,孟加拉国政府宣布,发现了首例肺炎病人,是境外输入,来自于从意大利回国的孟加拉人。从回到孟加拉起,不看电视的宋琦在推特上看到当地媒体一如中国媒体般每天都在导报疫情,并号召民众戴口罩、减少出门。更多的时候,中国员工会关注支付宝上的全球各国感染新冠肺炎疫情人数,“一开始我们很紧张,主要怕孟加拉人传染给我们。但后来,我们就麻木了,全世界都是这样。” “当地人在家里呆不住,只要没事就会出来到处走。”宋琦叹了口气,“他们不戴口罩,估计也买不到或者买不起。”实际上,宋琦所在的公司给孟加拉国雇员发了一批口罩,但他们每天工作时依旧戴的都是可以反复清洗的布口罩,一次性口罩不知道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中国员工则全都戴着蓝色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定时更换。 那天,宋琦要为工地买一台水泵。和之前一样,在微信上和供货商联系好——所谓的供货商,不过是有些资源的当地人,可能连加工厂都没有,但是能弄到产品——宋琦请司机大哥去把水泵拉回来。司机大哥就是孟加拉当地人。 那是宋琦的印象中、孟加拉国疫情爆发后的倒数第二次采购,最后一次是买了一批混凝土水泥,“因为本打算买从中国进口的水泥,但受疫情影响没货了,所以印象比较深。” 司机大哥带着宋琦给的现金出了门,不到一个钟头就拉回了水泵。宋琦去验收时,司机大哥有些愤愤地说,“都是那些富人,把病毒带来了回来!”当地多数百姓家中没有电视,更无从谈起获取疫情进展。年轻人多半会用手机看推特或者油管,司机大哥这种四五十岁的人,恐怕是第一次知道孟加拉新冠肺炎疫情的首例情况,所以态度火辣直白。 宋琦并不会和当地人有太多接触,主要原因曾经是体味太盛,现在则是疫情。作为热带国家的孟加拉国,饮食以咖喱为主,加上卫生条件不算理想,无论教规禁止饮酒的伊斯兰教,还是不吃牛肉的印度教,男人都会定期把体毛处理干净。就算如此,当地男女老少的体味都不小。“其实中国人也有体味,只是我们习惯了。” 三月中下旬,宋琦和同事虽然没在去过商场,但还是去了汉堡店和咖啡馆。一路上有些担心因为疫情而被歧视的宋琦和同事,得到的依然是和以往一样的热情对待。就像司机大哥会说的为数不多的中文一样,“你们很好。” 但那天宋琦的心里有点难过。可能这也是当地人无奈的牢骚与无力的抱怨吧!宋琦猜测,当地人也许认为是孟加拉本国的富人“抢走”了大部分人的收入和机会,而中国人是去送工作给他们的。 紧接着的一周多时间里,作为世界上很多品牌,比如Zara,H&M等的成衣加工国,孟加拉陆续停工。而停工意味着孟加拉的低收入人群更没有生活保障。 似乎人都有着天性乐观的一面。每天从早上四点三十分开始,一直到晚上四点三十分结束、一天四次的礼拜,以前因为干体力活没有力气和时间去礼拜的孟加拉建筑工人们愈发的虔诚。为了让大家不会错过礼拜时间,清真寺到了时间会大声地播放宗教音乐,进行提醒。“他们似乎都不怕,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会有神把他们接走。”人们甚至会聚集在清真寺。 进入3月,在孟加拉政府宣布发现新冠肺炎感染患者之前,宋琦所在公司的工地便开始进行每日测温和登记。三月中旬,工地上发现了第一例发烧的工人,是一位保安。公司研究后,请连同两位孟加拉当地工程师在内的近百名工人回家,等待疫情退散后再复工。 按照当地的收入水平划分,保安、保洁、前台、司机,工地混凝土工、力工等体力工作,每个月的工资不到两千人民币。大学毕业生才可以当工程师,也因此比较吃香,月薪大概在八千元人民币。宋琦的公司保留给两位工程师的工资,但其他的工人停止了支付,毕竟他们的工作可替代性太强。 宋琦有一度担心工人会闹。没想到的是,工人竟然乖乖地回家。或许是因为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如此的缘故。 接下来的日子,中国工地并没有停工。只不过更多的工作从当地工人转移到了中国工人。在孟加拉,有为数不多的中国承建公司,专门分包一些基础的体力劳动,大部分是建筑类的,包括水电站、公共交通等。或许是中国工人的技术比孟加拉工人更好一些,加上“当地人更喜欢享受,如果赚到了一千元,就会立刻不工作,开始吃喝玩乐。这一千元花光之后,再继续找工作”。中国人则为了收入会更加的努力,不过中国工人的薪酬也要比当地人高一大截。 工地虽然进展缓慢,但是整个三月,宋琦公司的项目依旧在吃力地推进着。现在看来,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被封闭在院子里
接到公司的通知,大家开始把之前收拾好的行李重新拆包。那一周里,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盖的被子,大家把衣物、鞋子和电脑等都打打包了,“我们看别的中国公司都只给两个小时收拾,那点时间怎么收拾得完。再说如果真的回国,再回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也许被派到别的项目了。所以要把东西都带走。” “搬家回国”这个“大工程”取消了,意味着接下来的日子里的不可预测。孟加拉的人口密度庞大,仅相当于辽宁省的土地面积,却有1.6亿人。这里的医疗条件远不如国内,宋琦平时用的药物基本依靠国内“人肉带回”,比如他这次回国休假带回了大量的感冒、退烧、止泻等日常用药。 孟加拉工人都被遣回家后,还留了一位当地人为工地工作,是帮厨的当地司机。这是一位孟加拉大叔,四五十岁,每天负责给五十多号人买菜送菜。 自从4月起,宋琦再也没有出过门,上班下班都在工地大院内。他对食物的渴望增长的更快更多。“公司以前是给准备零食的,不过最近真的少了很多。”宋琦口中的零食不过是火腿肠、辣条等,只是数量上比原来少一半,但每天一根火腿肠,让他仍感觉小确幸。“而且每天食堂的饭菜也比原来少了一半”。以前每顿饭有四菜一汤,现在只有两道菜了。
以前宋琦偶尔在夜里十点多,饿了想吃点东西的时候,会点外卖。汉堡是这里的外卖最常见的。不过配送速度比国内慢很多。走路十分钟的路程,外卖配送要一个多小时。从4月起,公司明确禁止住在工地大院内的中国员工点外卖,“因为会和孟加拉当地人产生接触,不够安全”。 乍一看并没有太大变化的工地大院,安静中透着压抑。以前可以随意进出的时候,宋琦也并不会频繁地出入。每周大概出去一次,他常去的是Bashundhara City。别小看了每周一次的外出,不知不觉让身在异乡的中国人会感觉生活轻松些许。“这里的衣服非常便宜,比如巴宝莉的风衣,只需要三千元。一件名牌T恤,也不过三五十块钱。”每次出门都会买点东西,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舒缓很多,现在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 4月中旬,宋琦陆续接到曾经在工地上班的孟加拉工人的电话。“没钱了”、“要吃饭要生活”,是他们要求回来工作的理由。宋琦所在公司没有同意。 “如今,孟加拉的服装工厂正在准备复工。尽管每天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还在上涨,但如果再不复工,当地人、特别是穷人的生活日益困难。”但是宋琦没弄清楚的是,在如今口罩都无法保证的前提下,复工后会面对怎样的情境呢?果不其然,就算民众一再要求,政府还是将复工时间一延再延,如今已经到了5月底。同时达卡市内实施分区封闭。 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因为封闭后的压抑,有五个同事先后提出了回国申请,公司也都批准了。据说回国以后,再想回到孟加拉国的这个项目,难上加难。而且在国内的收入仅有在孟加拉的四分之一。 进入5月,疫情似乎要让每个人再多些提心吊胆。虽然每年的孟加拉都会爆发登革热,但集中在旱季、由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却开始和新冠肺炎一起,袭击雨季中的“南亚之虎”。宋琦和同事每天临睡前都会小心地掖好蚊帐。 宋琦每天打发业余时间的事情包括刷推特和打羽毛球。他甚至给自己定了一个解禁后要做的事情清单,其中包括去久违了的咖啡馆和一个达卡当地的酒吧。
由于孟加拉国内很多人信仰伊斯兰教,是不允许喝酒的,因此在这里的,酒吧非常罕见。据说在美国大使馆旁边,开了一个酒吧。一般人进不去,有钱没关系也未必进得去。 除了酒吧,咖啡馆也并没有想象的多。宋琦去过的这一家,应该是达卡市内三五家中最好的一家了。 在孟加拉,很多事情都需要关系。除了去酒吧,还包括进工地当工人、采购时选择哪一家,“有点像很久以前的国内”。 如果说孟加拉国仿佛一片大海,每个公司都是其中一艘轮船,每个人则是一艘小船。当海洋掀起狂澜,有的轮船驶离了这片海洋,有的轮船选择坚守,更多的小船则在飘摇。或许人们都可以掌舵,但有时候并不一定可以离开。而不离开的原因,更多的是为了生活。 疫情的变化,仿佛海洋上的波涛与海雾,让大船小船一时看不清方向,也因此在不断变换着应对策略。而始终不变的,不一定是勇气,而是除了坚持并无选择的现实。 为了工作,依旧留守在孟加拉国的宋琦,有时会有一种错觉,似乎这种封闭生活像是某一部电影,自己一不小心成为了某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可是当看到每天变化的感染疫情人数和更加复杂的疫情态势,他知道生活并没有停止。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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