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学社团的这四年：蟋蟀曲奇、中国茶话会与食品安全 | 三明治

文｜方肉

编辑｜肉饼

这是我在WUD Cuisine社团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即将大学毕业，作为社长的合同也在五月一号正式结束了。我退出了社团的Facebook和Instagram账号。最后一次，我作为运营者在平台上向大家发布了一条消息。

“希望大家享受今年Cuisine所策划过的活动。请相信，我们终会重逢。在再次相遇之前，请照顾好自己。”

做完这一切以后，我把社团网站上社长头衔旁我的名字删去，换成新社长的名字。我坐在床上发呆，眼泪滴落在我的大腿上。男友安慰我说，世上还有其它美好的东西等着我去创造。

是啊，也许会有吧。

第一年：初入茅庐的萌新

我和Cuisine的相遇是在大一的社团展会上，那也是Cuisine成立的第一年。热爱烹饪的我想要加入一个烹饪社团，在阴差阳错间选择了Cuisine。

我没法给Cuisine一个合适的译名。起初我在简历上将Cuisine翻译为烹饪社，后来尝试译为美食社，但总感觉不太对劲。我现在常用的介绍是这样的：Cuisine是一个以食物为媒介，通过烹饪活动，大厨烹饪展示，讲座讨论会等形式来教育大众食物背后的意义。我们相信，食物代表的意义，远远不止盘中餐。这样的意义，没办法用烹饪或者美食一词概括。

第一年我是社团的烹饪部部长。没有太多别的想法，我想要精进厨艺，帮助大学生们理解烹饪的美好，帮助本土学生理解什么是正宗的中餐。

在Cuisine的第一年里，我还听不太懂大家开会讨论的内容。我总是在大家笑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勉强地笑。只有在谈论自己的烹饪活动的时候，我才变得健谈。我喜欢站在厨房中间向大家解释肉丸应该怎样搅拌上劲。我喜欢向大家解释淀粉的用法。

在这一年里，我的英语越来越好，我学会了怎么策划烹饪活动：从计划四十人份的烹饪原料，把下厨房上的中文菜谱翻译成英文，再到大声向大家解释菜谱上的难点。

在上级S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如何用云盘整理社团资料，如何组织一场会议，如何用邮件与别人联系，如何用美国人的社交习惯和人相处。

美国人在这一点上十分拐弯抹角。当S对我的工作进度不满意的时候，并不会有劈头盖脸的质问和责备。S会先耐心地询问我是否在课业，感情，财政或者家庭等问题上遇到什么困难，再慢慢地分析工作进度，询问我是否最近在举办活动上遇到什么困难，并且提供具体可行的进度推动方式；到了最后，再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下周二再次与我确定活动准备方法。

我理解了美国人话里的支支吾吾，同时也学会了支支吾吾地讲话。

在第一年的尾声，S成为了第二年的社长。我也下定决心在大三那年当上社长，决定先从申请S第一年的教育部部长位置开始。

在第一年里，除了组织烹饪活动，我一直好奇：S和其它社员探讨的复杂名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是Food insecurity（粮食不安全）？什么是Food sustainability（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是我不浪费食物就可以被解决的吗？

说实话，当时的我并不在乎这些。我心里不服气，认为关于食品的社团，重心就应该落在烹饪上。只是大家总是提起，这些问题似乎是我们社团集体所关心的。把自己定位为未来社长的我，势必不能忽视这些。等我成为教育部部长后，我一定会努力推动自己思考这些问题。我心想。

第二年：从肉排温度计到蟋蟀曲奇

在大学里，我学的专业是食品科学。食品科学和烹饪不一样，我们分析分子结构以做出最丝滑可口的巧克力；在香肠的切面上取样，然后再放入微生物培养皿里以确保食物的安全性；用测压仪来测量豌豆是否成熟。

刚刚当上教育部部长的我，想从自己了解的部分着手，帮助同学们了解食物的科学意义。在每年的九月到十二月，是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橄榄球赛季（game season）。一般在周六的下午或者晚上球赛开始之前，大学生们会在赛场旁边或者朋友家里进行赛前的庆祝活动（Tailgate ）。对于大学生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大学社交体验。大家喝酒派对，在后院里烤制热狗肠以及汉堡扒，为接下来的体育盛事而做准备。在这样的狂欢中，大家大多都醉醺醺的，没什么人在乎囫囵就着烈酒下肚的汉堡是生还是熟。

在课上我们学到，烹饪肉类最安全的方法是认真测量肉排中心的温度，而不是单纯地从肉由红色转变成灰白色或是褐色来进行判断。在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举办了一场活动，向大家科普如何安全地烹饪肉类，测量不同肉类的最低中心温度，并向大家发放食物温度计。

活动当天来的人不多。我想，可能是这样的话题对于欢庆中的人们来说太过无趣。虽然当初选择成为教育部部长的原因是想要推动自己多了解粮食安全以及粮食课持续性问题，但在经历过温度计活动中惨淡的参与率后，我没有勇气去组织一场我自己都不感兴趣的活动。我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

美国大学生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呢？

我想起了考试周前图书馆和宿舍楼举行的解压活动：学校会邀请志愿者狗狗们来减轻大家的学习压力。在人们望向它们水汪汪的大眼睛的时候，在手指抚摸它们的毛绒绒的背的时候，压力似乎也小了不少。

我邀请了学校兽医学院教授动物营养学的老师来谈谈如何正确地喂养宠物，同时也邀请了志愿者狗狗们到场，让活动变得更有趣味性。但很可惜，在活动当天有一场暴风雪，志愿者狗狗们没法出席。当天的演讲内容非常有趣，但是参加人数很惨淡。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第三年重新举行这次活动，狗狗们如约而至，活动现场十分热闹，和之前的惨淡对比鲜明。

我还举办了许许多多的其它活动，比如去学校农场，奶制品厂的参观，关于公平贸易咖啡的探讨，比如关于北欧饮食文化的介绍等等……入座率始终不高，我十分低落。

与此同时，我们的烹饪活动照样热闹。我学着去年S做教育部长的样子，强迫自己大声讲活动开场白，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讲没有人会笑的笑话。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自讨苦吃。我心里始终认为教育性的活动是无趣的，没有人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S始终在鼓励我，环境学专业的她给了我很多思路。于是就有了第二年相对成功的一场活动。

在17年的美国，食用昆虫的潮流逐渐兴起。我邀请了本校研究食用昆虫的博士生Valerie Stull来谈谈她对于食用昆虫的理解。我向学校厨房定了“蟋蟀曲奇”（Cricket cookie），口感和味道与普通曲奇无异，只是把普通曲奇里30%面粉换成干蟋蟀磨成的粉。

食用昆虫在各国文化并不少见，在中国云南，也有不少的昆虫料理。对于我来说，昆虫是一种有趣的食材。对于未接触过食用昆虫的群体来说，这是一个猎奇的话题。Valerie说，昆虫是一种优秀的蛋白质来源，比起牛肉和鸡肉来说，昆虫的蛋白质密度更高；同时，相比于传统畜牧业，饲养昆虫的农场所需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更少，对于环境也有很大的好处。

这个活动的上座率也不算高，但意想不到是，自愿前来的观众里，有对这个话题十分感兴趣的学生记者。我们作为学校里率先讨论起这个话题的学生社团，受到了不少的关注 。在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春天，我们分别组织了两场关于昆虫的烹饪课程。从鼓励犹豫的大众尝试一块与普通饼干无异的蟋蟀饼干，到鼓励大家使用蟋蟀进行烹饪，从空荡荡的讲座现场到爆满的烹饪现场，从一种猎奇的尝试，到一种对于环境更有利的烹饪方式……也许我的努力是值得的吧。

 图为炸小虫，蟋蟀塔克饼，蚯蚓蟹肉饼，蚯蚓巧克力曲奇

第三年：进击的教育部部长

在第三年的开始，我没能竞选上社长。新社长是一个读环境学和政治的美国女孩L。她从没参加过Cuisine的活动，更别提组织活动了。

我自认为社团付出了很多，没有人比我更了解Cuisine。大一的时候，我是一个英语都说不顺的外国人，不断在社团里磨练自己。我从撑起社团烹饪课程的门面，到鼓励自己走出舒适区，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教育部部长。

我没办法接受，但也没办法抛下我和S前两年的努力成果不管。最后，我暂时抛下了自己的不甘，继续当了一年的教育部部长。

L是一个善良又谦逊的女孩子，在初次见我的时候，她便表示很欣赏我对Cuisine做出的贡献。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选成社长，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这个位置。”

见我第一面的时候她便这样说。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样的话是赤裸裸的一种挑衅和炫耀。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没有当上社长的事实。我讨厌她纤细的双腿，我讨厌她天生的金发，不用漂白就能染成粉红色，我讨厌她犹豫的纤细眼线。

第三年开始，我选择用一种更讨喜的方式推动自己的教育活动。我从大家可以感知到的层面开始。我邀请了校园里最热门的咖啡店Valentia的老板介绍自己的经历和咖啡的故事。

咖啡店建在教学楼之间，对于需要咖啡因的大学生而言，转角咖啡店的味道其实并不重要。但老板坚持选用公平贸易（fair trade）咖啡，味道和普通咖啡相差不大，但是少了中间商赚差价，啡农可以赚的更多。老板也告诉我们豆厂选豆子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去品尝潜藏在咖啡豆里的肉香，花香和柑橘香。

活动进行的很顺利，尽管我不愿意和L一起工作，但我无法割舍对Cuisine的爱。在这一年的春季学期里，我们没能招到负责打理社交媒体和设计海报的市场部部长。作为社长，L要补全空缺的职能。

“你能不能负责一部分的海报设计？”L问我。

在教育部长的官方职位描述里，并没有海报设计的部分。我拒绝了她。

“这真的很简单的，你打开素材网站，一切都很一目了然。” L解释。

我没有设计海报的经验，也不愿去分担L的责任。作为社长，学校会支付她几千美元的工资。拿着工资的她，理应比几乎是无偿工作的我更努力，我心想。我告诉L，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也不愿意去学。

我们大吵了一架之后，她熬夜把接下来的海报都做好了。在她后来的道歉中，我也觉得自己心胸狭窄。她是以一种朋友的身份希望我分担她的压力，但是我却拒绝接受这样的信号。

咖啡活动成功后，我邀请了学校里热门的意大利意面餐厅Tutto’s Pasta的老板。Tutto’s pasta是在学校旁边一对意大利移民兄弟开了二十多年的老店。在我们策划活动的时候，餐厅被新老板Joe Perkins买下。

Joe谈到我们在学校旁边雇人的难题：热爱派对文化的大学生服务员不爱上周六的早班。他也提到自己如何迎合生酮、无麸质（Gluten Free）、素食等饮食潮流，在餐厅里提供西葫芦做的面条，打破老店不愿尝新的传统运营方法，从而在接下店的第二个月便将老店的营业额扭亏为盈。

 L那晚做的海报之一

活动的参与率有所起色，我们的活跃社员也越来越多。我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邀请微生物系的老师向大家科普泡菜罐里的秘密，也邀请过食品系的教授来向讲解美国人迷恋的超级水果（super fruit，包括牛油果，巴西莓，枸杞，野樱莓等等）潮流下真正的营养学意义。我们的活动不但在学生群体里传开了，许多住在学校周围的毕业生、老年人们也愿意来听我们的讲座。

 “这些活动都很棒，但是我觉得我听了很多关于餐厅和食品科学的事情了。我希望你能多做一些关于粮食安全的活动。”L这样对我说。

我感到很羞愧，也很气愤。因为L的确说到了我的短板。我隐隐约约想起，那是我从大一开始就弄不明白的概念。逃避新想法的我被发现了。但是，我自己构思的活动的上座率不算差，L并没有立场给我提供建议。我认为我不需要再去关注我根本就不了解的内容了。

我对L说，我做不了，你自己弄吧。我们又大吵了一架。我们再一次说尽了丑陋的话，但也选择在真心流露里和解。

我意识到了自己活动策划思路的单一性。即便我还是不愿接受关于粮食安全的活动提议，但是开始尝试教育活动的新方向。

我从咖啡活动的成功开始思考，举办了一场中国茶会活动，从中国茶的分类、制作工艺、茶席礼仪以及品茶方法开始介绍。我试图向大家证明，茶和咖啡不止是提供咖啡因的饮料。对于中国茶文化来说，看似繁琐的茶席设置以及礼仪背后暗含一种笑叹生活的态度，一种主人与客人间的情感连结。

这一年的收官活动是Dali Dinner （萨尔瓦多·达利的晚餐）。达利是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对二十世纪的艺术发展有里程碑式的影响，但许多人不知道，达利其实也是一个美食家。他钟爱各式的美食派对，也热爱发明各式的超现实菜谱：他把大葱削成棕榈树的形状，放在一个洋葱派上；他炙烤蛙腿，串在竹签上，再插在派里；他把小龙虾堆成一座火红的山；他把杰诺瓦士蛋糕（Genoise Cake）的中心挖空，用草莓雪糕，蛋白霜糖和糖渍樱桃把蛋糕装饰成女性胸部的样子，取名为维纳斯的乳房（Venus’s Breast）。

我为美食里蕴含的趣味性所深深折服。我们与艺术社团合作，策划了一场达利的晚餐。我们去旧货市场淘有趣的餐桌摆设；我们仿照达利邀请客人的样子，尝试发一封印有云朵背景的邀请函；我们努力将达利所使用的奢侈菜谱简化成社团预算所允许的范围。

在活动当天，我们设立了具有古典气息的丝绒照相背景板，我们拿出了家里的老杂志，鼓励大家进行具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拼贴画。我最喜欢的是我们向学校厨房定制的小葱派和造型独特的小蛋糕。我们尝试帮助大家理解超现实主义，与艺术社团一起拉近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我们离达利没有那么远，从用葱装饰派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艺术；我们的食物是美的，是可以具有艺术性的。这是一种食物和艺术美感的结合。

我与L在活动结束后开心地拥抱，她说她很以我为傲。

 我和L （中间）

第四年：粮食安全与我何干

为什么我总是避而不提粮食安全呢？

我认为，吃不上饭的人，离我的世界太远。我从不需要担心下一顿饭从哪里来。我吃得上外卖，又自己会做饭，别人吃不吃得上饭，和我有什么关系？

美国的大学学费高昂，许多同学需要申请学生贷款才能交上学费。对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也包括我）而言，父母会支付孩子们的大学学费。但对于我的美国同学们来说，他们要兼顾课业，社交生活，以及数份兼职带来的压力。

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学生活动中心的楼下买了一份饭。餐厅里的盒饭有大小之分，小盒饭（$7.95）包括了两勺米饭、一种配菜和一份点心，一份大盒饭（$8.95）包括了三勺米饭、两种配菜以及点心。我的胃口不大，总是吃不完大份盒饭，但是我喜欢点两样配菜，一顿菜里面有肉有菜的才像样子。

我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参与Cuisine的会议。我把我喜欢的鸡肉和西兰花吃完，剩下一点洋葱，彩椒还有米饭。我准备把擦嘴的纸巾丢进饭盒，再把一次性饭盒扣起来。

“诶诶，别丢纸巾，你不吃了吗？”同事问我。

我停下手上的动作，点点头，说自己吃不下了。

“可是还剩好多啊。如果你不吃的话，我可以吃吗？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晚餐了。”同事这样对我说。

我一时非常尴尬，不知作何反应。同事打开我放在桌子上的饭盒，吃了起来。

我没法忘记那是怎样的一种体会。

盒饭事件发生在第三年的尾声，我始终没法忘记同事拿起饭盒的样子。在一些阅读之后，我了解到了粮食安全更广的意义。

粮食安全指人对营养全面的饮食的一种获取能力。“吃饱”是最基础的含义，“吃好”则是建立在这层意义上的上层建筑。这里的“吃好”不是指大鱼大肉堆积在味蕾上的快感，而是指一种适合人体运作的营养餐食。

美国有一种说法叫做“Freshman Fifteen （大一增重15磅，大概是13斤左右）”。我的许多同学也有这样的体验。美国校园饭堂里有很多高热量的餐食，沙拉的价格也不菲。超市价格高昂，离宿舍区较远，宿舍的烹饪环境也相对一般。综合下来，最经济的选择是高热量的食物。有限的食物预算，以及不鼓励健康饮食的大环境都使粮食安全成为美国大学生的一大难题之一。研究显示，在我所在的大学，20%的学生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在第四年，我终于成为Cuisine社长，也开始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在我们的烹饪课程中，我们不收取费用，向学生提供原料、场地，以及一些陪伴。这对于生活拮据，食物选择不多的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一种帮助。

但我希望向同学们提供更广泛的帮助。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平台再做些什么呢？当我们的声音足够大，拥有足够多的参与者，有了响亮的名声，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呢？

学校里有一些食品救济站，但是去的人并不多。我曾经去过一次食品救济站，志愿者们以为我是来领食物的学生，我不知所措地逃跑了。我害怕，担心自己被认作是吃不饱饭的学生，担心被人看不起。

不止是我，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为了打破这个误区，我联系了学校里学生组织的食物援助性质社团，希望他们能够捐助一些食物原料来与我们合作完成一次烹饪课程，一是能鼓励大家多利用学校里的资源，二是希望我们能帮助食物来源有限的学生们，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解构“救济站的食物”，使之成为美味佳肴。

活动大获成功，我们接着举办了更具教育性质的粮食安全讲座及讨论会。我们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会有学校的环境学或生态学的教授要求自己的学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以拓展视野。

成长：社长的难题

我们社团的全称叫做Wisconsin Union Directorate （WUD）Cuisine Committee。Wisconsin Union集团隶属于大学的社会教育系之下，WUD属于Union旗下的学生活动组织。除Cuisine以外，志愿者旅行、电影、社会与政治、音乐、表演、杂志社、户外活动、演讲等社团都在WUD的管理之下。在我的大学里，有两栋由Union运营的学生活动中心，按照规定，WUD社团的活动要尽可能地在Union的活动中心举办。

对于大部分社团，社团的功能能够与活动中心的空间设计一一对应：艺术社团拥有三间画廊，表演艺术社团和演讲社团拥有剧院的使用权，电影社团拥有一家电影院，音乐社团拥有酒吧的舞台的使用权。

没有厨房的Cuisine则显得有些窘迫。在学生中心里有数家餐厅的后厨以及负责活动订餐的中央厨房，但这些厨房大多有自己的节奏，我们无法那里举行烹饪活动。

在第一任社长和S的努力下，Cuisine说服Union购买了一台移动厨房单元。我们利用这个移动厨房举办了数场烹饪展示。我们曾经邀请跨性别厨师Ollie Walleck来谈谈他对性别平等运动在餐饮业受到的阻力；我们也邀请过Elena Terry厨师来谈她的原住民背景给她的烹饪带来的影响。除去移动厨房单元以外，大多数的烹饪活动在食品科学系的厨房里进行。

烹饪活动的场地难题解决了，但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难题是食物。为了保护活动中心的利益，外来食物不能进入学生活动中心的会议室中。这大大限制了讲座活动的丰富性。

各届社长都想尽办法解决这个难题。第一届社长尝试鼓励大家自己带食物来周会，每周我们会推举出一位社员带自己喜欢的食物。这样的惊喜往往藏在一个放在书包里的饭盒里，总得偷偷摸摸的。S和L曾鼓励活动的讲者给大家偷偷带一些与讲座话题相关的食物，每次开会的时候，一次性饭盒总是在我们手中传递着。

我的方法也差不多，每次活动结束之前，我得匆忙张罗大家收拾桌面，把掉落在地毯上的食物碎屑捡起来。我们得通过一些方式让社员获知今天是否有食物，但与此同时不能被上层领导发现。L曾经想过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她曾在我们的意大利餐厅的活动描述后面加上一小句：

“嗯，我好像闻到意面的味道了。”

尽管我们一年有充足的活动经费，但是每笔花销都要向上级申请。上级规定，每年只有第一场以及最后一场周会可以点餐。在一次活动中，我们点了芝士，肉丸和饼干作为开胃小点。活动结束以后，我拿上饭盒准备把剩下的餐食打包回家以避免食物浪费。

工作人员准备进来收盘子，她看到拿着饭盒的我。

“你要做什么？”她这样问我。

“我在把食物放进饭盒里，以免食物浪费。”

“这是不允许的，请你让开，我要收盘子了。”对方不客气的说。

“这有什么不允许，你把食物拿走也是要倒掉的。活动餐饮的费用是我付的，为什么我不能把食物带走？”我有点生气。

“这是规定，你不能拿。”对方毫不让步。

同事W和我一起，一边回嘴一边填满手里的饭盒。我们并没有理会她。

“你拿可以，但是必须在这里吃完。“她似乎有些让步。

同事W开始往嘴里塞肉丸。

“这个饼干我拿了回家吃也不会坏的，它的水活性很低，细菌不太会长的。“我试图从微生物学的角度说服对方。”我大声地向对方强调，同时手上的动作不停。

她似乎要被我气哭了，我填满手中的饭盒，离开了会场。

我后来了解到，在我所在的威斯康星州，所有的会场食物都不能被带走。这是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身为食品科学学生，我比大多数人都明白这其中的原委：少了会场里的保温箱，肉丸的温度会掉到一个“危险区”。这个危险区就是微生物最喜欢的环境。如果观众把食物带回家，食物可能会被放坏。如果观众吃坏了肚子，WUD有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饼干足够“干”，没有足以支撑微生物生长的良好环境，更别谈吃坏肚子了。所以我坚持把饼干带走。

其实我理解工作人员的做法，但我接受不了。当我们在活动中大谈粮食安全问题，谈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饭的问题时，我们却得把餐食倒掉，这就像一场虚伪的表演。

尾声：关于疫情

三月中旬，我的学校里出现了第一例病例，学校随即宣布线下授课，直到四月初。

我开始对Cuisine的未来活动感到担心。我有想要取消随后所有活动的打算，但作为学校赞助资金的社团，能否取消所有活动，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的算。如果按我的个人意志，把所有活动取消，会影响到明年的社团资金申请。我不想成为把这届Cuisine社团带黄的推手，但在当时的公共卫生情况，自己社团的活动我也不敢去参加。

到三月底春假结束，美国的情况越来越糟。后来，校长宣布停止线下授课到学期结束，所有活动都必须取消。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此时，我规划已久的B计划——线上活动，可以开始了。

社团顾问一开始很不赞成我的线上活动想法。

“疫情期间，你可以完全不管社团的事情了。你工资照拿，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你自己愿意折腾算了，不要拉其它人下水。” 社团顾问这样说。

诚然，特殊情况下，大家的生活都被打乱了节奏，为什么还要坚持运营社团？

我对Cuisine的爱让我割舍不下四年的耕耘。疫情对我生活质量影响不大，我完全有能力可以继续Cuisine的运营。

我开始发放电子调查问卷，调查大家对于疫情的担忧程度，自己是否愿意继续工作，以及对于线上活动的接受程度。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家都愿意和我一起继续Cuisine的工作。

在与部长和社员的商讨下，我们决定将精力集中在社交媒体运营上。我的同事们个个都是大厨，决定轮番提供素材，还设计了几个大主题作为日常运营方向：

#eatwithcuisine， #和cuisine一起享受食物#：分享你今天吃的美食。

#cookwithcuisine，#和cuisine一起烹饪#：分享你最爱的菜谱。

#learnwithcuisine， #和cuisine一起享受食物的深意#：分享你喜欢的关于食物的书，电影和纪录片。

同时我们随着美国大学生的潮流开了一个Tiktok（抖音美国版账号），尝试烹饪视频的趣味剪辑。除此之外，我们还运营了另外两个个项目：电子夜市和中国茶文化系列讲座。

电子夜市是对同事们人际资源的一次挖掘。烹饪部长是韩裔美国人，教育部长是马来人，我自己是中国人。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交际的圈子也不同。通过联系我们在各国文化社团工作的朋友开始，我们鼓励各种文化背景的社团录一小段自己烹饪的视频进行上传。

中国茶文化讲座则是我个人的意难平。我们原本在四月初安排了中国茶体验活动，还邀请了陶艺艺术家来讲解茶具的艺术性。我在这个活动策划上花了很多心思，不忍直接放弃整个活动。在疫情期间，我们将活动时长拓展到一个月。在每个周四，我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发送关于中国茶文化的自制视频，从中国茶的分类、陶制茶具的介绍、沏茶的过程，再到茶杯的拉胚方法。

疫情中的社团运营并不轻松，但我意识到，我们的帖子和活动能在满屏疫情数据、戴口罩与否的纠结中给人一种轻松感与短暂的歇息。在我们把蛋糕放进烤箱的时候，在学生艺术家介绍不同的茶具的时候，在我们一起翻开书页的时候，我们的努力让大家在家中也能继续了解关于食物的知识，这是一种对于通过食物来教育学生的信念感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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