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拍摄了一位“酷儿”｜三明治
文｜阿寒
编辑｜童言
“如果你女朋友有男朋友，你会不会不开心？”
访谈结束，我和小十、阿曾收拾好摄影机，告别River准备离开。River揽住我，在耳边这么悄声问我。然后用她突出的硅胶胸部在我们三人身上都蹭了蹭，“我有胸吗？”，我们尴尬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River从我们可联络到的渠道里消失了。2016年11月26号，香港以“平权开绿灯－ 冲破关卡，我要表态” 为主题的彩虹游行如期举行。那年的游行主题色为绿色，从维多利亚公园到爱丁堡广场，配合着绵延微雨，显得生机勃勃。在终点线等着大家的是好几米长的彩虹旗隧道，市民们从彩虹旗的下方奔跑，我也从一头进入，穿过彩色波浪，卸下身上的重重防备。而跑出隧道时，人群涌动，却仍未见到River如约出现，失望和担忧一起浮现。
2012年的夏天，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拖着行李箱飞往了香港读书。没有想过，这一停留到今天便已有7年之久。潮湿的香港每每到了冬天，便钻进我的被子，刻进我骨子里，一阵一阵，我对它的爱意与膝关节的痛感同步增生。而夏季的雨夜，打着雷刮起骤风，我趴在窗边看着对街窗上贴出的米字纹防碎胶条入神，不自觉从窗边飘向了闪电的激发点，然后俯瞰身下的大雨滂沱，担忧街铺边撑起的竹脚手架是否经吹。雨水在汽车车灯前格外密集，地面积水则映出霓虹灯的残闪斑斓。一年一年，风雨反复，烈日不移，香港的街道与景色变得愈发清晰，我渐渐勾连起了中环码头通往各个离岛的船程、知悉台风与雷暴的威力、熟悉了路边野猫的长相与习性。可未来图景却不尽然是我想象中那副模样，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继续读书。
独自在南方，让彼时刚刚成年的我得以完成自我。不必权衡未来收入、不必面对亲友的盘问、不必坠入复杂的交际网络。周末乘船出游离岛、在山林中漫步，去油麻地看一场艺术电影或是在古早的铺头与老板闲聊。而种种美妙中，更具吸引力的，则是开放的书籍与网络资源、一场场的大师讲座、与朋友们的夜间长聊。这偶尔让我回到在中学时骑二十分钟自行车才盼来一场的讲座。
高中的我在北方城市生活，周内读书，周末则和闺蜜去书店坐着。我和闺蜜约了时间去听一场关于文学的讲座，那天公交车开在路上，周围却爆发了一场突发的爱国抗日游行。
红色旗帜穿插在人群之中，口号声一波高过一波，近乎嘶哑。人们愤怒、骄傲又自豪，一股从教科书与舆论传播中原地涌起的怒气在这日全都倾注在这群人眉眼与喉咙之间，但人们不知它究竟为何物。公交车被人流推挤得无法动弹，烈日晒得我隔壁塑料座椅有些发烫。我闭上眼睛，在一波一波的爱国口号中，睡着了。等醒来时，原本计划的那场文学的讲座已经结束，我和闺蜜只好硬着头皮听了接下来一场。
那一场讲座，是哥哥姐姐们在书店里认真而激烈地辩论“在中国，同性婚姻是否应该合法化”这一议题。高中生的我们坐在为数不多的观众席中显得极其稚嫩，而那些与同性恋有关的词汇我只是听同学们在调侃时提起，却从未见过有人如此认真的、准备充分而条理清晰地讨论。而那时我尚懵懵懂懂，还从未真地眼见过一个“同性恋”。而整个下午，相关的法案、不同的个体遭遇充斥在我耳边，一个个模糊词汇开始具化成清晰的面孔，由飘渺的远景变成了眼前的具象。辩论活动结束，我和闺蜜走出书店，道路两旁已经没什么人了，路面遗留了一些垃圾及被踩脏的红色旗帜。我们顺着马路道牙，一前一后沉默地走着。
事后我常常怀念起那天，天边的夕阳一片赤红，但不知怎地，也泛起了一道彩虹。可这图景再难见到。原来爱如此美妙而无须矫饰或做限，个中温柔如沉香烟丝，随气流而氤氲漫开。只是，当我意识到这些时，我已身在香港了。少年的迷思成了梦中甜蜜，醒来时被丢在了身后。
16年9月某天，我在手机上向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出柜了，对方正是River。我是在一次讲座上听说了她的故事,River的生理性别是男生，自我性别认同则是女生。而这也是她与我的人生种种疑惑与发问的开始。
River因为在学校不被允许使用女性洗手间而向学校投诉, 最终结果是她得以使用学校为她特别设立的“性多元洗手间”。然而这结果并不使她满意。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性多元洗手间”这个看起来美好又包容的结果依旧令River直言不喜欢。
带着一丝疑虑与想要为性少数发声的初衷，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小十、阿曾决定以River为主人公拍摄一部纪录短片。
那天和几位朋友在一家日式拉面店晚餐，我独自坐在桌子一边，在whatsapp上拟写纪录片拍摄邀约的草稿，删删减减数十次。怀揣忐忑，我用上了“我们性少数”这样的词汇，希望能在邀约之余令对方放下一些戒备。但有些社交恐惧的我很怕这样唐突的短信会冒犯对方，或令对方以为我在以出柜的方式刻意拉近彼此距离。
不过是我想多了。短讯发出，River很快回复了我，我们很轻松地聊了下去，也约定了见面拍摄的时间。
我是个不甚注重自己外在形象的女生。通常没有重要事情的日子里，我的清晨多半以洁面乳清洁，再喷上一层喷雾就满足了肌肤所需。至于一层层的化妆法则，同龄人是似乎随着读大学就自然而然习得，而我则像是插班生，错过了这不知何时就已完结的一课。
与River见面简单聊过以后，我们再次约了工作日的上午十点在家与她见面。她住在香港的公屋，我们上楼前遇到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街坊，而电梯则暗涌着陈旧衰腐的气息。每一层都有很多户人家，过道狭窄而幽长，这与我平日租住的有水晶吊灯大堂的商业社区全然不同，越往深处走则越暗而静。
我们忐忑地敲开了River的家门。她带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有些憔悴。见到我们带了摄影机来，她竟突然羞涩起来，捂脸往房内退了几步。我们三人进了房间，室内面积其实远远高出了我的预估，但即便如此，随地摆放的杂物令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落座的地方，唯一的一把黄色塑料椅子靠背上也搭着旧衣物。除了我们，房间还有一部粉色收音机持续发着声音，当天电台女主播在讲关于海洋动物的故事。
她让我们等等她，她还需要化妆才能出门。我们随她进了卧室，踏进门的那刻，我们三人相视惊愕，这着实是实在难以想象的乱。
卧室的左右两边分别有一个双层架子床。左边下层看得出是她平日入睡的地方，被褥摊开在床上，没有折叠起来。而右边的床则一层又一层地堆着旧衣服，没有逻辑可循。而右上方则挂着三顶假发，她告诉我们，头发已经留长，不再需要它们了。我想像到若是夜里看到床上的三顶假发，定会惊悚发怵，但显然，于River而言，它们只是熟悉不过的陪伴。
River有些紧张，去洗手间洗漱到一半又发现洁面乳未带，回到卧室拿了洁面乳。洗一洗又觉得不对劲，重新回到卧室护肤。架子床的上铺就是她的梳妆台。床的高度正好足以让她站着化妆。她把储物柜上放着的护肤工具全部摆在了上铺，然后竟一一拿起，用她蹩脚的普通话向我做介绍，“这个是眉笔、这个是睫毛膏、还有眼影…” 话音未落便开始在我们的镜头前从补水开始，一步步开始化妆。补水保湿、涂隔离乳液、粉底、修容；对镜描眉、涂眼影、画眼线、打腮红……这些装扮的过程里她一言不发，只是沉浸在镜子里的那个她，小心翼翼，生怕画出边界。
镜头看着眼前人，从一个略显粗糙的女生一点点变做一个尽量看起来精致的女人。每一步都严丝合缝，就像是从美妆教程中照搬下来的一样，而她做起来并不轻松，需格外努力才能不出差错。我当时还有些惊叹，River可比我精致多了。
但如此细致地装扮，仍有不小心遗漏的地方。当她专注于凝视镜子中美丽的自己时，我们在一旁看到，那承载她美丽容颜的，是一把破碎不堪的镜。
在一堆不算昂贵的化妆品之中立着的，是一把粉色的梳妆镜。镜子边缘残缺了一角，而镜中则有三道相织的裂痕。她在涂眼睫毛膏的时候，眼睛正好处在裂缝之上。我开始发现，她并不是那个化妆天赋天资异禀的女生。而是一次次不断努力尝试，才可以勉强和“别的女生”一样的人。
她后来告诉我，她会在Youtube上跟着不同博主学习，如何化妆，也会和闺蜜们请教，怎样才能看起来更自然一些。过了快一个小时，她才结束这项漫长作业。我本来以为，精致的脸庞是她成为女人的傲人资本，却不知道背后所需要的格外耐心。
至于那破碎的镜子，她跟我说，是她和父亲吵架时被摔碎的。至于父亲是怎样的形象，我们就再未又听她提起过，也未曾遇见。背后家庭的不解，只是偶尔地浮现在我们的交谈中。
“ 你会爱我吗？”
River总是很开心与我们出来拍摄。我们先后几次跟拍了她的工作状况与在夜校读书时的场景，也和我们想象中大不相同。River的工作不算固定，拍摄时在做房地产经纪，但通常的工作场景便是在人流量大的商场前发放房屋传单，哪边有新的楼盘她便会去哪边，一站便是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她都微微捏着嗓子讲话，却不经意在嗓子干涩咳嗽时，露出低沉粗旷的男声。人流匆忙，她重复着“先生/女士，你要看示范单位吗？”，两个小时里，仅有一两位客人在接过传单后愿意和她进一步咨询。事实上这样的工作已是得来不易，多数情况下，当雇主看到长发女装的River的身份证显示是男生时，通常都是拒绝了的。
“我好希望快点做变性手术，这样我就可以改身份证了。”River这样跟我们说。听到时我尚觉得诧异。我有打过草稿说问问她为何想要做变性手术，预设那背后有一系列对自己身体的厌恶或是对女性生活的期盼，但没想到，经由她自己脱口而出的，竟然是可以改身份证这个简单粗暴的答案。只有做了变性手术，身份证才可以变为女生，她的日常生活才更方便一些。
“如果做手术那天，你会陪着我吗？” 我回答说当然啊，“但那时候你都离开香港了。”她说。
River告诉我她香港预约的变性手术排期在一年之后了，然而手术床位并不能轻松预约到，要么是相关医生休假，要么是名额空缺。而在手术前，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需要反复确认她的心理状况与性别认知情况，这对River而言也是一道漫长考验。
那时我在心底盘算，一年后我应该会在香港找工作吧，还是有时间与机会见证她这极其重要的一天。
当天拍摄遇到了一些插曲。拍摄途中，River 有意无意地触碰我们三个女生的肢体。当小十把摄影机拿出来纪录下这一幕时，River的肢体接触变得更频繁与大胆了。两人坐在公园长椅上，River移动了位置向小十靠拢，将她另一个没有拿摄影机的手捧起来，放在了自己的腿上，然后竟然将自己的左手也叠了上去，右手拿出手机，拍下了两只手相抚的照片。小十扭头沉默不语，想要避开这些举动，River没有停止，用腿蹭了蹭小十的腿，像猫一般试探。
我有些不舒服，看在眼里却不知是否应该阻止，只有本能地、也拿起我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这些片段。无法猜测River这行为的目的，不知她是否以为这便是闺蜜之间的亲昵；或者，她知道在拍摄的我们不会突然中断她，所以多了些超纲行为，尽情享受这被凝视的肌肤之快感；又或者，我们根本也是在借用她的故事，来完成我们的影片，后续看到这些素材时，觉得多了一些“调味”。
拍摄的当下没有太多思考，只是纪录着。我们在转场时路过了一座天桥，天桥两侧是旋转楼梯。我和River在前面边走边聊，两位同伴也在后面跟拍。她总是唐突地问我一些没有想过的问题，例如“如果我变做男生，你会爱我吗？” 我想翻她白眼，尽管我跟她在见面时已经出柜，直言我喜欢女生，竟然过了这么久还要问我会否喜欢一个男生？更何况，现在的“她”，也还是男儿身，何来“变做男生”一说。
“你想不想生小孩”
“你想有jj吗”
“女生流M会不会痛？我也想来M啊……”
“你想和我交换身体吗？”
我没想过会被人问到这些问题，边下楼梯边想着如何作答。结果很突然地，我被她紧紧搂住了。River的双手环绕着我的上身，我一时也愣住。我回过头寻找同伴帮助，她们还在继续拍摄，没有别的反应。我挣脱开River, 像“兄弟”那般拍了拍她的肩膀，示意她不要这样了，也借此保持了彼此距离。
这样的肢体接触在后来都有发生，我们也总是会被问到一些细致的情感问题。我们有些犹疑了，现在的River是喜欢男生的吗？还是说她其实更喜欢女生一些？不然我们实在不知如何解释这些奇怪的举动。
后来有一天访问，我们给她别了小蜜蜂（麦克风），经她许可从后方拍她的背影。我们走在荃湾的路边小径，右侧是五金店铺和餐厅，左侧是人行护栏。店铺的招牌不断地进入我们的镜头，而River走在前方留下的背影，像一个永远无法接近的谜。那天她和闺蜜在讲电话，而透过耳麦监听，我们得知了她的情感状况。
River在当时是有一位男朋友的，不过她戏称那是“part-time 男友”。男朋友会开车载她逛街，这是最令她开心的地方。但男友还有一位女友，多数时间也是在陪这位女友而非River。在电话中，River和闺蜜抱怨着男友不回自己的短讯，希望自己也能常常享有和男友的休闲时光。
除了那天，她少有提起过自己的男友，确实那男友更像是偶尔才出现的存在。我们不知道，她有多爱她的男友呢，或是更沉浸在被宠溺的快乐之中。“我喜欢男生啊”“我喜欢女生呀” 她闪烁其词，给出的答案总是不同的，甚至我们追问一句“真的吗”，她便轻易改口。
她的提问不断涌向我们，我们的疑惑也在心头不断生成。
我好像有些迟疑了，对当初信心满满的拍摄计划，对眼前的她，对拿起摄影机前无限热情的我们。
几次不算长的拍摄后，我们在2017年完成了这部纪录短片，大家看过的结论多数是，角色还算吸引，有更多就好了。
两位同伴，一位离开了香港，一位在香港转做其他行业，我决心利用空闲时间拍下去。但常常想起令人不舒服的肢体接触、想起那些心中疑惑，既想解开，又不愿触碰，我好怕到最后，发现是我们中真的有人做错了什么。
一直到18年底，我都还与River陆续见过几次面。但彼时的她依旧没有做变性手术，甚至连较为基础，当初执意要尽早完成的声带手术也没有开始。她还在攒钱，希望能飞去泰国完成手术，那边的医疗环境要好很多，这是她的一个完成了手术的闺蜜告诉她的。
“只要开一单就有上万块了，很快就可以攒到钱。“她觉得手术就在眼前了，很积极地准备着。这段过程之中突然发给我一段团队祝贺她售出一套房的短讯，我真心地替她开心。我也觉得River做手术的日子快到眼前了，聊天中得知，无论是去泰国、韩国或者是香港，具体的医院她也在一点点联系中。但我迟迟等不到她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
“我还是不做变性手术了，因为香港同性婚姻还没有合法，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女生。变了身份证，就没办法和女生结婚了。” 我们最后一次聊天时她这般告诉我。她不再想着去做变性手术了，而是可能去做整容手术，在外表上看起来更美丽动人一些。她说她想成为空姐、想成为Angelababy一般容貌的人。
我太习惯了River的这种突然的变化，所以对这结果也并不觉得惊讶或奇怪。只是有一点点期望，我们不必，需要靠身份证来决定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不必因性别而觉得我们要以哪种姿态活着。比起我们的爱的烦恼，River显然比我们纠结而被动的多。她告诉我们，不希望影片在香港放映，因为这样别人都知道她是跨性别女生了。我本以为，一部影片，能让我们在性别观念上走得更远，而实际上，她正在极力地割舍着那个酷儿形象，而是更希望以平凡而常态的女性身份生活着，这种微小的寄托，恰恰是她所需要拼尽全力才能得到的。
对我而言，整个拍摄过程都漫长而充满疑惑不解。从开始时的信心满满到被疑问填满，从热情、好奇到心生介意再到试图理解，我渐渐觉得拍摄不再重要，完成一个人物也不再重要，更值得的事情是，我能够接受自己的“不适感”，因为这不是因为对性少数的刻薄，而是对于跨越界限的社交的不适，我开始理解在她身上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细致到如何描眉涂粉，大到人生规划，都不是一种酷儿形象就能轻松涵盖的，我想，她不必是一个勇敢的人，不必是一个要挑战社会传统观念的人。
而香港，则在这几年的生活中愈发亲切。当身份证由北方小城变成了香港，在茶餐厅讲着粤语却心生胆怯，担心自己发错音闹笑话，而原本的世界也离我渐行渐远了。我笨拙地在这个城市生活着，努力学习它的礼仪与规则。一种奇怪的东西连结着彼此，给我无穷地安全感。于是，一个异乡人，在陌生又熟悉的地方，渐渐开始理解River，也正理解着自己与这城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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