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做防自杀干预，我看到了他们如何在异国老去｜三明治
西答是7月短故事的作者，她写下了自己在芝加哥一所医学院做研究员时的经历。为了调研华裔老人的健康和生活状态，西答接触到许多在异国他乡老去的“样本”，其中有需要进行防自杀干预的孤独身影，也有满足对安享晚年期待、给人能量的故事。衰老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在这些关于如何老去的可能性里，或许我们可以跟随作者思考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文｜西答
编辑｜二维酱
“我每天都想她，我每天都想死，死了就能见到她，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他的眼睛盯着前方的空气，好像我并不存在。沙发上突然变得不再舒适，我调整了一下身体，低下头，盯着笔尖，它停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不确定应该往哪边挪一挪。
张叔叔是我做防自杀干预的第12个老人。他瘦高，看得出头发梳顺过，穿着一件合体的薄外套。他没有注意到衣袖上干着一块食物残渣，衬衣的一个角从侧面伸了出来。他从二楼取下一个鞋盒，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那是一张黑白照，“这就是我老伴，去年刚走了。这是年轻时候拍的。”
“阿姨很好看。”我说。
我记得他的哽咽，记得我们的话匣子都打开了一些，记得我们又聊了很久，直到厨房落地窗外的草地翠绿到有些晃眼，提醒我已是正午。
四年前，我在芝加哥一所医学院做研究员，调研芝加哥大区华裔老人的健康和生活状态，一年时间里，我采访了一百多位华人老年人。常规访谈包括一些量化问卷，问卷里很多是不是，有没有，有的话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调查也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比如受访者的抑郁或者自杀倾向，以及是否有被虐待的经历。符合条件的，会被纳入干预项目，每周会有专人上门“话疗”、继续追踪收录数据。
在美国生活的近五百万华人里，每十个里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里，有三分之一来美时间不超过十年，属于跟随子女晚年移民。中国人讲“落叶归根”，但是他们出于亲情，被反方向吹到了海的另一边。有的人软着陆后安家立命，有的人盘旋着不知如何降落。
环看四周，茶几上和地上散落了一些孩子的玩具和书本，墙上的架子上横七竖八地摆了一家三口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里的人牙齿都露了不止八颗。
“这是你女儿一家三口的照片？”我问道。
张叔叔点点头，“女儿嫁了老外，听不懂中国话。外孙原本中文还可以，小时候我接送他上学，放学他会给我讲讲学校的事，后来慢慢不讲中文了，现在我也听不懂他说话了。你不来，我现在每天都不说话，没人说话。”
我们聊到了张叔叔老伴去世的那天，“太突然了，那天早上我送外孙上学，就在家门口，只要几分钟校车就来了。回到家就看到她趴在地上，那里。”他举起手，指了指客厅和餐厅间的过道，声音开始颤抖。我轻轻地深吸了一口气，思索了几秒，虽然是第一次见面的男性长辈，但我还是决定伸出手，握住他的手。他此刻只是需要一个人，一句安抚，并不在意是谁，说了什么。他平复了一小会情绪，慢慢地说，“我和老伴说好了，帮女儿把孩子看到上完小学，我们就搬出女儿家，找个小公寓，我们自己过去。眼看外孙都上四年级了。”张叔叔的语气开始变慢变长，“太突然了，几分钟的事情，太突然了。”我开始担心他的情绪起伏，因为我自己的情绪也变成了一团麻。当人开始拷问生活的无常，就像是对着一片虚空喊话，声嘶力竭也换不来一声回答。
我跟张叔叔说下周会再来看他。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问我，除了坐18号公交车，他家附近还有什么别的公交车可以坐，“我以前和你阿姨坐这趟车去老年活动中心，她性格外向，她带着我，我就跟着她。现在我自己，没事就从这头终点站坐到那头，半天就混过去了。”
道别后，我坐进车里，准备整理一下情绪，抬头看见张叔叔靠在门口树边，我都忘记了中国人送客出门习惯目送到客人远去。我只能启动车子，缓缓驶出停车位，离开他长长的注视。
这是一个典型的芝加哥南郊居民区，方方正正的独栋别墅里住着方方正正的一家几口人。白天见不到人，孩子上学，大人上班，老人自己在家，唯一的活力来自窗外偶尔找食的松鼠，弧形跳跃着穿过马路。抬头看天，树杈们隔着马路试图接近对方，树叶们兴奋地来回击掌，那簌簌声，放大了树下人的孤独。
开车五分钟，我来到琴姐饺子馆，这是我每次在这一区访谈结束的歇脚处。一碗三鲜饺子，一份凉拌猪耳，堂食。我并不爱吃辣，但是在这里一定要来一份辣椒，浇到饺子上，这样才好蹿一身汗，提振精神，继续下一个访谈。
我把iPad竖起来，放在侧面，不遮挡我和受访者的视线交流。这份量化问卷有上千个问题，所以要用电子化的系统收录。随着对话进行，我在屏幕上点击，尽量减小手指动作幅度。
我并不喜欢这种形式的采访，数字化的选项让我和受访者感到一种隔阂，他们渴望被倾听，他们话中的温度很难用生硬的阿拉伯数字纪录。我时常需要暂停问卷，抬头和他们对视一会，放松地聊一会，也顺便提醒自己，不能把他们的真心，只是当作数据点来对待。
李阿姨是另一个让我很难用数字量表去纪录和了解的人。
她七十岁出头，退休教师，五六年前来到美国，和独生女团聚。她和老伴住在一栋养老公寓里，在一个很便利的郊区小镇中心，周边有医院、超市、公园。我们第一次会面，她有点腼腆地颔首，躲避着我的眼神，有一种和她年龄不相符的羞涩感。
我们在她家餐桌旁坐定，面对面，手里各握一杯水，很有一种采访的正式感。我提醒她放松，我会问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聊聊天。看阿姨状态不错，我以为这会是一场比较轻松的对话。
遇到一些敏感问题，我会先铺垫一下，“下面的问题可能会让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感到有些不适，但是请理解，您真诚的回答很重要，如果需要暂停，我们可以休息一会。”
她点点头。
“您身边的人或者陌生人是否曾经有对您有过虐待行为，包括语言虐待、精神虐待、身体虐待还有性虐待。”
她没有马上否定，我抬头看她，“不着急，您先喝口水，您愿意聊的话，我们可以聊一聊。”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小时候，看爷爷奶奶分开房间睡，不明白，现在到我老了，也到了分开房间睡的时候了。”
我有些不明就里，但是没有做声，让她继续讲述。
“女儿几年前给我们办了身份，让我们在美国养老。可是他们现在搬去加州了，我们在芝加哥，我老伴不想搬。”她又是一声叹气。
“我老伴，年轻时他对我打打骂骂，我恨自己没有跟他离婚。现在老了，打不动了，我们就不说话，他每天出门打牌交友，逍遥自在，回到家我们各吃各的。女儿想让我们过去，大事上我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不肯去，我们就不能去。你问我有没有被虐待，”她停顿了几秒钟，“这可能算虐待吧？你说呢？”
这次换她抬头看我。她的眼神迷茫。
我尝试用平和的口吻，“为什么恨自己年轻时没有离婚呢？如果你十分想去女儿那里，为什么不能你自己去呢？”
“退休前，我俩都是我们我们那里重点高中的老师，我教数学，他教物理。我年年都是教育标兵，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的事，以为我们很恩爱。离了婚，太丢人了，还要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想了想还是算了，躲着他就是了。”她的眼神又开始有些飘忽。
“我先来的美国，女儿让我来。我以为我从此就自由了。但是过了没两年，他说一家人还是要在一起，跟了过来。现在我俩老人，在这里能够一起租这个宽敞的廉价独立公寓，如果我不在这里，他就不符合条件，租不了，他不会让我走的。”
我感到她的身上有一种厚厚的无力感，压在她身上，压到呼吸困难，也没想到其实自己可以一脚踹开这床让人窒息的厚棉被。我不认为这只是性格的原因，而是一个人的性格被外在的恶意利用，在痛苦中慢慢习得的一种无助感、无力感。这就是抑郁症的模样。之后的抑郁量表确认了我的猜测，之后三个月每周我都会定时到李阿姨家。
结束了访谈，我下楼走到一楼中央的休息区，赶上美国国庆，桌子上摆着装饰物，一些红蓝白的纸花和小小的美国国旗。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老太太，显然并不关心今天是什么日子，她低头专心地弹着钢琴。
我曾经对颐养天年有很多幻想，那里的每个人都用光了这辈子的烦恼，补全了所有的遗憾，那里应该是鸟语花香。眼下，在这漂亮的养老公寓里，烦恼和遗憾被小心地关在了门后，而除了琴声，我没有听到别的声音。
老年研究有个名词，叫“成功养老”（successful aging)，意指不被身体疾病、意识衰老所困，能够和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的晚年状态。很多人讨厌这个词，因为成功的反面是失败。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我们被疾病所困，变得健忘，需要人照顾，难道我们就要说自己的晚年是一个失败吗？在人生的收尾时刻，我们无法也无权去界定一个人是如何因为复杂的机缘，成为了他们现在的样子。到底该如何老去，每个人“成功版本”都不一样。
高强度的采访，让我慢慢感到共情疲惫。特别是独居老人，每次采访完我都感觉心脏像被拽出来，揉完了又给硬塞回去。有的独居老人家里堆满了杂物，眼睛白内障几乎失明的状态，还要在一片混乱里摸着寻找自己的药。他拿着七八个药瓶，嘴里跟我说着这个吃两片，那个吃三片，但是我很怀疑，他吃多少药很可能是随机。
杨阿姨的出现，让我看到了老年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杨阿姨快85岁了，是上世纪60年代台湾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学工科出身。“那时的留学生是‘最有钱的’，我拿着奖学金，学校一个月还给我发200多块，我攒着，每半年打钱回台湾家里。那时候邻里看到谁家买冰箱了，就知道家里是有人留洋读书去了。”她和先生在美国相识，成家立业。家里先生的书画一副挨着一副，铺满客厅的墙，墨迹清晰，似是昨天写的，但是她先生已经去世四十年有余。杨阿姨从中年开始独自抚养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三个孩子。在一个不起眼的墙上，挂着一个小牌子，金色镶边，上面用英文写着，“世界上最坚韧的妈妈”。
“我在美国的所有人生，都在这房子里，我不会去养老院。”她的独居生活很自由，除了大儿子定期来帮修剪花园，日常都是杨阿姨自己料理。她的小儿子四五十岁了，过够了白领生活，突然决定开始闯荡演艺圈，她给我看了一段小儿子短暂出镜的影视片段，“我看他发的，有点意思，虽然亚裔在美国要当演员出名，不好搞，但是让他自己玩去吧。”
祖籍河北的杨阿姨，十几岁就随着父亲颠簸到台湾，但是一开口还是河北腔，“我大儿子，在美国土生土长，但是一开口和我一样的河北味，”杨阿姨把我给逗乐了。餐桌上摆着一排她“营救”的兰花，“别人养不活的兰花，就扔给我。大家觉得兰花桀骜，不好养活，其实兰花最朴素，旱着点，光斜着照，到时候它自然就开花了。”我在杨阿姨的家常话里嚼出一丝哲意。
“你怎样保持这种‘正能量’的？”我想知道。
“正负能量其实都有，我自己带大这三个娃，非常辛苦。现在到了这个年纪，身体怎么可能没有问题，血压高，心脏也老了，但是只要不是大问题，不影响我生活，我就很知足了。”杨阿姨讲她每周做三次运动，跟好友组局打麻将，也会熬夜写稿子，因为有很多东西要研究。她在芝加哥和外地几家报纸写专栏写了十几年了，她的专栏叫”杨大姐信箱”，主要写生活解惑，比如在美国如何申请健康福利，如何处理跨文化跨代际的家庭关系。没有读者来信的时候，她也会写历史轶事。
她几十年前把父母从台湾接到了美国，照顾他们到送终。她认为自己对父母的孝顺很重要。但是当她自己慢慢老了，她却不期待孩子们的“孝顺”，“我不需要他们天天陪着，我只要求每年和全家旅行一次，无论多忙，大家都要找时间。”她说去年他们全家坐的邮轮，到了晚饭时间，她会穿上最好看的旗袍，戴上喜欢的项链，跟孩子外孙孩子们说，“你们去不去我不管，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享受我的晚餐。”在海上漂了一个星期，每天晚饭大家都准时过来，一起吃，一起聊天。“这比天天给我端茶倒水的那种孝顺要幸福得多。”
后来我和杨阿姨一直保持联系，有时，我自私地需要“借”她的能量用一用。夏天，她让我去她家花园采花，“别不舍得，挑大的，它还会长。”秋天，她请我们到家里喝茶，中午她给做炸酱面，“别看这酱黑乎乎的，好吃着呢！但是别以为我很会做饭，其实我只会做炸酱面。”在我们搬离芝加哥的最后一个冬天，邀她去吃早茶，“我年轻时为了养家和福利，做政府工，不敢换工作，你们应该去闯，我羡慕你们，也祝福你们。”
杨阿姨的晚年“成不成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没有假装快乐或者不快乐，她没有试图传播正能量或者压制自己的烦闷时刻。她像写文章一样生活，老老实实地一字一句地写完一篇，再写下一个篇。
杨阿姨花园的大丽花
每周五，我们几个研究员和项目导师都会在那间拐角的会议室开会，讨论一周的采访进展。这间会议室，两面是赭色的玻璃窗，从一面窗往外看就是芝加哥西环，另一面窗总是被投影屏幕盖着。冬天时，西环除了周围大学零散的几个高楼身上干干净净，大部分的房屋都趴在风城的萧索里。扭扭曲曲地一些窄窄的线，是人们在行人道上铲出的小路，一个个小点慢慢地沿着这人造的轨迹挪动。
有时我会到这扇窗前，看着城市，嚼着午饭，那种俯瞰的心境，很符合这场学术研究的目的：将个人体验暂时抽离，用收集来的大量数据，总结群体的经验和规律。通过访谈得到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事情，比如，华人老人某些疾病的发病率是否比其他族裔要高？再比如，一个童年时期被虐待过的个体，成年和老年后是否更容易遭遇虐待？或者成为加害者？是什么原因可能导致了某种特定结局？对于我，每次和老年人访谈，我的脑后都私藏了一个目的，一个我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怎样才能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老年人是弱势群体，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年轻的我们脆弱，而是余年渐少的现实，逼迫人们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脆弱。而“海外老人”的脆弱，源于他们处境的矛盾性，他们离开熟悉的家园和亲朋，来到语言不通的外国，和三观不一定和谐的儿女住在一个屋檐下，或者独居，社会关系网的缺失，身体病痛的烦扰，背井离乡的漂泊感，破碎了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吾家难返，吾身难全，何以疗余年？
快乐的多巴胺转眼就被稀释降解，而痛感可能是刻在人脑的长期记忆区，所以悲剧动人，所以每当我试图回忆采访过的老人，冒出来的都是那些孤单的背影，那些陪着他们度日的绿植，或者家中的碎屑和杂物。也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我们总是将衰老和孤独、凄凉联系起来。但是当我再仔细地检索一遍那段回忆，那些活力无限、祥和幸福的老人家们其实一直都在那里。
在一个老人活动中心，一个80多岁的老爷子像公文包似的夹着iPad，时不时抽出iPad跟其他负责组织的伙伴们讲解文艺演出的准备细节，手指的点击速度比他的腿脚还要灵活。一对老夫妻，叔叔耳背得厉害，总要侧头做扣耳廓状，每次我都要一边嘶吼着问问题，一边还要和他的助听器保持“眼神接触”。问到两人如何交流，他老伴微微一笑，说，在一起一辈子了，不说话也可以心领神会，话毕阿姨就给叔叔递上一杯茶，“他每天上午剪报时都要喝两杯茶。”还有那个坚持要留我吃午饭的广东老爷子，一家三代住在一起，家里略显拥挤，但是他儿子每顿饭都是两菜一汤，摆好碗筷，让老爷子先吃，“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豆就是我们家的宝贝呦，”说完拍着老人的肩膀，一家人笑起来的样子很像。
后来一次我随访了一对曾经采访过的叔叔阿姨。预约电话打过去，得知她先生几个月前刚刚过世。到了她家中，一切依然是模模糊糊记忆中上次采访时的模样，满满几个大书架的书。我还记得上次采访他们恩爱地讲述，几十年永远都是叔叔周末做早饭，让全家人都能多睡一会。还有那块发黄的桌布，他们两人的同款“情侣热水杯”贴在一起。
阿姨让我随便挑书拿走，她说基本都是先生的书，她要搬家了，所以联系了芝加哥图书馆的人过几天来收走。
“你要搬去哪里？”我问道。
“我先生去世后，我回到台湾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但我还是决定回来美国，一是我还有事情没有安顿好，二则我不想因为害怕而回乡，其实乡里的熟人们也都越来越少了。之后去哪我还没想好，女儿帮我找了个短租的地方，我先住着。”
“之后呢？”我有些意外。
“之前，我没想象过没有我先生的人生，之后，可能我只能给自己点时间，从头想象一个新的人生了。”
采访完毕，回到办公室那间会议室做总结。那个被屏幕遮挡着的窗户，缝隙漏进一条条的光，把有些沉闷的讨论照亮一些，但是那光也很晃眼睛，被照到的人总要歪歪头或者挪挪椅子躲避。会议结束，投影屏幕难得被升了起来，那时我才发现，原来那扇窗朝西。原来那是夕阳的光。
可能我们一直对晚年有种误解。晚年也只不过是岁月中的一段。
作者后记
我的心里对老年人有一块特别柔软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未来的我们。我依然和几个忘年交朋友保持着书信来往，从嬉皮不朽的美国老头Ron，到传统坚韧的伟大妈妈杨阿姨，他们的故事太丰富多彩，让我觉得变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等我们老了，继续一起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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