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上街发声到底有多大用？艰难的对话必须进行下去 | 三明治

生活在美国尔湾的恕行，在3月27日和先生、儿子一起参加了Stop Asian Hate的街头游行。这是恕行在美国第二次参加游行，为什么要加入游行，走上街头，发出声音？她回忆起2016年为Peter Liang的案件的游行，那时她还对种族问题了解不多。

但这一次，她觉得自己“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站出来。尽管她从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不在意、也不想“融入”，甚至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在哪里生活，但她和任何一个有着亚洲面孔的人，在此地都分担相似的风险和歧视。

文 | 陈恕行

周六下午三点，离出发还有半小时，小孩在午睡，出了一身汗，额发湿漉漉地贴在皮肤上。我走进厨房喝咖啡，把游行的标语放进袋子，再去卫生间涂防晒。丈夫在卧室盯着手机，我进来换衣服，他把屏幕转向我：“你看，缅甸。”

屏幕上是一张硝烟弥漫的照片，火光与黑烟中，有人皮开肉绽倒在地上。我看了一眼别过脸去，不愿细想，害怕失去力气和心情走到街头。当天早上，我刚刚看了另一则新闻。军方在村庄里纵火时，一位三个孩子的父亲试图救火，被击中腿部，后遭遇泼汽油点火，活活烧为焦骨。

“又一起反人类罪行！”发帖的人写道。

3月16日下午约5时，亚特兰大地区，21岁的白人男子Robert Aaron Long持一把9毫米口径的枪进入三家按摩中心和水疗会所，开枪射杀了8人，其中6名受害者为亚裔。他用来杀人的枪是当天买的。次日，警方发言人Jay Baker在发布会上转述嫌犯的动机，称Long认为自己有性瘾，血洗按摩店是消除这些诱惑的方法；在Long眼里，“昨天对他而言是极为糟糕的一天，这就是他做的事。”这句话随后引起轩然大波，激起了许多亚裔美国人的愤怒。而Jay Baker警员也被网友发现曾经在Facebook发状态，推广歧视中国人的T恤——“在它们还有货时下单，Covid-19，输入自中国的病毒。”

一个白人男子在糟糕的一天选择屠杀，在军人节发生的杀人狂欢。哪一出更加“反人类”？这个词毫无力量，甚至毫不准确。只有人类会犯下这些野蛮的罪行，这些行为再“人类”不过了。想要活下去，似乎只能选择性地凝视和反抗暴力——实际上，如果我们无法自欺欺人，偶尔把脸转开，便会看到脚下的每一片土地都沾着血。我痛恨自己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在知晓世界上种种暴力出现时，能做的那么少。

16日枪击案发生时，我就一直在找附近的游行。周三，同在一个城市的朋友分享了周六的活动截图，我马上发给了丈夫。他意会，安排上日程。我们除了当时一起听过新闻，没有就此谈论过，但我知道他会和我一起上街。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游行，是丈夫和小孩的第一次。

我换上长裙和衬衫，束起头发。之前的一周，天气一直比较凉爽，偏偏到了周六格外明朗炎热。小孩趴在床上睡得正香，我给他涂防晒，换上衣服，他才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01

我第一次参与集会，还是2016年为Peter Liang的案件。Facebook上的同学老师们没有任何人转发相关的内容，我是在朋友圈看到的游行信息。那时我虽然阅读了一些非裔作家的作品，但对美国的种族议题还是了解得非常肤浅，对于Peter Liang与Akai Gurley的案件细节也仍存有很多困惑。抱着想要观察和学习的态度，我加入了活动筹备群。

微信群里大部分都是一代中年华人移民，也有少数二代移民年轻人，还有一些是中国留学生。群成员讨论了很久喊什么口号，叮嘱大家不要乱扔垃圾，要表现出对受害者的尊重。一位老人家写了很长一段话，讲自己为什么要参与游行：

“我有一个梦想：我们这个群游行之后不要解散。华人争取平等对待的斗争，绝非一朝一日，今后免不了还会发生对待华人不公平的事件。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发起抗争！我年纪大了，不想看到我们下一代仍然受到不公平待遇，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用各种方法扭转这种局面。我看见年轻一代正在成长，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不要放弃，放弃就等于失败！”

然而，当我走在学校图书馆外的街道上，与一位男生一起举着标语时，我心里产生了迟疑和迷茫。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人群。我们——他们此刻追求的“平等”、“正义”，到底是什么呢？

标语上写着各种颜色的口号：“Justice For Peter Liang”、 “Justice For Peter Liang and Condolences to Mr. Gurley's Family”、“Justice For All”、“One Tragedy, Two Victims”、“Tragedy Not Crime”。支持梁彼得的人们，视这次枪击案为一场悲剧；而格里的支持者，则指向美国警务和司法系统里存在已久的种族不平等和警察暴力问题。

Akai Gurley作为一个无辜被杀害的人，谁，或者什么该为他的死负责？如果梁彼得有罪，案件中不存在种族歧视因素，又该如何看到之前几起有些相似的案件中，白人警官的脱罪？在Jay Caspian Kang给《纽约时报》写的关于亚裔抗议梁彼得集会稿件中，他对这场激起了大规模亚裔美国人的游行提出了几个疑问：

“周六的抗议活动本来也许可以帮我们对梁的遭遇产生一个更细腻的认知，但多年对峙的历史抹杀了这种可能性。这是很悲哀的，因为有很多丑陋而又根本的微妙细节有待检视。...

这场冲突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与公认的亚裔现代形象以及他们与白人的近似性相抵触：如果梁（乃至所有亚裔美国人）享受着白人的保护，那如何解释他的定罪？...

即便你跟我一样，都认为彼得·梁应该入狱服刑，接下来也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们认为白人警察一向受到的不公正的保护，这种保护要么惠及每一个人，要么就全部都不享受。无视这一提法是智识上的不诚实。”

同Kang的感受相似，我发现自己虽然察觉了这种亚裔与非裔之间的隔阂和暗涌的对峙，但我当时并没有语言能够清晰地描述出这种困境，也无法讲出对这种复杂敌意的来源。在非虚构阅读课上，我们阅读了关于种族议题的几本回忆录、诗集，我在同学们与教授激烈的讨论中，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的边缘人角色。我不确定该如何切入讨论。我不是“他们”，也无法理直气壮宣称“我们”。在小说写作课上，我的故事无法融入西方的叙事模式。教授向我解释，为什么我的故事里没有“冲突”，而我很久后才意识到，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对此感到困惑的中国写作者。

直到在三位亚裔教授的课上，我才有机会读到亚裔的文学作品、看到亚洲的电影，从“美国话题”、“黑”与“白”之间喘一口气。

02

这次，我倒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站出来。尽管我从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不在意、也不想“融入”，甚至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在哪里生活，但我和任何一个有着亚洲面孔的人，在此地都分担相似的风险和歧视。而我的小孩此刻生活在这里，我要为他站出来。

周三看到活动信息，我马上剪开家里的一只大纸箱，开始制作标语。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大人一个小朋友，能举的牌子也就三个，所以要尽可能挑能够表达自己想法的内容。第一张我早就想好要抄写受害者的姓名，但剩下两张写什么呢？

我想指出的问题的太多了，把“种族主义”称为“种族歧视”，而不是动机不明；正视白人至上主义/白人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对亚裔女性的长期性幻想和恋物癖（fetish），“模范种族”称呼的种族歧视根源，有色人种之间的相互歧视和偏见，枪支管控...不久前，一位朋友曾发起讨论，为什么亚裔遭遇歧视和袭击，总是沉默？

然而，当我们讨论“亚裔”的沉默或不反抗，到底讨论的是哪个时代、哪一群亚裔呢？

是“淘金热”时期语言不通的华人契约劳工吗？是1902年在旧金山提出解放中国妇女是中国解放关键的谢晶晶吗？

是二战期间被大规模从家园赶走、遭遇囚禁的日裔美国人吗？是1884年为女儿争取平等教育权、拒绝种族隔离制度的Mary Tape和Joseph Tape夫妇吗？

是19世纪70-80年代为华人社区辩护、创办《华裔美国人报》的王清福吗？以及在那期间被洛杉矶近500人处以私刑的17名中国人吗？

是1965年组织罢工和联合抵制运动的菲律宾劳工，终身为民权、妇女权利、非裔和亚裔美国人权利斗争的陈玉平吗？

是2017年，在旧金山站出来反对“所有制度化的歧视、仇外和种族主义”的美籍华人吗？

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就会发现亚裔是一个多样且庞大的群体，而他们从未停止斗争。只是他们的故事，在主流叙事中出现得太少，连我们自己，都以为那些抗争不曾存在。

苦思冥想搜索各种标语时，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女性举着的标语，在某些层面上回应了这一点：“I'm not silent, but are you listening?”有研究表明，非白人恐怖主义罪犯和非白人仇恨犯罪者，会比白人罪犯获得更多媒体报道；受害者是少数族裔的案件，较少受到媒体关注。

虽然自9/11之后，美国时常宣称抗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然而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实际来自于现代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仅2020年前八个月中的61起恐怖行动策划和袭击中，就有41起与白人至上主义者有关。然而在报道中，这些事件似乎是隐形的。

还记得看章莹颖案的报道时，深深刺痛我的一点，是嫌犯Brendt Christensen的辩护律师，以他童年遭受创伤、酗酒、婚姻不幸为由，试图为他的残酷罪行申辩。在美国的媒体报道中，对白人行凶者的描绘总是更有同情心。

我的好友J是位非裔姑娘，某次我们聊天，她讲起自己和一位日裔女友走在纽约街头，不消半小时就听到路过她们的男人说出各种污言秽语。J很震惊，而她的日裔好友则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告诉她，每一天，作为一个亚裔女性走在街头，她都会遭遇类似的言语骚扰。

Robert Aaron Long视为引起自己“性瘾”而要杀害的亚裔女性工作者、带走章莹颖的Brendt Christensen，还有强奸并杀害韩裔艺术家Theresa Hak Kyung Cha的Joey Sanza，对白人对亚裔女性的迷恋癖与物化，一直扎根在西方文化之中。

最终，剩下的两张标语，我写的是“Unite against Sexism & Racism（团结起来反对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和 “In Union There is Strength（联合中自有力量）”。后面这句我用粉色笔写在小牌子上，准备给三岁半的儿子拿着。

1987年，在韩裔艺术家Theresa Hak Kyung Cha被杀害五年后，她的好友Flitterman-Lewis参加了最后一场庭审。最让她印象深刻又痛苦的照片证据，是凶手脸上、手臂上被Theresa的婚戒深深划出的痕迹。多年后，Flitterman-Lewis参加一场诗歌会议，一位研究生称Theresa作为“被动的强暴受害者是种行为艺术”。在问答环节，Flitterman-Lewis站起身，讲起凶手脸上的抓痕，强调道：“Theresa不是被动的，她反击了。”

2019年，在章莹颖案庭审时，凶手Brendt Christensen的口供透露她曾顽强地反抗过。在遭遇了强暴、殴打和扼颈，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章莹颖仍在试图夺下Christensen手中的刀。

2021年3月17日上午，39岁的白人男子Steven Jenkins先后袭击了83岁的越南裔老人Ngoc Pham，以及75岁的华裔老人谢萧珍。谢萧珍当即拾起地上的木棍反击回去，将Jenkins打得嘴巴流血。

I'm not silent, but are you listening?

03

将近四点，我们终于出发了。游行的起点在尔湾的市民中心。虽然我们每天送小孩去幼儿园都要经过这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真的来到这栋贴着大片黑色反光玻璃的建筑前。

草坪上人头攒动，远超过我的预期。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在荒谬经验中，痛苦是个人的。而反抗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痛苦原来是集体的，这是我们的共同遭遇。”

周三朋友分享给我活动信息时，时间写的是早十点。没想到，去的前一晚朋友告诉我，Facebook界面刚发布具体日程，上午十点到中午请了几位嘉宾来演讲，真正的游行到四点才开始。一般周末这个时间，小孩都在午睡，我有点担心他起不来，也担心这么晚才发布日程，能去游行的人不多。幸好，那么多的人都在。

来之前，我们只打算跟着走一小段，太阳正旺，小孩腿短，恐怕走不完全程的好几条马路。我们走到草坪边上，从袋子里拿出标语。我将写着受害者姓名的牌子递给丈夫，他道谢，扶住标语；我又把裁成正方形的牌子递给小孩，他马上熟练地拿了起来，文字冲外。

前一晚，我们看了迪迦奥特曼的最后三集。远古邪神复活了，几乎摧毁了地球，连迪迦奥特曼也在对战中被打败，变成石像沉在了海底。在复活奥特曼失败后，所有的成年人都失去了信念，然而孩子们站出来，一个个说他们依旧相信迪迦。每个孩子都举起手臂，发出光芒，这些光让奥特曼苏醒，拯救了地球。

小孩坐在丈夫怀里，也举起了手臂，要变成光。我对他说，明天我们要去参加一场活动，需要你变成光，可以吗？我试图向他解释种族主义，告诉他，有很多和我们长得很相似的人们受到了伤害，我们要去抗议这种行为。

我把牌子递给小孩，他指着粉色的字母，辨认自己认识的那几个，然后把标语高高地举起来。“对，明天就要这么举着。你做得很棒。”

三位个子瘦高的年轻人开始用扩音器召集人群，我们站起身，随着人流的方向移动。从市民中心草坪出发，人群马上铺开，占领了街道。第一次参加游行的丈夫有点吃惊：“就这么走在马路上没事吗？”我说不占马路，人家怎么看到你呀。

他说：“你知道这种时候我最担心什么吗？”

“我也担心有人踩油门撞进来。”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街道说。还有对着人群扫射。我想。

但丈夫还是一手举着标语，一手抱着小孩，和我一起走在人群中。

三俩警用摩托车和警车跟着游行的队伍，开道、护送。小孩兴奋地数着摩托车和警车，问了好几次为什么警车跟着我们。丈夫说，警车是在保护我们。他转头对我感叹，“然而种族歧视在警察中又是重灾区。”我点头，“我觉得抗议的意义就在于，不管一个人心里是不是有种族歧视，但你当着我的面，就必须咽下那些话，不敢去轻易地侵犯我的权益。”

我想起对“政治正确”，常见的一种反对话术是，表面的尊重不等于实际的平等，真正的种族/性别平等，应该是不强调、不区分这种差异，不强调弱者的“弱势”。然而，一个可以随意叫着“Chink”、无视种族间已有的差别待遇的社会，就能更实现实质平等了吗？在美国的族裔政治中，的确存在运动的僵化，但连形式上的尊重都没有，就更不要指望更进一步能平等了。

人群的构成主要是亚裔中青年，也能明显看到非裔和白人，大概因为情绪激动，前面队伍的步伐很快。丈夫抱着小孩在烈日下走，我们的速度只能走在人群中间偏后部。几位叔叔阿姨可能走路费劲，骑着自行车慢慢跟着人群；有人带着小狗一起游行，时不时停下来给狗喝水。

小孩一直紧紧抓着手里的标语。丈夫托起他，指着前面人们的背影，向小孩解释：“你看，人群里有很多长得和我们相似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们叫做Asian，我们来自大海的另一边。”

往来的车辆看到游行人群，经过时长按喇叭，司机和乘客从车窗里挥手大声喝彩，人群也欢呼着回应。喇叭里一位姑娘声音高亢地在喊：“Our street! Our street!” “This is what America looks like.”“No justice, No peace.” “No racist police!”“Asian lives matter!”“AAPI lives matter!”我们前面有位穿着黑色夹克的姑娘，她举着的标语是“Asian Women Rise Up”。

那些人们喊出“Asian Americans”、“America”的时刻，我依然感到自己的疏离。但看着那些黑色头发的背影，看着前面的长辈们有些磕磕绊绊地跟着喊出口号，然后为自己没有跟上哪句话相视笑出来，我仍感到此行值得。

我和丈夫便走边聊着种族主义，聊着美国的历史，聊着我们必须接受那些笨拙的、不完美的运动，在一次次行动中改进……就这样，我们走完了全程。回到市民中心前的草坪时，丈夫胳膊上的汗浸透了小孩的裤子，而小孩的两腿被他胳膊紧紧搂着，也麻了。

人群占据十字路口的四条主道，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一位个子很高的非裔青年讲着我们要共情少数族裔彼此的境遇，为了更公平的美国，以后还要一次次站出来。人群中爆发了巨大的喝彩声。我们原想先走到草坪，结果小孩扭动着，要站在马路边和所有人在一起。

最后的口号喊完后，大家三三两两坐在草坪休息，听组织者演讲。人们慢慢散去。

我们来到了停车场。两位游行时走在我们附近喊口号的白人姑娘正在道别。“很高兴认识你。如果下次还有这样需要我们走上街头的事情，我们还可以一起出来。”

游行结束前最后的喊话

04

回家后，我和丈夫放下背包，他感慨道：“有时候我真希望世界上真有一个具体的、邪恶的怪兽，那样也许世界上的人们就不会那么撕裂，而是团结起来对抗怪兽了。”

在一个从网络召集参与者如此容易的年代，在美国这样一个游行如饭后散步一样平常的地方，上街发声，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时常有一点点怀疑。很多时候，游行没办法改变法条，甚至，也没有撼动人们对彼此的偏见。然而，搬到尔湾快两年了，我脑海里知道“这里亚裔挺多”，和当我真实地看到他们走上街头，聚集在一起，完全是两种感受。当我看到那一张张欢呼的、愤怒的、激动的、鲜活的面孔，我才意识到一个个单独的人决心走到一起时，可以发出多大的声音。有对话在发生，有情感在交流，有声音在振动空气——这是发达的网络交流依旧无法弥补的。很多时候，网络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个符号、字体、emoji。我们能连到更远的地方了，然而智能推送、数据垄断等等现代技术，可能让人们反复咀嚼相似的观点，在泡泡里自说自话。

不久前，我刚刚和朋友聊起，我对网络发言有些“创伤”，对越来越简单化、两极化的表达方式，以及越来越多的举报感到恐惧和疲惫。但我知道，真诚的、深入的对话，是打破隔阂、偏见、仇恨不可或缺的一环，艰难的对话必须、并且值得继续下去。更何况，我所拥有的，已经是一个相对容易的环境了。

晚上睡觉时，我问小孩喜不喜欢游行。他说他喜欢游行时举着自己的牌子。不知怎么，他看着窗帘里漏进来的光，说道：“妈妈，你说‘床前明月光’。”于是，像之前许多次的夜晚，我们两个一起背了《静夜思》，即使我们那一刻脑海中所想所念，并不相同。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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