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打工谈》：让沉默的工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丨若有所播
文 | 若冰
编辑 | 依蔓
在播客平台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打工”，跳出来的搜索结果几乎都是“大厂打工人”、“资本”、“焦虑”，而少有建筑工人、货运司机、保安、家政、拾荒者。这不是什么新鲜现象——从主流媒体到学术界，概念与理论的话语权通常掌握在知识精英手中，底层的工人阶级则长期失语。
2020年，中国有外出农民工，占中国总人口的12.0%，其中女性占比30.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6.5%，月均收入4549元。但这个庞大的人口数量背后，打工者仍然面庞模糊。
商业记者高海博主持的播客节目《中间地带》做过两期中国劳工系列节目。他通过社会学、农业人口、经济学相关的文献资料、书籍，梳理了从民国时代到现代的农民工发展历史与劳工议题的演变。
《中间地带》封面图
从1949年开始，每年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超过200万，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工业生产能力无法接纳大量流入的农村人口，限制政策从1957年开始，明确禁止企业单位私自招用农民。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户口登记条例，推出户籍制度，并为农民迁入城市设置了各种“办证”上的门槛。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长三角、珠三角工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曾被政策捆绑在自己土地上的农民重新流动起来。这也带来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农民工数量的井喷与农民工问题的爆发。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城市消耗了他们的青春与体力，直到老年或身体出现问题才会返乡；而留在城市的，是那些健康的、幸运的的打工者。农村承受着城市带来的病痛与辛劳。
2003年，拿到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剧情片《盲井》取材于1998年中国三大特大矿洞诈骗杀人团伙案，第一次直指真实的煤矿工人生活；2005年，管虎拍摄的电视剧《生存之农民工》将镜头对准底层草根生存现状，引发部分地方电视台的关注。一部分报纸关注矿难、留守儿童、讨薪等问题。2010年以前，在珠三角地区曾广泛活跃着全国最有影响的劳工NGO。
电影《盲井》海报，图源网络
也是在2010年，“广州本田”和“深圳富士康”两厂爆发了激烈的劳工抗争。一系列媒体被封杀，一群劳工组织被打击，归于沉寂。
在2010年的新生代农民以后，重新开始引发大众关注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农民工。2020年9月，《人物》杂志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中》引发了近乎革命性的网络讨论。经过《人物》团队近半年与全国各地数十位外卖骑手、配送链条各环节参与者、社会学学者的交流与调查，外卖行业何以在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制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被故事、细节、分析所展现出来。
这篇文章像一块有力的巨石，将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冰山敲碎了一点点。几家外卖平台旋即采取措施，有关部门也开始推进法律法规的制定。
在有限的空间里，工人们能发声的渠道变得越来越狭窄。但仍然有数不清的小石块，默默地、契而不舍地投向那座冰山，像西西弗似的。在播客领域，《打工谈》便是其中的一粒。
在整个播客生态中，《打工谈》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以打工人群体为主体视角进行叙述，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打工谈》里，主播在最大程度上被隐去，大多时候只起到引导流程、抛出问题的作用，而嘉宾是外卖员、快递员、货拉拉搬运工、家政工……他们在这里说出工作的艰辛、对家人的思念、对未来的畅想。
《打工谈》成立于2020年中旬，由几个一直关注劳工问题的年轻人发起。主播们大部分是在学生时期开始关注打工群体：zijin在大三时曾在一个劳工NGO做志愿者，后来陆陆续续参与了一些志愿活动；冰冰也在大学时加入了关注劳工的学生社团；Matt是在2010年前后珠三角罢工潮中看到了中国工人们的处境，后来选择去德国读社会学博士，研究工厂生产体系、产业结构变化等话题，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也曾不断和工人群体打交道；keyi是2015年在读研期间跟着导师做上海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学校的教育调研，参与了一些教育改进项目的策划和实践，便一直在关注打工群体。（《打工谈》全体主播成员包括zijin、冰冰、Matt、keyi、洛溪、小金、雅琪、sumo、Martin、西西等。）
大多数人尚被困在家里的疫情期间，互联网上持续不断的负面新闻让很多人都变得焦灼不安。Matt想了解打工群体在疫情下的经历和工作处境，而洛溪则关注如何让复工政策、补贴、失业金等资讯到达打工人群的问题。小伙伴们参加过一场工人线上分享会，觉得这种让工人直接分享个人经历和体验的形式打破了一些刻板印象和身份隔阂。但在线分享的形式并不适合打工群体——很多打工者晚上下班时间很晚，或者没有使用过会议平台APP。
主播们希望找到了一个更持续的方式为打工者们做些什么。主播洛溪之前了解到工人们会听收音机和电台，还会在电台点歌，尤其上夜班时用以打发漫长的工作时光。几个人便决定用播客的形式，让工人们直接说出自己的故事和观点。
2020年8月，《打工谈》第一期节目《她从湖北来—疫情与打工生活》上线。这期节目中，车间缝纫女工Daying讲述了自己在疫情后期从作为湖北籍工人到广州返工的经历，也讲述了自己从年轻时到处漂泊到成家后定心工作的人生。
在整个国内的互联网环境里，豆瓣曾是关心社会问题的青年的聚集地。zijin、keyi都是在豆瓣上看到友邻的分享之后加入主播团队的。到目前为止，主播群中有近10个人。大家都是志愿工作，很多甚至没有线下见过面。
在线沟通工具的发展推动着各种各样自组织的出现，从线上学习小组、社区营造组织，到疫情期间的公益组织、劳工组织，跨地域的人因为同一个非商业、对社会有益的共同目标，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共同工作，带来积极的外部性。这种组织通常具有青色组织的扁平化特征，参与者大多是志愿，年龄与身份混杂，也因此投入承诺并不稳定，流动性高。
《打工谈》的主播群体也是这样一个自组织，大家的工作节奏比较松散，每周开一次例会，有时间的人就会参加。例会上，大家会总结上一期节目，讨论听众评论，提出改进方案，并跟进新选题。主播们也会在会上聊聊各自最近的状态，或者近日发生的热点事件。
任何人有想做的选题，在群里或者每周例会中提出，其它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入一起做。每一期选题由两三个人负责推进，联系嘉宾、组织录制，但真正的录制过程又开放感兴趣的小伙伴一起加入，剪辑、文案、时间线、排版等工作也由不同的人来做。
我问zijin是否担心节目是否会因为大家太忙而断更，她笑着说：“我们那么多人，而且断更也没事吧。”
表达是一种看见
我向主播们要到了《小平：为无数沉默的女工，讲一个春天的故事》这期节目的主角小平的电话，并与她约了语音聊聊的时间。小平告诉我，她午餐时间休息一个小时，晚餐时间休息一个小时，晚上10点下班。我让她慢慢吃过晚饭后，直接给我打电话。
在电话那头，小平很热情礼貌地与我打招呼，显得有些兴奋：“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放在心里很压抑，很想有机会说给别人听。”
小平一直都是《打工谈》的听众，“打工人的事情，挺好的，贴近我的生活”。她通过播客才了解到其他工友的生活，而播客就像镜子，也找到了她自己的人生。
她告诉我，之前自己写作了《我的打工路》，投过澎湃等媒体好几次，都失败了，觉得可惜，就在《打工谈》的群里主动联系了主播，希望讲出自己的故事。
她也曾在《新工人文学》杂志2019年第4期上发表过一篇《小平的故事》，自己的经历印在纸上，终究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读到，也看不到任何反馈。
前段时间请假回家，她把这期播客发给母亲，母亲听哭了。这么多年，母亲第一次知道在外面打工的女儿究竟经历了什么。小平也把这期播客转发给了自己的儿子。儿子今年16岁，也出来打工了，正处于叛逆期。小平希望儿子未来能理解母亲的苦心。
小平还在继续写作，不仅写她自己，也写身边工友的故事。把这些身边真实却令人无可奈何的故事写下来，抛入社会里，她觉得或许会激起一些涟漪。对于她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找到倾诉的对象，而写作是一个出口，把心中的那一件件小事拽出来，心里便不会那么难受了。
小平在车间打工
“2000年出来打工到现在，我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只在工厂里，应该有很多事情做。我想排练，想演戏，演出现在社会的现状和未来的畅想。”她打算再打四年工，缴满15年的社保，用攒下来的钱作为启动资金去开一家小店。
在《打工谈》的第一期节目中，洛溪问嘉宾Daying，她的理想是什么，Daying陷入沉思，没有回答。很多打工者都像Daying这样，迷茫、沉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不被看见，而觉得自己软弱、无能、无足轻重。但对于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拼、挣扎，努力在夹缝中透出一口气来的人，他们都有强有力的双手，只是不被看见。
我们都是打工人，在为自己发声
除了《打工谈》外，播客上还有什么与打工相关的内容？
坚持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的播客《故事FM》做过各种各样打工者的选题：在横店跑龙套的演员、在深圳开拉面店的店主、家政女工、驾驶室里的卡车司机妻子“卡嫂”、三和大神、权志龙的保镖、夜场女孩。
图源故事FM公众号
除了高海博曾从学术角度关注劳工问题，理想国出品的文化类播客《Naive咖啡馆》曾邀请作家梁鸿围绕她描写故乡的作品《梁庄十年》《中国人在梁庄》，谈论三和大神、小镇做题家、杀马特、留守女性等话题，也聊了聊梁庄的“打工人”。
图源Naive咖啡馆公众号
从非专业的视角，一些主播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漫漫电台 FlowFM》主播请来了曾在北京皮村同心小学支教过的陈蛋，讲述支教为他带来的视角转变，“实际上，真正受教育的人是我，从他们身上我会看到自己”。《咸鱼罐头》主播罐头从个人阅读分享的角度谈了谈奥威尔的《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与现代人关注劳工问题的关系，也谈到了纪录片导演蒋能杰的《矿民、马夫、尘肺病》。
如果你听《打工谈》的节目，很难不注意到它的配乐：深圳女工小平的那期节目，配乐为五条人的《深圳的街头》；在深圳送快递的故事，配乐为新工人艺术团的《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从富士康到拼多多一期配乐为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电子乐队kraftwerk的《The Robots》；货拉拉那期的音乐为交工乐队的《菊花夜行军》。
一群独立乐队或文艺团体用音乐为打工者做表达。新工人艺术团是服务于打工者的志愿文艺组织，成员主要为在京打工者；台湾客家美浓镇土生土长的交工乐队从2000年后便开始关注农民与农村议题，使用传统音乐与乐器进行民谣创作；而五条人则来自广东省汕尾市的一个小县城，海丰。
在播客《无业游民》“064.真人秀、亚文化和五条人的夏天”一期节目中，主播们讨论了五条人音乐所谈及的小镇青年问题与城市边缘文化，也谈论了综艺节目对独立乐队呈现的垄断，对独立音乐审美的控制。审美的窄化与议题的窄化一样，是话语权的缺失，也是多元的退步。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打工者？或许是无法再对房间中的大象视而不见。
2020年，“打工人”成为一个网络热词，而当它的概念被网友挪用，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发现自己也只是在雇佣劳动关系中不占有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的“工具人”，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甚至在薪资水平上也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在《打工谈》看来，所有依赖工资维持生活、不工作家庭生计和发展就难以维系的人所做的工作，都算是“打工”，包括从事无偿家务劳动。《打工谈》的嘉宾可以是工厂工人、家政工、外卖骑手、快递员，也可以是办公室白领、程序员、大学老师、艺术家等。
关注思想交锋、社会运动，关心工人、农民、女性、全球南方等的青年平台多数派在2021年初发起“打工人联合倡议书”，指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当下面临的共同困境，并发起协同研究项目去分析当下中国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劳动状况、劳动权益损害、维权经验和抗争故事，无论是产业工人、服务业从业者，还是白领、直播主、“青椒”、快递小哥、滴滴司机。
行动一直可以发声，无论是一档播客节目、一篇文章、一个倡议。我们是在为自己发声。
三明治×打工谈
三明治：做一档以打工人群体为主体视角的媒体，为什么选择了播客这一媒介形式？
《打工谈》：打工人总是被研究、被书写，是一堆数据，看不见具体的人，但具体的人其实每天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为我们提供各种基础服务，这是割裂的。另外，具体的打工人是很丰富的，希望大家看见工人更多的样貌，由TA们自己来诉说自己的生活、工作、思考、挣扎、努力。一切从看见开始，有了看见才可能有了解，才有可能谈尊重和平等。
我们想让工人们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故事和观点，跳过记者、研究者的中介和选择性提取，播客便是很好的形式。播客展现嘉宾和主播的声音，而声音本身的温度和亲密性就可以传递给听众丰富的信息，打破刻板印象和预设，让大家听到人在当下的现实状态，拉近说者和听者的距离。这对于沟通来说太重要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近几年播客在国内兴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播客的发声群体、议题和受众群体却非常局限。这跟其他所有的媒介形式类似，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人群占据了不合比例的发声渠道、受众资源和议题设置。而多数的基层的劳动者关注的议题和声音却被边缘化，以至于许多人误认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发声的能力。但是我们接触过各种打工者，知道他们很多人对社会和工作有着深刻的观察，有许多话想要说，也有很多人在努力尝试改变现状。打工谈播客从一开始就想对这种情况做一点微小的改变。
三明治：做《打工谈》让你们接触到了更多打工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对他们的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打工谈》：不仅通过打工谈，通过很多讲述打工人故事的媒体，听到看到了很多底层打工者的经历。认知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了解了更多有血有肉的打工人的故事。不仅关于劳动和工作，还有他们的感情和生活，似乎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另外，产生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不知是否正确：这些底层打工者中女性面临的压力更大。
其实仅从播客采访的这几位工友经历还不会让我产生这种感觉。包括我以前打工认识的朋友亲身经历，甚至是一些大学时期认识的学历不错的女性朋友的亲身经历，看文章了解到的故事等等吧。她们都是工作同时比对方承担更多家庭责任。
三明治：除了播客以外，你们还会在哪些渠道上为工人发声？
《打工谈》：我觉得做播客不算为工人发声，工人是自己为自己发声。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能关注到底层打工者的媒体太少，即使自己关注的公众号和朋友圈也很难看到。如果看到类似主题的文章，写🉐️比较好的，可能会转发朋友圈。不过我觉得这也不能叫为工人发声了，我自己本身也是劳动者。
三明治：有人评价主播是“小年轻老书生”，或者认为主播和嘉宾的话语是存在错位的（居高临下感），面对这样的留言你们怎么看？
《打工谈》：很多听众的评价都说得很好很对。主播和打工者之间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差异切切实实反映在聊天中——尴尬的冷场，提问与回应的错位……每次聊完，主播们常常觉得没聊好，所以看到这些批评时，会虚心接受，也试图在批评中反思，默默期待下次能够做得更好。虽然在一次次遗憾中确认自己“不懂工人”，但也觉得每一次尝试都让自己更懂了一点儿，即便只有一点儿。所以，还是要多多学习，向工人学习，在与工人的交往中学习。
而且，在节目中反映这种“错位”也是有意义的。主播、嘉宾、听众都会在这些时刻被提醒，去思考断裂的位置是什么，为什么会有错位。很多时候，在打工谈播客的谈话中，这些“错位”并不是真实的错位，而是表述的错位，主播应该努力缩小和弥合表述的错位，在错位发生时，请嘉宾充分讲述和阐释他的看法。也有时不是主播和嘉宾之间的错位，而是听众认知的错位。
另一方面，打工谈播客很多时候都用提问和回答的形式进行，可能这种形式最好的状态是对话，而不是问答。既然是在对话，不同背景的主播在提问的时候，应该是尽量真诚地寻找共同话题，而不是预设打工者只愿意聊某些话题，预设他们对于现实没有抽象的看法，预设他们只擅长讲出自己的故事。这是另一种“居高临下”。作为主播，在不了解嘉宾的观点和表达习惯的情况下，应该保证自己的真诚和开放。
三明治：未来还有什么想做的选题？
zijin：去年在职校做田野时，就说想做一期职校学生的选题，但一直拖着。暑假之前一定要做出来！最近特别希望能把这个议题推向公共视野。
Matt: 想做一期互联网企业员工反抗“996”/加班的主题。
Keyi：一直想做和流动儿童教育相关的选题，马上要实现啦！
小金：想做一期和社工机构联动的主题呀，因为很多朋友对自己周边社工机构的了解还是比较匮乏，社工机构自身组织的调研也很值得被更多人听到看到，希望能把更多的支持途径推给有需要的人。
冰冰：最近半夜在外面逛看到很多代驾，以后有机会可以做代驾司机的访谈。还有打工人的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
三明治：推荐《打工谈》的三期播客吧。
《打工谈》：《真骑士：侠义破解外卖平台套路》；《小平：为无数沉默的女工，讲一个春天的故事》，小平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对于细节的描述能力，讲故事非常有画面感。这期节目讲述了她如何从乡村到城市，到工厂，变成母亲回到乡村，为了孩子又重新出来打工，和孩子分离，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女工的生命故事。《打工谈妇女节专题 | 阿英：成为骑手像是“命运的安排”》，讲述了阿英作为一个女骑手的故事以及她的家庭故事，最后她还用陶笛吹奏了一首《虫儿飞》。
参考资料：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2021-04-30
倡议｜“这个国家最聪明的一批人”和自焚讨薪的外卖员都是一样的，多数派，2021
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界面文化，2020-07-23
劳动论｜专访韩国社会学家具海根：我无法在劳工困境中赞扬经济奇迹，澎湃思想市场，2021-02-17
劳工｜打工人的2020大盘点，多数派，2021
人类学家张劼颖：“我做垃圾分类也没用”这种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推卸责任｜专访，界面文化，2020-05-28
社会学者沈洋：服务业男女工人以不同方式处于劣势，性别阶层户口不平等彼此交织 | 专访，界面文化，2020-07-01
《社评》“劳工社会学”专题（一）| 沈原：劳工社会学三十年，《社会学评论》Vol. 8 No.5,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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