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那天，我没有任何感觉 | 三明治
作者｜苏苏
编辑｜依蔓
现在回想起爷爷的去世，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哪一天，哪一年。
在手机相册和社交网络里去寻找蛛丝马迹，很遗憾，找不到哪怕一张关于爷爷的照片。我模糊地记得，是16年吧，还是15年？我在过往的朋友圈里搜索着，翻到了2015年7月29日，我发了一条没有图片的文字朋友圈：“祝你快乐健康。”
这条朋友圈下面有一位来自远房的我称之为“小孃”的人给我留言：“幺女你得不得回来？”
我回，“我回来了的。”
“我以为你还在天津没有回来哦，爷爷不是好好的吗？”
爷爷确实其实一直是好好的。所以他去世的消息，像在宁静的水面上重重砸下的巨石，“咚”的一声闷响，砸在我们心上一记。家人们陆续赶去，为爷爷安排守灵、火化、入土的后事。大约是3天之后，大家的生活很快恢复了日常的规律，正如平静没有波澜的水面，那块石头没有留下过痕迹。
我生活在西南的一个县级市里，在县城里一直上学到初中毕业。从我记事起，我爸爸似乎在我的生活里隐了形。小学3，4年级以前，他还在小城车间工作的时候，常常晚上11点喝得醉醺醺地从麻将局或者酒局回来，脸涨得通红，语气拖得很长，跟我说“宝贝儿，爸爸爱你。”
现在看来，爸爸的爱似乎没有什么重量。每学期开学前，学校、英语兴趣班和数学老师要在校外开小灶时，学费的压力就像山一样堆来，这对我妈一个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妈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问爸爸能不能也出一点钱。然而我爸爸总说：“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普通的孩子，你就是不养得那么精细，她也会长大的。”一个学期学英语的学费就是600元，在老师家补数学就是100块一次，最后，这些都是我妈自己用她两份兼职工作的工资来交的。记得有一个学期英语补习班开学，我妈问我：“你觉得到底有没有用啊？你想不想上？”我点点头。然后我妈把钞票包好，600元，一张一张清点给我的英语老师。
关于钱的事，我妈问着问着，我爸躲着躲着，对于收入这个敏感话题的讨论在家里也就慢慢停止了。
可能是因为父亲的缺席，在我读幼儿园时，我妈工作忙来不及做饭，会把我托付给邻居家的陈婆婆。陈婆婆家最拿手的好菜是笋子烧牛肉，成色鲜亮，笋子尖花白脆嫩，牛肉软烂，上面沾着一些辣椒皮，很是诱人。她做一盅，我可以吃一大碗饭。有时候我也到小区另一栋楼的董孃孃家里吃饭。董孃孃是重庆人，以前是公司职工食堂的厨子，做的菜总是鲜辣油多。我在她家吃炸小鱼酥、水煮肉片和其他诸多的重庆菜式。就这样，我轮转在小区陈婆婆和董孃孃的流水席上，长大了。后来我们从老小区搬到了城南，妈妈上班还是来不及做饭，我们每天就去离家不远的一家小苍蝇馆子吃饭，慢慢和餐馆的老板娘熟络起来。因为每天都去吃，老板娘十分关照我们，10块钱可以吃一个肉菜，一个素菜，老板娘会送我们一个绿叶子汤。
在大约4年级那年，我爸决定出省，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机会。又或者，寻找一个家庭生活之外的自由喘息的机会。
我们搬家后住在城南，爷爷住在城西的车间职工家属大院里。在他身体还硬朗的那几年里，他在职工大院门口摆了一个修自行车的地摊，给大院里或者是路过的人修自行车。
比起沉默寡言的奶奶，爷爷总是爱跟院里同一批退休的人摆龙门阵。有生意的时候他边修车边跟大爷大妈聊天，没生意的时候他就坐在院子门口的竹藤椅上跟大家聊天拉家常，扯闲条扯到饭点。谁家的孙孙上学了，谁家的儿女结婚成家了，找到新工作了，大伙儿都知道彼此家里那么一些些私隐。真假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大家闲来无事，坐在一起拿认识的人打发点时间。
从我家到爷爷家，不过3公里的距离，走一阵就可以到达。小镇里谁都多多少少认识谁。所以别人家的私隐和小话，也藏掖不住，传得很快。我妈有一天跟我说起，说某个大院里认识的一个人传话给我妈，说我爷爷告诉大家，爸爸外出打工，都是为了给生病的外公挣治病的钱——我外公当时进入了肺癌晚期，癌症细胞扩散到全身，瘫痪在老家的床上，已经失去意识。妈妈很气愤，说：“他什么时候帮过我们家一丝一毫？现在我们全成了拖累别人的人。”
当时我可能太小，对有没有寄钱，有没有这样的讨论是全然不知的。但我知道我妈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生气到她在这件事之后，再也不去看望爷爷了。
我每个月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去爷爷家看一次。那次事件后，我起初被妈妈的愤怒传染，说我也再也不要去了。我妈说：“去下吧，那毕竟是你爷爷。”
我妈每次给我80元左右，5元坐人力三轮车，有时候可以跟拉车的师傅讲价讲成4元，剩下的钱总是拿来买一箱牛奶，一袋应季的水果。在爷爷家其实没有什么可干的，很无聊。家里不大，没什么装修，灰蓬蓬的水泥地，进门都不用脱鞋子。上厕所得用一个巨大的塑料红盆子在水龙头下面接一盆水才能冲厕所。两个卧室，主卧暗暗的，有一个大衣柜遮住了从阳台上照进窗子的光线，于是我们一般都在客厅里待着。
老两口总是爱看当地电视台，放一些武侠电视剧，有时候会播放一些民间偏方的神药广告，电视上的男声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念热线电话，奶奶就坐在电视机前，那么坐着，也不知道是真的看了还是没看。我吃完饭就会陪他们坐着，看会电视，也不怎么说话。电视里的声响帮我们缓解沉默无语带来的尴尬。
有时候我爷爷想起来会问：“你妈妈呢？”我说：“她忙着呢，就没来。”我爷爷说：“哦她现在还在那家公司做吗？”我说，“不知道，可能还有其他的活路吧。”说罢，我们就又不说话，一起看电视。
我去爷爷家里看望的流程就像一张数学公式表，不多，也不会少。坐上4元或5元的人力三轮车，买一箱牛奶，一袋应季的水果。进门以后和爷爷奶奶寒暄一下天气以及在我生命中隐形的人，比如我爸、我从来没见过的爷爷的兄弟姊妹、跟我同辈分的堂哥堂弟。然后我们坐在爷爷自己造的一张四边方桌上吃饭。他最拿手的菜，也是最合我口味的菜是火爆腰花和爆炒土豆丝。
席间爷爷会叮嘱我多吃一些，强调这是他专门为了我来做的。他说：“专门给你来做你爱吃的腰花和土豆丝，快吃哇。你看爷爷好爱你嘛。”爷爷的爱，也许就像小学作文里写的那样，我也看不见，摸不着。
记忆里其他的事兴许已经被枯燥的日常所湮没，唯有一次在这公式之外。
我小学升初中那一年，爷爷答应我，如果考上了县城里最好的学校，就给我买一个礼物。结果我真的考上了最好的学校，不用像院子里其他孩子那样交高价才能进去。于是我以为我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当时小升初的大孩子都开始在路上骑大框架的山地自行车上学，虽说在城市里骑这样装备良好的车属实比较夸张，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哪里会懂得这些。于是我跟爷爷说，我想要一辆山地自行车，颜色很酷很炫的那种。爷爷犹豫了，说：“哎呀，女孩子家家的，骑自行车，对身体不好。”
“女孩子家家的”，这句话一下刺中了我，从小不想做女生的我，在青春期发育中的耻感和叛逆感迸发，让我怒火冲到了头上。我和爷爷之间那条平衡的边界线唯一一次被打破。我大喊“女孩子咋了？女孩子为啥不能骑车？”爷爷说：“哎，就是对身体不好嘛。”
最后，不知出于什么考量，爷爷给了我600元。在2008年，这对于一位修车的老人来说，实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买到了人生的第一辆山地自行车，捷安特牌子的，车身是鲜亮的橘黄色，蹬一圈，车子就会冲出很远，头发也会跟着飘起来。这样的车子在小城里穿梭，并不仅意味着完成一次普通的通勤，更像是一次对“女孩子家家”的挑战。我和同班的男孩子们下课以后一起去学校的车棚取车，在马路上单手骑车，站起来骑车，有时候也会尝试放开双手骑车，就像没有任何界限。
后来，大家再大一些了，升了初二初三，没什么心思去叛逆，骑着这辆黄色的山地自行车就变得没有那么稀奇了，我把这辆自行车锁在楼下的停车棚里落灰，后来它就不见了。
初中毕业，我到市外的一所半封闭式管理的高中求学，高考考去了天津的大学。我和爷爷的交集，也就像那辆黄色捷安特自行车，落了灰，越积越多，然后有一天消失不见。
2015年的夏天，我大一放暑假，从天津回家里休息。彼时，我爸已从外省回来，在距离县城40公里以外的省会城市创业。一个午后，我迷迷糊糊躺在家里的床上睡着，睡得很沉，头晕乎乎的。
手机狂躁地震动起来，一阵又一阵，把我从沉觉里唤起。我看到屏幕上是我爸的电话，以为又是一通拉家常的电话，于是我挂了。过了几秒以后，手机没完没了地震动起来，我彻底清醒了，接通了电话。我爸的语气里还是带着从前恼人的语气，居高临下宛如领导在审视下属一般问道：“你在干嘛，咋不接电话啊？！”我克制住怒火，如往常一样答非所问，“我在家呢。”我爸说：“爷爷在医院输液，医生通知病危了，你快去医院看看！我也马上开车赶回来。”
怒火未消散，还多夹杂恐惧，我赶忙掀开空调被从床上坐起来。爷爷的儿女：爸爸，姑姑，大伯三兄妹，分散在省内的各个城市，而从我家距离爷爷所在的人民医院，只有1公里的距离。我成为了“苏家”唯一一个可以最快赶到现场的人。
我妈简单知道了消息以后，说，走吧，快换衣服，走吧。我们匆忙赶到了人民医院。医院急诊室里，灯光是暗暗的惨白色，我四处去询问爷爷所在的病房，在护士站问到了爷爷的病房。
估计也没有谁能说清是怎么回事。我只记得大院的居民楼有一次着火，爷爷从冒着浓烟的楼道跑出去，他就是从那时起得了慢性支气管炎，严重时得来医院看看。
奶奶站在病房前，一向沉默寡言的她说不清事情的原委。奶奶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来啦。你爷爷在里面输液，输着输着就不行了。”我站在病房门口，双脚僵直。想进去，应该进去，要进去的吧，但是又不敢进去，怕看见一个不堪入目的画面。
这时医生从病房走出来，把我和我妈拉到医生办公室坐下。医生问：“你们是病人家属吗？你们病人下午一个人来输液，输着输着就不行了，现在是我们的护士正在病房里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但是多半是不太行了哈。我们有个病危通知书，你们签一下。”我要看看通知书，我妈把我拉住了，她说：“这个事我们娃娃家做不了主，得等病人的儿女来做决定。”医生听罢转身走了。
那一年我20岁，在法律意义上有了负责任的权利。我在心里却也算不明，我和爷爷的关系，于理于情，能不能签这张病危通知书？我签了字，是免去了医院医疗事故的责任吗——可爷爷究竟是怎么就病危了？
从初中离开家后，已经5年了，5年里，他还在修车吗？他还自己做饭吗？他健康吗？之前有什么慢性病症吗？我记不清了，统统记不清了。
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自始至终没有走进病房去看他一眼，即使我们只隔了一道门的距离。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和我妈，我奶奶，三个人静默地对坐着，等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表面上是在等待医生护士的抢救。实际上，也许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在等待的是爷爷正式的死讯。我们的等待似乎是对一个弥留之际的人的一种不敬。那段时间里，人似乎要做些什么才是合理的。可是我、我妈、我奶奶，我们三个人在医院的木头板凳上静坐。有时候我站起来在走廊上望望，什么也没做。
最后我们等来了医生宣布的爷爷的死讯：“老人家最后还是不幸走了哈。你们家属节哀。”
病房里的爷爷，没有见到任何人所谓的“最后一面”。
我爸爸，姑姑，大伯终于来了。
我的姑姑哭得很凶。家人们觉得爷爷走得有些突然，可是想着老人入土为安，也不想他受那么多委屈，决定不再追究医院的责任。其他人开始商量着要操办筹措爷爷的后事。我爸妈在高中后离婚，这次见面，大概是隔了两三年不见后的第一次见面，竟是这样的场合。许是我妈看着我爸局促，又许是不希望我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太窘迫，有钱总是好办事一些。我妈给我塞了2000还是3000块，说：“送葬要花些钱，你把这个给你爸吧。”
我把一沓现金递给我爸，他接下了钱，让我和奶奶去取爷爷的寿衣。我跟着奶奶走出医院，回职工家属院。我们坐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4元还是5元，我再熟悉不过了。
夏天很热，蝉鸣动个不停，吱呀吱呀。院子门口的竹藤椅上永远都坐着一群穿白色露膀子背心的老头儿，和碎花布料的老太，手里摇着印着广告的塑料扇子或者大蒲扇，有说有笑地拉着家常，叽叽喳喳，要压过巨大的蝉鸣声，才能听到彼此的聊天。
奶奶穿过院门，直视前方走。门口的老太跟她打起招呼，我奶奶回过头，告诉他们：“XXX死了，刚刚在医院里头死的。”院子门口的小圈子炸开了，此起彼伏地对这句话作出一致的反应：“啊？死了？” “啥？”“刚说XXX走了！”“安？啥子？昨天才见到的啊？”我和奶奶越走越远，把那些惊愕的声音抛在背后，回了家。
我奶奶打开家的铁门，我走进去。我问她：“在哪里安？”她说，在这。说罢带我走进主卧，指着主卧的大衣柜上方，一个黑漆漆的木头箱子。主卧里光线依然很暗，被大衣柜遮挡了很多照进房间的光。我心里一颤，不知道什么时候大衣柜上有这么一个大木箱子。奶奶身子矮小，手上也没多少力气，所以只能是我去拿。脱了鞋，站上床，拿下箱子，沉甸甸的，都得我一个人托着。
拿下来，奶奶熟悉地在箱子里扒拉着衣服、裤子、帽子、鞋子，清点好，说：“齐了。走。”
再回到医院，我妈叮嘱了我两句，说接下来要给爷爷守灵，可能会熬夜，要注意身体。她不方便掺合，就走了。
守灵三天是不能睡觉的。因为要让爷爷的灵魂再陪陪熟悉的家人朋友，需要有人守着，不能让爷爷的灵魂变成孤魂。灵棚搭在家属职工院的篮球场上，是院子里的中心位置，来往的人都能知悉。白天的时候，我和家里的堂弟就在灵棚前守着。过往有头发花白的老年人来，得知是爷爷去世，很错愕，掏出100块钱，在名单上签上名字，然后撑着拐杖，颤巍巍走开，说：“怎么就走了，怎么就走了。”
到了六七十的年纪，在看见他人的去世时，难免会把死亡投射到自己身上，所以惆怅的情绪那么充沛饱满。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会不一样些，给完100块钱，她们有的人会在灵棚前的板凳上坐一会，跟我说话，套近乎：“哎呀，我们小时候见过面，你晓得不，那会你来你爷爷家喃，你爷爷总是跟我们说孙女好优秀哦。我们都记得你，唉呀你看好快嘛。哎呀，这会你爷爷走了。”我拉起嘴角，给这些阿姨陪着笑脸，爷爷生前一定和她们也很熟识吧，我在她们眼里也一定是现在这样乖巧孝顺吧。
守灵的夜晚是漫长的，需要为了熬夜而醒着。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和堂弟，家里的几个大人，换着到爷爷家里的沙发上躺一会。断断续续的睡眠无法让我安定，于是我醒了刷一会儿手机，看看微博，累了在沙发上打盹。爷爷家没有空调，窗子得大打开，于是睡眠也伴随着蚊子、蝉鸣和夏日夜晚闷热的风，喘不上气。我索性下楼，去灵堂里给爷爷烧纸。纸钱在火炉里燃烧，被点燃的纸钱边呈现火红色，很旺的火焰像一头猛兽把黄色纸钱吞噬，然后黄色消失骀尽，变成黑色。
我的鼻头、额头直冒汗，想着得跟爷爷说点什么，生前没有什么话好讲，生后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心里念叨着：“爷爷，你好好去嘛哈，保佑我们身体健康。我马上读大二了，一切都好得很。”
守灵完的第三天早晨，要启程送爷爷走了。大伯是大儿子，他端着爷爷的遗像，绕着灵棚走一圈，我们“苏家”的子孙儿女再给爷爷跪拜三次。
真正见到爷爷最后一面，是在火化之前的灵柩里。他穿着我拿取的寿衣，平静地躺在那里。我们参加葬礼的人，要围着灵柩走一圈，再看一眼爷爷。背景放着一首熟悉的音乐，歌词是“这个人就是爹啊，这个人就是娘……”
我们这一群仅仅被血缘联系起来的人，以爷爷为中心，走一圈，围成一个圆，好像一个家的样子。
作者后记
最开始对这个主题有些忐忑，直到写出来素材，和依蔓讨论了这次可能呈现的主题，我最终写出了这个故事里想要呈现的荒诞感和次要感。对我个人来说，我完成了长久以来想要消化整理这件事的心愿。写的过程中有一些比较情绪化的时候，但是我告诉自己表达出来，完整呈现出来就是成功。
我做到了，感谢自己，也感谢依蔓的陪伴，她帮我一起建构了这篇文章的框架和意义。以后也会继续去通过写作的方式，不仅去向内消化陈迹，也会向外表达，让反常规的声音被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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