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第二段婚姻，年龄差距19岁，我们从未理解过他 | 三明治
作者｜晓苏
编辑｜恕行
我长大的西北城市有很长的冬天，厚厚的积雪好几个月都不会融化。小时候每个大年初一，我都要去在城市另一头的爷爷家拜年。
整个社科院家属院都是白茫茫一片。积雪被堆积在路旁的花坛里，路中间是来不及扫的新雪，人走得多的地方，雪被压得佷实，表面有冰。爷爷家在家属院最深处，我总是连跑带滑地跑在最前面，拉拽着爸爸妈妈，想早点到爷爷家。
爷爷会在阳台上张望，看到我了，就从四楼向我挥手。我高兴地跳起来，在楼下大声喊爷爷。不知道他在那里张望了多久，家里人都说，爷爷最喜欢我。
一起来过年的还有小姨奶奶一家。小姨奶奶排行第九，十几岁的时候来投靠大姐，就是我的奶奶。都说长女如母，小姨奶奶在奶奶的照顾下，留在了这个远离家乡的城市。小姨奶奶虽说辈分大，但年龄只比我爸爸大两岁，我们两家走得很近。
到了开饭的时间，一家人围坐在圆桌上，爷爷开始热情地介绍每一道菜：“这是刘老师年前去买的大虾，这是刘老师的拿手菜红烧茄子，这是TT（我）最喜欢吃的糯米丸子……刘老师从昨天就开始策划、准备，光采购就去了好几次……”
刘老师是这个家的女主人，爷爷的第二任妻子。她个头不高，齐肩的头发烫了卷，方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看上去一副厉害能干的样子。因为她在中学教书，我们全家都称呼她刘老师。他们结婚那年，爷爷59岁，刘老师40岁。
听到爷爷的夸奖，刘老师不好意思地说：“随便做做，大家多吃、多吃。”她也会给爷爷邀功，“这两个凉菜是王教授做的，还有米饭，米饭是王教授焖的，不知道熟了没有，哈哈哈……”在我们面前，刘老师称呼爷爷王教授，有开玩笑的意味。但刘老师的幽默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回应。小姨奶奶放下筷子，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我妈赶紧夹了块肉给我，“吃！”气氛变得尴尬起来，连之前爷爷对菜肴的夸奖也被这尴尬吞没了。
我想起大人们闲聊时说过的话。
“刘老师做的菜又油又咸，每次都被咱爸夸上天去了。”
“咱妈在的时候都没见过爸进厨房，现在倒是忙前忙后地给人打下手。”
“当初两个人那么好，妈刚走不到三年，爸就梅开二度了”……
我倒没有觉得刘老师做的菜不好吃，但我不喜欢刘老师，因为爸爸妈妈不喜欢她。
爷爷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江南水乡，祖上在当地开粮铺，家境算是殷实。后来日本入侵，还是少年的爷爷眼看着自己家从二十几口的四世同堂逐渐衰落，亲人四散。16岁时，爷爷离家，投笔从戎加入抗美援朝的部队，之后分配到军区俄专学习俄语，从此留在边疆，从事中亚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工作。
爷爷身高一米八，这个头儿在南方并不多见，加上爷爷从小就瘦，站在人群中像是电线杆，很显眼。爷爷虽然个头高，却并不热衷于运动，是典型的读书人。我印象中，爷爷总是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书、读报，要不就是在一叠叠的稿纸上写字。
爷爷喜欢戴帽子，夏天的时候戴遮阳帽，冬天的时候戴男士贝雷帽。爷爷一辈子都是三七分的中短发，年纪大了之后，头发少了，就习惯用手向后捋头发，然后用帽子压住。90年代的时候，爷爷去前苏联出差，带回来大帽檐的礼帽，配着黑色的呢子大衣，高高瘦瘦很是威风。后来有人说他这个打扮像是克格勃，爷爷就不这么穿了。
爷爷和奶奶是俄专的同学，那时候他们是欧列格和卡佳，一起学俄语的同桌。毕业后他们成为恋人，很快便结了婚，并有了三个儿子。奶奶是四川人，热情、勤劳、能吃苦。当时流行“女人能顶半边天”，奶奶一边在地质所做俄国专家的翻译，一边打理全家五口人的饮食起居，忙里忙外，何止撑起了半边天？
有一次妈妈跟爸爸说，“你妈就是一个人照顾你爸和三个儿子，累病的。”
奶奶四十出头就诊断出了乳腺癌，第一次治疗很成功，过了十年，癌细胞复发，并有了多处转移。在53岁生日那天，奶奶去世了。当时我一岁半，一岁之前都是奶奶带的，和她很亲。奶奶走的时候，我在院子里大哭，到处找奶奶，哭喊着奶奶别走。
上面这些都是后来听父辈们说的，我并不记得。但听得多了，就好像真的成为了自己的记忆。很长时间家里都摆放着奶奶的照片，她温柔、慈祥，看上去让人安心。
奶奶过世之后，爷爷对于三个儿子的生活参与甚少。爷爷严肃而内敛，可能不知道如何表达，也自觉帮不上忙。两个叔叔成家的时候，婚礼没有人操办，都是自己在单位草草举行的，爷爷也没有出席。
我爸是老大，虽说和爷爷在一个城市，相互来往也只在逢年过节。爸爸从小就调皮捣蛋，后来靠体育特长进了大学。90年代爸爸下海经商，爷爷不支持，认为商人的利润都是通过榨取劳动人民剩余价值获得的。相比起我爸，我的两个叔叔就“争气”多了，考上名牌大学，去了一线城市工作，很多年才能回来省一次亲。
爷爷偏爱我，可能因为我是第一个孙子辈的，也是唯一一个爷爷能够得着的。
小时候每年暑假，我都会去爷爷家住上几周。
爷爷家南面有座山，不高，很长，像条鲤鱼，得名鲤鱼山。鲤鱼山是我们每天都去的地方，一大早我就会被刘老师从被窝里拉起来，她和爷爷都带着遮阳帽，穿着运动鞋，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刘老师总是跑在前面，时不时还回头招呼爷爷，“跑起来，跑起来！老王，快点快点！”爷爷当时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是精神头还不错，跟着四十出头的刘老师，似乎看上去也年轻了。有时候，我还会和爷爷、刘老师比赛，看谁先跑到山上。我总能赢，然后在山顶等他们上来。
山下有早市，跑完步，我们就去早市买菜。爷爷和刘老师都是精打细算的人，买起东西来左挑右选，比来比去。爷爷是家里管钱的，也是更节省的那个，刘老师总是说爷爷“九毛九”，就是抠门儿、钱袋子管得紧的意思。跟着他们买菜，我总会不耐烦。好在早市有早餐摊位，我喜欢吃“油炸果子”，一种有很多糖的油炸饼。每次爷爷给我买一个，我就拿在手里一直吃，他们买完菜，我也吃完了，一起拎着菜回家。
回来后我做暑假作业，爷爷则伏案写东西。下午是自由时间，有时候我和爷爷下棋，有时候看看电视。印象中刘老师总是忙着收拾房间、做饭，我们看书学习的时候，她并不和我们一起。刘老师擅长编织，总是摆弄着毛线、棒针织东西，我小时候好几条毛裤都是刘老师给织的。
我和爷爷的共同爱好是集邮。爷爷有一个很有年头的集邮册，枣红色的封皮，摸上去像是皮的，保护得很好，里面有一些五六十年代的珍藏邮票。高兴的时候爷爷就拿出来给我看，给我讲邮票背后的故事，例如毛主席去安源、知识青年在农村、知识就是力量等等。我对这些故事并不感兴趣，总是一直问，这张邮票现在值多少钱？您什么时候把这个给我？
爷爷笑着说：“这可都是宝贝，给不给你要看你的表现。要好好学习。”
很多年我都惦记着爷爷的那本老邮票，后来离开家去了更大的城市，集邮变成了曾经的爱好。我也再没有和爷爷一起翻看过那本集邮册，不知道现在它在哪里。
爷爷是译审，高级翻译家，于是爸爸说，趁着暑假给TT教教俄语吧。爷爷很认真地准备了教材，每天安排了上课时间。我也心血来潮地学了几天俄语字母，天天练习小舌音p。没几天，我就不想学了，和爷爷耍赖，爷爷拿我没办法，只好放弃。每每提起我当初学习俄语半途而废，爷爷都会遗憾地摇摇头。
在爷爷家过暑假的传统只持续到小学毕业，原因是我和刘老师吵过两次架。
一次是吃饭的时候，我问刘老师，“你为什么不教语文，去教美育课了？”
在一个小学生眼里，语文、数学是非常重要的科目，其他都是副科，老师一周来一次，不被学生记得。从语文老师到美育老师，就相当于降职了。
于是我说，“肯定是你教得不好，校长不让你教了，对吧？”
刘老师甩下碗筷，起身离开，转头去了卧室。听到很大的关门声，爷爷赶紧追过去。我坐在餐桌旁，不知所措。卧室里传来刘老师的哭声，“你不管管你的好孙女吗？我真是受够了！”过了很久，爷爷从卧室出来，脸色很难看，严厉地对我说：“都是谁教你这么说的？去给刘老师道歉！”
我哇地一下哭了，喊着“我要回家！”当天晚上，爸爸就来把我接走了。
还有一次，刘老师的妹妹来爷爷家做客。她们姐妹俩长得很像，妹妹更瘦、脸更长，显得更厉害一些。傍晚大家一起看电视。我想看《新白娘子传奇》，大人们想看别的。我握着遥控器，谁都不给，爷爷拗不过，说“看吧看吧”。看得出刘老师在一旁很生气，但什么都没说。
然而刘老师的妹妹气不过，指着我教训了起来，“你这么小的孩子，看什么电视，还跟大人抢，没规矩！”
我不服气，“你凭什么教训我！我又不是你家孩子！”
她说，“我是你姨奶奶，我怎么不能教训你？”
我指着刘老师说：“她不是我奶奶，你根本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这并不是什么深藏已久的心里话，是我在电视剧里学的，那些关于二婚的电视剧里面，都有类似的台词。我只是本能地觉得，这句话能伤害人。
听到这话，爷爷和刘老师都愣住了，脸色很难看。爷爷拉着我往里屋走，我开始嚎啕大哭。不记得刘老师的妹妹后来还说了什么，刘老师一直在说，“行了行了……”最后，送客人一起出了门。
从那以后，爷爷不再邀请我去长住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也对去爷爷家失去了兴趣。
爷爷和刘老师是在奶奶过世后不久认识的。那段时间爷爷悲痛欲绝，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奶奶生前托付了几位好友，让她们在自己过世之后，帮爷爷物色一个能够相互照顾的人。于是，几个热心的阿姨开始张罗爷爷相亲。
对此，家里有两种看法：一种觉得，爷爷生前习惯了依赖奶奶，奶奶走了，生活失去了重心，见见新的人也好，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另一种觉得，奶奶刚走，怎么也得等几年吧，这么大年纪了，跟个小年轻一样耐不住，多难看呐。
虽然有不同看法，但是大家什么都没说，毕竟这是一个民主、和睦的家庭，彼此干涉不多。
很快，爷爷就认识了刘老师，两人关系进展很快。交往两年的时候，刘老师搬进了爷爷家。他们结婚了，没办婚礼，只在家里请女方的亲戚朋友吃了饭。爷爷以高级知识分子自居，爱面子，思想负担重，对于二婚娶了比自己小将近20岁的女人这件事，并不想太过张扬。
刘老师只比爸爸大十岁左右，改口叫妈肯定是不可能的，此时“刘老师”是一个多么合适的称呼啊，于是我也跟着这么叫。爷爷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直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大年初一，爷爷和刘老师把我叫到书房，给我压岁钱。
我双手接过红包，说：“谢谢爷爷和刘老师！”
爷爷皱起了眉头，纠正我：“叫奶奶！”
刘老师在一旁微笑不说话。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愣在那里。刘老师解围道：“没事，没事，去玩吧。”
后来，爷爷单独把我叫到书房，问道，“这么多年，刘老师对你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
爷爷说：“以后要叫她奶奶，总叫刘老师像什么话。”
我说：“哦。”
二叔的女儿，我的表妹，从小就习惯了叫“刘奶奶”，而我却做不到。我跟爸爸说，爷爷让我叫刘老师奶奶。爸爸说，不用管他。
高中毕业，我去了北京上大学，和叔叔们一样，离开了家乡的城市。
我回家的次数逐渐减少，见到爷爷的次数也屈指可数。每次见到爷爷，我都会明显地感觉到，他老了，头发白了，更消瘦了。刘老师却并不显老，精神头十足，还学会了游泳。
爷爷肺不好，遇到冷风或者运动多了，就会猛烈地咳嗽。之前爷爷每天下午都和刘老师一起去老干部活动中心打乒乓球，慢慢地球打不动了，变成刘老师一个人去游泳。又过了几年，每天早晨去鲤鱼山晨练、买菜，也变成刘老师一个人了。唯一爷爷还坚持的是读书和写东西。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北漂生活。一切都是新鲜的、刺激的、激烈的。有挑战的工作，纠结的恋情，世界在向我徐徐打开。此时最顾不上的就是留在身后的，还在故乡的长辈们。这期间关于爷爷的消息，我都是通过爸爸妈妈的电话知道的。有时候，爸爸去爷爷家看望他时，会拨通我的电话，让爷爷跟我说两句。
爷爷会问我很多问题：“最近新闻里总说的双创，是你们在做的事情吗？”“手机APP是什么东西？”“你们公司有多少人啊？”对爷爷的问题，我总是很不耐烦，想办法搪塞过去。“对对”、“挺好的”、“说了你也不懂”……通话最后，我都说“保重身体”，显示我对爷爷还是关心的。
我从来不主动给爷爷打电话。爷爷总是抱怨：“从来接不到你打来的电话，总是要我们老人家打给你。”然后我会地诚恳地认错，却屡教不改。
那时的我是一个缺乏同理心、怕麻烦、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人。我当然知道，爷爷有多么盼望听到我的消息，但我总有无数的理由，比如没时间、压力大、说了他也不懂，让我在每次想起爷爷的时候，麻醉自己的内疚和焦虑。
76岁时，爷爷萌发了写回忆录的想法。
爷爷一辈子翻译过很多书，也编写过一些教材，但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故事。在我小时候，爷爷有时会从书架里拿出一两本书，告诉我这是他翻译的，然后给我看封面上译者的名字。我觉得爷爷很厉害，可我从来没有读过爷爷出版的任何东西，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些书打开看看。
对于年近80的爷爷来说，写作不容易，最大的问题是眼睛。爷爷从小就高度近视，年纪大了之后，眼睛越来越模糊，很长时间都用放大镜阅读，自己写字已经非常困难了。刘老师成了爷爷的写作助手。爷爷整理资料、打腹稿，讲给刘老师听，然后刘老师用钢笔把文字记录在稿纸上。
写作开始的时候还算顺利，爷爷除了眼睛不好之外，精神头很足。完成这本书，是他最后的愿望。此时刘老师不到60岁，她愿意帮助爷爷完成这个愿望。
就这样，爷爷和刘老师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回忆录的初稿。厚厚的一沓稿纸，14万字。
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初稿永远是不够好的，反复地修改才能打磨出好的作品。这时候爷爷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眼睛用起来也更加费力，勉强能够拿着放大镜看稿，做些标识。大多数时间还是需要刘老师来朗读手稿，爷爷根据听到的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改。
慢慢地，爷爷开始抱怨刘老师总是外出，找不到人。我想，和这样一位缓慢、吃力，却又要求极高的老人家一起工作，可能并不容易。
刘老师对于回忆录失去了兴趣，偶尔会跟爸爸抱怨说，“来来回回太多遍了，不想再看了。”于是，爸爸买了一个录音机，让刘老师把文章录下来，放给爷爷听。可爷爷并不买账，从来没有听过。
书稿的修改，在爷爷的坚持和刘老师的不情愿中，拉扯着，完成了。书稿交到出版社之后，刘老师外出的时间越来越长，也许是交了新的朋友，经常一早出门，傍晚才回来。午饭留在冰箱里，让爷爷自己热着吃。爷爷经常自己生气，不吃饭。
爷爷喘不上气的问题，最终被医生诊断为“慢阻肺”，是一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不能治愈。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导致呼吸困难，氧气吸入量逐渐降低。从此，爷爷家多了医用吸氧的装置，爸爸为了方便爷爷锻炼，添置了健身自行车和椭圆机。
爸爸希望给爷爷请一个阿姨，可以给家里帮把手，刘老师不在的时候也不至于太冷清。但是爷爷坚决反对，说不希望家里有外人。妈妈说，肯定是刘老师不愿意多花钱，爷爷的存款之后都是她的，能省点算点。爸爸提出他来付钱，爷爷还是不同意。
爷爷家住四楼，是老的楼梯房，爷爷每次上下楼都喘得厉害，慢慢就不愿意出去了。爸爸想过给爷爷换一个带电梯的房子，在家庭内部讨论了几次，不了了之。
我知道他们的顾虑是，如果爷爷不在了，房子就归刘老师了。
打消买房的念头之后，爸爸去爷爷家的次数明显增多了，每周都会去看看。他也经常会回来跟妈妈抱怨，刘老师对爷爷照顾不够。可爷爷对刘老师极度维护，虽然有不满，但是从来不让爸爸妈妈去找刘老师讲。大节小假都让爸爸妈妈给刘老师买衣服、保健品什么的。
爸爸兄弟三个关系很好，内心也都是孝顺的。刘老师对爷爷的忽视，和爷爷对她的讨好，让大家非常不适。但就像爷爷不曾参与过他们成年后的生活，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参与爷爷晚年的生活。加上二叔、三叔都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身处一线城市压力也大，能做的就只是打打电话。
回忆录的编写告一段落之后，爷爷开始张罗另一件事，给遗嘱做公证，确保把所有财产留给刘老师。爷爷应该很早就写好遗嘱了，所有资产都留给刘老师，对此大家并没有意见。不知道是不是刘老师咨询了律师，或者什么人给了建议，说遗嘱不靠谱，必须做公证，让三个儿子放弃继承权。
爷爷让爸爸召集叔叔们都回来，一起去公证处签字。爸爸劝爷爷：“你看我们几个现在过得都挺好的，不会惦记着您的房子和钱，到时候都会留给刘老师。何必非要签字呢？弄得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爷爷态度非常坚决，非公证不可。最后三个儿子都配合做了公证，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另一方面是可怜爷爷，希望做了公证之后，刘老师能更好地照顾爷爷。
爷爷81岁的时候，回忆录出版了。按照爷爷的吩咐，爸爸给在全国各地的亲戚和朋友们都寄送了书。爷爷在扉页给每一个人写了寄语。
书寄出之后，爷爷急切地等待着大家的反馈。爷爷老家的几个同辈人打来电话，给了爷爷很高的评价，与他一起追忆青年时代的故事。奶奶老家的亲戚则没有什么反馈，小姨奶奶拿到书也只是敷衍地说，“挺好”。私下里，小姨奶奶跟妈妈抱怨，爷爷来来回回都是写刘老师这好那好，想起奶奶辛辛苦苦那么多年，心里就难受。
给我的这本是在我回家的时候，爸爸拿给我的。爷爷在扉页写道：“希望你们继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学习各国先进文明成果，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关心集体，团结友爱，尊爱长辈，关爱家人，爱护身体，身心健康是成就事业的保证，千万注意！”字写得很大，很漂亮，看得出来写得很认真。然而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就是爷爷一贯的“老干部”作风，跟不上时代，而且我认为他在暗示我不够尊爱长辈，不够关爱家人，不够爱护身体。
草草地看过寄语之后，我就赶紧翻过了。我在书里找可能会有我出现的章节，想知道爷爷会不会透露一些我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最终发现，关于我也就几句话带过而已。我心里虽然有些许失落，但更多的是放心，至少没有让我难堪的描述。
我把书带回到北京，一直放在身边，有几次拿起来想读，看了几章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对此我感到愧疚，知道爷爷在期盼我的反馈；我也想仔细读完之后，能够和爷爷一起坐下来聊聊他一生的故事。我总是跟自己说，下次回家之前一定要读完。
那时我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人生阶段。因为工作比较忙，我和先生没有办婚礼，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家的传统。怀孕6个月的时候我回家过年，在那之前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回去过了。
我去看爷爷。他头发已经花白，异常消瘦，坐在沙发边上，吸着氧气。看见大着肚子的我，他是高兴的，问我感觉怎么样，有没有难受。爷爷说话有些吃力，声音断断续续，问了几句就不说了。我和爷爷一起在客厅沙发上拍了张合影。他没有再问我回忆录的事情。
回到北京后，没有多久，孩子就出生了。我开始应对新生命来临后的混乱与忙碌。爸爸会给爷爷看手机里宝宝的照片和视频，爷爷拿着放大镜使劲看，然后说“好，好”。
孩子百天的时候，爷爷给我打电话，说包了一个红包，放爸爸那里了，然后交代我：“红包是我和刘老师送的，你发个短信给她，感谢一下，记得要叫奶奶。”
想到这么多年了，爷爷还是要这样去讨好刘老师，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短信也一直拖着没有发。一周之后，爷爷又打来电话，非常生气，质问我为什么没有发信息。他说：“你小的时候那么懂事，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挂掉电话，我就发了感谢短信，称呼还是用了刘老师。
2016年4月，我家宝宝11个月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说爷爷情况不好，住院了。因为肺部衰竭，很多脏器都因为缺氧而受损。爸爸、妈妈、刘老师和小姨奶奶，轮流看护和送饭。
5月份的时候，传来病危的消息，爷爷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两个叔叔都飞了回去。不知道是因为怕冲突，还是真的累了，爷爷进入病危之后，刘老师倾向于回避，经常找不到人。这是我后来听妈妈说的。
我打电话给爸爸，问，要我回去吗？爸爸说，你来了也帮不上忙，再说孩子还小，需要你照顾，你别回来了。我说，好。
其实我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爷爷。想起这些年对于爷爷的忽视、不耐烦，想起我们最后几次通话中爷爷的失望和无奈，想起爷爷最后几年的孤独，我心里难受极了。
后来我明白了，当人无法面对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会本能地选择逃避，忽略它，把它抛到脑后。我当时大概也是这样的想法，爸爸说不用回去了，我松了口气。后来这变成我这些年来最大的遗憾，我为什么不去看看爷爷呢，我曾经最亲爱的爷爷，最疼我的爷爷，他以为我变了。
爷爷走的时候很辛苦，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全身插满了管子。妈妈说，爷爷曾经努力地摆手、摇头，示意家人把呼吸机撤了，太难受了，他想走了。
5月20日，爷爷过世了。
在去上班的路上，我收到爸爸发来的微信，说爷爷走了。我当即打电话过去，爸爸接起电话，我只张口说了“爷爷……”，就听到电话那头爸爸放声痛哭，随即挂断了。巨大的悲伤向我袭来，我坐在小区门口的长椅上哭了很久。
爷爷在遗嘱里交代，不要遗体告别仪式，不要墓地，骨灰撒掉就好。这个嘱咐可能让三个儿子和刘老师都松了口气，大家不用再共同面对亲友和爷爷的同事，不用再面对彼此。心里有亏欠，却不知道如何弥补，那就算了吧。
爷爷过世之后，没有办任何仪式，骨灰撒在奶奶墓地旁边的大树下。爸爸和叔叔们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刘老师和爷爷生前的一切，都从此消失了。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 “短故事学院”
一转眼，爷爷过世已经五年了。他的回忆录我一直带在身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理解爷爷的无奈和孤独，也逐渐明白，我们的不理解和回避对于爷爷造成的伤害。我从没有好好翻看过这本书。爷爷在世的时候，我不耐烦；爷爷过世之后，我却无法面对翻开书时的内疚。
今年，我终于又一次打开这本小书，一字一句地从头读到尾。里面并没有来来回回地写刘老师的好，这不是一本写家庭生活和儿女情长的回忆录。爷爷从自己的视角，写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属于他们那代人的社会巨变和个人命运。
也许爷爷其实早已原谅了我们，选择一个人承担所有的不理解，希望我们能够轻松地生活。
前两天，妈妈打电话说，爷爷的弟弟和老伴儿来旅游，想去看看刘老师。他们打了电话，刘老师说不方便。想来刘老师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不知道她过得还好不好。
每次想起爷爷，我的心就会被揪起来，很痛。很多年，我都说不清这是什么原因，这种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随着年龄增大，对生活、对衰老、对亲情都有了更加切身的感触，开始慢慢可以理解爷爷一辈子的纠结，以及晚年的孤独和无奈。
我们对于老年人的情感生活有太多的偏见，而来自家人的不理解，即使不是有意的，也都会变成伤害，老人原本脆弱无助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和痛苦。对此我想对爷爷说声，对不起。
这篇文章送给我的爷爷，希望另一个世界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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