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所：我用真心养了诗，诗就长大了，诗被我吃进去，我也长大了 | 创作者访谈

Original 渡水崖三明治 2023-08-21

收录于合集 #创作者访谈 56个

文｜渡水崖

3月18日，里所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很好辨认，绿色衣服，长发烫了玉米卷。除了作为一场当代诗人演讲活动的主持人，她自己也是诗人，做了一场演讲。

台上有不少名人面孔，有的讲方言，有的读外文诗，也有学术观点。里所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出发前，她告诉我现场会有“交锋”，直到诗人、北大中文系教授臧棣讲完，我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时，里所请台下观众向他提问，诗人杨黎先站了起来，紧接着是诗人伊沙。他们开始就诗歌问题激烈地讨论。坐在我身后的人开玩笑说，打一架吧！

演讲持续了五个多小时。里所说，在意见纷争的诗人群体中间，总有紧张的快乐。这是她工作的场合，也关乎写作、生活的方式。

在哥伦比亚的咖啡馆

看见一只小小的地球仪

抱起来捧在手中

转到国内他所在的城市

轻轻用指尖抚摸那里

又转到里海

他说过那是我的海

转到法罗群岛

他在那儿弄丢了一个帽子

转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美所”

他曾这样在耳边叫我

——《那时世界还在我掌握之中》，2022

“里所”，不是里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意思，尽管里所在一首诗里这么写过，诗与远方也贴近对诗人生活的浪漫化想象。用这两个字做笔名，因它们组在一起好看、好听。头像是个“妙”字，是颜真卿的字。“这个字拆开看是‘少’和‘女’，放在一起读，又像小猫‘喵喵喵’地叫，”里所说，“就很像我们对一首诗可以有多角度的阐释。哪怕它写得很简单，哪怕被解读出来的意思不是诗人最初想表达的，也会很奇妙。”——又回到了“妙”。

和里所聊天也是奇妙的。她喜欢讲诗，语气很轻，话却密，自觉扯远了会自动剪切，“好，这个话题我等一下来说”。可能和这几年的工作带给她的影响有关。诗人之外，她是一位图书编辑，时常主持新书的线下活动。除了在书封、海报上看见她的名字，我对她本人的印象主要来自互联网。2016年开始，里所在公众号“数数学”上分享自己写的诗，偶尔配一张照片。在第一篇年度诗歌总结里，她就是现在这样的长发，戴圆圆的眼镜。

诗人里所

从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奇迹的喀什》开始算，今年是里所写诗的第十六年。但她是85后，在诗歌代际里仍然年轻。诗人韩东给过里所很高的评价，说她在青年诗人里有“冠军相”。一个冠军诗人是什么样子的？或许是有跑马拉松的毅力，新作不断。我数了数她发表的诗，加上未公开的，平均每年写七八十首。“不算多，”里所不好意思地说，“一百首是我的最大极限。很多诗人朋友一年可以写好几百首。”

年初，里所从2022年写的诗中挑出了七十首。其中近一半在描摹居家生活，有呼呼大睡的小猫、发了芽的土豆、长到窗前的梧桐树、指标异常的体检报告……里所住在北京，去年出了三次差，回过一趟安徽奶奶家，其余不少时间被关在家里。有首诗里，她写自己如何重复同一个动作：添加购物车。“一盒木耳一盒金桔两盒蓝莓一袋面包一盒豆干一包韭菜一把葱一份肉馅一盒奶酪……”

回想过去三年的状态，里所觉得是有一点被“吓到”了。好像失去了时间感，分不清某一次出差、某一项工作到底发生在22年、21年，还是更久以前。里所过去的诗多数涉及个人生活：有关女性的自我认同、身体欲望和情感。这一年，她不得不写下了很多与外部世界相关的诗，疫情，还有俄乌战争，急剧变化的外部世界，生活迫使她去捕捉、描述内心更复杂的情绪涌动。这于创作是好事，但写起来并不容易。

生活中的里所很在意“状态”，为了让身体、精神状态饱满，她每次出差都要带上自己的枕头，下班回家后立马切换到私人“人格”，“Enough，我要回去做自己了”。状态是创作的开关，让写诗这件事可持续，且不倚赖任何环境和媒介。有时在飞机上，有时在地铁里，有时读着书，就打开了手机备忘录。“比如我们这场对话中的某个部分，可能引发了我的一些感触，我今天回到家，就会很快地在备忘录上写下来。”

在2022年度诗歌总结里，她鼓励自己“往前走”，“诗歌和生活同频同步，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就写出与之相关、相匹配的诗。”诗歌很短，与生活相比。我好奇什么在驱动她，领着诗中的“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她笑起来，伶俐地反问，“往哪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朝着与落日相反的方向

奔跑

快一步站在夜的疆域里

听见整座城市

生殖、繁衍的声音

——《奇迹的喀什（节选）》，2008

对于创作者，年少成名是一种奢侈。里所写《奇迹的喀什》那年20岁，发表出来也不过22岁，就有了“当代诗人”的头衔。被认可，对那时的她很重要，是一种“自我确认”。后来她也喜欢看见更年轻的人珍视自己为“诗人”，觉得敢于确认自己是诗人，能给初写者带来责任感，让写诗跨过爱好，进入专业领域。她对“专业”的一个阐释是，“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在做这件事”。

自媒体时代，原创诗歌大多首发在网络上。2011年，诗人伊沙在网易微博主持诗歌评论栏目“新世纪诗典”（这个栏目至今还在更新，已经到了第十二季），每天推荐一位诗人，其中就有里所。当时她还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是个不太“规范”的文艺青年。文艺在于，她喜欢写诗、看戏和听摇滚乐，是先锋剧场、小西天电影资料馆、Mao和麻雀瓦舍的常客。“不规范”的是，她还是想走一条分叉的小径。毕业前，有同班同学投了不下一百份简历，她只投了一份，还没中。

象牙塔的学徒，并不畏惧社会生活，她只是不紧不慢地，左瞧瞧右看看，想找找看哪个地方既有创造性，还有空间给自己发挥：写诗。“现在想想，活该我没有找到有北京户口的工作！”里所自嘲，大部分研究生同学如今都在体制和事业单位，不像自己，没有规划，人生选择总是凭感觉。高考也是，她是当年新疆喀什地区的文科第三名，因为“海洋”两个字，很感性地报了中国海洋大学，结果掉了一个志愿，去读西安外国语。先锋诗人伊沙就在西外任教。

后来她考上北师大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发现导师李怡和伊沙曾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师兄弟。“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里所掏出一本伊沙的诗集《白雪乌鸦》，是她前两年参与策划、出版的，“我对很多事情过于随意，但到头来人生安排总是这样巧妙。”

喀什，是里所早期诗作里的重要素材之一。舅舅最早到新疆工作，然后亲戚带亲戚，她十二岁跟着父母从安徽迁居新疆喀什。有些家人因为语言沟通不便，有的不适应气候，后来又回到内地，她却来了就很喜欢，经常四处乱逛，看什么都新鲜。澡堂门口的大妈，批发鸽子的老汉，巴扎上奔跑嬉戏的小孩子，本地人的生活是一座城市的心跳。在诗里，她这么写，“我确信/是喀什推我进入更大的世界（《灼雪之火》，2017）”。

里所和父亲，喀什人民广场，1999年

她也写迁徙家庭的故事，父亲的训话，母亲的悄悄话，外婆怎样一天天等待死亡到来。当地有很多这样的汉族家庭，来自甘肃、河南、四川，各家过年放鞭炮的时间都不一样。文化杂糅中，传统的民俗一点点淡化，一点点变形。几年前，外婆在喀什去世，舅舅和妈妈开了三天三夜的车，送她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去年，里所回去祭拜，写下给她烧去的三匹纸马。

如今有假期，里所一半时间在新疆，一半在安徽。在妈妈面前，她会多说一点诗歌和工作上的事。她们是亲密的朋友。妈妈喜欢读书，日常叙事也有文学性，与她有精神上的连接。妈妈也更理解她的生活状态，理解她跟家里其他同龄女孩不一样。“对家、故乡、原点的依恋，可能是一种很普遍的文化心理吧，”里所觉得自己写故乡，并不意味着什么，“在我的概念中，人不应该固守一个地方。”

有一天会不会离开北京

去海边的小城生活

台风来的时候

撕一页诗就能够抵挡

——《一万架直升机（六）》，2012

离开新疆、西安，向新的未知之地探索，考研去北京。之后她就一直在北京，八年时间在图书公司工作，中间有三年“出走”。“年轻人没有沉住气”，里所解释起来还是笑着的，但自我批评的话是毫不留情，“不够成熟，太理想化，无法忍耐朝九晚五，非想做自由诗人、独立艺术家。”

2015年左右她开始画画，当时正好住在诗人巫昂家，看见她的猫很可爱，就画它。那是里所画画的开始。后来她画了很多“人格化的猫/猫格化的人”，四肢修长，模样各异，做着各种各样的事。画画和写诗不太一样，她用笔，不修改，边画边想。思绪流动中，看着创作的意识一点点生长出来，很像自己跟自己做游戏。

里所的画

游戏之余，她去宋庄美术馆工作。布展，做宣发，办沙龙、电影放映，好像是一份学生时代向往的理想生活。不过那段时间她写作很少，回忆起来觉得是沉浸在被放逐的自由当中，舍弃了某种职业感。“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写诗不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我有非常多的精力和才华。但后来我才发现，它还需要我有更多的‘稳定’，”里所说，“这种‘稳定’不是物质、现实生活层面的稳定，而是我需要沉淀，我需要阅历，需要读书，需要专注。”

但，在北京，物质和现实生活的稳定，意味着更容易承担创作背后的风险和压力，对于创作者不可谓不重要。里所点头，然后又摇头，“我对这些没什么概念。”就像留京不是为了拿户口，而是因为北京在文化意义上可以称为一个“码头”——这里连通更大的世界，也连通小小的家，自己可以随时漂流，也可以随时停在坞中——，她和艺术、创作的关系也不会被生活的压力阻断，“它们对我来说构不成压力”。

里所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

里所有自己应对生活问题的方式。一直租房，她也遇到过麻烦。有一次，家里洗衣机的排水管爆了，她在公司上班，不知道水已经渗到了楼下。后来物业通过房东打电话叫她回家，邻居上门找她理论，用词刻薄，“你们这些外地人”。“我当时心里非常不舒服，”里所说，“但事后想想，也很好消化。这不是这座城市的问题，是这里的一个人的问题，而我恰巧遇到了这一个人。我不能让这样的人对待我的态度，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态度。”

不论如何，过去十来年，最初一起聊文学、一起写作的人越来越少了。学校的同届、同门，只剩自己还在写诗。一起创作的老朋友，有的回了家乡，有的去其他城市闯荡。还留在北京和她一起写的，是青年作家孙一圣。孙一圣是山东曹县人，起初边工作、边创作，后来索性辞职了待在北京专心写小说。里所知道他的意思，人在曹县是写不好曹县的，异乡人视角会为创作者带来更大的思想自由，异乡创作则是一个坚持的过程，要有耐心，有专业性的积累，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对于诗人里所来说，她需要另一个身份：编辑里所。做好一份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创作上，还是会受困于懒惰和忙碌，但里所觉得，没有比编辑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了。以前她以为自己是讨厌“稳定”，其实是不想对一件事太"擅长”，精通于重复同一种“模式”。她喜欢打开新的思路、观念。写诗，需要一直去更新观念，寻找叙事方式的突破；画画，也可以用新的材料和媒介，从签字笔到油画，再到学着刻版画。现在，她和诗歌出版也有了新的相处方式，她称之为，“到第一现场去发掘”。

里所的版画

改，改，改，删，删，删

刽子手熟练工已经上线

晚上回到家

大脑还在亢奋

苦笑着从荒诞中

抓出一首注定要被

另一个编辑删掉的诗

一行行将它

摁在纸上

——《诗人（节选）》，2022

里所工作很忙。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年前的最后一天。她所在的出版公司位于北京西城区德胜门附近，格子间安安静静，过道里的书摞得比工位高。里所找了间小会议室，大致规划了我们可以做采访的时间，聊完又匆匆回去。那天晚上，她一直在公司待到大厦的物业要切断电闸。

里所主编一个诗歌工作室，加上她，共有四位年轻的编辑，“都是诗人”。诗人们打交道的对象也是诗人，日常工作状态之一是“读诗”。我去前，她们正在做诗歌评选，桌上摆着待颁的奖杯，一条长着鱼尾的猫。这间工作室从2016年开始评选年度最佳诗歌百首，自此开始有源源不断的投稿。

里所在捏奖杯小样，最右叫“妙笔生花猫”

诗人，经常是作者的斜杠身份之一，“有一些新的诗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经常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突然冒出一个写诗很厉害的人。”里所打开手机给我看，一位写“数以万计的腿/从空中落下”，早年有参军经历；另一位写“要操大海”，“一猛子操下去/大海还是那个大海/人却没有了”，他的本职是出租车司机。里所还展示了她们建的“诗青年”微信群，里面有一百多位青年诗人，很多九零后、零零后，有的已经在工作，有的还在读书。

不同生活圈层的诗人们，也会时不时聚在一起。一张罗，很多人就会积极赶过来。有时候在出版社，有时候在书店，用一种朴素的方式，带着作品来见面、切磋。2月，今年第一场线下读诗会，码字人书店一楼坐得满满当当，有人来得晚，不得不站在门口。我也站在门口，看见有的诗人头发花白，还有异国面孔。人人脸上是相似的羞涩，但读起诗来都坚韧有力。一位男生读完自己的诗，还平静地说了很长一段感言，“在禁锢中活下去，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

磨铁线下读诗会，码字人书店，2023年2月26日

里所是这场活动的主持人，大部分时间在荧幕光影下站着。她已经主持了很多场活动，活跃在诗歌第一现场的台前幕后。这似乎也塑造了她的工作性格，“在小圈子里好像很对外开放，实际上不主动、不外向”。2016年她还不太能应付这样的场合，在新书发布会上漏念过嘉宾诗人的名字。现在，她自如得多了，在自我创造与为他人创造中间寻找平衡感。“有趣的地方在于，我的履历好像是个‘学院派’，我也应该是个很乖的‘学霸’，但我骨子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这挺好的，到后来，我性格中较真、精细的一面，又反馈到我的工作当中。”

里所最近经常出席的新书活动，“主角”是五条人乐队的仁科。一位和她以往接触过的诗人都风格迥异的小说家和音乐人。她是仁科《通俗小说》的责任编辑。把两个人联系起来的枢纽之一，是里所翻译过美国诗人布考斯基的书信集。那位愤世嫉俗的“酒鬼”，完全是里所的“对角线”——她觉得自己拘谨、平和、容易被什么东西束缚，结果越翻译，越挣脱了束缚，被另一种诗人的尖锐、直接、愤怒感染，后来干脆叫布考斯基“布布”。

至于活跃在大众面前的自己被如何定义，里所不那么在乎了。很多年前，她听到“文艺女青年”会觉得抗拒，如今觉得大家想怎么称呼都行。对于一个诗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她也不想再有任何的限定，“诗人应该是学者型的？应该是鲁莽的？应该是年轻的？还是应该是有智慧的？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ta在写什么样的作品。”

创作者访谈 x 里所

三明治：你是规律地写诗吗？

里所：不能说规律，也很难形成规律，比如强迫自己每天写。我只是保持练习，尽量笔不离手。因为如果我连续一两周、一个月都太忙了，脑子被别的事占满了，没有写诗，再去表达的时候，那个表达就是生硬的。所以我会日常思考创作的事情，让自己的思维保持在一种很活跃的状态。内心也要是安静的、有力量的。如果有时候连续好几天特别累，状态不好，即便有想写的，我也觉得很像是一辆车胎没气的自行车，行动不便。

我之前整理去年的诗稿，写了一个简短的导语，说“诗盛”在于“我盛”，反过来也成立，“我盛”才能“诗盛”。“盛”就是生命能量强，有活力。这也是为什么日常中我不太想要那么多无效社交，怕过度地分散、消耗自己，还是应该把精力特别专注在写这件事情上。

三明治：这几年的创作状态怎么样？

里所：去年是我过去两三年里写得最不顺利的一年。因为很多外部信息，冲击力很强，带给我的感受也很强烈，来不及反应和消化，在创作中处理起来也是困难的。有那么一两个月，我一首诗都写不出来，每天情绪起伏特别大，各种各样的感受掺杂在一起，但不知道如何表达。

而且诗人不像新闻记者，记者可以把自己看到的转换成文字，如实地记录下来，但诗歌不能完全是纪实性的。有一些诗人更加擅长书写公共事件、大的议题，对整个世界进行拷问和发言，但我以前的创作更多是朝向自身的，大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写女性的感受、身体性的东西，这些才是我的领域，我也更擅长去探索这一部分。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不得不去面对更大的创作议题，因为它伴随我每一天的生活。

三明治：你最开始写的时候，受哪些诗人的影响比较大？

里所：高中的时候主要读了海子、顾城，受过他们影响，特别是受顾城的影响。对国外诗歌的吸收和借鉴，主要是浪漫主义的，雪莱，更好一点是波德莱尔、惠特曼。但波德莱尔和惠特曼的好，在那个时候，我也不能真正理解到，比如波德莱尔，他诗中有一些恶狠狠的东西，或者一些冷漠、审丑的东西，我当时读不懂。最近我也会拿出波尔莱尔的诗集读几页，感受就很不一样了。

一直到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遇到了伊沙，我才真正进入当代诗歌的学习，知道了当代诗歌是怎么回事。他有首诗叫《车过黄河》，写的是坐绿皮火车，火车非常拥挤，大家都在排队等着上厕所，轮到“我”的时候，火车正好经过黄河，按理说“我”应该像古人一样眺望、思考我们的文明，但那一刻我在小便，那个时间是属于我的。伊沙是用一种个人的感受，去写诗人应该如何面对大的文化符号和概念，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种解构的效果。

读到他的诗，很快就动摇了我之前对诗歌那种浪漫主义的、抒情的理解，我才知道原来诗歌是可以跟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发生直接关系的。也是到了2006年，读大二的时候，我才开始写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诗。也一直想写符合自己嗓音的诗，在创作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上，一直想保持一种“里所的方式”，而不是“里所学谁”、“里所像谁”。关于“影响”，我知道谁的诗好，但是在自己的创作中，我不能变成ta。我一直有这样一种对抗，或者是反思。

三明治：在诗歌领域，如果往前推几年，氛围会不会更好？存在过一个更好的阶段吗？

里所：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有些在2015、2016年可以出版的诗，在今天可能不行了。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做事情会想得更简单，更鲁莽，但是现在会权衡，考虑做这件事的有效性。听上去有点悲哀，但悲哀的背后是为了保持更大的可能的发生。

拿我自己来说，我从一个更偏向自我、内向性的诗人，变成了开始真正地跟现实生活产生冲突和摩擦的诗人。这是在打开视野。虽然我承受了很多，但也给我带来了理性和成熟。不是说“以史鉴今”吗？我今年的感受反倒是“以今见史”，通过这几年的社会生活，我也能更加深刻地读懂历史了。我看见了，思考了，用创作回应了，这对于诗人的自我是一种丰富，一种成长，是内心的变化。创作题材的变化，对我来说一定是好事。我不想只做那种狭窄的、在自己的书房或者卧室里创作的诗人，当然也不想做喊口号的、传声筒似的诗人。

我想要做一种更加坚强的诗人。经历过现实生活的冲击，再回到自我的感情世界、内心世界，我希望变得更坚强。诗人和诗歌是互相滋补的关系。我用我的真心养了诗，诗就长大了，同时诗也变成了我吃进来的东西，我也长大了。

三明治：创作和个人生活状态也有关系，比如我觉得这几年你好像更稳定了，会不会对创作也有影响？

里所：我确实变得比十年前稳定和安全了，但也只是在某一种可比较的限度里的稳定和安全。其实我每一天都在面临新的危险和不安全感。因为每天都是新的生活，每天都有新的问题，那些刺激我写诗的东西永远都是新的。从基本的生存处境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可能多具备了一些智慧，可以更从容地处理很多问题，但同时我的人生总是进入到未知的阶段，总是有我没有面临过的东西出现，比如身体的变化，疾病，搞不定的情感，身边发生的死亡，等等。这些也是新的恐惧。如果让我在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面临这些，可能整个人就崩溃了，没办法承受。但是我今天面对这些的时候，好像简单多了。

三明治：你自己的世界里比较难面对的是什么？

里所：这几年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具体的坎，遇到的都不是那种很实际的困难。最难面对的反而是自己的心。我有很多作品在探讨情感、两性关系，这部分依然是需要去解决和面对的问题，它们依然充满未知性，需要我不停思考，拿出所有智慧去处理。

另一个是如何面对自我，哪个自我才是我最想找到和活出来的自我？有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带上伪装，或者说不够真实的成分。日常生活中有一定的委曲求全，但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越来越想把它们都抛弃掉，以更真实的自我去生活。但是好像当我真的能看透一切，一切都让我没有负担的时候，我又会觉得人生失去了很多挣扎和冲突。没有挣扎和冲突的话，创作会变得非常匮乏。

所以一方面我想要更好的、更完整的自我，一方面又觉得有漏洞、有残缺的自我才是更美的……这种内部的冲突，在我身上还是存在着。

三明治：那比如你创作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样的自我状态下？

里所：有很多诗是比较顺其自然就写出来了的。可以写得很快，几分钟内完成，自己也很亢奋和激越。写完也觉得畅快。

还有一种情况是，事情过去很久经过反复反刍，才写下来的。比如《氟斑牙少女》是在回忆我初中时暗恋的一个化学老师，里面也重现了一个少女对爱的渴望，以及她内心的各种冲撞、委屈。那首诗不是立马写下来的，因为我一直在回忆：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心态，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渴望爱和别人的目光？过去很多年我依然带着那种思维方式在生活，现在我开始反思，当我又被情感困住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想小时候那件事，想了很久，忽然有一天把它写下来了。

三明治：你诗里写到的“我”，大多数是你自己吗？

里所：可以这样理解，我不会反驳。我也写小说，小说里的“我”就不是真实的我，而是一个叙述者。但我的诗歌中的“我”，大多时候真的就是我。

写诗是自我重构的过程，我不排斥虚构手法。比如我会写很多梦，梦境里的一部分，我醒来可能就忘记了，但当我想要把它记下来，一定就要对梦的内容进行二次加工。这样的诗里，“我”遇到的事不一定全是如实发生的，但一定有我的经历和影子。

现实和文字之间有一个切换的过程，经过转化，一切就真真假假了。诗歌要求我们“求真”，不是指如实copy自己的生活，而是说它反映的一定要符合某种真实存在过的情感浓度，符合某种人性，某种美。

三明治：你身边的诗人朋友，或者差不多时期来北京的创作者，大家对生活的期待都是什么样子的？

里所：我的同学和同龄朋友里，写诗的人不多。有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孙一圣，十年前我们是同事，现在他是职业小说家。他觉得在北京写作更好，思想反倒会获得更大的自由，回到老家，看似生活成本低了，但容易陷进家庭传统里。在这个层面上我也是赞同的。

在北京，我们一躲进自己的家里边，就切断了跟外界的信号连接。人和人的关系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如果回到故乡所在的城市，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个东西就很难切断。我觉得这可能是精神上更独立的人愿意离家远一点的原因。因为获得了家里的安全感、家庭的保护，同时也很容易失去精神上的自我和自由。

三明治：在大城市还有一方面，诗歌好像更容易变成文化的“符号”。我经常去到各种书店、咖啡厅、小酒馆，它们会贴各种各样的诗在墙上，不是说这样不好，好像只有这样诗才是更好传播的？

里所：诗歌在大众眼里，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可能是粗粝的、扎人的，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也有可能是唯美的、有文艺腔调的，如果更多人能从诗歌里，得到快乐，我想这是好事，所以欢迎大家都来读诗，关注诗歌。但我非常警惕把诗歌标签化、符号化，也诗歌本质上不需要那么多读者，就让诗歌自己安安静静地待着，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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