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收获》非虚构，兼顾文学性、历史感和个人视角

       现场与立场·素人写作

           加深的“人”             

吴越

“两条汹涌的河流中一块共同的巨岩，勇敢的人啊，你如我吩咐前去那里……”

——《奥德赛》第十卷

在苦于如何为这篇文章开头的时刻，我的手机上恰好接到一位写作者发来的微信：“最近做了一个人物采访，在写作过程中感到或许能写成一篇报告文学类型的报道……”我毫无时间差地、仿佛是为了立刻打消对方的念头而不择语词地回复道：“报告文学，我们不需要。需要文学性、历史感、个人视角。” 也就是说，《收获》需要的非虚构，是能从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出发去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兼及文学性与历史感的作品。就在消息发送出去的这一刻，我意识到，文学性、历史感、个人视角，这三条线索正是我这段时间在梳理《收获》创刊以来所刊非虚构作品时，从内心里浮出的关键词。三条线在时代洪流中或明或暗、或并或分，而它们所重叠和共同包抄出内容，正在成为“《收获》之选”的理由或曰特征。这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的视角始终存在和被强调，大部分时段里，作家是“人”的视角的体验和传达载体，并且其主要体验内容是时序转移与人事沧桑。直至2014年《收获》首次明确推出“非虚构”专栏，发表薛舒记录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病病程的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则标志着《收获》的非虚构取材从侧重“大历史下的亲历者”转向兼顾“当代现实重要命题中的普通人”，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更包容的“非虚构时代”。

《收获》2024.5

可以稍稍回顾“非虚构”在国内的当代传播小史。

在2010年之前，“非虚构”的趣味和意旨已经通过一些时尚类、文艺类杂志的特写、特稿和长文章在知识阶层开始了流传。简要介绍如下：

《读库》杂志书，创刊于2006年，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主要刊载文化、历史方面的非虚构文章。这些特稿多在一万字至五万字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彼得·海斯勒的作品被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就曾被译者翻译并发表在《读库》上，造就了“何伟”［1］最初的口碑与名声。这些篇目包括：《遍走长城》（2007年第4期），《中国的速成城市》（2007年第6期），《幸运之轮：中国学车记》（2008年第3期），《再访河流》（2008年第5期），《主场作战》（2009年第2期）等。

《时尚先生Esquire》和《智族GQ》。1999年，《时尚先生Esquire》中国版创刊，其宗旨是，“与国内最好的作家、记者、摄影师、模特和艺术家等各领域精英合作，以照片、报道、访问等形式呈现出一个精英男性所关心的世界，带给读者阅读享受与价值收获”。这是一份来自美国的精英类杂志，并具有深厚的文学传统，自创刊伊始就引领了“新新闻主义”大潮。1933年，Esquire创刊发表了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之后，此后数年，它一直都是美国最优秀作家发表作品的舞台。诺曼·梅勒生前最后一本讲述希特勒家族历史的书，就提前在Esquire上发表过。

2009年，GQ中国版《智族GQ》创刊。其母版是创刊于1952年的美国杂志Gentlemen’s Quarterly。和《时尚先生》一样，《智族GQ》是关于时尚、风格、时事及男人事物的杂志。两本杂志的专题报道，从一开始编译来自母版杂志的非虚构叙事文章或长篇特稿，到后来开始发表上万字的国内题材非虚构作品。2015年，《时尚先生》推出“尝试延续非虚构写作传统”的“Esquire实验室”。2016年1月起，该栏目特稿《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在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上推出，短时间内在朋友圈迅速刷屏，仅在微信平台就获得3000万的阅读量，其后在微博上，这篇特稿的评论又达10万条以上。2016年3月，这篇特稿的影视改编版权被乐视影业高价购买，《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成为中国非虚构热度的一个标杆性事件。

《单向街》，许知远主编，该杂志书是一份出版物，以非虚构类的报道、评论，摄影作品为主，从2009年到2012年共出版4期。

许知远

《LENS.视觉》，隶属于财讯传媒《财经》杂志旗下，是一本报道社会、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杂志。2005年1月创刊，2010年起改为月刊。2015年6月起改为双月出版的杂志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温故》，是刘瑞琳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历史文化读物。《温故》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在写法上，《温故》刊登的作品并不像上述杂志那么讲究技巧，经常采用口述整理或个人自传、回忆形式，在篇幅上也不长。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多样化视角和选题开掘上，《温故》别有一功，也培育了一批作者。

此外，《国家地理》中文版、《华夏人文地理》、《生活月刊》等一批生活人文类杂志和《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周末画报》等新闻类杂志中的长篇特别报道，也共同创造了宽泛意义上“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的传播环境。

正如本文前序章节所述，散布在各类期刊中的优秀的学术随笔和叙事散文也在“非虚构”之列。一般认为，“非虚构”这个概念进入当代文学的视野，源于《人民文学》杂志在2010年将“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予以推动和倡导。从《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和赛事中走出了梁鸿“梁庄”系列、李娟《冬牧场》、王小妮《上课记》、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乔叶《拆楼记》《盖楼记》等一批新一代“本土”非虚构作家作品。《人民文学》在2010年第2期的《留言》中为“非虚构”划了一个人人可入的范畴：

这一期我们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非虚构”，何为“非虚构”？……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也希望非作家普通人，拿起笔来，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2］

文学创作本身是一种极度平权的表达手段，“非虚构”的写作权更是如此。时间进入2015年后，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蓬勃发展，涌现出一些以原创非虚构为主要内容的微信公众号，如“正午故事”“中国三明治”“中国故事”“网易人间”“谷雨计划”“真实故事计划”“有故事的人”“正面连接”“人物”“每日人物”等，它们背后多半有官方媒体集团或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资源扶持；与此同时，难以计数的自媒体也在生产着源源不断的泛化意义上的“非虚构”，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贴吧、论坛等新媒体平台发布“非虚构”故事。［3］这正如何平在2018年观察所得出的论断：“一个时代健康的文学生态是应该宽容多个或数不尽的‘小主语’，甚或不称其为主语的‘幽微的存在’，正是网络空间助长了‘多主语的重叠’文学时代的来临，并使之成为现实……”他强调了多主语的非虚构的作者与其文本之间无须回避的共合关系：“我认为和虚构写作不同，‘作者’天生就是‘记录’或者‘非虚构’文本的一部分。”近些年来，《劳动者的星辰》《秋园》《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妈妈是保洁》等“素人非虚构”进入出版市场，关于“素人”的讨论成为“非虚构写作”下一个新兴子命题。命名即划分，而划分则意味着权力的重排。人们对权力结构总是敏感的，从对“素人”的推举中似乎能嗅到一丝颠覆式的快感，并以此对峙想象中的敌人——专业作家，或曰成名作家。究竟在编辑现场是如何处理所谓“素人”与“非素人”的缠绕，刚才的追叙已经盘桓过久，让我们再次回到《收获》的主线故事中。

《劳动者的星辰》书影

回顾往昔，依照总目录，《收获》所发表的类“非虚构”作品大致可按时代阶段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创刊之初，“作家当记者”（1957—1966）

此阶段，顺应时代潮流，创刊之初的《收获》刊登了一批以作家通讯为主要特征的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和特写报告专栏，推出了比重不小的非虚构类作品，如：《在索非亚》（柯灵，1958年第1期）、《在马哈拉子的日子》（艾芜，1958年第2期）、《保加利亚行记》（师陀，1958年第3期）、《我在上海遇到了长春汽车厂工人》（靳以，1958年第4期）、《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冰心，1958年第5期）、《神门河之战》（雷加，1959年第1期）等，集中于工业、农业等领域，偶有体育领域，也有一部分为访外见闻。这一阶段还推出了“革命斗争回忆录”“部队史”等专栏，发表了《秘密转移》（张烽，1959年第4期）、《红四军奔向海陆丰》（朱道南，1959年第6期）等犹带烽火余温的革命历史回忆。

翻检这一时期的目录，会发现，原本以小说起家的作家是非虚构类作品的主要写作者，他们或奔赴现场，像记者一般采写特写报告，将陌生迅速消化为熟悉；或作为执笔人，与传主共同合作完成作品，例如《疾风知劲草》这篇发表在1960年第3期《收获》“革命斗争回忆录”中的作品，署名“李延䘵讲 骆宾基记”。集体创作的时代特色也鲜明地体现在了作品列表中，但数量不多，例如，《战海南》是由《羊城晚报》记者与通讯员集体采写的等等。

2.新时期至21世纪末，“忆人忆事”（1979—1999）

1979年，《收获》复刊，当年第一期就开出“创作回忆录”专栏，刊登巴金《关于〈春天里的秋天〉及其他》，老舍遗作《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沙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三篇。当时设立“创作回忆录”是否独创之举？我未展开考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作家们终于可以回到自己最有发言权的领域。

《收获》的创办人之一巴金

《收获》把作家的创作过程作为“回忆录”的主体对象，是对作家本人和文艺作品的一种旗帜鲜明的尊重，也是文学期刊对于文学史书写的一种自觉回应。此后这个专栏又陆续推出过曹禺《简谈〈雷雨〉》、陈学昭《我怎样写〈工作着是美丽的〉》、师陀《谈〈结婚〉的写作经过》等篇什。报告文学则推出了柯岩《东方的明珠》和沙汀的回忆录《敌后七十五天》、廖静文的回忆录《往事依依——忆徐悲鸿》等。

全社会流行“大调查”“大报告”“大扫描”“大纪实”之时，“报告文学”在《收获》也时见，如陆幸生《天下第一难》，王唯铭《1988：“金字塔”崩溃之后》等；其中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由冯骥才在“纪实文学”专栏带来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将普通人的回忆连缀成时代的缩影，大张旗鼓地伸张着普通人在文学与历史中的叙述权。在80年代初这个时期，由于刚刚度过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忆人、忆事、故地重游等题材的非虚构类文字集中涌现，虽然设置了“散文”和“回忆录”两个不同的专栏，但从内容上并不能严格区分开两者，例如收在“散文”专栏里的叶君健《重返剑桥》和徐中玉《老舍先生和我这个学生》等等，都是回忆色彩浓厚的散文，放进“回忆录”也不为过。显见，这是一种忆人忆事传统的往下发展，衍生出至少两个著名专栏，一是1989年第2期开始的“人生采访”，固定形式是一篇传主自叙搭配一篇朋友他叙，例如1989年第4期的“人生采访”有贾植芳《且说说我自己》和晓明《贾植芳先生其人其事》，这个专栏作为《收获》的常设专栏，生命力很强，一直到2000年之后。

二是1991年第1期开始的“河汉遥寄”，这是一个特别为回忆逝去的文坛大家而设置的散文专栏，情感真挚，文字非常可读。例如开篇为从维熙怀念萧军的《人生绝唱》，第二篇李子云怀念吴强的《童心不泯》。这个专栏一直持续到现在。

整个80年代，还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举动：其一，1985年第1期《收获》推出“口述实录文学”专栏，在这个如今已被列入非虚构经典样式之一的新创文体下，发表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而此后的“百年上海”系列专栏、“田野档案”和“田野手记”系列专栏（冯骥才）都进行着实际上可被涵盖入地理人类学范畴的非虚构写作。

其二，在散文专栏和回忆录专栏继续刊发作家们的见闻与回忆之时，又于1988年第1期推出了余秋雨的专栏“文化苦旅”，拓展散文思维于一时——之后，涉身于文史的作家们在“文化散文”“行走散文”“作家人文地理”等文体风格中继续深耕。从那时至今，《收获》又开出了“鞍与笔”系列专栏（张承志）、“西部地理”、“作家地理”系列专栏等多种，直至2021年之后，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专栏仍在接续着亲临其境、叩问古今的文人情志。

进入90年代，与“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呼应，作家和学者的“再述历史”是《收获》在非虚构选题方面的主旋律，它分化为若干个专栏，从各个侧面（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文学史、心灵史等）进行着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细节补充，并带入大量个人视角的陈述。例如由李子云主持的“朝花夕拾”专栏、李辉的“沧桑看云”及其后的“封面中国”等专栏、陆键东的“世纪流云”专栏、多人书写的“陈迹残影”专栏等等。

在很多人印象中，《收获》作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文学双月刊，其主要发表体裁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等虚构类文体，但细读总目录便会发现，《收获》编辑部在非虚构类文体的专栏设置和组稿策划上同样下了很大功夫，其作者队伍与文章质量都是一流的（常常把名作家抓来写散文、写回忆），它们言说的对象各有不同，但总体的艺术取向是一致的，都继承了巴金先生所提倡的“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精神，闪现着丰富、真挚、敏锐、先锋的光芒，流淌着人文与学术色彩。其篇幅也占比重不小。以1992年第2期为例。虚构类篇目有三个类别共六篇，非虚构类篇目有四个专栏共九篇。当然，从页码上来说，虚构类总量应是超过非虚构类，但我们说《收获》上的非虚构类同样是一片精心耕耘的田野，这是毫无问题的。喜爱《收获》的读者，也都时常表达对《收获》散文、随笔、非虚构的赞赏。结集出版的书，时获奖项。

《收获》1992年第2期

3．从“亲历历史”转向“亲历现实”（2000—2013）

新世纪初始，《收获》的非虚构专栏设置依旧以作家视角的“亲历历史”“时代回眸”为主线，写作者有文学长者也有文坛中生代，有客串，也有长驻，其中色彩鲜明的有：邵燕祥的专栏“尘土京华梦”，蓝英年的专栏“历史的喘息”，贾平凹的专栏“西路上”（几乎是连载的自传），马原、红柯、王族等人依次写就的“西部地理”，而陈村的“好说歹说”专栏以原生态的对话体记录下与对谈者妙趣横生的谈话，也是口述非虚构的一个窗口。这些非虚构体类的共同点，都是以个人作为透镜，以文学作为手段，使读者向历史投以一瞥。

2005年第1期起，《收获》开设“亲历历史”专栏，首篇是张贤亮的《美丽》，同时还有李辉的“封面中国”系列、北岛的“世纪金链”系列和轮替出现的“生活在别处”“西部地理”“河汉遥寄”。这一整年的非虚构阅读应属盛宴，近代史、当代史的斑斓笔刷纵横共绘，现实与记忆的各个声部合奏而鸣，云天开阔的世界在豁然洞开的同时也在呼唤着时光之眼的解读。风华正茂或老而弥坚的作家们在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时空之间孜孜求真。

2006年，叙述主体迈出向艺术领域的一步，“一个人的电影”专栏诞生，由格非开启首弹，而后贾樟柯、田壮壮、霍建起、王朔、王小帅、张艺谋等多位电影名家自叙和接受访谈，辨析关于艺术的永恒困惑。时隔若干年后，2023年第1期起，余华、张晓刚打头炮开出的当代艺术评论专栏“东船西舫”将作家与建筑家、画家、装置艺术家等共同设置在艺术语境下交流沟通，应也属“一个人的电影”之后的尝试与拓展。

一直以来，《收获》作为一份纯文学期刊，除了早期刊登“特写”等具有新闻属性的文学作品之外，向来不直接表现时事新闻，所登作家们回忆的人与事一般也隔着犹如“防火带”一般的时间间隔，尘埃落定才是回忆登场的时候——例如，2007年推出袁敏的“重返1976”专栏，相隔已有三十一载；2008年推出“八十年代”专栏，离80年代的结束也已经过去了近20年。大概只有怀念逝者的专栏“河汉遥寄”与现实时间线贴得最近、最有时效性。

不同的是，2012年第1期起，《收获》推出了张辛欣的“占领华尔街”专栏，而此时距离2011年9月，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并迅速爆发至全国才不过三四个月。无论是叙述策略，还是风格使然，作者采用了“极具个人化”的视角［4］，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当《收获》对现实世界正发生的重要事件的关注强度穿透了等待它来到虚构中的时间，非虚构正成为最好的表达方式——虽然在这个时候，《收获》还没有以“非虚构”来为此专栏定义或命名，但是很快，2014年，《收获》的“非虚构”就正式挂牌出场了。

4.“个人视角”的确认与托举（2014—）

在2012年，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与护理都还不那么普及，那时人们一般还称这种病为“老痴呆”“老糊涂”。在诸多患者中，有一位薛老先生，恰好有一个作家女儿。薛舒以女儿的身份，记录了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程，以及这种病给全家人的生活带来的改变。那一年，“70后”薛舒刚过不惑，弟弟在外地工作，父亲的变化，让她很难继续进行小说家的工作。“于是我开始记录，记录父亲每天的情况。他睡着了，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刻，我就开始写，一边写，一边眼泪狂流。当我觉得这个日子没法过了，而写作给了我一点点出口、一点点宣泄的机会。”［5］这便是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

薛舒

《远去的人》最初投给的并不是《收获》，而是另一家刊物，刊物将稿件退回给薛舒，理由是“太个人化了”。这几个字，薛舒一直记得。而后转投《收获》。《收获》在2014年第四期发表，并首次打出了“非虚构”的专栏名称。《远去的人》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病症的笼罩下，陌生的新现实中，谁都是“素人”，薛舒记录了自己猝不及防进入这个现实到最后接受和理解这个现实的过程，也记录了护理病人的经验与对策。薛舒以前一直写小说，不经意间写成一部非虚构。读者对她父亲和全家的牵挂，又促使她在九年后写成《太阳透过玻璃》，续写了父亲进入老年临终病房的最后几年时光、家族为之付出的努力和护理工人们的日常生活，发表于2023年的《收获长篇小说夏卷》［6］。

当“远去的人”来到读者视线中时，也意味着《收获》一直以来坚持主张的“个人视角”再次得到确认和托举，“人”不是在远去，而是在重返，在加深。一些更年轻的、更明亮的因子进入到了收获的视野中。下面是2014年以来《收获》在长篇非虚构和专栏非虚构上的一部分篇目：

2016年第3期和第6期，推出冯骥才回忆录性质的非虚构《无路可逃》和与画家韩美林合作的口述史《地狱一步到天堂》。2017年第5期和2018年第6期，继续推出回忆文化生活的《激流中》和自述文化遗产保护历程的《漩涡里》。这一组作品，可归类至《收获》的“亲历历史”“文学回忆录”等大类之中。

2018年，袁凌登上《收获长篇专号冬卷》，发表长篇非虚构《寂静的孩子》，这篇作品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的心理与健康状态。这是《收获》首次刊发以“非虚构”成名的作家的新作。2019年第2期《收获》又继续刊发了《寂静的孩子》的续篇。

2019年第4期《收获》刊发曹禺之女、作家万方的长篇非虚构《你和我》，该作品以“我”为视角，于庞杂的历史记忆中，梳理并再现了父辈们的生活、情感历程，以及他们曲折的人生命运。纵观《收获》六十余年的发表历史，可连续地看出一批现代作家悲欢沉浮的自我述说，以及相互之间、亲族之间的补充旁叙，它们不断地丰富着、接续着我们对文学史和文学创作的理解。个人化的视角、历史感的叙说和文学性的结构，自然地交织在这样的作品之中。

2020年第2期发表阎连科《她们》，讲述作者家族中女性的故事。该书将目光投向了被文学、被社会所遗忘的乡土中国的女性世界。这一年的第3期，发表武汉年轻作者陈婉清《一个志愿者的抗疫实录》，按“素人”标准来看，可能作者已有一些写作经验，还不够“素”，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个新面孔。还有一些与战争年代相关的回溯、家族回忆作品，如卢一萍《祭奠阿里》（2019年长篇专号春卷），薛海翔《长河逐日》（2019年长篇专号夏卷）。

2021年，另一位以“非虚构”成名的作家杨潇登上《收获长篇专号春卷》，杨潇徒步重走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之路，凭借诸多日记与回忆材料，将现实中非典型的公路徒步与历史上知识人的流亡之旅交织、对话、共振，形成长篇非虚构《重走》。《收获》在四十余万字的全文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十五万字，以《西南三千里》为题发表。

2022年长篇专号夏卷又推出了重磅非虚构作品《无国界病人》，作者是资深媒体人师永刚。这是师永刚患罕见癌症治疗十年的亲历手记，并在同类题材中首次涉及跨国治疗经验交流。十年内两次手术、五次复发转移、四次急诊、六次放疗的惊心经历，最终通过参与三次新药的临床试验获得“重生”。《收获》选取其中相对独立、完整的一部分，率先发表，引起很大反响，也拓展了《收获》非虚构的社会深度与题材边界。

近年来在读者中赢得口碑的，还有歌剧艺术家田浩江语言诙谐而描写生动的自叙《角斗场的〈图兰朵〉》（2021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卷》），作家赵柏田深绘1938年8月淞沪会战后上海工业救亡图存的长篇非虚构《生死危城》（2024年《收获》第3期），以及马小起怀念家公、翻译家李文俊的长文《独留明月照江南》。还有两篇虽行文不长但属“约稿”的非虚构，也折射出《收获》对现实世界主动、迅即的关切。一篇是发表于《2023长篇小说夏卷》的《土耳其大地震救援亲历记》，作者商华鸽是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员，于2023年2月8日至18日赴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地区进行地震救灾。商华鸽为前媒体人，公益摄影师，救援期间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救灾见闻和照片，当“人类最早种植小麦的河谷”出现在他的叙述中时，历史文明的况味、现实灾难下的面孔和个人的极限体验已经呼之欲出，《收获》编辑遂约请他回国后写出救援的经历见闻。此文不仅在国内首次以大量图文披露了土耳其大地震的灾情与救援细节，还被土耳其有关方面收藏，视为中土友好的成果。

另一篇是龙仁青的非虚构长文《水边的万玛才旦》。2023年5月，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在高原地区拍摄电影期间不幸离世，2023年7月，万玛才旦的好友、作家龙仁青怀着思念，实地重访了《静静的嘛呢石》等几部电影在黄河及黄河支流隆务河畔的拍摄地。得知此事，《收获》编辑便约请龙仁青写一篇有别于他人回忆文章的非虚构。跟随《水边的万玛才旦》，读者将不断地与电影中的场景相遇，与电影拍摄期间起到至关作用却不为人所知的当地民间文化人士、房东、群演相遇，更与在电影中密集出现的诸种“非遗”文化相遇。文章采取了倒叙式开头，一直倒推到学生时代，研究汉藏翻译的万玛才旦与龙仁青讨论如何翻译“逝者如斯夫”时戛然而止，留下如高原野花般斑斓的刹那定格。

已逝的导演万玛才旦

写作的此时，新一期的《收获》和《收获长篇小说》已经在逐渐成形，非虚构依旧浓墨重彩。巨鹿路675号守望着文学性、历史感与个人视角相得益彰的非虚构作品。

我们理想的非虚构，能够将读者带到奥德赛为了等待预言神明所栖身的那块冥河巨岩。亡灵们依次从河流中升起，向我们转叙过往中所已知与未知之事，而我们提问、我们倾听，我们记录，同时，我们也讲述。非虚构正是这样一种生死衔接之际的讲述，使过去不被现在所遗忘，使现在不被未来所遗忘。

主要资料来源：

《收获年轮》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收获文学杂志社 编

《收获总目录（1957—2023）》

（作者单位：《收获》杂志社）

注释

［1］这批文章发表时署名“何伟（Peter Hessler）”，翻译者为张泠。

［2］《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

［3］上述引文来自笔者硕士毕业论文《当下语境中美国驻华记者非虚构写作新动向——以彼得·海斯勒等为例》，吴越，2017年4月，复旦大学。

［4］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2379210/，摘自《占领华尔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内容简介”部分。

［5］《面对“临终”，没有对错，只有坦诚，一个作家“女儿”记下的父亲生命最后八年》，记者施晨露，上观新闻，2024年1月25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707410.html。

［6］《收获长篇专号》于2022年更名为《收获长篇小说》，一年四卷，分别按时序为春卷、夏卷、秋卷、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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