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治新书《最好朝南》，关于女性的12个问题与12种境况 | 三明治

作者 | 依蔓

1928年，46岁的伍尔夫曾在剑桥大学做过两场关于女性和写作的分享，讲稿经过修改和拓展在1929年正式出版，名为《一间自己的房间》。书中伍尔夫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女性写作与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因为伍尔夫而建立了近百年的紧密关联。这本书的命名灵感亦源于此，但多了些“中国语境”。顺着伍尔夫的话往下说，我们希望女性不仅能拥有一间独立房间用于写作，而且这个房间还最好朝南（似乎只有中国人特别在意房子是否朝南），有能够让充足阳光倾泻入室内的窗户。它温暖、洁净、安静、舒适，提供书写和表达的空间，亦为独处和向内的探索提供保护。这是《最好朝南》名字的由来。

《最好朝南》由上海译文出版社

于 2023 年 5 月正式出版

《最好朝南》是一本由22位中国女性共同写下的、关于她们某一段生命历程的非虚构作品合集，你将看到22位女性亲笔写下的24个真实的生命片段。

该如何认知和描述这些不同的女性个体和她们的生命经验？贴标签是容易的。照“常规”，可以按情感状况进行分类，单身、已婚、离异、单亲，单身还可能划出“大龄单身”的子项。也可以按照不同生命经验所涉及的话题进行分类，比如婚姻、生育、职场。连续的生命经验可以被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模块，以便他者的指认和带入。

但我们不希望用标签化的方式，来对这些鲜活个体以及她们的经历进行再度审视。任何一位作者以及她们写下的经历，都不应该被简单归类。我们所在的环境中已经有太多过分快速的粗暴归类，缺乏对这个世界复杂性的共情和理解。标签无法让我们真正认识一个个体和她所处的境况，只能让贴标签的人获得一种达成理解的假象，一种对外在世界虚幻的掌控感。

于是我们试图回到每一位女性书写这些作品时的状态。

我们试图这样理解：当她们写作时，这些文字或是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提问和梳理，或是对一种生存处境现象学式的还原描述。12个女性提出的问题，12个她们所处的境况。它们看起来是非常私人的个体遭遇，但每一则讲述背后是更多隐形于“主流”视野的女性群体，她们难以得到应答的“提问”，即便同属女性的其他个体也未必了解的“处境”——

女性在生育之前，知晓身体可能受到的伤害吗？

养育了3个孩子的22年婚姻，要因为惯性而延续吗？

长期遭遇家庭暴力，靠自己能离得成婚吗？

随先生搬到陌生城市，事业停滞，顺势成为“家庭主妇”是应该的吗？

一个母亲说不爱自己的孩子，是被允许的吗？

做试管婴儿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是“生殖无能”？

作为一名女性，不想来月经，可以吗？

送给妈妈一个跳蛋作礼物，会怎么样？

书中的12个问题和12种境况，远远不能穷尽让女性感到困惑和挣扎的议题，或女性正在经历（事实上不少已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状况。但发出声音和尝试描述本身，意味着对“正视”的鼓励。任何讨论和改善，首先基于敢于直面的勇气。

 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命书写 

《最好朝南》中收录的24篇女性主题的非虚构作品，大部分作者都不是“职业写作者”，也就是说，并不以写作为生。她们的身份背景多元，有自由职业者、品牌策划、银行职员、公益从业者、老师、医生等等。她们所在的城市或国家也各异，济南、恩施、广州、上海、北京、合肥，美国、澳大利亚等等。

大部分作品被完成的方式，是在14天里由一位“三明治”的编辑和她们一对一地工作。写作者最初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想写下点什么的冲动和念头，编辑和作者沟通具体方向、确定写作选题，之后作者每天或每几天写下几百字，编辑再根据作者写的内容给予反馈和建议，比如如何寻找合适的开头和结尾、如何搭建作品结构、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风格，直至作品最终修改完成。在“三明治”中，这个项目叫做“短故事学院”，发起于2017年，有超过1000位写作者在“短故事学院”写下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本合集收录了部分女性写作者的作品。

因此从一开始，这些作品就不是奔着什么功利性目标去的，也和“流量”、“爆款”无关。每位写作者想要书写和讲述的冲动是一个开始，在写作的过程中，她们对自己的生命本身进行提问、整理，落成文字。

每一篇文章都凝结了作者在完成这篇作品那一刻的生命状态，像一颗琥珀。

在书写中，这些女性写作者可以暂时脱离某个单一的既定身份或标签，暂时跳出“你是一个妈妈/女儿/老板/员工，你就应该……”的逻辑范式，抽离出来，去回望自我。她们通过书写，仿佛在平行时空中为自己搭建了一个悬浮的房间，可以在里面舒展筋骨，写些“离经叛道”的话——她们真正想说的话。

鲨鲨是一位广州的“新手妈妈”，她写自己有一个不敢告诉孩子的秘密——她觉得自己“不爱”自己的孩子，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完全让渡和牺牲自我的“理想母亲”。然而一个母亲一定要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并且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去爱吗？

毕业后不久回到家乡工作的阿离，匆匆恋爱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婚后阿离才发现先生有诸多不太对劲的地方，比如不停攻击贬低她的相貌和身材、信用卡花呗每月的欠债无法偿还、常有大大小小的暴力行为比如扭青胳膊和扇耳光……一次意外冲突中，阿离被先生掐住脖子几近窒息，终于下决心离婚。她写下遭受家庭暴力后，自己是如何在没有家人支持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并与有暴力倾向的先生成功离婚的经过。

目前45岁仍然未婚未育的淑伶，上一段感情结束于11年前。因为年龄的关系，她反而逐渐从一定要走进婚姻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在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心理上逐渐预备好“一个人到老”。她在关于自我的书写中描述45岁未婚未育的生活，以及一直独居的可能性。文字为我们提供了想象另一种女性生命状态的路径。

她们所描述的这些生命经验中，有的是隐没于水面之下的巨大冰川，是对她们个人而言有重大意义的生命片段，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轻易对别人提起，有的经历甚至连最亲密的家人朋友也从不知晓。对于书写内容与暴力、伤害有关的作者而言，这个过程尤为艰难。这些经历也许长久地在她们身体中不断回荡，碰撞出让人无法忽略的感受，疼痛、怅然、焦虑、困惑，让她们难以回避、遗忘和掩藏，不得不去探索、思考和尝试应答：作为女性，“我”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经历这些对“我”意味着什么？它们如何构成了“我”的一部分？该如何与之相处？

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次次回溯这些过往生命经验的过程。去打开记忆深处的匣子，坐在时间的暗处，被涌动于意识深处的感受和情绪再一次全然裹挟。这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借由写作，她们得以去明晰当时身处漩涡之中的自己无法看清的一部分真相，关于自我，也关于一个性别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和写作者既是因为一个项目结成的“工作关系”，也是两个个体的相互照见。参与所收录作品编辑工作的编辑有万千、旁立、童言、恕行、二维酱，以及我。作为编辑，我们常常被这些女性写作者的勇敢和坦诚所震撼，也时刻提醒自己，编辑的工作是平等地支持和引导，而不是扮演高高在上的权威。作为编辑首先要将这些女性视作一个独立的、立体的人，一个“人”，不用某种媒体范式或者绝对的好坏标准去衡量、评判她们的写作。

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生命质地，可以经由文字自然地流淌出来。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写作中的女性图景：

 私人的亦是公共的 

一个“普通人”的向内探索和对外表达，是有价值的吗？许多作者在讲述和书写个体故事的最初，会有这样的顾虑和疑问。这些经历和情绪，会不会太“家长里短”、太“鸡毛蒜皮”，太不值一提了？真的有讲出来、写下来、让更多人看到的必要吗？会不会不够宏大和重要，没有公共性？作为编辑我们总是一遍遍地鼓励这些作者，你的感受和讲述都很重要，首先允许自己讲出来、写下去。

至于私人经历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每个个体的生命经验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个个体如何自我认知，如何建立和维系与他人的关系，如何承接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每一件小事都可以说是有“公共性”的。每一个讲述出自己经历的女性，不仅仅是在讲述自己的“鸡毛蒜皮”，而是描绘出当下女性生存状态图景的一块小小拼图。任何宏大的议题，终归要落于具体的个体身上，而微观的私人生活总是毫无遮掩地显现着更巨大、更不可见的外在社会结构。

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够重要。女性写作这种习惯性的自我低估和被抑制，由来已久。

美国作家在乔安娜·拉斯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梳理了过去一个多世纪对于女性写作的抑止和打击，方式包括剥夺作者身份、诋毁作者、内容的双重标准、成就个别化等等。93年前伍尔夫也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到文学评论家对不同小说主题的双重标准：“女人的价值观经常不同于男人的价值观，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占上风的是男性的价值观。简单来说，足球和运动‘非常重要’，追求时尚和买衣服则‘琐屑无聊’。这些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从生活转移到小说。评论家会这样假设，嗯，这是本重要的书，因为这是关于战争的书；哦，至于这本书，无关紧要，因为写的是女人在起居室里的情感。战争场景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

但什么是重要的？重要和不重要之间的标准由谁来界定？

在这本书的开头，你会读到一个关于“阴道哑铃”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海一家医院妇科的盆底肌门诊，作者沈平林站在诊室门口，听到医生和患者的谈话，有因为子宫脱垂需要切除的，也有子宫颈掉出体外急需手术的，有一大笑就会漏尿且持续了两三年的。她写道：

“女人们站在门口排队，一个接一个，出来一个，进去一个。排队的人们并不交谈，在叫号机机械的声音里，个个面无表情地直立着。这里的空气与其说是平静，不如说是麻木。

轮到我了，我走了进去。”

沈平林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生完两个孩子后不久，发现自己在陪孩子大笑奔跑时突然因为漏尿，裤子湿透了，她意识到自己需要去医院。沈平林被确诊为盆底肌障碍，开始接受系统治疗，但医生也没把握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在医生的建议下，沈平林除了定期去医院看病，还去药店买了一盒可以在家进行辅助治疗的阴道哑铃。

作者写完这篇文章之后说，她全程是带着愤怒和希冀写下这段经历的，写的时候感觉故事已经冒到嗓子眼儿了，如鲠在喉，不得不写。她发现，市面上有无数种书教人们从受孕怀胎开始如何生养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但几乎没有人告诉妈妈们，生产过程究竟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哪些损伤，又应该如何尽可能地减轻这些损伤。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儿。她希望她们长大以后，不是被推着向前稀里糊涂地做了母亲，而是在充分了解所有风险后，理性决定是否要做母亲。

这是属于作者沈平林的私人经验，但生育给女性身体带来的损伤以及长久以来对这种损伤的漠视，是真实发生在很多女性，甚至不同代际女性身上的共同经验。我们得以通过一段被揭开面纱的私人经验，去看见更多有过相似经历的女性，去讨论被遮蔽的遭遇和感受，去思考为何如此、未来能够如何。

如果这样的私人讲述没有公共性，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共性，才有讲述的必要和价值？

 女性写出自己的故事，

 就是为了明白自己的处境 

在《最好朝南》中，还有几篇不太常见的描绘女性友谊的作品。

曾在湖北安陆一个菜市场度过童年的大满，写下她的母亲和菜市场里几位女性长辈之间的情谊。她们原本有各自的买卖，卖干货、卖水果、卖早餐，经历丈夫意外去世、生意失败等等变故后，一起开了一家饭店，取名姐妹家常菜馆。大满写道，“可能比起孤军奋战，她们更需要的是共鸣，不靠知识，靠古老的经验。比如说，一起开家菜馆，再为它上个招牌。”

哪怕过了20年，意阑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向月的场景。她们相识于正式进入初一前的暑假军训，后来两人熟起来，一起午饭、一起去图书馆借书，相互分享看过的小说，一起放学回家。两个女孩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是青春期的非正式“浪漫情感”，还是进入异性恋前的“同性依恋”？分不清楚，似乎也没有厘清的必要。意阑写道，“因为人生中爱过一个女性，我得以有力量去抵抗自己生命里的黑暗，慢慢地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

在美国开了一家诊所的W医生，写下自己和小徐、花姐延续20多年的友谊。她们在国内一家医院工作时是同事，而后W医生因为结婚前往美国，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小徐和花姐分别因为W医生的牵线搭桥来到美国成家，安定下来。她们在人生中的许多重要时刻彼此支持，她们的关系是同事、姐妹，亦是家人。

在过去几年中三明治所编辑的女性议题作品中，关于女性友谊的作品并不多见。我们有时会疑惑，为什么女性友谊没有成为常见的书写主题？女性是如何感受和认知自己与其他同性个体的关系的？过往对女性关系的认知饱含偏见——女性之间似乎只有“宫斗”，无论是职场中的同性竞争、家庭中的婆媳之争，在男性凝视中，紧张的女性关系背后是对“被垂青”的争夺。女性的主体性在这种凝视和扭曲中被消解了。

在这个议题之上，女性能不能重新拿回话语权，去思考和讲述属于自己性别群体的故事？作为女性写作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奢侈地为女性友谊这个主题保留了三位写作者的讲述。

谈到女性友谊主题，不得不提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埃莱娜·费兰特写下莉拉和埃莱娜从少女时代到晚年延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巧合的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主人公之一埃莱娜也是一位作家。2015年，费兰特在接受《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时，谈到了在小说中让女性角色写作的设定：“在我们女人身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面对危机时，我们会试图写作，让自己平静下来。这种私人的写作可以让我们的痛苦得到控制，让我们写出信件、日记。我总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那些女人写出自己的故事，就是为了明白自己的处境。”

当被追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时，费兰特回复说：“我想到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会通过书面方式表达自己，这会让我觉得，她们的写作能揭示真相……在语言、用词、句子的结构、语体的转换中找到女性的我，展示出笃定的目光、真诚的思考和感受，同时保留了一些很不稳定的思想、行动和情感。”她说，“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写作需要极大的野心，需要摆脱各种偏见，也需要一个有计划的反抗。”

费兰特谈得真好。当女性有机会拿起笔去书写自己的经历时，她所要考虑的首件事情，就是尽可能真诚朴素地面对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勇敢而深刻地理解并呈现作为一个女性亦是一个人类个体的立体性、复杂性。

当我们通过书写抵达更深处的真实自我，确认并寻回自己的存在经验与感受，在写作和阅读的往复中，无数种隐秘的女性私人情感将连接成为更宽广的共同整体。每一位女性无论是否选择写下自己的故事，在这个广阔的共同整体之中，都有无数女性与她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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