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与农民工前途

世纪之交，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并逐渐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他们在城市长久生活下来并成为市民的诉求，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未来。

“世界工厂”与新生代农民工困境

　　上个世纪80年代，为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以廉价劳动力、由生产低端产品而切入全球经济链条,逐渐发展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产能，并于世纪之交确立了“世界工厂”地位。

　　与之相伴的是，数亿农民离开家乡、走出农村，进入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区，进入城市，成为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然而，职业上的转换并没有带来身份的相应转换，他们在城市做“工”，却保留和维系了“农民”的身份，成为了“农民工”，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社会保障。他们在城市里劳动（劳动力生产），可是他们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维持和更新）却无法在城市完成。作为劳动主体，农民工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在空间上被分割开来。

　　“世界工厂”在短期内提升了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在中国国内催生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新富阶层,在国际上巩固和扩大了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一批跨国品牌和跨国资本的垄断性地位。然而，在“世界工厂”里辛苦劳动的农民工却面临着困境。

　　首先是收入微薄。与城市工人相比，广大农民工的工资始终相对较低。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二十年中农民工工资非但没有随着经济持续增长而相应增长，反而出现实质性的下滑势头。这是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开展的“逐底竞争”过程的结果，而“农民工”的身份又拉低了工资底线。

　　其次是“有工作没生活”的状态。广大农民工难以在工作地安家，只能维持出卖劳动力的工作状态，而其生活需求，则只能在工厂宿舍和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中得到有限的满足。

　　对于农民工来说，这种处境存在了三十年，并在近年来日益突出。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农民工中的主体。他们自身的一些新特点，与既有的农民工用工方式产生了矛盾。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然而，横亘在他们眼前的却是有着巨大反差的社会现实，生活在工厂宿舍或者城中村的农民工，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融入城市都面临困难。他们越是努力地追求城市生活，越会发现这个目标的遥不可及。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便轰然坍塌，打工就成了“漂在当下”、“活在当下”的一种方式，不能通向一个长远的生活目标。

　　“我是谁”的问题困扰着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行为。笔者在数年持续调研中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间，“不爽”正成为一种弥散性的情绪。迷惘、彷徨、紧张、焦虑、痛苦甚至愤怒，制造了个体的创伤，也容易累积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企业责任与政府责任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生活，这是一种基本的诉求，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诉求。让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稳定生计，在城市长久生活下来并成为市民，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前途问题的根本之道。

　　具体而言，涉及两方面的责任。首先是企业的责任，应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其次是政府的责任。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城市政府应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这样的改革过程必然会碰到种种困难和障碍。长期享受廉价劳动力的企业会不会给农民工涨工资？城市政府是否会囿于短期利益或受制于财政实力而心有余力不足？而隐藏在中国“世界工厂”背后的产业链条的上游——跨国品牌和跨国资本甚至会以转移投资做出威胁。

　　在现有情况下，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看不到融入城市的未来。而如果一个国家最有活力的年轻劳动人口看不到未来，必将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早日解决农民工问题，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笔者看来，在未来可见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完全摆脱“世界工厂”地位的可能性很小；从就业和经济增长角度，未来相当长时间里，维持“世界工厂”地位对于中国仍是利大于弊。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是也不可能摆脱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而是要通过赋予和保护新生代农民工完整的合法权利，通过重塑“世界工厂”里的平等劳资关系，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将“世界工厂”建设成一个劳动者权利得到更好保护、劳动价值得到更大体现、更加文明的“世界工厂”。而这个过程，也是提升中国“世界工厂”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竞争地位，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个起点。□（文/卢晖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瞭望》2014年第19期）